用“脚”书写繁峙华章——记三十余年倾情地方文化整理研究的李宏如（中）

大地情深

制作/大地情深

文字原创/康所平

抢救五台山佛乐

1989年4月的一天，当夜幕降临到五台山北麓、滹沱河源头的这个晋北小县城时，李宏如习惯性地打开了18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收看山西电视台播放的新闻节目。一则消息吸引了他的目光：五台山佛乐团在香港演出后于3月31日返回太原，演出受到广泛好评。佛乐团赴港之前，省政协、宗教局和文化厅等部门的领导曾前去崇善寺看望并为他们送行……这令他为之一振。这个由云桂师等8人组成的佛乐团，可称为繁峙佛乐团，演奏人员他大都认得，几乎都出生于繁峙、在繁峙寺庙出家，且在繁峙寺庙学习佛乐。

早在1983年，他调到县委统战部工作后，就有过抢救佛乐的想法。因为能演奏佛乐的几位僧人年纪已大。他曾向师父们建议带徒弟，但他们说，连自己的生活都维持不了，哪有条件带徒弟，何况也没有人愿意学。他也曾想，要么把他们演奏的曲子录下来，留点资料，但又怕别人误解，以为是搞迷信，他又没有资金。这次，佛乐团赴港演出，受到了省里的重视，证明佛乐是一种文化艺术，值得保护和发扬，他当时就下决心要录制佛乐。

佛教音乐是随着佛教传入中国的。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它与中华民族的音乐相结合，形成了以宁静、致远、肃穆、平和为独特风格的宗教音乐。反过来，他又影响了中国传统音乐的形成和发展。它是研究中国传统音乐的重要资料，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

五台山是闻名中外的佛教圣地。五台山的佛乐，唐代已很流行，风格豪放，是北方佛乐的代表。繁峙地处五台山中，繁峙县的佛教音乐是五台山佛教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所说的佛乐主要指青庙音乐中的经外音乐。唐以前，五台山寺院的半数以上在繁峙境内，当时繁峙的佛教音乐也一定很流行，可惜缺乏这方面的文献记载。根据现有资料，繁峙的佛教音乐可追溯到元代。元末明初，繁峙县普光寺住着一位名气很大又精通佛乐的金璧峰和尚，他曾受到元顺帝和明太祖的礼遇，这不仅因为他是德高望重的禅门宗匠，同时与他精通佛教音乐有关。元末，他在普光寺“尝制华严佛寺，梵音清婉，四十二奏，盛行于世”（《清凉山志·金璧峰传》）。到了明朝万历年间，普光寺的佛教音乐不仅仍居五台山之首，而且影响渐远，因为普光寺是金璧峰和尚传授佛乐的基地，所以“唯本寺袭其法，四方学者于此灌顶受业焉”（《清凉山志·普光寺》）。清朝和民国年间，繁峙的佛教音乐仍很盛行，正觉寺、三圣寺、永泉寺、宝藏寺、寿宁寺、大李牛文殊寺、公主寺、石佛寺、秘密寺、永安寺（凤林寺）、圭峰寺十余处寺院，都有自己的佛乐班子，佛乐也成为群众熟悉和喜爱的音乐之一。清朝和民国初，县内佛乐水平较高，影响较大的寺院是永安寺，它与五台山的显通寺、塔院寺、圆照寺、广宗寺、殊像寺、碧山寺、南山寺、金阁寺、灵境寺并称十大青庙。抗日战争以前，永安寺有僧50余人，有两班佛乐，精通佛乐的有云念等10余人。每年四月初一至初十，十大青庙在五台山举行法会，各寺都由乐队奏乐，永安寺的乐队与其他大寺的乐队齐名。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以后，佛教日趋衰落。1947年土地改革，许多僧人还俗，各寺已不能自组佛乐队，如有特殊需要时，还可以从全县各寺抽调组织起一两个佛乐队。经过“文革”的冲击，佛教音乐濒于绝迹。1978年以来，党的宗教政策得以贯彻落实，五台山的佛教音乐又亮相殿堂。但五台山懂佛乐者，只有慈荫、禧元、圣达等几位年近八旬的老者，后继乏人，青黄不接。僧人上殿诵经时用木鱼、引磬、钟、鼓等法器伴奏的经文音乐仍普遍存在，而用笙、管、笛等乐器伴奏的经外音乐就稀少了。

就在五台山台怀镇青庙经外音乐近乎消亡之际，繁峙县却侥幸地保存了一部分青庙曲牌并经常在民间演奏。多少年了，繁峙这地方一直保留着请僧人念经、放焰口，超度亡灵的习俗。几位原来擅长佛乐、居住邻近的僧人，一方面为了满足民间需求，同时也是为了自己谋生，便自发联合，走事筵或做佛事，念经奏乐。这些活动，除“文革”期间停止外，解放以后，基本上没有中断，使流传千余年的五台山部分曲牌得以保存下来。

此次，由云桂等一行8人组成的五台山佛乐代表团赴港，是应邀为“佛教音乐国际研讨会”演出的。参加会议的各国专家和香港各界人士观赏后，赞不绝口，颇有“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之慨，所演奏的五台山佛乐被国家权威机构称之为“这是目前国内最正宗、最具权威性的佛教音乐”（《中国音像大百科目录》）。

出于对佛教文化艺术及其五台山的崇敬，自此李宏如先生又开始了他艰辛而又坎坷的五台山佛乐抢救之旅。前后忙了两个多月，于1989年6月10日初步完成了佛乐带的录制。正如他在日记中写道:“劳累了不少人，花了不少钱，不过总算达到了目的，了了一桩心愿。”

对于五台山佛乐的抢救，当然不仅仅只是曲目的保留，更重要的是传承。1997年3月15日，《繁峙县石佛寺五台山佛乐培训班招生广告》发出，联系人是李宏如和释善意（代县峨口镇木角村极乐寺），倡办人李宏如。

其实，抢救、传承五台山佛乐是他多年的愿望。早在1992年，他起草了抢救五台山佛乐的报告，并以县政协的名义上报忻州地区宗教局，地区宗教局的领导口头同意抢救，但并未下批文。1993年12月3日，他以个人名义向时任县长闫铁柱写了《关于抢救五台山佛乐的报告》，闫县长当天在报告上批示：“同意办。资金可力所能及支持点。”此外，他还先后向省佛教协会、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写了内容类似的报告，大家都认为应该抢救，但均未见行动。

岁月流逝，转眼已到1997年的1月20日，对五台山佛乐有一定研究的善意师（极乐寺住持）和喜爱佛乐的木角村王博斐（又名王成成，退伍军人，时为业余通讯员），找他商量抢救五台山佛乐一事，他万分欣喜，于是，他们商定办班招生。为了招生宣传，李宏如还拟了几句顺口溜：五台佛乐，艺术珍品；吾辈有责，发扬继承；适逢盛世，因缘殊胜；只招一班，百年难逢；机不可失，愿者报名；光前裕后，利国利民。报名情况并不理想。广告贴出去两个多月了，仅有2人报名，直至1997年7月7日，石佛寺五台山佛乐班开学，报到的只有4个学员。学员少，他总觉得是宣传不到位。于是，第二天，他步行到鳌子头村、小砂村和岗里村上门招生，颇有收获，又找回十几名学员。四天后，佛乐班学员增加到19名，后又增加了1名，已满员，决定不再招生。7月29日，佛乐班举行了拜师仪式，拜云桂师、善意师两位出家人为佛乐老师。文化课老师是李金禄（退休教师）和王博斐。开学半年，由于种种原因佛乐班竟三易其师。期间，他还让二女儿补缺上了一段时间文化课。平素，则让他儿子李建平具体负责佛乐班的管理，但建平是不发工资的。建平在帮助父亲的过程中也喜欢上了佛乐，学习吹笙。

在办佛乐班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发动学生家长义务投工，由佛乐班负责支付发电机、抽水机及管道费用，完成了一个小型引水工程项目，将石佛寺外的泉水引进了寺内，既方便了寺院用水，又解决了寺内发电照明问题。期间，克服了老师们不团结所带来的一系列困难，还有办学经费的捉襟见肘，令他欣慰的是得到了有关方面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多位爱心人士的资助，比如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李家振先生，不仅委托省社科院温金玉、省音乐研究所韩军和马晓东、小方一行来石佛寺看望佛乐班，仅他个人两次赞助佛乐班人民币计2000元。当收到赵朴初先生寄来的赞助佛乐班的20000元人民币时，李宏如非常感动——因为他从未与朴老见过面，只是培训班开学后给朴老写过一封信而已。还有时任山西省佛教协会会长的根通法师，当李宏如同繁峙县政协主席麻刚、统战部长韩政元去太原崇善寺找到他汇报了石佛寺佛乐班的情况后，当时根老就表态支持，说：“……应该培养继承人，办佛乐培训班是件好事，应该支持，我们可以呼吁。我个人先拿1000元表个心意。”当场即捐出1000元，虽然，这并非他们此行的本意，但李宏如仍心存感激。县内对他支持最大的当数穆正荣了。正是由于老穆对石佛寺佛乐班的关心，影响和带动了他的二儿子。他二儿子本人支持不说，还发动身边的朋友，捐资近万元，为石佛寺佛乐班购买了乐器等，才使佛乐班得以顺利开学。

1998年春开始，他带领佛乐班或参拜寺庙、或步行登五座台顶，一年时间，使孩子们不仅亲近了山水林木建筑、领略了美丽的自然风光、感受了佛国氛围、体验了僧人生活，而且开阔了视野和胸襟，对于更好地感悟佛乐佛理不无裨益，可谓长知增慧，收获多多。特别是孩子们每到一处，都要为师父们奏上几曲，请他们品评指教，技艺大增。4月份，在显通寺为五台山佛教会汇报演出后，前任五台山佛教协会会长的请佛法师和时任会长的禧钜法师大加赞赏，当场邀请佛乐班参加9月份在五台山举办的五顶文殊开光仪式。

第二年，过了“五一”国际劳动节，五台山上天气转暖。李宏如带了佛乐班3个记忆力最好的学生（石国勇、石碧秀、石金良）来殊像寺学习佛乐。他的打算是让这三个人先学一步，回去再教别人，这样可以节省开支。结果，圣达师已离开殊像寺，住在距殊像寺二里处的新庄村他女儿家。因为他们是找圣达师学习佛乐，住宿殊像寺是不可能了。他们在台怀街上找了一个私家旅店，宿费每人每天5元，自己做饭，住了半个月。

期间，他们每天下午去圣达师住地，请圣达师唱念佛曲（工尺谱）并录音。晚上，孩子们在旅店听录音机复习，第二天早上到野外树林或山坡上练习吹奏。三个人正好一个吹管子，一个吹笙，一个吹笛子。上午则把昨天下午圣达师所授的佛曲全部背诵过，每日如此。这样，圣达师每天下午需讲新课，直至把自己所掌握的东西全部授完为止。圣达师未要任何报酬，教授始终，热情极高。这种毫无保留，无私奉献的精神令他十分感动。

1999年8月26日，石佛寺五台山佛乐培训班结业，这些免费招收的学员坚持到最后者共10名。

2000年1月25日，石佛寺佛乐班的孩子们下午5点从北京乘飞机出发，8点抵香港，26日中午12点多登上了香港去台湾的飞机，下午2点多达台北机场——他们是以五台山佛乐团的身份准备参加一场佛教音乐学术研讨会期间的演出的，此次研讨会是由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和台湾四方的佛乐专家参加的一次盛会。大陆参会者有田青教授等专家和学者，由于田青教授的牵线，台北立国乐团才向五台山佛乐团发出研讨会邀请函。27日晚上与日本、韩国的佛乐团同台演出。演出的顺序是日本、韩国、五台山佛乐团，每家演出半个小时。五台山佛乐团共10人，均系石佛寺佛乐班的青年，年龄最小的12岁。由于他们从未登台演出过，有点紧张，故唱的调子有点高，但前两家是以唱念为主，没有吹奏乐，而五台山佛乐团则是奏乐为主，观众觉得新鲜，加之他们年龄又小，颇得观众青睐。演出前，佛光山的师父们为佛乐团借了衣服、木鱼等。演出后，台湾精通唱诵、佛乐的悟一老和尚到后台看望了五台山佛乐团的成员和田青教授，他见到这些孩子们非常高兴，像见到阔别多年的亲人似的。

之后的几日按活动安排他们到几处地方观光。

2月2日8时，乘高雄至香港的飞机，于9点到达香港，12点乘香港至北京的飞机，于下午3点抵京。

五台山佛乐团除了参加演出的10名青年外，还有5名随行成员，即山西省文化厅副厅长赵晋蓉、山西省音乐研究所副所长韩军、山西省佛教文化基金会副会长王化伦、山西省社科院温金玉和李宏如。

石佛寺佛乐班结业后，李宏如正在为孩子们今后的出路发愁时，阔别40余年的在代县读初中时的同届同学明净师（俗名梁荔叶）找上门来。明净师的师父是佛源老和尚（时任广东省佛教协会副会长、乳源县云门寺住持、是虚云老和尚在世弟子之一），他计划在广州建一寺庙作为佛教艺术学院，重点培养佛乐和绘画人才，有意接过石佛寺佛乐班这一班人继续深造。李宏如欣然应允。

2000年2月25日，李宏如乘火车亲自送佛乐班的学员去广州，又转车到达明净师所住的梅州三角镇仙鹤山庄大觉寺，当年底，根据广东省佛教协会副会长、云门寺住持佛源老和尚的建议，佛乐班的孩子们都转到了广东乳源县云门寺佛学院学习，学院专门为他们增设了梵乐系，专门请了教授佛乐的老师。

2004年2月15日至4月3日，大陆佛教音乐团和台湾佛光山梵呗赞颂团分两个阶段在台湾、澳门、香港、美国、加拿大进行了联合演出（总称“中华佛教音乐展演”），这是当代佛教史上的一件大事。石佛寺佛乐班的学员，以广东云门寺、汕头安寿寺的僧人身份，代表五台山佛乐，参加了“中华佛教音乐展演”，这也是繁峙县佛乐团第二次走出国门（第一次是1992年由云桂等人赴英国演出）。“2004年中华佛教音乐展演”是由中国佛教协会和台湾佛光山联合发起，海峡两岸首次组团、规模和规格空前的国际佛教文化交流活动。演出团成员包括汉传、藏传、南传佛教三大语系的8个寺庙，即台湾佛光山寺、福建厦门南普陀寺、广东云门寺、汕头安寿寺、河南嵩山少林寺、甘肃拉卜楞寺、北京雍和宫、云南西双版纳总佛寺，共160余人。演出的内容是音乐、舞蹈、武术。代表团由台湾佛光山寺宗长、美国西来大学、台湾南华大学、佛光大学创办人星云大师任名誉团长。由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长沙麓山寺方丈、福建厦门南普陀寺方丈、闽南佛学院院长圣辉法师任团长。台湾佛光山住持心定法师和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学诚法师任副团长。筹备期间，按常理，2003年11月19日在中山音乐堂参加佛教音乐演出的北京佛教音乐团和五台山殊像寺佛乐团本可以顺理成章的代表中国大陆佛教音乐赴台湾与佛光山梵呗团同台演出。但听过那场演出的人都不免感到失望，因为那场音乐会中的一些节目不足以代表中国佛教音乐的现状与水平。于是，大家想到了几年前，在山西省繁峙县有一位叫李宏如的老人，克服重重困难培养出的一班立志学习五台山佛乐的孩子，他们曾以小沙弥身份代表五台山到台湾国父纪念馆演出。其时他们分别在广东云门寺和汕头安寿寺学习深造。11月30日，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副局长齐小飞、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圣辉法师、明生法师及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中心田青教授一行，一起到广东佛山仁寿寺观看这9位五台山佛乐传人的演奏。观后大家认为他们的技艺不错，僧相庄严，便当场拍板。

这次展演，实际演出40多天，具体演出地点:台湾高雄市立文化中心；台北林口体育馆；台北国父纪念馆；澳门文化中心；香港文化中心；美国洛杉矶柯达剧院；美国旧金山美升堂中心；加拿大温哥华伊丽莎白女皇剧院。

8场演出，场场爆满，门票提前售罄。连一向很少爆满的洛杉矶柯达剧院，也出现了一票难求的现象。在国外，代表团所到之处，中国驻外使馆和领事馆都设宴欢迎。

此次两岸联袂展演意义深远，正如星云大师在高雄市立文化中心首场演出谢幕时所讲：“我们将汉传、藏传佛教融合，让南传与北传佛教合作，促进了佛教音乐的发展，创造了佛教音乐新的历史篇章。……海峡两岸尽管有辽阔的海洋阻隔，但海涛喧流阻断不了我们的情谊。”同时，以佛乐也为异国人民送去了中华民族的悠久文化。

2004年的中秋节，他们又以五台山佛乐团的身份参加了第七届中国泉州国际南音大会唱暨中国古乐大会唱。

2014年10月中旬，他们在北京为中日韩三国佛教黄金纽带会议演出。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如今，云桂师等一班老人，大多辞世，但那静穆雅致的五台山佛乐将袅袅不绝，流传于世，那些为此奔波付出的人们，也必将被后人永远铭记。

编纂三本碑文集

由李宏如编纂的《繁峙碑文集》、《五台山佛教·繁峙金石篇》和《五台山佛教·繁峙金石篇补遗》先后于2003年、2005年和2006年出版印行。

这三本碑文集，李宏如都写了序言和按语，对重要的碑记，除介绍碑式、形制及碑文字数外，还对其相关的历史、地名、人物等作了进一步的探究和挖掘，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作为《五台山佛教·繁峙篇》的一个组成部分，《五台山佛教·金石篇)于2005年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以寺院为单位分为18类，后附与之有关的民间信仰的庙碑。书中共收录铭文184条，除了录自《清凉山志》和县志者各3条、抄本2条外，其余176条均由编者或捶拓或抄录而来。书中所收资料大致可分为碑、塔幢、铁器铭、铜器铭、石器铭、摩崖、题记和抄本等8类，其类型之多为其他金石著作所罕见。从数量上说。搜罗之富，超越古今。在明朝成化《山西通志》卷17碑目一门中，繁峙碑石仅有5通，清代《山右石刻丛编》也只收了5通，两者去其重复、共得7通，今尚存5通，其中4通为墓碑，与佛教无关，另一通为《创建官水磨记》，本书已收人。与佛教有关的石刻，此书则收人145通（不计题记和铁器铭文)，其数量超出前两书之数十倍。特别是作为研究五台山佛教的第一手资料，其史料价值同类志书恐难以企及，正如李裕民教授所评价的：“此书的问世，可以说是五台山佛教一千多年历史上第一次盛举。”

碑铭内容有创建、重建、迁建、维修寺庙的，有彩绘、塑像的，有修行悟道的，有记高僧嘉言懿行的，有记佛教各宗派及寺庙佛事活动的，有记朝台访友的。碑刻中布施者的村名、姓名、钱币、粮食、商号、衙署、驻军等，对研究繁峙的历史、地名、姓氏、民俗、信仰、农业、商业、文化、艺术等均有参考价值。这些碑文的撰书者，有皇帝、大臣、高僧、名人，有当地的进士、举人、秀才，也有乡间文化人。他们的文章、书法、绘画，都带有时代和区域特点，反映了当时是的文化艺术水准，是人类在这一地区活动的历史见证，当然可作为地方史、宗教史、民俗史的补充，对研究五台山和繁峙的佛教有重要的意义。其中，秘魔岩北汉天会七年（963年）玄觉大师墓塔碑，是本县寺庙碑记中现存最早的一方，在五台山碑刻中也是少有的；秘魔岩金代宣密大师塔幢刻文，记载了唯识宗在五台山的传播，可补金代唯识宗在五台山无记载的缺憾。岩山寺的金石铭文、题记，是研究岩山寺的历史和闻名世界的金代壁画的唯一依据。公主寺的金石铭文、梁记，是研究公主寺的搬迁和现存建筑、雕塑、壁画年代及雕塑工、画匠的重要资料。南峪口寿宁寺元旦碑刻，记载了华严宗和元代高僧胆八完卜在五台山和繁峙县的活动情况。明代著名学者宋濂、桂彦良撰书的普光寺金碧峰和印度高僧板的达和尚的墓碑，对研究明代高僧、朝廷与佛教的关系等均有价值；万历四十六年（1618）修正觉寺碑记，对确定存有争议的正觉寺搬迁、现存正殿的建筑和壁画年代，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清凉桥建国后的两通碑刻，有助于了解建国初期五台山佛教和现代高僧能海法师在五台山弘法的情况。

因资金短缺，这本书的出版，一拖就是十余年。期间，他曾尝试用毛笔把碑文抄写在宣纸上，以便保存和供人传阅，因工程太大，字又写得不满意，写了二年遂中断，从此，也打消了出书的念头。直到2003年的春天，朋友弘瑞师再次建议他印书，说：“你拓碑下了那么大的辛苦，最好还是印出来让大家看。一千个看书的人中若有几个人从中受到启发和教育，或者有人研究、参考，就有价值，就值得印。”他也觉得，如果不印，就是一堆废纸。书的出版，也是由搞实业的韩忠先生、候昌恩先生、朋友杨松树、韩和平的解囊相助，以及弘瑞法师把平时省下来的钱拿来资助，才解决了印书经费问题。

在整理碑拓《五台山佛教·繁峙金石篇》时，为节省篇幅和印刷经费，光有布施者名字的清代碑记未录。事后，他又觉得这样做有许多缺憾，故又将那些未收入书的碑记重新整理成册，这就是2006年印行的《五台山佛教·繁峙金石篇补遗》。本书收集了自乾隆三十九年（1744年）至民国32年（1943年）圭峰寺、石佛寺、中庄寨宝藏寺、西冶口三圣寺、上双井金山寺、东庄三圣寺（今称真如寺）、县城关岳庙和奶奶庙、平型关娘娘庙和城隍庙中48方碑记的62张拓片。

《繁峙碑文集》收入有关墓碑、关隘、水利等碑记共70余方，时代涉及汉、宋、金、元、明、清及民国，其内容包括记事、颂德，剔除其中溢美不实之词，从中也可看到历史的一些痕迹，它对了解繁峙的历史、人物、地理、地名、村名、风俗、信仰及书法、绘画、雕刻艺术等大有益处。这些碑记中也确有一些颇有价值、没有公开的资料。比如，杨业十三代孙杨友的墓碑、坟茔碑记，为研究杨家将镇守雁门、瓶形等关隘时，其家属从北宋直至元朝居住在繁峙县马峪里的历史，提供了鲜为人知的史料。刻于乾隆己酉年(1789)笔峰村杨育山的墓碑，为研究滹沱河的变迁提供了佐证。他还发现了七枚民间经幢，其中北宋一枚、金代四枚、元代二枚，为研究五台山地区古代民众信仰和风俗提供了实物见证。最令他欣喜的是发现了南行唐界石（汉界碑）。初，李宏如听县委办公室的一位司机说神堂堡乡大寨口村有一古碑，内容是记载金矿的。1988年8月的一日，他邀县委副书记阎明德和县人大办的李宪前去神堂堡乡一探究竟。原来此碑为摩崖石刻，位于大寨口村北约1公里，大沙河西岸、王子村北侧。在距河床高约八米的石壁上，刻一长方形碑框，上刻大字两行9字 ：“冀州常山南行唐北界”小字两行15字：“去其廷四百八十里（当时未辨认出来，后来才认出“百八十”3个字），北到卤城六十里。”刻文为结体不甚方正的隶书。汉代，繁峙曾设卤城县。他推测，可能是汉代所刻，但与金矿无关，应为路碑，拓印后，他先拿碑刻照片给李裕民教授看，请他帮助释文，李教授初步认定是汉代地界碑，待考证后，这一汉代的地界石文字，译成现代汉语即：“这是冀州常山郡南行唐县的北界。”“南到常山郡治所在地四百八十里，北到代郡的卤城六十里。”

发现这块界碑的重要意义，李教授在其《汉代南行唐地界碑与卤城的考察》（发表于2007年《考古与文物》增刊）一文中从三个方面加以概括：（一）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县界碑。（二）可纠正今《史记》之误。《汉书》卷16《张平传》载张平封卤侯，《史记》卷18作菌侯，《集解》引徐广曰：一作卤侯。刻石证明作“卤”是正确的，菌乃形近之误。最近发现的万历《繁峙县志》（抄本）称卤城为卤王城，并载县西十里有卤王陵，估计应为卤侯张平之墓。（三）可纠正《中国历史地图集》之误，《地图集》西汉17-18并州、朔方刺史部、26冀州刺史部和东汉47-48冀州刺史部、59-60并州刺史部，南行唐的北界均划在繁峙县东南角与河北省阜平县的交界处，地图集的北界到卤城42里，南到元氏320里有不少的差距，应据此碑纠正。即应将《地图集》的北界再往北移20里。

此刻文收入《繁峙碑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20多年后，河北省社科院、学院以及地方文化研究的一大批学者，据此碑文纷纷前来繁峙考察，有的甚至登门拜访李宏如，并分别从东汉时期并州与冀州的地方行政沿革、秦汉赵国的行政区域、交通以及书法等多角度撰文研究，其论文于2020年3月出刊的《邯郸学院学报》集中发表，使发现界石的意义更为彰显，比如，河北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孙继民认为：“……而繁峙界石内容显示，除了以上诸道之外，汉代还存在着一条自今行唐县故郡村西北过今阜平县城和繁峙界石直至晋西北高原卤城的交通通道，而这条通道并不见于其他传世史籍，这就是繁峙汉代界石学术意义的最大价值所在”（《“南行唐北界”摩崖石刻考察的收获》） 。

李宏如虽然在1985年抄录了一些碑文，为编写宗教志提供了资料，但抄下的碑文恐有错漏，不能作为历史依据，一旦碑石损坏，则无法弥补，他因此产生了拓碑的念头。1987年，在前两年对全县寺庙、碑记等作了初步调查的基础上，他又开始了漫长的拓碑之路。他先专程去西安买回拓碑工具，并拜县博物馆负责人张所廷同志为师，掌握了一些拓碑的要领。拓碑这活儿技术性很强，好的拓片就是艺术品。好在他的要求并不高，看清字就行了。多年下来，李宏如确实摸索出一套拓碑的门道。从此，李宏如的背上又多了一个大包，包内是打刷、毛刷（洗碑用）、墨汁、水、放墨汁的碟子、木托、白布、和小铲（铲除碑上的杂物）等拓碑工具……前后近二十年，共计捶拓或抄录60余座寺庙和70余处关隘、水利、坟墓等方面的碑刻、钟磬、题记、梁记300多方（件）、拓片抄件600余张。

每一张拓片都来之不易。

北方的气候，春天风大沙多，夏天干旱燥热，有的碑不在室内，而是在荒山野岭、古寺遗址，有的碑距县城百余里，交通不便，需长途跋涉，甚至是跋山涉水才得一见；有的碑埋在土里或用水泥抹在地上，需挖掘；有的碑虽在室内，但满屋子堆着杂物，需搬腾挪移。

跑路最多的当属西台拓碑了。

为了捶拓（或抄录）西台的四块碑，他竟去了3次，除乘车，仅爬山、步行达百余里。

1987年7月10日那次，前一晚住清凉桥，雨下了整整一夜。晨5点，雨转小。6点，他们一行4人（包括司机郭二小和李宏如的小女儿，她1人不愿意留在清凉桥,只得带上一块上山）向僧人借了棉衣，外面再穿上雨衣，因为棉衣不够，李宏如穿了一件吊面皮衣，冒着风雨，向西台进发。这地方来一次不容易，既然来了他就想上去碰碰运气。如果风停雨止，正好拓碑，不像昨天下午在清凉桥，云雾多，潮气大，宣纸贴在碑上干不了（拓碑这活儿挺讲究，上墨时纸干了不上墨，纸湿了会洇水，不干不湿才行），那时眼看天色越来越晚，潮气也越来越大，他们是借了寺院的手摇吹风机往干吹，才勉强拓完的

他们4人由沟底到山顶，爬坡10华里——当时没有车路，只能步行。雨虽停了风却很大，是西北风。自己说话，自己也听不见，话音刚一出口，就被大风刮跑了。如果直着身子，绝对站不住，必须将身子向前倾斜，用头顶着风，才勉强站住，但不能走动，走则身不由己会失去方向，也会被刮倒。这是他从未经历过的大风。

他们进到窑洞内。里面有建筑工人，因为天气不好，没有干活，正在窑洞内笼起干柴火，一边取暖，一边吃早饭。他们一行4人，虽然上身着雨衣，下身却已经湿透，便也凑在火旁，边烤衣服取暖，边吃早饭。

风不停，不能拓碑。临别，李宏如给包工队负责人留下了5元钱，请他抽空儿把西台的4通碑石扶起来。因为他们的工程也快结束了，如果下次来没有人帮助，他一个人是抬不动碑石的，那样只能捶拓一面。

半月后李宏如又独自出发了。他先乘公共汽车到茶铺乡，吃了中午饭，又步行2小时到大草坪村，住岳父家。第二天一早他从大草坪动身，背着拓碑工具，登西台顶。据村民说大草坪离西台顶10华里，可他几乎是小跑着赶路，结果还是走了130分钟才到了西台。包工队已经不在了，见那四块碑横立院中，他非常高兴。连口气也来不及喘，他便马不蹄停地干开了，因为台顶的气候多变，风稍大便不能拓印。一直拓了6个小时，至下午2点拓完，他才松了一口气。共拓了4块碑(有一块碑4个面)10个面，即10张纸。

最累的一次是捶拓砂河烈士陵园的碑。1987年7月2日上午9点，他乘繁峙至伯强的公共汽车到砂河下车，步行至烈士陵园，便立即开始拓碑，到12点多才拓完1通碑的前后两面。在陵园管理员殷耀同志吃了午饭。下午从3点半一直拓到8点半，一气干完，拓了12张四尺宣纸，加上上午的两张共拓14张纸，约140平方尺。不要说打水、洗碑、上纸、揭纸等工序，光用刷子捶打和墨拓上墨也得近一万次——而且捶打和上墨是很费劲的，这是他拓碑以来拓得最多也是最累的一次，他渴了一下午，一是因为忙，二是没有开水，冷水不敢喝。

最难拓的碑也是全县最大最高的一通碑，是立于南关与杏园之间繁峙故城遗址的“大观圣作之碑”。此碑通高530厘米（其中碑高430厘米，座高100厘米)， 宽135厘米，刻于北宋大观二年(1108年) ，内容是宋徽宗的“八行科举制”，碑额“大观圣作之碑”六字由蔡京所书，碑文由著名书法家李时雍奉敕摹写宋徽宗的瘦金体，文物价值较高。此碑文虽然已收入光绪《繁峙县志》,但错漏很多（后收入碑文集时，依拓片订正25处），必须拓印。

1987年9月的一天下午，他请县政协办公室的张俊国、李俊元和司机邱芝芳帮忙，他们出发时备好了一个2米多的折叠式铁梯，到达故城遗址后，司机先把吉普车尾部靠近碑座，再将吉普车后备箱盖放平搁在碑座上，这样连同碑座便形成一个平台，平台上面立了梯子——李宏如须登在梯子上面，方能拓印碑头上的字。下面的人分两层，一层站在地上，一层站在碑座上，往上传递纸墨和工具，还有一个人扶着梯子——不禁使人联想到玩人梯杂技表演，先拓印完上半部分，再放下梯子，站在碑座上拓印下半部分。因碑面太大，操作又不方便，拓完已经天黑。

有的碑文是拼接残片而成。

1991年10月18日下午，李宏如乘车去铁家会村挖掘碑的残片。前几天，他去铁家会村西的赵元帅墓遗址，找到一块金代“故隐君子赵君墓铭"碑，可惜已被人们打碎，只见到一块占原碑三分之一的残碑。为了能读懂原碑的意思，想再找些带文字的残片。经过访问，得知此碑系铁家会村一姓韩的村民打碎——他想打一个墼础子(用作打土坯的石夯),因为碑石质地太脆(石灰岩质，非本县所产)，打不成所要的形状，只捡了较大块的拿回家重新打造，小块的就留在了地里。结果，拿回家的大块也没打成，大概盖房时砌了基础，已找不到了。

他和司机又到地里找到前几年那人打碑的地方。经过几年的耕地，有些碎石已翻入土中，只能用铁锹深翻土地寻找。他俩挖了一个多小时，共挖出26块带文字的残片，小者只有几厘米，共有文字128个。将这些残片带回去拓印(参见《繁峙碑文集·故隐君子赵君墓铭》)。

最危险的一次是拓印岩山寺的钟文。

1992年5月20日上午，李宏如用两个半小时拓印完大营镇观音殿明代铁钟铸文后，下午由镇里司机开车将他送到天岩村岩山寺。

他在岩山寺管理人员老周家稍歇一会儿，便开始搭架拓印寺院内钟楼上悬挂的明代钟文。

钟楼四周是砖砌围栏，两人合抱不过来的铸铁钟，半人多高，下面的木头隔板不知何年被人抽去，上下一笼筒。他从院墙角找到两根椽，并在一起，抽角搭在围栏上，离开地面近4米。他非常小心地挪移着脚，生怕踩空。慢慢地转着角拓，拓了5个小时终于拓完——多年后回想起那一幕，他说真有点后怕呢！

“拓碑虽然不免劳苦，但只要拓成了，心中之快慰也是难以言表的。”他这样表述其拓碑的感受。

在资料碑拓的搜集中，李宏如受到了他所在机关的领导、同事及许多乡村干部、农民朋友和僧人的热情帮助和支持，这使他倍感欣慰。不过，对他的行为也有不同的看法，甚至非议。

当他背着拓碑的工具、水桶、干粮，扛着铁锹，戴着破旧的草帽穿着破旧的旅游鞋走在大街上或大路上以及田间地头；当他一个人蹲在多年无人管理且破旧肮脏的寺庙里，或在荒坡古道边，挖碑、洗碑、捶拓时，不少村民总要将李宏如上下打量一番，不认识他似的向李宏如投来奇异甚至鄙视的目光。有的说：“你闲着没事干！搞那干啥？有啥用？”也有的干脆说：“那能闹钱吗？”对于这些说法，他有时给予解释，有时则一笑了之。在那些人眼里，当过县长的人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甚至认为这样做会丢人，而李宏如却认为，这件事既有意义，又有乐趣。通过调查、捶拓古代碑记，他不仅增长了历史知识，也享受到了发现的快乐，更何况，将这些资料编辑成册，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不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么！

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原来是个农民，上级让我到县里工作，并担任县领导职务，现在需要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不论怎样变动，我还是我，还是那个李宏如。我不因为由农民变成干部而高兴，也不因为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而感到失望，反而觉得轻松了许多，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且是有益于社会的事情。”

（待续）……

康所平，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