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插队之路

江国枢 34651363

作者：陈月玲

图片摄影：江国枢、黄学宪等

本美篇版面制作：江国枢

作者近照

艰难的插队之路

我九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母亲独自抚养我们七个兄弟姐妹，自小我们就生 活在艰难之中。我大姐在 1964 年到了邕宁五塘插队，接着大哥、二哥分别在1968 年底、1969 年初去了县份插队。

哥姐们去插队并没有减轻母亲的负担，他们经常要母亲寄钱去维持生活。更甚的是为两个哥哥添置去插队的行装借下的债 务尚末还清，接着又到我初中毕业了。

1969 年 8 月，我在南宁一中初中“毕业”，因出身不好，被安排上了去西林插队的名单。

我看着艰难度日的母亲为家庭经济、为已去插队的儿女们担心而整 天闭锁的眉头，我想：去西林插队更会加重母亲的负担。是啊，我若带被铺去插队，弟妹们就没有盖的了，我若去更远的西林县插队，必定给母亲为去插队的哥 姐的担心再加上一份压力。于是决定不去西林，留在南宁设法打些零工帮母亲减 轻负担。

（当年南宁一中69届初中毕业生700多人，出光荣榜去西林县插队名单300多人，第一批愿意去的仅25人，而来学校与校领导拍欢送照的仅9人）

　　

（西林县八达公社旺子大队女知青在汽车头上合影，后排左3是作者。）

　　回到家后，红卫兵们又开始天天到家里逼着我迁户口到西林。我照旧低头不理，任随他们围着叫骂。

有一天，他们正在叫骂时我大哥从农村回家，看到这情形气愤地说：“户口在我这里，你们来拿吧！”哥哥的话惹恼了红卫兵头头李XX，他下令拖我到学校去。于是，几个男的拦住我哥，几个女的就抱头拖手拉脚 把我从家里往外拉。我委屈地哭着、喊着、挣扎着，惨叫的声音引来许多围观的街坊。我的邻居李劲军老师站出来说：“红卫兵听我说，我是你们南宁一中的数学老师，有什么事慢慢说，不要采用过激的方法。”李老师话音未落，李XX气急败坏地说：“臭老九，不许你说话！”工人出身的邻居四嫂站出来拍着胸膛说：“我是工人阶级，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李XX不作理会，下令马上拖走。就这样拖着、挣扎着、趴下地又被拉起来……从我家所在的有行街经过解放路、上国 街、云亭街，一直拖到南宁一中关进一间教室里。

（女知青作民族服装秀，右为作者。）

　　母亲下夜班回到家知道消息后就和妹妹赶到学校，在教室的窗外陪着我，默默地流着泪直到深夜。我说：“妈妈，你们回去吧，你明天还要上班。”母亲只好回去。

我被反锁在教室，不给吃、不给喝，足足喂了一个晚上的蚊子，半夜我大声叫着要上厕所也没人理睬，直到天亮才有人来开门带上厕所。我进入厕所后翻 墙爬过龙胜街去熟人家躲避了半天，早饭中餐都没有吃，实在饿得顶不住只好跑回家。母亲抱着我流着泪说：“月玲，你把户口给他们吧，我们斗不过红卫兵，你不去西林，妈妈可能连工作都会失去。”

我脑子“轰”一声涨大了，妈妈失去 工作这个家怎么办？迫于无奈，我只好把户口迁到西林。

（西林县八达公社旺子大队女知青在县城合影，后排左3是作者。）

　　1970 年 6 月 26 日，南宁一中初 69 届最后一批四女二男带着不满的情绪和怀着茫然的心绪坐上汽车离开了南宁。

第一天到达百色，第二天汽车继续往田林、隆林方向开去。

第二天下午，当汽车爬上著名的沙梨坡时，由于摆脱了恶魔般的红 卫兵，心情有所好转，我开始观赏起车外的景色：远处的天边，连绵起伏的崇山 峻岭云雾缭绕，近处的山岭，只见汽车在九曲十八弯的公路上似乌龟般爬行，从 山顶往下望去，一层层的汽车像在叠罗汉。

在公路上，时而看见穿着各色民族服装 的妇女，包头上绣着五颜六色的美丽图案，她们有的穿白色裙子，有的穿黑色有 花边的裙子，人人都扎着一层层厚厚的腰带。时而听闻叮当叮当的铃声从车外传 来，只见三三两两矮小的马驮着赶圩的货物正随着主人走向圩场。这就像是电影《山间铃响马帮来》 里的景象。我完全沉浸在兴奋之中，丝毫没有感觉到这是我新的苦难的开始。

（隆林县沙梨坡的盘山公路。） （西林县的少数民族。） （西林县的少数民族。） （西林县的少数民族。）

　　汽车在第三天到达西林县——地处云贵高原的广西最西边的小县城。在县城呆了两天后，我们四个女同学被分配到八达公社旺子大队新寨小队。那是个苗族（白苗） 的村寨，寨子坐落在大山的半山腰，走路、挑水都要爬山，离公路很远。那里农民生活很苦，工分值只有八、九分钱。后来我们在那里几年中分红基本没有得过钱。

（远眺旺子大队，摄于2002年。）

（摄于2002年）

（位于半山腰的苗寨，摄干2002年）

（远眺旺子大队的苗族山村，摄于2002年。）

　　刚到生产队时，队里安排我们四个住在社员李观明家存放玉米的小阁楼上。

从第一晚开始，我们就受到了众多跳蚤的“热烈欢迎”，咬得我们全身起红疱，奇痒无比，根本无法入睡。我们四人从没有受过这种痛苦，唯有互相抱头流泪。

我的房东是生产队长，家里很穷，只有一间低矮破旧的茅草房，里面只有一 张一米多宽的草席床和一口煮饭用的锅。晚上睡觉时，两个孩子中有一个要睡在 火塘旁边铺开的大簸箕上。

　　我到房东家的时间是七月初，玉米还末成熟，国家补 助给知青的 30 斤大米没吃上几天就断炊了。

房东女儿每天去摘些嫩玉米、嫩豆角、嫩南瓜及野菜回来，在锅头四周擦上些蓖麻油放上水煮熟，就是我们一天的伙食。

有一天，我忍不住问：“这蓖麻油能吃吗？”房东肯定地回答：“能！我们经常吃。”我只好跟着他们捱日子。

但是没过多久，我就觉得头晕眼花了。终于 有一天我去野外解手时晕倒在地上，还好当时村里的小孩对南宁来的客人好奇心 非常大，常常尾随注视我们的一举一动。他们发现我晕倒在地时即大声叫喊起 来，同学们闻讯赶来把我抬上山坡回到住处，冲了一杯从南宁带来的葡萄糖水给 我喝下才慢慢缓解过来。卫生员也赶过来，在破旧的药箱中取出针具给我打了一针。我问：“打的是什么针？”答道：“消炎针。”

第二天，善良朴实的队长房东钻山沟打回了一条蛇，杀了只有拳头大的鸡煮了一大锅的“龙凤汤”，算是给我补营养。当时的条件，房东也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了。

我三个插友的房东条件好些， 能吃饱饭，她们也时常接济我一点玉米饭。

这样的日子过了三个月，直到生产队帮 我们盖好了茅草房能自己开伙才结束。

自己开伙后，虽然仍是没油没肉没菜，但 起码玉米饭能吃饱了，我的身体也慢慢好了起来。

（西林县当年的苗族少女）

（作者插队时骑马留影。）

（插友们的朋装秀）

　　刚到苗寨插队，最不适应的就是上山劳动。那里的劳作接近“刀耕火种”：将一片山放火烧掉然后开垦种玉米，种了几年土地没有肥力了再翻越几座山，又 烧一片山开垦种玉米。这样耕地离家都十分远，每天出工要翻山越岭好几个小 时。

上山容易下山难，特别是雨季，下坡路又陡又滑，我们几个知青都无法行 走，只能像坐滑梯一样慢慢滑行。玉米收成分口粮时，傍晚回家每人都要背上满 满一背篓的玉米，翻越几座大山艰难回家。就是农闲时节，收工也要顺便背柴火回家。当时最怕的就是每天出工、收工的山路，但是又是每天都必须走的路。

每天吃罢晚饭，多是要参加队里召开的政治会议、生产会议，散会后经常要点着煤油灯 去磨玉米面面。

空闲的时候，我们会坐在屋前望着星星想家、想亲人。偶尔会对着大山放声歌唱，寂静的山村回荡着我们的歌声，围观在旁边的听惯了山歌的苗族小姑娘就会赞赏地说：“你们唱得像广播一样好听。”听了我们心里美滋滋的，只有这时才是最愉快的。

（旺子大队的知青女民兵。） （旺子大队的知青女民兵。）

　　几个月后冬天到了，海拔在 1500 米以上的高山冬天异常的冷。

冬腊月时节， 山村都会出现雾淞，树上挂上了一串串的冰凌，茅草屋顶上也铺上了一层层的薄冰。这在现在是人们求之不得的美景，可在那时却是我不知如何度过的难关。

“文革” 中武斗的大火把我们家里的东西烧得一干二净，我衣着单薄，带上来的只有一床母亲单位补助的五斤重的小棉被。

在气温零下几度的冬夜，我穿上所有衣服，躺在光溜溜冷嗖嗖的草席床上，那床 5 斤重的棉被感觉好似纸一样薄。我在床上冷得上下牙齿打架，全身哆嗦，根本无法入睡，唯有偷偷掉眼泪。好姐妹岑慧玲发现后就抱过她那十斤重的棉被与我合铺，靠着插友给的温暖才度过那几年的寒冬。

（西林县的大雪。）

（西林县的大雪，山头皆白。）

【当年给作者以温暖的插友岑慧玲（前）】

　　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到山寨几年后，插友莫瑞斌因病回了南宁，接着有学校 来西林县招生，插友冯桂芝、岑慧玲有幸陆续去读书，我因觉得自己出身不好不 敢报名。插友们的离去带走了我的依靠，我一下子坠入无限的空虚中。

每到夜晚，原来四人一起还嫌狭窄的小茅屋显得异常的空旷，我独自留守在里面，感到 特别的无助。

每晚睡觉，风一吹，篱笆围起的茅草房房门吱吱响声，隔壁伙房老鼠引起的响动，我都会吓得心惊胆战，无法入睡。唯有爬起来点亮煤油灯反复读书、练 字，通过读书练字忘记孤单，忘记恐惧。

冬天又来临了，失去插友温暖的我只能蹲在 火堆边打盹盼望着天明。

就这样，在孤独绝望中度日如年地挣扎了大半年。

　　多谢李庆霖给毛主席的一封信，引起从中央到地方对知青状况的重视。八达公社把在条件较差的地方插队的、落单的知青集中起来，重新安排到条件较好的 大队插队。

1974 年初，我被安排到土黄大队上寨小队，终于得以脱离那山高路险、贫穷落后、与尘世隔绝的苗族山寨，又开始了新的插队生活。

土黄大队上寨小队是个壮族聚居的村庄，寨子建在小河边稍高处，离县城只 有十多公里，从小队到通往县城的公路只需走十多分钟的平路。

那里的农民也是一样的纯朴善良，对我们知青十分友好。不论谁家有什么好吃的总忘不了我们，知青们常常被请去吃饭，门口上经常挂着不知是谁送来的蔬 菜。

妇女队长陈顺娥对我们女知青更是关爱有加，处处维护着我们。有一次，生 产队女社员们在小河的对面耘田时突降暴雨，小河的水位迅速上涨，在赶紧回家过河时妇女队长下令：“把知青放在中间，年轻高大的在两头。”大家排成一字形，手挽手顶着漫过腰部的湍急河水，安全地回到了对岸。

转到新知青点后，不用每天爬那可怕的高山去出工、去挑水，而且能吃上大 米饭。最重要的是摆脱了孤单，又有了新的插友，这一切的变化使我很满足。尤 其是年终分红时，我拿到了第一份劳动报酬，至今仍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分红得到 了 105 元。心里高兴极了，也许这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土黄大队的知青在村旁河边上，右1是作者。）

（土黄大队的插友。）

（土黄大队的插友。）

（土黄大队的插友。）

　　日子一天天过去，插友们又逐渐少了，她们或招工或读书，到 1976 年， 生产队又只剩下我与李秀英。我想，我这 辈子再也不能回到故乡南宁了。

不久， 南宁铁路来招工，我一位在县城医院工作的老街坊看不过去，通过关系让我回到南宁。

可是，等待我的是更为严峻的人生——没有知识、没有文化、没有好的家庭背景和社会背景，回到南宁 后我别无选择，只能当上一名泥水工。年复一年从事日晒雨淋的重体力劳动， 繁重的体力劳动留下了无法治愈的腰痛病。

上山下乡粉碎了我儿时的文学梦。

现在，我拿着微薄的退休金，清贫地生活着，默默地承受着这人生的艰辛。

｛2016年西林县知青自发组织到第二故乡进行“扶贫助学”活动，作者（后排左4）参加了本次活动。｝

（右2为作者陈月玲、右1为本美篇制作者江国枢。）

作者简介：陈月玲，南宁一中 69 届初中毕业生，1970 年 6 月至 1976 年 7 在西林县八达公社旺子大队新寨小队、土黄大队上寨小队插队。1976 年返城后在南宁铁路房建段当工人，现已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