催白骨

洎水蓝

润城曾经在1948年发生过一场催白骨运动，什么是催白骨呢？催，当然是催促的意思，白骨，不用说大家也明白，自然是死后很久的尸体。古代润城地区人死后停丧不葬，几代人的棺木停放在家里，与亲人们一起朝夕相处。

这一现象，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简直不可思意，既违背传统伦理道德，污染环境，又容易造成疫病流行，但这种现象的确发生过，六十年代以前出生的人，都目睹过村周野地、炉场破烂不堪的窑洞里，寄放着塌落和落满尘土的棺材，或缸扣的尸骨，看见毛骨悚然。年纪大的人，都能回忆起家中待丧不葬的情景。

润城人为什么要把先人的尸骨停放在家里不葬呢？

对于这个现象，我也感到非常好奇，总想弄清楚我们的先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这种违背传统伦理道德，污染环境，容易造成疫病流行的现象会在民间发生。通过走访调查和查阅资料，发现明清时期一直到民国，润城地区商贸繁荣，人文鼎盛，人口众多，一派富庶景象，是润城地区，乃至阳城地区商贸经济中心，每年外来人口涌入润城的人口不记其数，润城成了历来人多地少的大镇，古镇富商大贾云集，土地和金钱都掌握在富商和地主手中，土地寸土寸金，地价极高，地价一时间成了洛阳纸贵。

古代人崇尚儒家思想的孝文化，信仰入土为安，认为人死有其所，后辈才能平安无事，厚葬死者死者才能在另一个世界享福。并且凭着丰厚的陪葬品在掌管来世轮回的鬼神面前求得个好胎。才能保佑后辈人家庭兴旺世世平安。

作为经济重镇的润城地区，官宦、绅士、富商家族，受儒家“礼”文化的熏陶，厚葬风气盛极一时。他们之间互相攀比，丧事越办越大，逝去一人就可能有几百号孝子贤孙，乐户、僧人、亲朋好友，左邻右舍等，丧葬场面宏大。民国时润城有个叫张光显的人，人称十三爷，此人经营盐业起家，生意做到几乎垄断晋城整个地区的盐业，一生取了8个老婆，生活奢靡，前门出棺材，后门花轿来，他去世后，殡葬仪式场面宏大，参加出殡仪式的孝子多到，抬棺材的人都已经到坟地了，家里的孝子还没有出完。可想而知当时厚葬风气的盛大。普通家庭恐怕连吃饭和孝布都置办不齐。

平民百姓出于面子，和“孝”文化的道德观念，在厚葬的习俗中捉襟见肘。

厚葬的习俗提高了百姓的丧葬成本 ，厚葬不仅仅要算计土地价格成本，还需要盘算一些随葬品，以及一些墓室的大小，棺椁的质量和等级等等一些东西。由于润城地区经济繁荣，贫富差别大，大部分没有土地的贫民百姓生活压力极大，有的活着尚无立锥之地，死后买地都成了问题。连基本的土地都买不起，更何况这些随葬品的成本。百姓没有能力让他们入土为安，就只能让他们安息于家中。于是，人们就把死者放在家里不葬。与活人一起生活敬奉。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的家里就会停留五六口，甚至七八口棺材，这种现象在民间习以为常，慢慢滋生成了一种顽疾。

待丧不葬就成了一种普遍现象。现在世的高龄老人，回忆起来历历在目。

还有一种原因，就是对墓地风水的迷信。古代传统观念认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人死后不仅要落叶归根，还要埋葬于吉地，人们普遍认为，一个家族的兴衰与否，和丧葬、祭祀、风水有很大关系。

族中老者的逝去，被认为是岁寿福至后，羽化去了另外一个世界，而作为后辈，为逝者选择一风水宝地下葬，才能使逝者安息，余德才能荫及子孙、富泽万代。

但是选一块好的风水宝地，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短时间是选不出来的，堪舆大师看风水，往往要踏遍这里的山山水水，看山向龙脉，水口砂穴，参考好多个地方，即是买得起土地的富贵人家，为了找个风水好的墓地，也要不惜重金从南方请来堪舆家寻砂点穴，所以这样时间一久，也就停葬了。

这样的现象并不是润城地区独有，在经济繁荣的南方也比比皆是。

光绪年《无锡金匮县志》记载：“亲死久不葬，多为风水所惑”，光绪《石门县志》：“邑巨家多信堪舆，而数十年不葬者”，同治《湖州府志》“有惑堪舆之说，而数十年不葬者”，光绪《金山县志》“时惑于风水，有数代不葬者”。

因此停葬成了当时的社会的风气。越是经济富庶的地区这种现象愈是严重，成了社会的顽疾。

虽然这种现象历代官府也进行了制止，但是收效甚微。

乾隆二十六年，江苏巡抚陈弘谋发布的通告中说“江苏地方停棺旷野，既无寸土，又无砖砌，日晒雨淋，棺朽暴露”。

光绪十七年，江苏布政使在《通饬埋葬暴尸棺》告示中说：“照得苏省各属城乡停棺不葬，此风最为恶薄，甚至乡村田野，沿路停厝，日晒雨淋，以至尸骨暴露，惨目伤心，以此为甚”.

光绪《嘉善县志》：“富者择地不得，引柩寄庵，贫者浮厝，年复一年，尸棺暴露”。

《大清律》承袭明律，禁止停棺不葬，“丧葬；凡有丧之家，必须依礼安葬，若惑于风水，及托故停柩在家，经年暴露不葬者，杖八十”。但是这条规定没有执行下来，形同虚设。

乾隆即位后情况出现了转变，帝师朱轼，写了一篇《停丧不葬文》，揭批停棺不葬的种种弊端，并针对有法不依，执法不严问题，提出针对性意见：至亲棺木未葬者，书生不得参加科举考试，仕宦者不得补官任用。朱轼的建议得到了朝中官员的纷纷响应。在重臣的影响下，乾隆皇帝下达圣旨，定性“惑于堪舆，购求风水，以至累年停棺”的行为是“愚悖之风，至此已极”，要求地方官员“必多方劝导，俾得按埋葬，以安幽灵，以尽子责”。

圣谕一下，地方纷纷响应，要求士民尽快下葬。直到清末地方法令规章制度层出不穷。

可是这种停棺不葬行为，仍然普遍存在，屡查屡犯，屡禁不止。究其原因，

一是惩罚性措施不到位，清政府的措施主要是劝谕为主，处罚不过是杖责，而且大多是民不告官不纠，不少人呼吁的停棺不葬，不准科举的措施，也长期没有落实下去。

二是地方性的政策往往都是运动式的执法，有些地方官员对违法不葬严加打击，也制定了无钱官府出资埋葬的具体措施，但是政策没有延续性，官员调走，上任不管下任事，执行就发生了松动，陋习得以延续。一直到了光绪年间，《申报》就说“不谓律载綦严，上下遵之者鲜矣”。

1948年解放区政府，对旧中国遗留的陈疴积弊进行了彻底改造，驻扎在润城的人民军队免费为百姓移葬家中的棺木，宣传此种顽疾的危害，让死者入土为安。

由于新思想和传统封建观念相抵触，情况错综复杂，于是解放区政府在润城地区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崔白骨运动，此种社会顽疾才得以割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