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道光十五年(1835年)，冯子材生性侠义，好交朋结友，平时与街坊同龄人冯明初等甚密，共结“十友”，开始习拳练武。初拜钦州街功夫头彭元付为师，学点二、四、六拳法。冯子材的外祖父在钦州周边也算个功夫头，其一根棍刚柔并打，颇有名气。</p><p class="ql-block"> 道光十七年(1837年)，做红单船的广州客，有几十人在钦州定居落户。其中一户主人叫“冯大”（不知真名），拳艺颇有功底，被竹山村美徳武馆聘做教头而就地安居。要不是他的二子冯日坤在上海被李鸿章杀害，深怕全家受到株连，冯大不会把竹山的家宅出卖，回老家或走出他乡。 </p><p class="ql-block"> 冯大有二子三女，其长子冯日乾比冯子材大两岁，二子冯日坤与冯子材同龄。该户与冯子材的前辈都来自广州城郊，又是冯姓本家人，素有来往。美徳武馆是钦州最有名气的武馆，教出不少武生、甚至武举人。此年，冯子材投靠冯大是想学点本事。正好，冯大在建房屋，冯子材白天帮冯大干活，做点木工、砌砖之类。晚上随冯大到武馆练拳棒。一年半载，冯子材结交了陈士能（字桂堂，竹山村那榃人）兄弟、冯日坤兄弟、杨海山（行三，字安龙，竹山村杨屋人）等一班习武年青人。 </p><p class="ql-block"> 道光十九年(1839年)，山贼海盗多了起来，尤其是海盗。新立乡同盛油行的花生油运往广州，在半路遭海盗劫去的经常有发生；盐商沿水路从合浦、钦州运盐到新立乡各埠的经常被劫。美徳武馆因此组成约十人的护油自卫队。陈士能、陈仕标、冯日坤、冯子材、杨安龙等最初加入护油自卫队，保护着油船从竹山村农屋埠（码头）沿小董江出发，途经三门摊、茅墩、七十二泾、牙山、三墩、乌雷、大石、南沙、猪沙、北海等，沿海路往广州省城，或转由红单船运往外国。平时也兼护商盐回到钦北各圩盐埠。 </p><p class="ql-block">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西方列强入侵后，同盛油行花生油运往广州、香港、澳门等，路途遥远，途经海寇、海盗、山贼等出没地带，油船在半路也被海寇、海盗打劫几次，护油自卫队只靠拳棍，难敌他们的枪炮。同盛油行总管陈均提被迫找镖行合作。当时，有从广州迁来钦州的谢家，他们在钦州下南关开有镖行（专护商家的）。谢家的长子谢家树文武双全，智勇兼备，手下有杨青山（钦州平吉杨屋村人）、冯明初（钦州人）等，对往来广州的水路陆路、黑道白道知根知底，又有政府衙门支撑。陈均提便聘谢家树为镖头，保运油船货物。起初，冯子材、陈士能、陈仕标、冯日坤、杨安龙等都入谢家树镖行。 </p><p class="ql-block">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钦廉地区的陆路乱起来了，好多商户需要保镖保运货物。此时，冯子材、黄锦泗、冯日坤、陈仕标、冯明初等，脱离谢家树镖行，单独或合伙在州府县城揽保镖生意。比如，保护牛帮、盐帮、盐商等到灵山、防城、博白、合浦、东兴、北海或过山隘口等等。 </p><p class="ql-block">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冯子材有了一些积蓄，回钦州沙尾把破房子收拾一番，搭成三间低矮瓦房。冯子材与黄锦泗、冯明初、冯日坤、陈士能、陈徳成等，以沙尾据点做保镖生意。但是，因冯子材的家底太薄，商户找他保送货物的不多。此时，冯子材已到了结婚年龄，但没人给他做过媒。其宗兄密友冯日坤娶妻，冯子材也没资格帮抬新娘轿，因为当地习俗，抬新娘轿的人必须是已婚并头胎生男孩的轿夫，冯子材虽做过轿夫，但不具前列条件。然而，冯子材闻多见广，识力弥大，尤是以前帮过地师抬轿，对阴阳地理特别嗜好，所遇某山某水，必究其恋头理气。为了改变贫眼前困境，冯子材此年亲自寻龙点穴，分别改葬其祖母和父亲于油路匾柑岭、石江渡尖岭吉地。在尖岭葬其父亲开穴时，适有一位白胡子老人经过，频频回顾，言此穴乃催趁主人之吉地，并言此地之吉秘，言毕而去。日后诸多应验，这使冯子材迷信风水有加。</p><p class="ql-block">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天地会开始活跃。钦州李士昌、灵山张阿滑、横州谢光殿、高要张家祥（降清后改名张国梁）、搏白刘八（原名刘益章）、合浦方晚等天地会首，纷纷设台会拜。一时间，反清复明的天地会党无处不在。有一天，冯子材一伙替廉州巨富黄承武保送一批货物到博白给邓老爷，途经博白的一个山隘，被当地天地会首领刘八劫持，刘八早知黄锦泗、冯子材的武功名气，想与黄锦泗、冯子材结拜为生死兄弟，叫他们一起“上山”入伙，冯子材借故推托，设法逃离。 </p><p class="ql-block">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正月，刘八在其家乡博白县龙潭举起反清义旗，队伍发展约万人，保镖行业受到影响。冯子材、黄锦泗、冯日坤、陈士能、冯明初、陈徳成等，加入了刘八的义军，各得做个头目。不久，博白县知县游长龄募军剿刘八之乱，冯子材明察大局，深感刘八斗不过官府，便约冯日坤、冯明初、陈徳成等拉回队伍，转投游长龄属下团总黄汝谐，随游长龄、黄汝谐剿刘八。 </p><p class="ql-block"> 道光三十年(1850年)二月，冯子材感觉游长龄这伙官绅，贪官吞赏，不大可靠，跟他们干没有什么前途。于是，冯子材与冯明初、冯日坤、陈徳成等拉回队伍，改投廉州知府沈棣辉。时值刘八、方晚、钟阿春等占领合浦县石康圩，沈棣辉知府下令冯子材与合浦团绅彭辉琳、陈国纲、陈玉书等，灵山团绅王大伦、阮可秀等前往剿，刘八、方晚义军失利撤离石康圩。此次平乱，冯子材与冯明初、冯日坤等被委为民团勇目。不几天，张六、刘八、小枝花义军围困廉州府城，大东门外三条街被他们洗劫一空。知府沈棣辉急令冯子材与彭辉琳、陈国纲、陈玉书、冯日坤、王大伦、阮可秀等率团解围。冯子材等几路人马赶回廉州城外围，从西面的钦州巷、下新桥两路冲进廉州府城。第二天，知府沈棣辉率冯子材等大部人马与刘八义军在白坟坡东校场对阵，冯子材等部一鼓作气，击溃刘八军的敢死队，斩杀了小枝花，保住廉州府城。接着冯子材等部乘胜追击张六、刘八至大廉山。 </p><p class="ql-block"> 道光三十年(1850年)二月，冯子材感觉游长龄这伙官绅，贪官吞赏，不大可靠，跟他们干没有什么前途。于是，冯子材与冯明初、冯日坤、陈徳成等拉回队伍，改投廉州知府沈棣辉。时值刘八、方晚、钟阿春等占领合浦县石康圩，沈棣辉知府下令冯子材与合浦团绅彭辉琳、陈国纲、陈玉书等，灵山团绅王大伦、阮可秀等前往剿，刘八、方晚义军失利撤离石康圩。此次平乱，冯子材与冯明初、冯日坤等被委为民团勇目。不几天，张六、刘八、小枝花义军围困廉州府城，大东门外三条街被他们洗劫一空。知府沈棣辉急令冯子材与彭辉琳、陈国纲、陈玉书、冯日坤、王大伦、阮可秀等率团解围。冯子材等几路人马赶回廉州城外围，从西面的钦州巷、下新桥两路冲进廉州府城。第二天，知府沈棣辉率冯子材等大部人马与刘八义军在白坟坡东校场对阵，冯子材等部一鼓作气，击溃刘八军的敢死队，斩杀了小枝花，保住廉州府城。接着冯子材等部乘胜追击张六、刘八至大廉山。</p><p class="ql-block"> 十二月初十日（阳历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三十八岁诞辰，拜上帝教信徒约两万人汇集桂平县金田村，洪秀全正式宣告起义，建国号太平天国。 </p><p class="ql-block"> 咸丰元年(1851年)，冯子材服从高廉道宗元醇调遣，加入高州镇总兵福兴（满洲正白旗人，1850年任高州镇总兵）部，正式转任清军勇目，赴高州剿凌十八。初战，擒斩义军三十余名，追敌至武利江南岸，被敌矛伤左手腕，蒙赏银牌一面。八月初二日，在分界又得两广总督徐广缙赏给军功八品顶戴，嗣后奉调往剿何名科。</p><p class="ql-block"> 至（1852）六月十二日。福兴等、合力进兵。分东西中三路。齐扑入墟。西路都司姚麟等、督带兵勇。攻破炮台七座。该逆淩十八、渡水奔逃。记委李鸿勋、勇目冯日坤追及。共将该逆斫伤。割取首级。</p><p class="ql-block"> 咸丰二年(1852)四月二十二日，福兴走马上任，进驻水摆大营。他认为宗元醇指挥之所以屡战屡败，是因为没有重用有才能的将领。福兴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决定起用一批职位较低的将领，遂选中了守备张腾蛟(潮阳棉城人)、千总(应该是外委)黄武贤、把总戴文英、冯日坤和李鸿勋，皆破格重用，视为心腹。六月十三日凌晨，福兴指挥三路清兵手持火把齐扑入圩，凌军英勇抵抗，凌十八被记委李鸿勋（八品）、勇目冯日坤追及，两人将凌十八斫伤，李鸿勋割取凌十八首级。历时三载的信宜凌十八起义，就这样悲壮地失败了。</p><p class="ql-block"> 咸丰二年七月十二月十二日，咸丰皇帝谕内阁:以广东剿办罗镜股匪出力，预立都司张腾蛟、姚麟等花翎，即补把总高州镇外委冯子材，著俟把总补缺后以千总补用，先换顶戴。潮州镇外委黄武贤、黄冈营外委方展鹏、三水营外委黄镛、高州镇外委梁成桂、均著以把总补用，并赏戴蓝翎。候补县丞刘镇、候补府经历潮州府司狱牟考祥，均著免补本班，以知县尽先补用。高州营记委李鸿勋、勇目冯日坤，均著以千总遇缺即补（正七品），并赏戴蓝翎。余升叙有差。该部知道。单并发。钦此。</p><p class="ql-block"> 咸丰二年六月高州镇总兵福兴督外委戴文英、冯子材及勇目冯日坤等攻破罗境墟，凌十八阵亡。戴文英、冯子材、冯日坤升千总。</p><p class="ql-block"> 咸丰七年六月,清廷以张国梁为湖南提督。张国梁督冯子材等进逼镇江，连日作战。都司冯日坤等陷江西乐平。冯日坤是随福兴调至江西的。</p><p class="ql-block"> 咸丰七年(1857年)五月，冯子材奉令攻克溧水、句容县城，获赏金牌两面，并免补参将以副将尽先补用。十一月，攻克镇江府城，奉旨免补副将，交军机处记名，遇总兵缺出，请旨简放。 </p><p class="ql-block"> 冯子材克复镇江府城后，牢牢地管控。此间投效冯子材守镇江立大功的，有部将冯日坤、杨青山、刁士枢、王大伦、马云标、李扬才、关松志、杨瑞山、吴天兴、杨安龙、陈才业、陈得贵、陈德成、冯骅等等，他们多是从剿凌十八时就与冯子材一起出生入死的老乡。</p><p class="ql-block"> 咸丰八年六月,福兴督游击冯日坤等在衢州与太平军作战。</p><p class="ql-block"> 咸丰八年七月癸未 冯日坤巴图鲁勇士封号。</p><p class="ql-block"> 咸丰九年二月李秀成进攻江浦为张国梁、赖镇海所败。三月,和春派总兵冯子材率军1000名渡江，命游击冯日坤带兵勇2000余名至江浦听张国梁调遣。张国梁、冯子材、冯日坤等败陈玉成、李秀成于江浦。</p><p class="ql-block"> 咸丰十年二月李秀成克杭州。三月，由杭州还师天京。闰三月,与陈玉成等大破江南大营。钦差大臣和春、提督张国梁退丹阳。总兵冯子材守镇江。副将冯日坤归冯子材指挥。接着,李秀成克丹阳,江南提督张国梁溺死河中。</p><p class="ql-block"> 三月清政府派冯日坤、前往进剿广德流洞桥。</p><p class="ql-block"> 四月,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江宁将军和春死于无锡浒墅关。李秀成兵临苏州城下候补知府李绍熙、候补知府何信义开城投降。何信义，又名何培章、何培英广东人，投效江南大营。何在日记中写道:当时，水师“总将郭定猷、李明新，先与贼目相酬应(皆东粤产,又只一江隔之)，都司冯日坤亦纵兵通于贼”。</p><p class="ql-block"> 六月江宁将军巴栋阿、总兵冯子材、副将冯日坤败进攻镇江之太平军。清廷命各省军营裁汰驱逐两粤兵勇,毋令入伍免与太平军勾结。因为江苏巡抚薛焕奏称:“上年和春因急于收复金陵复派人赴粤招来广勇尤多。本年大营之溃，半由于此。”</p><p class="ql-block"> 七月,清廷命黄岩镇总兵黄彬统带镇扬上下游战船。九月，黄彬及副将郭定猷等陷江阴。巴栋阿派冯日坤带2300人听江南团练大臣庞钟璐调遣，规复常熟。</p><p class="ql-block"> 咸丰十年九月初一日太平军侍王李世贤合江宁太平军突袭高资,被清总兵冯日坤所阻击,李世贤退走丹阳,清总兵冯子材部追至包家冈还。</p><p class="ql-block"> 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围城,冯子材守卫镇江。大大小小的战事一直持续近... 苦闷的冯子材走投无路,这天,召集总兵冯日坤、杨青山以及记名总兵关松志、镇江知府师荣光商量对策，以太平军藏金子的谎言激励士兵守城。</p><p class="ql-block"> 咸丰十一年正月薛焕札苏松太道查拿冯日坤部下勇目张老五张有带勇数百“投贼”之说。</p><p class="ql-block"> </p> <p class="ql-block"> 九月，御史杨荣绪等参劾薛焕贪劣各款，上命两江总督曾国藩查奏。寻奏言：“薛焕任苏州府，颇着循声，上海道任内办理关税及外国事宜，亦臻妥协。洎擢巡抚，驻师上海，每月糜饷二十余万，不能专办一路之贼。江苏所存地方，惟镇江、扬州尚据形胜；未尝亲至两郡，又不能多济饷项以联声援。上年奏请禁用广勇，而所信任之曾秉忠、冯日坤等所部半系广勇。曾秉忠之勇劫掠洋船，冯日坤之勇在金山围杀绅团多人。 </p><p class="ql-block"> 十一月李秀成克杭州。冯日坤与李绍熙密谋苏州内应密派弁目张有文等贩运洋枪、火药三船往苏州至淀山湖，被曾秉忠守卡炮船盘获，薛焕令将人犯正法。 </p><p class="ql-block"> 十二月,曾国藩奏称:“薛焕奏请禁用广勇，而该抚之信任曾秉忠、冯日坤等，所部多系广勇，曾秉忠之勇，抢劫洋船酿成巨案，冯日坤之勇在金山围杀绅首团勇多名，目无法纪，薛焕莫可如何”。</p><p class="ql-block"> 殷兆镛：上海兵勇号称四万，皆不堪用，何以今年经英、法人管带，便成劲旅？华尔亲兵六百，尽中国人，战无不胜。无他，挑选慎，约束严，器械精，赏罚信耳。请敕将帅讲求武备，渐事安攘。提镇中如曾秉忠水师通贼焚掠；马德昭掠苏州、上海；李定泰掠湖州、嘉兴；向奎每战辄败，败辄行劫；冯日坤部兵掠妇女。李恒嵩兵不行劫，已共推良将。窃谓行师首禁焚掠，克城先谋戍守，否则旋得旋失，民间无孑遗矣。</p><p class="ql-block"> 同治元年正月清廷命广西提督冯子材赴上海统率各军。二月，又命冯子材仍留镇江毋庸赴沪。冯部在城内抢掠闹饷。忠孝朝将陈炳文败署江南提督曾秉忠、副将冯日坤于江苏金山。清廷革曾秉忠署江南提督、福建陆路提督职。</p><p class="ql-block"> 三月，李鸿章率淮军到达上海署江苏巡抚。四月李鸿章在复乔鹤侪的信中写道:曾秉忠、冯日坤所部广勇，不尽去之则害无己时，然其去家远而洋场又为逋逃薮，将若之何?”又在给曾国藩的信中写道:曾秉忠昨来夸功诉冤。如派员接替务求札饬该革督将所部广东弁勇带赴上游听候差遣，俾有希冀复用之意,可弭此间无穷之患。”</p><p class="ql-block"> 同治元年(1862年)六月，李鸿章在给曾国藩的信中写道:"红单水师各将，惟吴全美尚能打仗，黄彬贪劣，李德麟骚扰，皆与冯日坤相等。"</p><p class="ql-block"> 闰八月十八日（10月11日）：前因上海已革副将冯日坤有纵兵通贼等情，令曾国藩、李鸿章查办，兹据称冯日坤与苏贼李绍熙勾通接应，所部兵勇并不足数，粮饷多系侵吞，经李鸿章饬令来营听候查办，复乘间脱逃，当经拿获，即于军前正法。</p><p class="ql-block"> 八月李鸿章将冯日坤在上海正法，该部2000人裁遣。布兴有部与法国军队争斗，参加太平军，引导太平军攻克余姚。</p><p class="ql-block"> 李鸿章笑了笑，忽然高喊一声：“王令！” 王宗濂应声而入，答道：“下官在。” 李鸿章道：“烦你老兄陪狄先生到粮台那里去走一遭儿，让粮台给狄先生打一张五万两银子的定期银票，要三天后才能兑现。然后，你就带几名捕快，跟着狄先生去捉拿冯日坤。你可听清本部院的话？” 王宗濂忙道：“大人的话，下官已是听得真真切切，大人尽管放心就是了。” 李鸿章又高声喊道：“来人！” 一名亲兵急忙走进来，口称：“大人吩咐！” 李鸿章道：“传话下去，从亲兵营挑十名好枪手交给王大人，不得有误！”亲兵点一下头，快步走出去。 很快，王宗濂同着狄为利及翻译也走出去。李鸿章这才长出一口大气，走出签押房，到饭厅用饭。 用饭的时候，李鸿章又接到安庆方面递过来的加急函件。 李鸿章放下碗筷，急忙来到签押房。他打发走专差，这才小心地拆开函件，却原来是朝廷递给总督衙门而总督衙门转递来的一纸廷寄。 里面写道：“有人呈称上海副将冯日坤纵兵勇济贼等语。江南水陆各军原为剿贼而设，该省沦陷已久，仅存上海及江北一隅。若如呈内所称，军务何时得有起色？我两宫皇太后睹此事情形，寝食俱废，即着该大臣密咨该署抚，令其留心访察，如冯日坤果有通贼情事，该大臣即行一面传旨正法，一面奏闻。臣等又钦奉五月二十日寄谕：詹事殷兆镛奏胪陈在籍，闻见情形，请饬整顿一折。江浙地方沦陷，带兵将弁乘乱肆行不法，甚有潜谋。反侧两端首鼠者，着曾国藩、李鸿章严密访查，遵照节次寄谕办理。其应行逮问及拿办者，即应惩治一二巨憝以示惩儆……”廷寄的后面，则是曾国藩、殷兆镛等人的原折。 这显然又是曾国藩为了李鸿章能顺利整顿江苏军政，提前打下的伏笔。李鸿章把廷寄中的“即着该大臣密咨该署抚，令其留心访察，如冯日坤果有通贼情事，该大臣即行一面传旨正法，一面奏闻”这句话反复看了几遍，一个念头便在脑海中形成。他决定把这句话的文章做足。 午饭前，王宗濂到签押房复命称：冯日坤再次被捕获，因其拒捕，一名亲兵用火枪将他左腿击断，众捕快蜂拥而上，冯日坤被一条绳索捆翻，被关进斋房。 午后，李鸿章一面发文通商大臣衙门，向薛焕通告冯日坤的事情，一面请出王命旗牌，传令上海县，把冯日坤拉到城外斩首。行刑前，为防冯日坤狗急跳墙，李鸿章命人用火枪将冯日坤的右腿先行击断。 冯日坤一路破口大骂，直到人头落地。上海官场无不对署抚李鸿章的手段感到震惊。 李鸿章连夜上折对朝廷讲述为什么要对冯日坤先斩后奏。 折子开头依例先对廷寄复述一遍，然后讲了冯日坤该杀的四点理由：一、与贼人李绍熙沟通；二、贩运军火；三、侵吞粮饷；四、拘捕后两次越狱。封装折子之时，李鸿章在心里一阵冷笑，他不信朝廷放着活人不交去交一个死人。 折子拜发不过一个月，江苏提督曾秉忠、总兵况文榜又遭革职处分。李鸿章上折保举湘军淮扬水师营统带黄翼升暂署江苏提督，淮军铭字营统领刘铭传暂署总兵，张树声升署副将。上海除藩、臬两司外，已全部换成了新面孔。 李鸿章在上海官场，不动声色的头三脚，脚脚都踢中薛焕的要害部位。但薛焕毕竟是做过大员的人，他小心地维护着与李鸿章的表面平静，不动声色地寻找着李鸿章的破绽。薛焕坚信，只要李鸿章给他一点点反击的机会，江苏就还是自己的地盘。 同年农历八月上旬，太平军攻陷浙江宁波，浙江巡抚左宗棠请求两江总督衙门就近调兵增援。曾国藩急忙写信给李鸿章商办此事。 李鸿章此时无兵可抽，于是调华尔率洋枪队火速入浙，会同楚勇收复宁波，随函附有宁绍台道史致鄂和宁波府知府的告急文书。 华尔经过多方了解，得知驻守宁波的太平军人数不是很多，且枪炮不整，不堪一击，遂欣然赴命。行前，华尔依以往出征惯例，将其妾杨坊之女剥光绑在凳子上，用马鞭抽她，直至侍妾浑身见血方止。 华尔称此为出门大吉，据说是祖传的法宝，极其灵验。 华尔会同吴煦、杨坊，率水陆各营当日即离开上海，一路大张旗鼓地奔向宁波。</p><p class="ql-block"> 李鸿章复信给乔松年道:"水师弁勇贩卖米、药济贼，中外共闻，该管镇将如肯实力谕禁，即不能御贼，或不至勾贼也。新调红单船四十号，昨准都帅咨复，业准停调……似都公尚有意整顿，未尽为人蒙蔽。李新明、沈振廷声名极坏……吾丈能否为都帅密陈汰遣以除民害而儆其余，如沪将冯日坤通贼扰民……密旨饬……传旨正法……业已遵照惩办。……吴碧珊移防通海下游，亦较得力。"</p><p class="ql-block"> 李鸿章连夜上折对朝廷讲述为什么要对冯日坤先斩后奏。</p><p class="ql-block"> 折子开头依例先对廷寄复述一遍,然后讲了冯日坤该杀的四点理由:一、与贼人李绍熙沟通；二、贩运军火；三、侵吞粮饷；四、拘捕后两次越狱。封装折子之时,李鸿章在心里一阵冷笑,他不信朝廷放着活人不交去交一个死人。 </p><p class="ql-block"> 清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正月,李鸿章满四十岁。这时的江苏,随着淮军人数的不断增多、枪械的不断改良,对李鸿章来说,局面已开始一天天地好转起来。 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则在江苏各地连遭败绩,其势只见其小,不见其大。对比之下,李鸿章明显占着上风。</p><p class="ql-block"> 李鸿章这天正与郭嵩焘、乔松年及一班司道大员商议巡抚衙门移节苏州的事,风尘仆仆的传旨差官却怀抱圣旨大踏步走了进来。</p><p class="ql-block"> 传旨差官见李鸿章端坐堂中,不由高喊一声:“江苏巡抚李鸿章接旨!”李鸿章慌忙离座,率属员面北跪倒,口称:“臣李鸿章接旨。” </p><p class="ql-block"> 传旨差官缓缓展开圣旨,一字一顿读道:“内阁奉上谕:江苏巡抚李鸿章自到任以来,兢业为公,通晓兵事,尤其整饬常胜军情形,功效颇著,自即日起,兼署通商大臣,所有上海洋务事宜,均着统筹办理。钦此。” </p><p class="ql-block"> 李鸿章接旨在手,叩头谢恩。传旨差官伸手扶起李鸿章,笑道:“抚台大人,您老现在是上海一等一的人物了,卑职一路风雪传达圣旨,您老可得多赏个元宝啊!” 李鸿章哈哈笑道:“你老弟先去用饭,饭后,本部院保准让你乐着离开就是了!” </p><p class="ql-block"> 传旨差官边走边道:“卑职今生能多为抚台大人传几次旨,就是祖上的阴德了!” 差官离去后,郭嵩焘、乔松年等人俱向李鸿章贺喜。李鸿章满面春风一一相扶。落座后,郭嵩焘不无醋意地戏谑道:“抚台大人,职道的亲家翁,身为江督尚未兼通商大臣职衔,你这个江苏巡抚,倒抢先一步了。这圣旨传到安庆,真不知我那亲家翁作何感想!” </p><p class="ql-block"> 乔松年及所有官员听了这话均一愣,都望着李鸿章,看他如何应答。李鸿章道:“郭道真能讲笑话。通商大臣又不是大学士,本部院的恩师现在是协揆,就算朝廷有心把通商大臣强加到恩师的头上,恩师怕还腾不出工夫打理呢!” </p><p class="ql-block"> 李鸿章的一席话,说得在座的官员个个点头,无不称是。同一天,通商大臣薛焕被免职,奉调进京。薛焕抵京后一直候补,后经文祥奏请,授礼部左侍郎,后调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上行走。</p><p class="ql-block"> 李鸿章重任在肩,于是先把巡抚衙门移节的事暂且搁在一边,全身心地筹办起他早就想办的事:开办外国语言文字学馆,为大清国培养更多的翻译人才。</p><p class="ql-block"> 随着鸦片战争的结束,大清国的国门已然打开,世界各国有野心的商人、军人,均蜂拥而入,挡也挡不住。在这种形势的压迫下,大清国在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北京条约》签订后,成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专门办理洋务和外交事务。 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为培养翻译人员,由恭亲王等奏请,总理衙门又设立了大清国开国以来的第一所洋务学堂——京师同文馆。</p><p class="ql-block"> 同文馆设英、法、俄文三班,只限收十三四岁以下的八旗子弟。</p><p class="ql-block"> 可惜的是,同文馆奏设伊始,并不被国民认可,入学者寥寥。因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当时的大清国,洋人是比较受敌视的；学习洋文的人,自然也在受敌视之列。 尽管大清国设立了同文馆,有了培养翻译的学堂,但翻译人才仍是奇缺,各地方官员每与外国人办理交涉,大多借助外国人自己带的翻译。李鸿章决定凭借自己手中的权力,扭转一下这种外交上的被动局面,在短时间内,为大清国培养出一大批翻译人才。</p> <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清朝粤勇，一支从头至尾围困太平军的力量，成就了三位清军提督</b></p><p class="ql-block">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即公元1851年1月11日，在洪秀全三十八岁生日这一天，广西桂平县金田村上空旗帜猎猎，人们喜气洋洋、心情激荡。拜上帝教教徒两万余众齐集金田大校场，在各地首领的带领下齐唱赞美诗歌，祷告上帝，恭贺教主万寿。在神圣的宗教仪式万岁声中，洪秀全等领导人稳步登上神台，大声向教徒宣布：遵上帝之旨意，从此正号太平天国，建立自己的小天堂。太平天国起义以后，清政府的正规军八旗兵、绿营兵和太平军作战时屡战屡败,于是清政府派出了众多的官员回籍办理团练、召募乡勇，与太平军对抗，粤勇随之而产生，粤勇是清王朝镇压太平天国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虽没有出色的领袖人物，未能像湖南的湘勇(湘军)、安徽的淮勇(淮军)为人所熟知，但实际上在太平天国时期，粤勇也是一支举足轻重且不可忽视的生力军。</p><p class="ql-block"> 金田起义后，广东候补训导张熙元在东莞县选得壮勇1164名到达象州。六月，广东武举韦允升招募得东勇500名到达武宣，这些粤勇均交由张敬修管带。钦差大臣赛尚阿奏香山壮勇、东勇、郁勇与韦正部太平军战于桂平盘龙河。八月,韦允升所带香山壮勇改由蓝翎候补布政司经历褚汝航管带。闰八月，太平军克永安州，道员张敬修督东勇至永安樟村，忽闻太平军至，纷纷逃散。赛尚阿决定将东勇遣散，另募潮勇3000名、东勇1200名，交张敬修管带。钦差大臣李星沅奏称:“广东兵勇强于粤西,如候补知府张敬修，前经臣等遵旨饬调来粤，人极明练勇敢，所带东省莞勇，近在武宣随同打仗最为得力。”自太平军一路北上，而尾随的粤勇也一直在太平军屁股追随着，虽然战绩不算辉煌，但尾随太平军的粤勇也算是一支围剿太平军不可忽视的力量，至太平天国灭亡，围剿太平军的粤勇成就了三位大清提督：张国梁、冯子材和吴全美。</p><p class="ql-block"><b>一、江南提督张国梁</b></p><p class="ql-block"> 张国梁初名家祥，字殿臣。广东高要(今肇庆)人。张家祥曾在广西贵县参加天地会起事，活动于横州、灵山、钦州、宾州一带，张家祥早年曾经加入拜上帝教，但忍受不了教会的约束，于1849年(清道光二十九年)背叛拜上帝教，接受清军的招抚，其部下之兵称之为“捷勇”。张国梁这人一直是后期太平军最强悍的对手之一，从太平天国金田教义就一直跟随广西提督向荣自广西桂平尾追太平军直至江苏，并以作战勇猛而备受向荣的倚重。</p><p class="ql-block">1851年(清咸丰元年)，随提督向荣自广西桂平尾追太平军直至江苏南京。1853年，张国梁随向荣在南京城外孝陵卫一带建立江南大营，张国梁为大营主要战将，常与太平军作战，屡立战功，当时，在江南大营中，还有广东常胜、制胜、得胜炮勇共1804名。</p><p class="ql-block">清朝粤勇，一支从头至尾围困太平军的力量，成就了三位清军提督</p><p class="ql-block">1855年张国梁升总兵，三月，和春派总兵冯子材率军1000名渡江，命游击冯日坤带兵勇2000余名至江浦，听候张国梁调遣，四月，张国梁、冯子材等败翼王石达开于天京秣陵关。五月，张国梁、李鸿勋、冯子材各部败秦日纲等于镇江京砚山。不久石达开、秦日纲等大破江南大营，向荣、张国梁退往丹阳。</p><p class="ql-block"> 1856年正月，张国梁等与增援镇江之燕王秦日纲等战于句容仓头镇。二月，秦日纲、吴如孝等败吉尔杭阿、张国梁等。三月，克扬州、浦口、仪征。不久张国梁、李鸿勋、冯子材等将浦口等地夺去。有广东地方官续雇红单船13只，由都司黄彬统带到达镇江焦山。四月，以太平军破清军江北大营，奉命率兵勇2400名赴北岸，连占江浦、浦口，阻遏太平军南渡之路。六月，太平军秦日纲部进攻镇江外围清营，石达开部又占溧水，遂奉命先援镇江，继战溧水。因太平军乘虚猛攻江南大营，又星夜回援，筑垒于马群。以大营溃败，随向荣逃往丹阳。在向荣死后，清廷任命和春为江南大营钦差大臣，张国梁帮办军务。接连苦战解金坛围，取高淳、东坝(今高淳东)，占句容，阻击太平军援军于高资(今镇江西)，并迫使其弃守占领五年之久的镇江城。</p><p class="ql-block"> 1858年正月，张国梁、冯子材在天京城外屡与太平军作战，并将太平军后军主将李秀成攻克的扬州又夺回去。在张国梁任湖南提督后，督冯子材等进逼镇江，连日与太平军作战于镇江，之后又败太平军于句容。</p><p class="ql-block"> 1860年正月，张国梁督暂革甘肃西宁镇总兵冯子材，浙江黄岩镇总兵黄彬，水师总兵陈国泰，副将赖镇海，参将郭定猷、曾秉忠、李新明，知府李绍熙等攻陷九伏洲，天京包围圈形成。</p><p class="ql-block"> 1860年春，太平军忠王李秀成以围魏救赵之计，调动江南大营1.3万余人赴救杭州，然后回师急攻江南大营。张国梁率部往援大营西路，旋折返，以小水关大营本部被突破，遂率溃军退守丹阳。5月15日，太平军主力东征苏、常，5月19日攻占丹阳城，张国梁在率领溃兵东撤的时候溺死在河中。</p><p class="ql-block"><b>二、广西提督冯子材</b></p><p class="ql-block"> 冯子材（1818年7月29日～1903年9月18日）字南干，号萃亭，祖籍博白，生于钦州沙尾村，客家人。19世纪50年代初，冯子材在广西博白聚众起事，1851年（咸丰元年）4月，树旗反清的广东天地会领袖刘八率部众万余人进攻博白，冯子材趁机投奔这支队伍。5月，刘八进攻博白失败，冯子材拉出部众千人，投降知县游长龄，并被改编为“常胜”勇营，积极参加镇压粤桂边界的农民起义军，积军功擢升至千总，后随广西提督向荣镇压太平军起义，当时专办军务周天爵奏称：冯子材等950人至博白县行营投诚，“情愿随同官兵打仗杀贼，立功赎罪”。</p><p class="ql-block"> 1853年4月，身为都司的冯子材统带广勇，隶向荣在南京城外孝陵卫建立“江南大营”，不时向城内太平军进攻。1856年6月，江南大营被太平军摧毁，冯子材败逃到丹阳。</p><p class="ql-block"> 1858年1月，钦差大臣和春复立大营于沧波门、高桥之间，挖掘长濠，坚筑高垒，围困天京太平军。冯子材身负守御之责，屡次击退太平军的冲锋，并攻毁太平军在城北修筑的栅栏营垒。由于冯子材真心替清廷卖命，深得上司的器重，几年之内由都司一步步升为总兵。清军悍将张国梁曾抚其背称赞冯子材说：“子勇，余愧弗如。”同年9月，太平军主将陈玉成，李秀成分别领军进至滁州（今安徽滁县）乌衣，准备会攻清钦差大臣德兴阿的“江北大营”，和春派冯子材领兵5000渡江相援，27日小店一战，冯子材部几乎全军覆没，仅剩三四百亲兵逃回到江南大营。</p><p class="ql-block"> 1860年5月，太平军第二次攻破清军“江南大营”，冯子材随江南大营次帅张国梁逃到丹阳，又被太平军击败，在张国梁在丹阳南门外落水溺死后，冯子材收聚残军，退往到镇江固守。</p><p class="ql-block"> 1862年（同治元年）初，太平军屡次攻打镇江，消灭了冯部的一些军队，但都没有产生很大威胁。2月，负责扬州军务的江宁将军都兴阿与冯子材不和，请求将他外调。后外调不成，仍留在镇江归曾国藩辖制。</p><p class="ql-block"> 同治二月，李秀成克杭州，后与陈玉成等大破江南大营。钦差大臣和春、提督张国梁退丹阳。十月，巴栋阿患病，推荐冯子材“号令严肃，谋勇兼优，于军务事件颇为练达”。清廷命冯子材督办镇江军务。冯子材表示要与巴栋阿和衷共济，与钦差大臣曾国藩、杭州将军瑞昌等互为声援消灭太平天国，从此他开始独当一面。此后，冯子材以孤军3000人守御镇江，不时与太平军小部队接仗，但由于太平军在镇江一带没有投入太多的兵力，曾国藩也没有重用他的打算，冯子材实际上主要处于观战的地位。</p><p class="ql-block"> 1864年7月，天京陷落，清廷大封“功臣”，冯子材也被赏穿黄马褂，封骑都尉世职。在侍王李世贤部败走到达漳州后，清廷命冯子材暂留广东，督办东江军务，即赴大埔、饶平之交择要驻扎，堵剿太平军。后太平天国康王汪海洋等攻克广东嘉应州，使得广东巡抚郭嵩焘急调肇庆协副将杨青山驰赴廉州，并招集冯子材旧部三千人，分立选胜军六营，由该副将统带，随后在清将鲍超等的攻陷下，嘉应南下的太平军余部被剿灭。</p><p class="ql-block"><b>三、福建水师提督吴全美</b></p><p class="ql-block"> 吴全美，清广东顺德人，道光末年应募为团练勇目,累擢千总。咸丰三年，太平军攻陷福建厦门、同安及仙游、莆田各县，吴全美应调收复其城，升副将并赏加总兵衔。咸丰四年，吴全美管带红单船五十艘，由福建赴江苏合力围攻太平军，以都司陈国泰为前锋，初战不利，吴全美遂后调来五十艘红单船直逼敌垒，奋勇轰击，连毁金山炮台，土木皆飞，敌始骇溃。继伺官军尽驻下游，密遣船由南岸大溜下驶潜图东坝，全美又由北岸迎击，败之，立复高湻。闰七月，又败之。七桥瓮敌势蹙，乃立水营于九洑洲、八卦洲，环以木城，外树重栅，阻我师船往来之路。九月，全美领队直前，先攻八卦洲，合敢死士持炬潜自上流，夜袭其栅，纵火焚之，因鼓噪进攻，敌众惊乱，死者数百计，九洑洲之敌亦望风奔溃。于是两洲皆克，复积功，超擢浙江温州镇总兵。</p><p class="ql-block"> 咸丰五年，敌复于下关两岸筑炮台，镕铁为巨练，以镇江面，坚不可拔。吴全美率师船由南岸扬帆上泝，自七里洲河嘴斩关而入，手刃其守关者数十人，立断铁锁，冲浪直上，毁船三百余艘，生擒其前锋陈长顺、孙元、章大中等，直捣芜湖，大破之于采石。乘胜下攻金柱关，敌众愕然，无敢当者，遂克芜湖，后赏"迅勇巴图鲁"名号。</p><p class="ql-block"> 咸丰六年，江宁大营陷。大清命留吴全美等红单船分泊大江南北，牵制敌势。十月，吴全美移泊鲁港，敌知有备不敢近，赏加提督衔。</p><p class="ql-block"> 咸丰十年，两江总督曾国藩奏调吴全美率师船二百余全数下驶扼敌北窜之路。九月，吴全美由芜湖赴扬州，至九洑洲奋击沈船三四十艘，焚毁十余艘。</p><p class="ql-block"> 咸丰十一年六月，江阴常熟窜敌踞江心寿星沙，多作木簰，外驾桨船，图扰北岸。大清命吴全美统带水军出击，于是官军大胜，江宁之太平军势不可支，思窜扰江北，全美扼要堵截，严密防御下河，完善之区得以安堵。李鸿章在给曾国藩的信中写道:“红单水师各将，惟吴全美尚能打仗，黄彬贪劣，李德麟骚扰，皆与冯日坤相等。”</p><p class="ql-block"> 同治三年清廷升吴全美为福建水师提督。同治四年二月，闽浙总督左宗棠奏请吴全美速带红单船赴闽助剿。同治五年，因病陈请开缺请求回籍调理，同治九年，调署琼州镇总兵，当时法人屡以法船往来琼州，窥探量水，吴全美督水陆兵勇躬赴海口各炮台，殚心布置，昕夕严防。次年十月，病死于防所，年六十四岁。</p> <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更大的战火逼近上海</b></p><p class="ql-block"> 薛焕所说的吴道台便是苏松太道吴煦。 粮台领了凭证，马上便赶到苏松太道衙门。但吴煦却只给淮勇拨付了一半饷粮，然后便以协饷未到为由，不再付给。 粮台只好回营去向李鸿章交差。粮台本以为李鸿章会大发雷霆，哪知李鸿章只是微微一笑，让粮台尽快把饷粮发到各营。 李鸿章心里非常清楚，薛焕受华尔的影响，其心中靠淮勇保护上海的念头已经发生动摇，想让薛焕全身心地支持淮勇，必须扭转薛焕对淮勇的看法。李鸿章半夜未眠，苦苦思考前路。 第二天，风云突变，更大的战火逼近上海。 先是洋枪队在收复奉贤的南桥镇时，遇到太平军拼死抵抗，洋枪队代理统领提督衔的法国人卜罗德中枪死于阵前，致使洋枪队不得不仓皇撤回上海。当天晚上，太平军调集重兵急扑太仓，并很快占领太仓；太仓知府李庆琛及五千守军俱被杀死，无一幸免。太平军马不停蹄逼近上海，想趁李鸿章立足未稳之时，攻破上海，以分天京压力。 薛焕紧急召集李鸿章进城议事。李鸿章乘轿赶至巡抚衙门，见华尔、吴煦、江苏提督曾秉忠以及抚标营副将冯日坤均在座，坐了满满一屋子。 薛焕神色慌张，开言说道：“太仓城破，卜军门战死，长毛眼看就要逼近上海。本部院连夜把各位大人召来，就是要议一议怎样退敌。据报，长毛此次进兵数不下十万，看势头是要破我上海。本部院适才在心里盘算了一下，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李大人，你讲一讲，我们此次应如何迎敌才好？” 李鸿章站起身答道：“禀抚台大人，司里以为，长毛虽势大，但兵力不会超过六万，以我全城现有的兵力，足可以对抗。” 华尔道：“以本官的十营火枪队，足可抵挡三万长毛的进攻。但李大人的十五营团练，能否挡得住一万长毛的进攻？我看是个未知数！” 薛焕望了华尔一眼，道：“华大人，李大人话还没有讲完，请您不要随便打断。李大人，本部院想让你分几营进城防守，分几营随华大人和抚标营出城迎敌，你看可以吗？” 李鸿章略一思忖，道：“大人容禀，我淮勇只区区十五营。行前，制军曾大人反复强调，淮勇能合不能分，合则势大，分则力单。何况，长毛尚未兵临城下，我们此时出城迎敌方为上策。若此时就进城防守，长毛到后必调重兵困我。时间一久，我军则不战自乱，岂不正中长毛奸计？万望大人三思。” 薛焕听完李鸿章的话，捻须沉吟良久，这才说道：“李大人适才所言也有道理。本部院以为，不妨由抚标营随本部院防守此城，李大人随华大人出城去迎敌，这当为两全之策！” 华尔嗷的一声蹦起来，大叫道：“我的火枪营，可不想同一群乞丐在一起作战！战败了，算谁的？” 李鸿章忍无可忍，用手指着华尔说道：“华大人，请你自重！这是两江总督辖下的江苏巡抚衙门，不是在你的国家！” 华尔跳起脚说道：“李大人，你要把话讲清楚。本人是你们请来的，本人在替你们剿匪。” 薛焕急忙挥了下手，说道：“好了，都这个时候了，你们就不要吵了。这样吧，华大人率火枪营到城西去迎敌，李大人到城东去迎敌，本部院居城中调度。这样总可以了吧？时间紧迫，都回营布置去吧。” 李鸿章速返大营，当即把各营营官召集到帐中议事。他深知，声名狼藉的薛焕，迟早得交出巡抚大印，自己能否接替薛焕，这一战很关键。他愤愤道：“我淮勇来到上海立足未稳，洋枪队瞧我不起，薛中丞受人蛊惑，又不懂兵事，也瞧我不起。这一仗如果打不好，我等就只有回乡种田了！” 张树声这时道：“李大人，您老是怎么想的，就只管吩咐吧。我们全听您的。” 李鸿章说道：“本官出城的时候就已想好，长毛新据我太仓，接着又猛扑上海，其实是想把我淮勇赶出沪地。我们不妨就装作受骗，来个将计就计。” 随后，李鸿章着张树声率五营同潘鼎新所部一营一起，由小道去取太仓，然后回援。李鸿章则率三营到城外三十里扎寨，程学启率余部按李鸿章吩咐，虚张声势守城东。 李鸿章道：“我等能否在上海驻足，就看这一战！” 各营官摩拳擦掌而去。</p><p class="ql-block"> 李鸿章抵达上海后,湘淮集团开始谋划整顿与重建下游水师。在清廷支持下,湘淮集团先削弱、收编、去除上海的曾秉忠和冯日坤势力,再通过裁减船只。</p><p class="ql-block"> </p> <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大寮之乱</b></p><p class="ql-block"> 当时广东高廉(今茂名、湛江)地区也爆发多起农民起义，其中最出名的是信宜人凌十八领导的太平军分支，凌军驻扎在广东罗定县罗镜圩。</p><p class="ql-block"> 包括<b>黄武贤</b>在内的这一千名潮州镇官兵，没有直接奔赴广西，而是被时任两广总督的徐广晋调至罗定平息凌十八领导的农民起义。</p><p class="ql-block"> 初始，清军由分巡道道员宗元醇带领，几次都被凌十八的起义军打败，损伤惨重。到咸丰二年(1852)四月底为止，清兵共伤亡三千二百多名。徐广晋把这些归结为宗元醇指挥不力，决定更换主帅，调高州镇总兵福兴接替宗元醇的总指挥职务。</p><p class="ql-block"> 咸丰二年(1852)四月二十二日，福兴走马上任，进驻水摆大营。他认为宗元醇指挥之所以屡战屡败，是因为没有重用有才能的将领。福兴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决定起用一批职位较低的将领，遂选中了守备张腾蛟(潮阳棉城人)、千总(应该是外委)黄武贤、把总戴文英、冯日坤和李鸿勋，皆破格重用，视为心腹。六月十三日凌晨，福兴指挥三路清兵手持火把齐扑入圩，凌军英勇抵抗，凌十八被记委李鸿勋、勇目冯日坤追及，两人将凌十八斫伤，李鸿勋割取凌十八首级。历时三载的信宜凌十八起义，就这样悲壮地失败了。</p><p class="ql-block"> 两广总督徐广缙、巡抚叶名琛奏报，剿办罗镜墟逆匪，全股荡平。</p><p class="ql-block"> 咸丰下旨:卿等鞠躬尽瘁，昼夜剿办，得以扫数歼擒，皆卿等力也，览奏深慰朕怀。所有在事出力各文武，首尾一年，前后几及百战，歼擒六千有奇，皆能同心协力，灭此凶顽，洵属著有劳绩。着即确切查明，据实保奏，候朕施恩”。</p><p class="ql-block"> 七月十一日，总督徐广缙加太子太保衔，巡抚叶名琛加总督衔，仍下部优叙，总兵官福兴赏花翎、刚安巴图鲁名号。八月初一日，广东高州镇总兵官福兴，被任命为广西提督。</p><p class="ql-block"> 十二月十二日，咸丰皇帝谕内阁:以广东剿办罗镜股匪出力，预立都司张腾蛟、姚麟等花翎，即补把总高州镇外委冯子材，著俟把总补缺后以千总补用，先换顶戴。潮州镇外委黄武贤、黄冈营外委方展鹏、三水营外委黄镛、高州镇外委梁成桂、均著以把总补用，并赏戴蓝翎。候补县丞刘镇、候补府经历潮州府司狱牟考祥，均著免补本班，以知县尽先补用。高州营记委李鸿勋、勇目冯日坤，均著以千总遇缺即补（正七品），并赏戴蓝翎。余升叙有差。该部知道。单并发。钦此。</p><p class="ql-block"> 黄武贤这次受福兴提拔并立功，由外委提升为把总，赏戴蓝翎。</p><p class="ql-block"> 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由广西进入湖南，冲破重重包围开始攻打湖南省会长沙。咸丰皇帝马上要徐广晋令福兴带兵赴湖南援剿。福兴这个时候带黄武贤这支广东兵到广西郁林剿办“七匪”，他们行抵濛江(今广西藤县)，八月初三日，他接到徐广晋信札，要他挑足二千名赴湖南会剿。</p><p class="ql-block"> 福兴立即回师梧州，挑选兵勇速赴湖南。他选挑了潮州、黄冈等营兵四百名，潮州壮勇五百名，余计兵勇共二千六百余名。八月初八日，福兴带领兵勇在梧州起程，由贺县、江华间道驰赴郴州大营。咸丰急令福兴毋庸绕道郴州，应速由间道驰赴长沙会剿。</p><p class="ql-block"> 十月初，福兴才到达长沙，扎营于湘江西岸的象鼻坝，开始与向荣之军合力堵剿太平军。</p><p class="ql-block"> 十九日夜，长沙上空电闪雷鸣，天昏地暗。杨秀清组织太平军乘风雨交加的时刻，强渡湘江，与西岸的石达开会合，然后翻越金牛岭，向西北而去。福兴闻讯，立即带领官兵由小路渡河，追至牛头山地方截击。</p> <p class="ql-block"> 凌十八，名才锦，号仙州，家族排行十八，故名。信宜燕古塘坳村人。1848年参加了洪秀全、冯云山的拜上帝会，建立军队，打制武器，购置军需品。1850年春节后，凌十八聚集约二三千信徒起义。10月5日，茂名县令胡宗政行抚，凌十八拒绝。1851年2月，凌十八挥师西进，这时金田已经起义，清军全力围攻太平军，桂东、桂南俱已加强堵截。凌十八便联合梁二十等想与太平军会师不成遂回师信宜。在两广清军合力堵截之下，凌十八攻入罗镜圩作据点。罗镜圩位于罗定州城南部，处于山中，南面是与信宜交界，水陆交通比较发达，时集市内居民约千户，户户居民有钱有存粮。凌十八义军据此后，建了三层坚固的防御工事，修筑了炮台，设置了岗哨，并在山林中暗设陷阱，上面用草盖着，谁要是掉下去，直接就会丧命。8月11日，两广总督徐广缙率大军到达高州城，接着，派巡道宗元醇带兵截断义军回信宜之路，然后进攻罗镜圩。冯子材首战罗镜圩立功，获赏军功八品顶戴。9月5日后，徐广缙亲到信宜指挥，在罗镜圩外挖濠、筑墙、濠内灌水，企图把义军困死。凌十八使计诱敌深入，数十次打退清军的进攻。如，诱敌攻打西圩，伏杀清军百余名等。1852年5月12日，凌十八计诱清军深入东圩，斩守备钟庆瑞等。徐广缙恼羞成怒，杀自己的两个千总，把另两个千总枷号示众后流放。然后，调高州镇总兵福兴带兵再回攻打，福兴余部又被凌十八义军击退。6月18日，广东巡抚叶名琛到罗定州督战。7月20日，清军两次进攻鬼子埝炮台和火药库，凌十八腿被打伤。在饥肠辘辘、主将受伤的危境中，凌十八义军仍斗志旺盛。7月28日，清军倾巢分三路猛扑罗镜圩。此时，凌十八义军剩下不过百人，弹尽粮绝，饥饿难忍，与敌肉搏，最后凌十八随全军阵亡。</p><p class="ql-block"> 何名科，信宜安莪镇安莪村人。1849年加入天地会，1850年何名科与梁二十联合组织三千余人，在信宜安莪集中扎营起义。1851年1月，何名科率领义军在茂名县黄塘击败高州镇官军。3月，义军分兵攻下离高州城仅40里的平山司署，杀死候选知县李景新、庠生邓茂林及练长练丁百余人，声威大震。4月，何名科到容县增集义军合六千人，回信宜占据东镇。两广总督徐广缙、广东巡抚叶名琛急令总兵杨昌泗赶回信宜。5月25日，杨昌泗率兵千余到达信宜县城，何名科令各队绕道从东南进攻信宜城，其长子何绍邦及旗手数人阵亡。9月27日杨昌泗向义军发动攻击，义军诈败，后伏兵齐出，杀阳江镇标千总关镇江和外委沙兆麟等，清军全线崩溃。10月，徐广缙、宗元醇大军正全力围攻罗镜圩的凌十八义军，惧怕何名科与凌十八会合，急从罗镜圩前线抽调冯子材带兵来围剿。11月2日夜间，冯子材带着三百多人，偷袭何名科营寨，义军伤亡很大，梁二十在此战阵亡。天明后，清军越来越多，何名科率队且战且退。转战容县、玉林、北流县等。徐广缙命令广西东南各州县官兵堵截，冯子材跟踪追击。11月19日，贵县兵勇、玉林团练一起围攻，何名科、何名颐、梁十八等被俘，解到桂平斩杀。</p><p class="ql-block"> 咸丰二年(1852年)，冯子材随高州总镇福兴破罗境圩，彻底平定凌十八、何名科后，朝廷论功行赏，冯子材以信宜剿何名科功，升把总并赏戴蓝翎；又以罗镜圩剿凌十八余党功，升千总补用。与冯子材同日升千总补用有冯日坤、杨青山、王大伦等。平定凌、何之乱后，冯子材奉高州镇总兵福兴之令回钦廉募兵五百充常胜勇。因得廉州知府支持，冯子材迅速募足五百兵员。其时，杨安龙、冯骅、杨瑞山等这帮师兄弟回到冯子材的身边。</p><p class="ql-block"> </p> <p class="ql-block"> 洪秀全金田起义后，广西提督向荣(四川大宁巫溪县人）率清军前往镇压，围追堵截太平军于广西桂平、武宣、象州。同年秋，太平军突围至平南，向荣率部追赶，在官村遭伏击，向荣全军大溃，太平军乘胜突出重围占据永安（今蒙山），在永安封王建制。向荣与广州副都统乌兰泰部南北合围永安，由于意见不合，行动不协，进击不力，围攻半年未下。1852年4月，太平军突围出广西，入湖南，年底攻克武昌，接着下江东。</p><p class="ql-block"> 太平军突围出广西后，朝廷授命向荣为钦差大臣，专办军务。福兴随接替向荣升广西提督，冯子材部随福兴尾追阻御太平军。</p><p class="ql-block"> 咸丰三年(1853年)二月，太平军攻陷金陵(南京)定为国都，改称天京。向荣率部追太平军于南京城东孝陵卫建立江南大营，围困天京。冯子材也随福兴提督尾追太平军至南京城郊，此时福兴升任江南大营翼长、代理江宁将军。三月，冯子材以军功得御赐牙刀一把。四月，冯子材所所部改由向荣统率，隶属张国梁部。冯子材与张国梁性情相投，建立密切关系。十二月，冯子材以军营著绩，免补千总、以守备补用。</p><p class="ql-block"> 张国梁，初名张家祥（张嘉祥），字殿臣，肇庆沙浦苏坑村人。起初参加天地会，活动于灵山、钦州、高要、横州等地。1849年受清军招抚为把总。1851年随提督向荣，自广西尾追太平军至天京，以作战勇猛而得向荣倚重。1853年时为清军江南大营的主要战将。</p><p class="ql-block"> 咸丰四年(1854年)七月，冯子材守备营在天京正阳门外的上方桥与太平军对战获胜，奉旨升补广东南韶连镇标左营守备并赏换花翎。年底，光复江宁府上元县。</p><p class="ql-block"> 咸丰五年(1855年)，冯子材率部守御天京正阳门外上方桥，数次打败太平军的进攻，以积功升补广西梧州协中军都司。</p><p class="ql-block"> 咸丰六年(1856年)，冯子材转战镇江。镇江位于天京下游，是天京与苏南、浙江联系的必经之地。二月，太平军深入镇江内河，正要在炭渚构筑滩头阵地，冯子材都司营立即直扑炭渚，打得太平军措不及防，夺取了桥头外围，迅速攻入桥头阵地中心，多面夹击，太平军在清军重兵围攻下失守，纷纷向下蜀街撤退。冯子材紧紧追赶，太平军弃守下蜀街，残部向句容、天京方向撤退。是役，太平军伤亡巨大，阵亡军官多名。冯子材以攻克下蜀街大功，获赏金牌一面。</p><p class="ql-block"> 五月，太平军石达开部与天京守军两路夹攻，攻破清军的江南大营，破解了天京的三年之围。冯子材退守镇江府城。镇江府城周长十三里，东南西三面群山环绕，北面濒临运河，是兵家必争之地。</p><p class="ql-block"> 六月，太平军从金坛、丹阳、句容三个方向进攻镇江城，遭到清军城防炮火的猛烈阻击，只得在城外盐街等处驻扎。随后清军反击，冯子材率部出南门迎击太平军，丹徒太平军前来增援盐街，中途被清军水师炮击而返回，盐街太平军深恐被包围，只好撤退。丹阳获胜，冯子材升补广东陆路提标前营游击。接着，冯子材以攻克江浦城及援解金坛县之围，奉旨以参将尽先补用。八月初四，冯子材获赐“色尔固楞巴图鲁”勇号。</p><p class="ql-block"> 是年，太平天国天京内讧爆发，洪秀全借韦昌辉之手杀了杨秀清，又借众怒诛了韦昌辉，最后逼走了石达开，从此天国元气大伤，形势日益恶化。</p><p class="ql-block"> 咸丰七年(1857年)五月，冯子材奉令攻克溧水、句容县城，获赏金牌两面，并免补参将以副将尽先补用。十一月，攻克镇江府城，奉旨免补副将，交军机处记名，遇总兵缺出，请旨简放。</p><p class="ql-block"> 然而，冯子材闻多见广，识力弥大，尤是以前帮过地师抬轿，对阴阳地理特别嗜好，所遇某山某水，必究其恋头理气。为了改变贫眼前困境，冯子材此年亲自寻龙点穴，分别改葬其祖母和父亲于油路匾柑岭、石江渡尖岭吉地。在尖岭葬其父亲开穴时，适有一位白胡子老人经过，频频回顾，言此穴乃催趁主人之吉地，并言此地之吉秘，言毕而去。日后诸多应验，这使冯子材迷信风水有加。</p> <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李鸿章赴任上海，三步棋压倒地头蛇，堪称为官处事的典范</b></p><p class="ql-block"> 李鸿章曾经对妻子说过，在他看来，为官既要做事，又要自保。这可是在官场生存的最高境界。</p><p class="ql-block"> 官场如一个小社会，形形式式的人都有。若要在官场上有所发展，就要适应其规则。</p><p class="ql-block"> 有些官员敢于做事，但疏于自保，结果“成就”有限；更多的官员则是精于自保，而不敢或不愿做事。敢于做事又善于自保的人更容易得发展并生存自如。</p><p class="ql-block"> 在新旧交替、社会深刻变化的时代，更需要官员敢于创新“做大事”；但这种矛盾交织、新旧冲突剧烈的时代，“做事者”往往更易受到种种强烈的抨击和指责，更难自保。</p><p class="ql-block"> 而李鸿章则是既敢于任事、开创新事业，又精于自保，擅于经营自己的势力、维护自己的利益。因此，他才能在云谲波诡的时代成为朝廷不得不深倚的重臣。</p><p class="ql-block"> 1862年3月，李鸿章经曾国藩推荐任江苏巡抚，12月改为实授。</p><p class="ql-block"> 李鸿章初到上海时，发现那里的官场素习浮靡，官员圆滑、贪利，祸延两省。其中，最让李鸿章目瞪口呆的是礼金，两个字形容：壕、重！李鸿章刚接替薛焕就任江苏巡抚时，吴煦等上海官僚们前来道贺，送礼一个比一个重。一些谋缺的人甚至以巨金贿赂，为李鸿章做寿，祝贺的礼品也是一个比一个壕。如此严重的送礼现象，可知当时上海官场的腐化程度。</p><p class="ql-block"> 于是，李鸿章派人去深入调查，发现苏州知府吴云、苏松粮道杨坊等人都是贪污腐化分子。而上海近10年来大发公财者，以吴、杨、俞三人最为突出，他们的丑恶名声已远近皆知。</p><p class="ql-block"> 吴是指吴煦，此人一心媚外，多次勾结外国联军到上海设防，且为人狡诈，爱财如命，名声极坏。杨是指杨坊，苏松粮道，综理“夷务”。当年太平军进攻上海时，他勾结美国人华尔组织洋枪队，在上海作威作福，横行一时。同时，他与吴煦串通一气，控制上海的人事、财政和外交大权。</p><p class="ql-block"> 俞是指吴煦和杨坊的心腹俞斌，是为吴、杨二人搜刮民脂民膏的得力“干将”，上海人对他恨之入骨。李鸿章把这调查发现写信告诉了自己的老师曾国藩，并提出了自己下步进行整顿的想法。其实，此时的李鸿章发现，除了很多官场陋习外，财政也十分紧张。对于上海官场的整治已是迫在眉睫。那么，要怎么彻底根除这些官场恶习，将腐败分子清理出去呢？李鸿章表面不动声色，心里却在苦苦思考对策。最终，李鸿章下了三步大棋：</p><p class="ql-block"> 1.人事关系调查，寻找突破口</p><p class="ql-block"> 官场上最复杂的是人事关系，而最脆弱的也是人事关系，因此，寻找突破口就要从人事关系上开始寻找。</p><p class="ql-block"> 李鸿章开始让人调查吴煦、杨坊等人的关系网。</p><p class="ql-block"> 当时的江苏，仅恩赏的从一品、正二品顶戴就有3人，从二品的官员竟达七八位，吴煦与杨坊，就都是从二品的顶戴；最不济的团练帮办刘郇膏，也是三品的顶戴。</p><p class="ql-block"> 李鸿章一听这些官级头都大，他自己也只是二品，要整掉自己头上的官谈何容易。</p><p class="ql-block"> 更何况，吴煦、杨坊二人在上海势力根深蒂固，有薛焕和洋人做靠山。但李鸿章不气馁，他继续调查到底，终于让他找到了突破口。原来，绿营副将冯日坤是薛焕的心腹，此人仗着薛焕的势力，强抢民女，行贿贪污，对百姓作威作福，遇见太平军却如惊兔奔逃，还曾打伤过刘郇膏。刘郇膏对他恨之入骨。这是一个惊喜的发现，李鸿章终于可以行动了。</p><p class="ql-block"> 2.掌握证据，先折后奏</p><p class="ql-block"> 刘郇膏是一个有利的证人，于是李鸿章在自己府中设宴，把刘郇膏找来共饮，席间探知刘郇膏的态度，让他出面指控冯日坤。刘郇膏有些胆怯，李鸿章又拿话激他，并保证为他担责。刘郇膏大受鼓舞，一一控诉冯日坤的罪状。李鸿章掌握了一些证据，又把江苏提督曾秉忠传来核实。曾秉忠作为一省最高军事长官，早对冯日坤不受节制、胡作非为感到不满，现在见李鸿章下了如此决心，便毫无保留地列举了冯日坤的劣迹罪行。李鸿章心中暗喜，一边给总督曾国藩发了一封快函，一边继续暗查。为保险起见，他将刘铭传的几营人马调到冯日坤的驻地附近。一切准备就绪后，他将冯日坤诱至上海县城内捕捉，打入县大狱，随后请王命，将他处斩。一个二品巡抚竟斩了一个从二品绿营将官，李鸿章不得不向朝廷上奏解释，但他在奏折中除了指控冯日坤四大罪状外，还保举湘军淮扬水师统领黄翼升暂署江苏提督，刘铭传暂署总兵，张树声升副将。通过这样的人事清理及安排，军事大权掌握在李鸿章的手里。</p><p class="ql-block"> 3.假装酒醉，诱得罪证</p><p class="ql-block"> 军队处理好，而政治、经济大权还未就拿到手，吴、杨、俞三位恶声远扬的腐败分子还没处理。这次，李鸿章自己亲自上场，收集证据。一天，李鸿章喝了酒后，来到吴熙家中，假装酒醉对吴熙说：“有人说你账目不清，现在总理衙门正要查你呢。你现在跟我讲实话，你的账目到底有没有问题？如果真有问题，那我想办法帮你找人疏通一下。”吴熙见李鸿章满脸通红，说话有点结巴，心里没有半点怀疑，拿出账本交给李鸿章说：“抚台大人你看看吧。”李鸿章接过账本，随手翻了几页说：“本部院今天喝酒喝得头疼，看不清楚。我回去好好帮你看看账面，怎么样？”吴熙就这样轻易地把自己的罪证交给了李鸿章。李鸿章回去后，马上找了几个精通财会的幕僚仔细审核，发现账目中确实存在很多问题。第二天，李鸿章就下令免去吴熙的苏松太道一职，改派黄芳和刘郇膏掌管海关和布政使司。杨坊见李鸿章收拾了吴熙，吓得主动辞去了苏松粮道的职务。李鸿章又把这个职务交给了自己的老同学郭嵩焘。经过这些人事清理，李鸿章把上海的军、政、经济大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里。这是李鸿章在官场的一段经历，也是他的一段人生履历。</p><p class="ql-block">李鸿章传奇的一生经历，从一位"万里长江作浴盆"的懵懂少年，一步步跻身封疆大吏的行列，他一生中为人为官的处世人生智慧值得世人学习。</p> <p class="ql-block"> 王宗濂当日回到县衙，倒也不敢怠慢。他先将一面大木枷给冯日坤戴牢，又弄了一副铁链子拴在了冯日坤的脚上。冯日坤关进斋房里后，他想想还不放心，又带了几名捕快搬进一张床去，着捕快把冯日坤捆翻，再绑到木床上。冯日坤气得吹胡子瞪眼，祖宗三代地乱骂。</p><p class="ql-block"> 王宗濂办完了这些，自觉万无一失，这才赶到军营粮台那里去支取银两，安排工匠修缮大狱。当晚，冯日坤买通看押的捕快，挣脱枷锁，逃出了斋房。冯日坤先逃进薛焕的府邸，经薛焕出面协商，他又紧急逃进英国的一名军火商人狄为利的家里。</p><p class="ql-block"> 狄为利知道事情重大，连夜又把冯日坤送到上海城外的老旗昌洋行。把冯日坤安排妥当后，狄为利同着翻译马上返回城内，既不回自己的府邸，也未去薛焕那里，而是急趋巡抚衙门来见李鸿章。</p><p class="ql-block"> 这时，李鸿章还不知道冯日坤已经逃脱出城。</p><p class="ql-block"> 李鸿章一早正洗漱的时候，亲兵忽然走进来禀告，称有一名英国人求见。他赶忙更衣，把狄为利请进签押房相见。</p><p class="ql-block"> 两个人原来是认识的，李鸿章上月还找狄为利谈过购买火枪的事，但因狄为利要价过高，生意没有做成。</p><p class="ql-block"> 李鸿章见是狄为利，以为又是有关火枪的事情，便不冷不热地道：“本部院早就说过，造火枪的国家决非英国一家，德国的火枪也是不错的。怎么样？狄为利先生还想和本部院谈谈？是现在谈，还是和本部院用过饭再谈？”</p><p class="ql-block"> 狄为利听翻译把话讲完，突然一蹦三尺高，大叫大嚷道：“李大人，你太糊涂啦。有人已经把战刀架到了你的脖子上，你还有心思用早饭！你们大清国的人，真是太不可思议了！”</p><p class="ql-block"> 李鸿章一听这话，头嗡的一声炸响，他忙问一句：“狄先生何出此言？本部院好好地坐在这里同你讲话，怎么会有刀架过来呢？”</p><p class="ql-block"> 狄为利哈哈笑道：“你李大人真是个健忘的专家，你们的朝廷要犯，刚刚跑出城去，他很快就会带着他的人马杀进来！”</p><p class="ql-block"> 李鸿章大惊失色：“狄先生，本部院听不懂你在讲什么，你说的朝廷要犯，究竟是哪个？”</p><p class="ql-block"> 狄为利道：“冯日坤难道不是你们朝廷的要犯吗？”</p><p class="ql-block"> 李鸿章未及讲话，上海县王宗濂已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他也不顾有洋人在场，只管冲着李鸿章扑通跪倒，边磕头边道：“下官该死！下官该死！狗日的冯日坤，他跑啦！看押他的人，也没了踪影！”</p><p class="ql-block"> 狄为利用手指着伏在地上的王宗濂，笑嘻嘻地对李鸿章道：“你看，他都知道冯日坤跑了，你却还在这里和鄙人装糊涂！”</p><p class="ql-block"> 李鸿章沉吟了一下，喝令王宗濂下去候传，又对狄为利道：“狄先生，冯协台他现在哪里？”</p><p class="ql-block"> 狄为利道：“冯日坤就在鄙人的手里！”</p><p class="ql-block"> 李鸿章道：“狄先生，冯日坤犯了大罪，他是我国的朝廷要犯，希望你尽快把他交出来。以后生意上的事情，本部院自会照顾于你！”</p><p class="ql-block"> 狄为利狡黠地挤一下眼睛道：“冯日坤就在我的洋行里睡大觉，但鄙人却不能把他交出来。鄙人是个商人，商人看重的是利益。冯日坤许了我两万两银子，薛大人又送给鄙人一张五千两的银票。鄙人不能眼看着这两万五千两银子从手里飞掉！”</p><p class="ql-block"> 李鸿章这时笑道：“狄先生一来到这里，就口口声声说本部院如何糊涂，依本部院看来，真正糊涂的不是本部院，倒是狄先生本人。狄先生怎么就不想想，冯日坤已成丧家之犬，他的部众已被曾军门解散，他的府邸已被张树声查封，他上哪儿去弄两万两的银子？天还没有黑，你怎么就说起了梦话？”</p><p class="ql-block"> 狄为利摇头道：“你错了，鄙人到手的两万五千两银子，那是一个子儿都跑不掉。冯日坤拿不出银子，鄙人可以向薛大人讨要。薛大人是上海出了名的财神爷，有他在，不要说区区两万，就是十万百万银子，鄙人只要一张口，薛大人都会不眨眼睛地拿出来！鄙人这次来，也并不想狮子大张口，只要李大人肯出五万两银子，鄙人就把冯日坤交出来。怎么样？成交吧？”</p><p class="ql-block"> 李鸿章毫不犹豫地答道：“狄先生果然是个爽快人！好，本部院就答应你的要求。不过，本部院有个前提，这五万两银子须你把冯日坤交出来后才能付账！怎么样，算是对等交易吧？”</p><p class="ql-block"> 狄为利摇摇头道：“不！不！这个条件鄙人不能答应。李大人不把银子交过来，鄙人是不会交出冯日坤的。贵国有句老话，不见兔子不撒鹰。冯日坤是鹰，银子就是兔子。鄙人看不见兔子，就不能放鹰。这是原则，没得商量！”</p><p class="ql-block"> 李鸿章耐心地说道：“狄先生，你听我说。冯日坤的确是个犯了大罪的人，但他的军队已被朝廷解散，他本人已没有丝毫价值。官府可以抓他，也可以放过他。何况这是上海，他就算再能逃，也逃不出朝廷的手掌心。本部院可以坦诚地对你说，你把冯日坤藏匿起来，没有丝毫的意义。相反，你自家的性命，还会时时受到威胁。冯日坤是个毫无信义可言的人，他可以攻击他身边的任何人。”</p><p class="ql-block"> 狄为利把头摇了又摇，说：“鄙人是个商人，冯日坤在鄙人眼里，就是一件货物。只要有银子赚，鄙人就去做。无论你李大人怎样讲，不拿银子你就休想抓住他。李大人，鄙人给你三天的时间。三天后，如果还没有见到银子，那么，鄙人就去安庆找你们的总督大人，亲自和他谈这桩生意。”</p><p class="ql-block"> 狄为利说着说着站起身来：“李大人，我们三天后再见吧，但有一句话鄙人要讲在前面。三天内，如果冯日坤突然领几万长毛来攻打上海，你的损失可就不是几万两银子了！”说完故弄玄虚地耸了耸肩膀。</p><p class="ql-block"> 翻译一边译话，一边站到狄为利的身旁，做出随时走的样子。</p><p class="ql-block"> 李鸿章听完翻译的话，皱起眉头想了想。自己虽来上海才只几月，但已与许多洋人打过交道，对洋人的脾气摸得较透，洋人敢说敢做这一点尤其让他记忆深刻。</p><p class="ql-block"> 他站起身来，慢慢地踱到狄为利身边，笑道：“狄先生，我们打交道已不是一次两次，本部院决定同你合作一次。本部院可以让粮台先给你一张银票，但这张银票，须三天后才能兑现。你同意，就到粮台那里去取银票，然后带王令去拿冯日坤。”</p><p class="ql-block"> 狄为利高兴地大叫道：“你这个李大人，鄙人看你不适合做巡抚，倒适合做生意！你如果愿意，鄙人的洋行就出高价聘你！”</p><p class="ql-block"> 李鸿章笑了笑，忽然高喊一声：“王令！”</p><p class="ql-block"> 王宗濂应声而入，口称：“下官在。”</p><p class="ql-block"> 李鸿章道：“烦你老兄陪狄先生到粮台那里去走一遭儿，让粮台给狄先生打一张五万两银子的定期银票，要三天后才能兑现。然后，你就带几名捕快，跟着狄先生去捉拿冯日坤。你可听清本部院的话？”</p><p class="ql-block"> 王宗濂忙道：“大人的话，下官已是听得真真切切，大人尽管放心就是了。”李鸿章这时又高声喊道：“来人！”</p><p class="ql-block"> 一名亲兵急忙走进来，口称：“大人吩咐！”</p><p class="ql-block"> 李鸿章道：“传话下去，从亲兵营挑十名好枪手交给王大人，不得有误！”亲兵点一下头，快步走出去。</p><p class="ql-block"> 很快，王宗濂同着狄为利及翻译也走出去。李鸿章这才长出一口大气，走出签押房，到饭厅用饭。</p><p class="ql-block"> 用饭的时候，李鸿章又接到安庆方面递过来的加急函件。</p><p class="ql-block"> 李鸿章放下碗筷，急忙来到签押房。他打发走专差，这才小心地拆开函件，却原来是朝廷递给总督衙门而总督衙门转递来的一纸廷寄。</p><p class="ql-block"> 里面写道：“有人呈称上海副将冯日坤纵兵勇济贼等语。江南水陆各军原为剿贼而设，该省沦陷已久，仅存上海及江北一隅。若如呈内所称，军务何时得有起色？我两宫皇太后睹此事情形，寝食俱废，即着该大臣密咨该署抚，令其留心访察，如冯日坤果有通贼情事，该大臣即行一面传旨正法，一面奏闻。臣等又钦奉五月二十日寄谕：詹事殷兆镛奏胪陈在籍，闻见情形，请饬整顿一折。江浙地方沦陷，带兵将弁乘乱肆行不法，甚有潜谋。反侧两端首鼠者，着曾国藩、李鸿章严密访查，遵照节次寄谕办理。其应行逮问及拿办者，即应惩治一二巨憝以示惩儆。原折着钞给阅看。”廷寄的后面，则是曾国藩、殷兆镛等人的原折。</p><p class="ql-block"> 这显然又是曾国藩为了李鸿章能顺利整顿江苏军政，提前打下的伏笔。李鸿章把廷寄中的“即着该大臣密咨该署抚，令其留心访察，如冯日坤果有通贼情事，该大臣即行一面传旨正法，一面奏闻”这句话反复看了几遍，一个念头便在脑海中形成。他决定把这句话的文章做足。</p><p class="ql-block"> 午饭前，王宗濂到签押房复命称：冯日坤再次被捕获，因其拒捕，一名亲兵用火枪将他左腿击断，众捕快蜂拥而上，冯日坤被一条绳索捆翻，被关进斋房。</p><p class="ql-block"> 午后，李鸿章一面发文通商大臣衙门，向薛焕通告冯日坤的事情，一面请出王命旗牌，传令上海县，把冯日坤拉到城外斩首。行刑前，为防冯日坤狗急跳墙，李鸿章命人用火枪将冯日坤的右腿先行击断。</p><p class="ql-block"> 冯日坤一路破口大骂，直到人头落地。上海官场无不对署抚李鸿章的手段感到震惊。</p><p class="ql-block"> 李鸿章连夜上折对朝廷讲述为什么要对冯日坤先斩后奏。</p><p class="ql-block"> 折子开头依例先对廷寄复述一遍，然后讲了冯日坤该杀的四点理由：一、与贼人李绍熙沟通；二、贩运军火；三、侵吞粮饷；四、拘捕后两次越狱。封装折子之时，李鸿章在心里一阵冷笑，他不信朝廷放着活人不交去交一个死人。</p> <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引蛇出洞</b></p><p class="ql-block"> 刘郇膏当日对李鸿章这样说道： 去年冬天，太平军攻打松江城。当时，冯日坤率水陆各师驻防在松江的城外。太平军攻城的头一日，冯日坤忽然率一营亲兵进城，大肆抢掠，又糟蹋了小户人家的几名闺女。松江府接到百姓密报，急带人赶来，只见一条街沸腾了，百姓俱相约站在街口唾骂。</p><p class="ql-block"> 松江府不敢惹冯日坤，只能好言劝阻百姓。太平军转日即来攻城，驻防在城外的冯日坤大队人马已不知去向。松江府一面飞请巡抚衙门调兵助守，一面组织人马抵抗。</p><p class="ql-block"> 薛焕见松江告急，便调刘郇膏的团营两千人驰援。刘郇膏马不停蹄赶往松江，太平军见官军援兵赶到，只好撤退。从此后，上海百姓都管冯日坤叫冯兔子，无非是说，他见了太平军后，跑得比兔子还快。</p><p class="ql-block"> 刘郇膏当日进城面见松江府，松江府却顾不得谈论军情，倒先把冯日坤的恶行讲述一遍。这时，正有两户百姓哭喊着来到知府衙门要闺女，说是被冯日坤给抢走了。刘郇膏一面着人把冯日坤纵军糟蹋百姓的恶行函告巡抚衙门，一面着人出城暗访，得知冯日坤正率队在离松江二十里处的一面山坡上驻扎。刘郇膏急忙率团营赶过去，一问他讨要百姓家的闺女，二要问他的罪过。</p><p class="ql-block"> 哪知，冯日坤根本没把刘郇膏放在眼里，反说刘郇膏在玷污他的清白。刘郇膏举着百姓的状子与他辩论，他竟不由分说，指使人把刘郇膏用一条绳子强捆了，扬言要把刘郇膏扔到江里去喂王八。多亏团营的副领队见刘郇膏进到冯日坤军营便没了踪影，心内生疑，率人马赶了过来，力逼冯日坤交出刘郇膏，否则便要与他去巡抚衙门理论；刘郇膏虽然逃过一劫，但臂上还是挨了一刀。</p><p class="ql-block"> 刘郇膏离开军营不久，冯日坤很快把抢掠来的十几名女子放归，然后便亲赴上海到薛焕的脚前喊冤枉，声称刘郇膏玷污他的清白，恳请抚台主持公道。薛、冯二人原本是儿女亲家，冯最宠爱的侍妾偏偏又曾是薛府的丫环，那丫环嫁给冯日坤前据说还怀过薛焕的孩子。有着这几层关系，冯日坤不仅未被问罪，还经薛焕保举，被上头赏了件黄马褂穿。穿上黄马褂的冯日坤更加为所欲为，几乎守一地，抢一地；过一城，残害一城。冯日坤有几次糟蹋人家闺女时，身上还披着黄马褂，口称：“是天王老子让爷干的！”</p><p class="ql-block"> 刘郇膏最后气愤地说道：“下官几次往告薛中丞，薛中丞好像也规劝了冯日坤几次，但总不见大改。一旦独自出城作战，必萌发旧态，对百姓抢掠残害较前更甚。”</p><p class="ql-block"> 李鸿章听得心惊肉跳，不由反问一句：“冯日坤目无王法，如此大胆，莫非想背叛朝廷不成？”</p><p class="ql-block"> 刘郇膏忙道：“大人容禀，大人的这句话，倒让下官想起曾秉忠军门曾对下官讲过的一句话。那是下官援守松江不久，受薛中丞差遣，同曾军门去援太仓。在路上，下官同曾军门讲起冯日坤，曾军门对下官说道：‘冯协台与薛中丞的交情非比寻常，已经达到互换姨太的程度。有薛中丞护着，冯协台的所作所为不仅上海无人敢管，连朝廷也得睁只眼闭只眼。若当真哪一天朝廷把冯协台逼急了，他必投长毛无疑。’</p><p class="ql-block"> “下官那时就想，曾军门都看出冯日坤日后必投长毛，如何薛中丞就看不出呢？”</p><p class="ql-block"> 李鸿章沉默良久无语，他在思考铲除冯日坤的最好办法。李鸿章深信，若能除掉冯日坤，无疑等于砍掉薛焕的一只手臂。</p><p class="ql-block"> 第二天，李鸿章又把江苏提督曾秉忠传来，再一次询问冯日坤的劣迹。曾秉忠籍隶山东阳谷，和大名鼎鼎的武松是同乡。曾秉忠心直口快，口无遮拦，竟然问一答三，没费李鸿章丝毫的力气。</p><p class="ql-block"> 曾秉忠讲道：“冯日坤的劣迹，本提向前抚台薛大人讲过，也函告过前江督何桂清何制军。本提不敢断言薛大人在维护冯日坤，但本提敢说，薛大人肯定是有什么短处，被狗日的冯日坤给逮着了。</p><p class="ql-block"> “冯日坤原有两个绿营，加上亲兵，不过一千三百人，后来他又募了六七百人，达到两千人。但太仓、青浦两仗，他相继损失近一千人！可他领军饷时，一定要领两千之数，如果藩司稍有迟疑，他不是拔枪就是拍桌子。本提几次向前抚台薛大人禀告此事，薛大人不是说查就推托别事，总不肯认真办理。江苏饷源原本不足，但冯日坤直到现在，还在吃着冒领的饷额。冯日坤所为，在绿营反响极大，无不口出怨言，致使本提督的威望越来越低，说话竟然形同放屁。李大人，您说，本提督不是成了空顶子了吗？本提督已经连写了三份辞缺折握在手里，前抚台薛大人只是不肯代递。李大人，冯日坤这狗日的，不办他一办是不行了！”</p><p class="ql-block"> 李鸿章点点头小声道：“曾军门，我们适才所讲的话，你不要对外人说起。听刘大人讲，这冯日坤久有背叛朝廷之心，一旦让他得了声讯，鼓动部众滋事，上海可就更不得安宁了。你下去后，着心腹之人，暗暗盯住冯日坤，并先把冯日坤的人马，分调成几处驻扎。本部院马上函告总督衙门，让总督衙门即刻请旨。还有，把冯日坤的人马分开，你要分几步进行，不要露声色。本部院听说，冯日坤从小习武，你要小心防他，不要遭他的算计！”</p><p class="ql-block"> 曾秉忠声音洪亮道：“谢大人关心。大人容禀，这冯日坤自小习武的确不假，但他那三脚猫功夫，与本提督比起来，还差着老大一截呢。只要大人决心办他，只本提一人，不用帮手就能将他捆翻，拎来随大人摆布！”</p><p class="ql-block"> 李鸿章哈哈笑道：“曾军门所言，本部院深信不疑。不过，军门毕竟是有了年纪的人，比不得冯日坤正当壮年，还是小心为好！”</p><p class="ql-block"> 曾秉忠忽地站起身道：“大人是信不过本提吗？好，别看本提已年过五旬，本提现在就把大人门外的石狮子抱来。本提不信冯日坤，能硬过石头做的狮子！”</p><p class="ql-block"> 李鸿章一把拉住曾秉忠道：“曾军门神勇，本部院相信就是了，何必非要抱石狮子不可呢！”曾秉忠这才高高兴兴地离去。</p><p class="ql-block"> 李鸿章则铺开纸墨，给两江总督曾国藩立就密函一封。密函当日交由快马送走。隔日，李鸿章恰巧去巡查泖淀湖防务，又顺便着便装来到松江城西门外进行密访。百姓所言基本与刘郇膏所讲不差。</p><p class="ql-block"> 李鸿章在泖淀湖盘桓了几日，这才返回上海城内。吴煦急匆匆赶了过来，施过礼后说道：“大人到泖淀湖如何去了许多天？抚标最近出了些事情，大人可曾知道？”</p><p class="ql-block"> 李鸿章一愣：“本部院刚进签押房，水都不曾喝一口，抚标的事情，本部院尚没有过问。抚标出了什么事？”</p><p class="ql-block"> 吴煦道：“大人容禀，大人前脚去泖淀湖巡查防务，曾秉忠军门后脚便开始调整上海防区。这倒也是他提督分内的事情，但他不该只对冯协台调整。他先将冯协台的一个陆营调去守北门，又把冯协台的三个水师营拨给洋枪队，让水师营随洋枪队一起操练，还说让水师营学些洋人战法。大人知道，冯协台的人马本非沪军，是冯协台从广东带过来的兵勇，经薛大人奏请朝廷，这才成了经制之师。曾军门如此糟蹋于他，冯协台自然不能答应。不仅水师营没有调成，连调守北门的陆军营，也被冯协台召了回来。现在兵勇对曾军门无不怒目，如此下去，抚标营内部不是要火并吗？现在，冯协台在营里每日大骂曾军门不止，还一日三次找到职道，让职道替他在大人面前告假。”</p><p class="ql-block"> 李鸿章想了想问：“吴煦，本部院初来沪地，不太了解抚标营的事情。本部院想问你一句，曾军门与冯协台可曾有过芥蒂？本部院看那曾军门，一派豪气，颇具大将风度，而冯协台亦是威风凛凛，勇烈之辈。二人均非常人。曾军门与冯协台怎能闹成水火不容呢？本部院百思不得其解！”</p><p class="ql-block"> 吴煦道：“禀大人，有些话职道本不想说，如今大人问起，又不容职道不说。曾军门原本山东阳谷人氏，祖上三代以屠猪宰牛为业。长毛起事，曾军门才放下屠刀，拉起一支团练，也不知怎么的，竟然成了一品的提督。可曾军门骨子里还是屠夫本性。职道听人讲，属官有与他意见相左的，他不是喊将人斩杀，便声称要把对方一棒子打晕。职道听说这话时还好生纳罕，后来经过多方打听才知道，斩杀是杀猪人的行话，而一棒子打晕，则是屠牛前的一道工序。”</p><p class="ql-block"> 李鸿章笑道：“你所言不差，我们皖地，宰牛之前，也要先对着牛头打上一棒子，趁着牛发晕的时候快速捅上一刀。这本是屠牛人的手段，不知怎的就传扬开来。那冯协台怎么样呢？”</p><p class="ql-block"> 吴煦道：“禀大人，冯协台本是广东客家人，祖上几代为绅，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大户。长毛起事，冯协台报国心切，又仗着有一身的好功夫，便在当地募起一支勇来，从广东直打到上海，几乎攻无不克，杀得长毛魂飞胆丧。长毛只要一见到冯协台的旗号，没有不撒腿逃跑的，当然也有跑得慢的，自然就成了冯协台的枪下之鬼。冯协台助守青浦时，当地百姓见他骁勇，便合伙送他一面大旗，大旗上绣了个兔子。这面旗还被薛大人要去看了两日，连连说好！”</p><p class="ql-block"> 李鸿章问道：“青浦百姓送给冯协台兔子旗这件事，本部院怎么没有听说过？”</p><p class="ql-block"> 吴煦道：“禀大人，青浦百姓送给冯协台的那面兔子旗，职道倒是没有见过，但薛大人却是千真万确见过的。据薛大人同职道讲，青浦百姓送旗的时候，怕冯协台不肯收，便着人把旗先送给薛大人，由薛大人转交给冯协台。听薛大人讲，冯协台见到旗后，当时就流了眼泪，还掏出平时节省下来的几两银子，回赠给送旗的人！”</p><p class="ql-block"> 李鸿章点点头：“是了，怪不得松江、太仓一带的百姓，都称冯协台为冯兔子，大概指的就是那面兔子旗了。听吴道说来，这冯协台当是忠勇义烈俱全的人物了！他应该深明大义，怎么曾军门调动他几营兵勇，他就发这么大的脾气呢？”</p><p class="ql-block"> 吴煦道：“禀大人，据冯协台同职道讲，曾军门明着是布防，实际却是要把他的兵勇拆开，然后再摆布于他。冯协台还哭着同职道讲，有人在大人面前讲了他的坏话，他在上海已无立足之地。职道听了这话还劝他，说大人是朝廷命官，为官最清正不过，他却只是哭！”</p><p class="ql-block"> 李鸿章想了想，说道：“吴煦，本部院今日也同你讲句实话。本部院署理巡抚关防不久，的确曾接到几份控告冯协台的状子，但本部院并不相信。冯协台有什么委屈，可直接找本部院申诉，他不该和曾军门闹别扭。本部院署理抚篆以来，一直忙于防务，未曾与冯协台好好谈过话。就此机会，本部院烦你去城外走一趟，把冯协台请进城来，我们三人好好叙一叙。本部院也可趁机了解一下，他与曾军门之间的过节。你看可好？”</p><p class="ql-block"> 吴煦起身道：“大人能如此想，职道先替冯协台多谢大人！职道现在就赶出城去，让冯协台尽快来给大人请安。职道先行告退。”</p><p class="ql-block"> 李鸿章起身送道：“如此甚好，本部院就恭候冯协台了！”</p> <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清史列传薛焕</b></p><p class="ql-block"> 薛焕，四川兴文人，道光二十四年举人，报捐知县。二十九年，选授江苏金山县知县。会新阳水灾，檄署新阳县；视赈事讫，乃赴本任。咸丰元年四月，以漕船兑开迟延，褫职留任。寻以趱兑无误，有旨开复。八月，以疏防盗案，复褫职；嗣于限内获犯，复原官，仍留江苏补用。</p><p class="ql-block"> 三年，报捐知府，指省江苏。四年正月，巡抚许乃钊檄带川勇千五百人剿粤匪于上海。三月，贼劫上海北营，焕随布政使吉尔杭阿堵御甚严，贼不能入。两江总督怡良等上其功，得旨：记名，遇有江苏知府缺出，开单请简。是月，授松江府知府。适奉贤民抗粮，势将为变；焕驰至，逮治一、二人，余皆帖服。五年，调苏州府知府。嗣以官军克上海，焕截拏余匪出力；六年正月，赏戴花翎。旋捐盐运使衔。时广东潮州等处莠民以投充壮勇为名，散处苏州城外，持械为盗；士民苦之。八月，焕侦知匪踪集阊门外杠子地方，相聚饮博；密约营弁、绅士率兵分路掩击，擒首、从一百九十余人诛之，境内以安。事闻，命以道员记名，遇缺请旨简放。七年五月，擢苏松粮储道。六月，调苏松太道。八年，迁按察使；未履任。适英吉利、美利坚两国船自广东驶至上海，欲求通商；又约同法兰西船，由上海驶赴天津。焕诇彼等踪迹，先后禀经两江总督何桂清等飞章入告。九年三月，御史蒋志章疏保「焕有胆略，任上海道时，洋人畏服。请特召来京，交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相时委用」。未几，洋船为僧格林沁击败；六月，入觐。八月，以办理上海善后事竣，下部议叙。十一月，擢江宁布政使。十年二月，赏加巡抚衔，帮办海口通商事宜。三月，粤匪窜偪常州，焕复驰回常州防堵。闰三月，调江苏布政使。旋署钦差大臣关防，办理五口通商事宜；又署两江总督。五月，升江苏巡抚，仍署两江总督。时粤匪连陷苏、常、太仓各州府县；六月，复陷松江府，青浦县：焕下部议处。旋檄候补道张景渠等会民团克松江；得旨嘉奖。先是，嘉定县踞匪弃城去；至是，复失。平望镇为江、浙要道，亦既克又陷。金坛县被围急，焕与总兵冯子材援之。嘉定距上海六十余里，中间南翔、真茹二镇，为陆路冲要；贼筑墙于南翔西南两路，招集土匪，图窜上海。焕饬知县刘郇膏集团分布真茹及江桥镇，又调兵分屯罗店、月浦，固宝山门户；并檄苏州府知府吴云等环攻青浦、署常州府知府周沐润规复江阴、水师各船扼守江南，防贼北渡。太仓州毗连嘉定，饬游击富安等守之。适青浦官军失利，松江复陷。七月，贼犯上海，环攻七昼夜；焕与上海道吴煦等分门固守，贼解围去，随饬参将陈汝霖复松江。南翔镇踞匪经野鸡墩民团歼除殆尽，乘胜进攻嘉定、青浦。疏入，赏头品顶戴。又劾冯子材迁延误军事，坐革职，暂留军营听候查办。是月，命办理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及内江三口、潮州、琼州、台湾、淡水各口通商事务。十二月，疏请『按照通商税则，令外商自运米赴津，官为采买；按时定价，不必豫给价银采办』。下所司议行。十一年正月，以捐输军饷，下部优叙。三月，浙江贼氛大炽，扰及松江边境，嘉定、青浦游匪复出肆扰；焕与提督曾秉忠一面堵御嘉定、青浦之贼，派兵扼守金山，并收集浙省溃兵协堵金山卫城一带。五月，曾秉忠等剿贼金山，胜之。六日，青浦踞贼出扑大营；檄参将李恒嵩设伏抵御，擒馘甚多。七月，疏请设立筹饷总局，以候补盐运使金安清总办南、北两台筹饷事务，并请将贻误军需之福建司道议处；皆从之。九月，御史杨荣绪等劾焕贪劣各款，上命两江总督曾国藩查奏。寻奏言：『薛焕任苏州府，颇着循声；上海道任内办理关税及外国事宜，亦臻妥协。洎擢巡抚，驻师上海，每月糜饷二十余万，不能专办一路之贼。江苏所存地方，惟镇江、扬州尚据形胜；未尝亲至两郡，又不能多济饷项以联声援。上年奏请禁用广勇，而所信任之曾秉忠、冯日坤等所部半系广勇；曾秉忠之勇劫掠洋船，冯日坤之勇在金山围杀绅团多人。自苏、常失陷，人民萃于上海，人浮于事。每有差委，率由营求而得；或并于无可差委之中，曲谋位置之法。上海既繁盛，苏州之书籍、字画自贼中贩鬻而出者，焕设书画局购买名迹。谕旨所询「株守上海，一筹莫展；官吏奔竞，娱情古玩」：与臣所闻，大略相同。至折内所称「办理通商以来，广通贿赂」等语，风闻薛焕九年由臬司通京途次，有失银之案；在京，有馈遗之情。此外，别无所闻。至薛焕偷安一隅，物议繁滋。苏省财赋之区，贼氛正炽；恐不能胜此重任』。报闻。是冬，贼陷奉贤、南汇、川沙，偪近宝山及吴淞口。焕与曾秉忠所部四万人分防要隘，难当大敌；咨请曾国藩派委副将滕嗣林赴湖南募精锐万余，嗣林仅以七百人归。曾国藩奏派道员曾国荃赴沪助剿未能速至，焕竭蹶布置；而自浙江杭、嘉、湖相继失陷后，逆氛愈不可制。两省绅士多僦居上海，群请暂借英、法两国驻沪外兵助剿；适贼自奉贤等处直犯上海，英、法文武协力抵御。同治元年正月，焕具疏以闻，有旨嘉奖。贼犯松江，美国人华尔及其副总领白齐文率队迎击，败之。二月，随同官军剿平天马山、辰山、高桥、萧塘等处贼垒，焕又檄李恒嵩会同外兵解泗泾围。三月，华尔会英、法、俄三国兵攻破王家寺贼营，上海西路肃清。是月，上命道员李鸿章署江苏巡抚，焕以头品顶戴充办理通商事务大臣。先是，有言焕增兵糜饷及借兵外国为非者；四月，焕疏言：『自咸丰十年上海解围之后，日与司道计议：欲保城池，先在扼防要隘；是以为松江而设塘桥、泗泾、广富林诸营，为上海而设七宝、真茹、野鸡墩诸营，为宝山而环城设营。年来大小数百战而贼不能直薄城下者，未尝不赖堵截之师：此增兵之万不容巳者也。自苏、浙有借兵助剿之说，遂谓洋人为可恃；不知洋人之向背视我之强弱为转移，兵力不厚则为彼所轻，有欲借其力而不能者。至管带兵勇实乏将材，惟有于奖勉之中，时示警戒之意；使其努力自强，以冀外国之兵乐为相助。抑臣更有鳃鳃过计者，华尔本吴煦等雇募教习兵勇，若练成劲旋归我调遣，何尝不善！乃自五战五胜以来，隐然有不受羁靮之意；且每战必求重赏，溪壑亦未易盈。吴煦等犹以为长城可倚；窃谓驾驭外国之人，似应操纵在我，惟有默为裁制以化其桀骜之气，庶可得其用而不受其害』。是月，授全权大臣，办理比利时国通商事务。十二月，命焕来京另候简用。</p><p class="ql-block"> 二年四月，署礼部左侍郎，在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行走。五月，授工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三年，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通政使司通政使王拯劾焕贪邪各款，略言：『焕任江苏巡抚时，经人迭次纠参以外任之不胜，又岂朝班之可玷。臣亦知总理衙门事务，非该员所能为政；朝廷不得已，而以该员厕于其间，俾与各国虚与委蛇。第以该员委琐龌龊，俨然高位；未免为中国耻辱，甚或启外邦轻侮之心。就令人材难得或有微长，固当酌量裁抑，以示区别』。四月，焕劾王拯吸食洋烟。谕曰：『国家广开言路，整饬官常，惟期内外臣工奉公守法，屏除私见。若为大员，则平日束身立行，益当谨饬自爱，不受人以指摘之端。至被参人员，尤宜知「止谤自修」之义，痛自愧厉；岂可意图报复，讦人阴私！本年三月间，通政使司通政使王拯曾以佥壬滥列，请将侍郎薛焕量加裁抑。至薛焕巡抚任内被参各款，前此业经曾国藩查明覆奏，尚无实据；惟办理通商事务，颇为熟悉。而此次王拯折内，亦未能指实款迹；是以将折留中，暂缓查办。乃本月初九日薛焕奏参王拯吸食鸦片烟，请加惩处等语；薛焕被人参劾，不能扪心自反，辄将王拯吸食鸦片烟列入弹章，显系意存报复。有为而为，非因公论列者可比；此风断不可长。薛焕着实降五级调用，以为逞私攻讦者戒；并着仍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以观后效』。寻以内阁侍读学士补用。五年五月，请假回籍省亲。十二月，吁请终养。七年，丁父忧。九年，丁母忧。</p><p class="ql-block"> 十一年，服阕；光绪元年，命偕湖广总督李瀚章赴滇查办洋人马嘉理被戕一案。寻劾办理不善之腾越厅同知吴启亮等以弭衅端；允之。事竣，回籍。六年，卒。</p> <p class="ql-block"> 奏为遵旨查明江、浙抚臣暨金安清劝捐各情，据实复陈，仰祈圣鉴事。窃十一月十五日，承准议政王军机大臣字寄，十月十六日，奉上谕：“有人奏请‘密查江、浙抚臣能否胜任’一折。据称：‘薛焕、王有龄旷日持久，捷报无闻。现在浙省四面皆贼，万一杭城有失，上海岂能独安？该抚等虽势处万难，亟宜谋勇兼资，力除凶焰。’等语。薛焕前在苏州府任内，声誉颇著。及升任上海道，办理关税及外国事宜，亦臻妥协。惟该省军务正当吃紧，督带兵勇。或恐非其所长。且前据有人奏：‘该抚在上海偏隅自固，日享安富。’又称‘上海离城三十里即有贼垒，官吏奔竞如常’各等语。如果属实，即不能胜此重任。浙抚王有龄颇有才具，前任苏藩时虽尚能筹办军饷，惟于浙抚一缺，未知能否胜任？以上二员，均著曾国藩悉心察看，据实具奏。”等因。钦此。</p><p class="ql-block"> 同日，又承准议政王军机大臣字寄，十月十七日奉上谕：“本日又有人奏，浙省军务不振，请另简贤员督办一折。据称‘瑞昌朴忠素著，惜无智谋。王有龄但知理财，不娴将略。其所信任属吏，多系贪鄙之徒，但以揞克夤缘为事。大将如张玉良等，拥兵观望，动辄挟制。本年四月间金华失守，张玉良督率兵勇恣情抢掠。该将军等一味优容，不敢申明军律’各等语。王有龄叠被参劾，其平日不协与情，已可概见。著该大臣仍遵前旨，确切查明，迅速具奏，又有人片奏：‘江苏巡抚薛焕，娱情古玩，不理军务，其总办粮台之金安清，声名狼藉，恃与薛焕拜认师生，任意侵蚀粮饷各等语。并著曾国藩一并秉公确切查明，据实复奏，毋稍徇隐等因。钦此。又十一月二十日承准议政王军机大臣字寄，十月二十五日奏上谕：“兹有人奏：江苏巡抚薛焕，自到任后，株守上海，莫展一筹。且收买宝玩，性耽曲蘖。并将丁忧候补盐运使金安清违制保奏，派伊劝捐。金安清于通泰设局，煊赫奢侈，逐尸搜括，怨声鼎沸。又有人奏：薛焕自办理通商以来，广通贿赂，时辇金银赠遗权贵。军务则不复一城，吏治则不办一事。浙江抚臣王有龄，不以克复为事，惟以暴敛为能。其捐输之人，作为三分：一济军饷，一充私橐，一为交结馈遗之用。该抚籍隶福建，运金归里，舆论哗然各等语。江、浙军务孔亟，全赖封疆大吏实力整顿，方能维持危局，保卫地方。果如所奏情形，营私纳贿，惟顾身家，又安望其奠民生而扫贼氛耶？著曾国藩将所参薛焕，王有龄、金安清各款汇入前参各款内，一并秉公严密详查，据实复奏，毋稍徇隐。原折片，著钞给阅看等因。钦此。</p><p class="ql-block"> 又十一月二十二日，承准议政王军机大臣字寄，十一月初五日奉上谕：“兹复有人奏：金安清在泰州，令人向伊捐资投效，方得差委。牟利者争相贿赂，委员及职员、生监奉委者各至百数，四出需索，民不聊生。指捐营私，富户、小民均被勒派等语。里下河地方逼近贼氛，岂可复令劣员肆虐居民，以致人心时虞摇动！著曾国藩严密确查，汇并前案，据实参办，毋许稍涉徇隐等因。钦此。仰见皇上慎重疆寄，整饬官方，曷胜钦悚。臣查王有龄前任苏藩，其筹饷之才，为远近所推许。上年升任浙抚，适值金陵师溃、苏常并陷之时，败将逃兵，萃于浙省，以万难整驭之卒，又素无统辖之权，时势之难，亦为远近所共谅。然使另练亲兵，裁汰疲卒，亦未始不可以主而制客，转弱而为强。王有龄不谙军情，但求速效，整理尚未就绪，即催令进围嘉兴，且言嘉郡即日可克。臣于去夏颇以为虑，曾奏明嘉兴师疲，恐生他变。厥后嘉兴果败，王有龄不能严参以治罪。严州贼退，又复冒奏以饰功。于是将领狎而生玩，兵勇败而转刁，遂成不可制之象矣。逮至本年金华之失，兰溪之陷，兵团仇杀而不能究，弁勇抢掠而不敢问。谕旨所询，动受张玉良等挟制，系属实在情形，今则贼氛环逼，饷项久亏，即使杭省幸而保全，而数万败军亦断非王有龄所能管辖。自去夏以来，浙饷月需三十余万，大率取之宁波、绍兴，输将不为不尽力，绅士不为不竭诚。乃王有龄奏参团练大臣邵灿，立予罢黜，其下委绅数人，皆革职永不叙用。其所参者并非军旅之大端，但争体制之末节，而致宁、绍众绅，各怀公愤，痛恨次骨。外间相传有杭兵不许守绍，绍饷不准入杭之说。驯至绍郡沦陷，杭省围困，皆由官绅水火之所致。谕旨所询“舆论哗然”者，或由于此。近年苏、浙官场陋习，以夤缘钻刺为能，以巧猾谲诈为才。王有龄起自佐杂微员，历居两省权势之地。往年曾带浙员赴苏，去岁又带苏员赴浙，袒庇私党，多据要津。上下朋比，风气日敝。其委员派捐，但勒限以成数，不复问所从来。委员既取盈于公数，又欲饱其私囊，腹削敛怨，势所不免。谕旨所询“属吏多贪鄙之徒，但以掊克夤缘为事，”证以臣之所闻，殆非无因。至抄阅折内所称：捐输之入，作为三分：一济军饷，一充私橐，一为交结馈遗之用。该抚籍隶福建，运金归里等语。非吊查卷宗，明察暗访，不能悉其底细。臣处相隔较远，道途久梗，尚无所闻。此遵查王有龄之大略情节也。江苏巡抚薛焕，前在苏州府任内，颇著循声。在上海道任，内办理关税及外国事宜，亦臻妥协。及擢任巡抚，驻扎上海，陆续募勇四万余人，每月糜饷二十余万，不能专办一路之贼。江苏所存地方，惟镇江、扬州两处，尚据形势，该抚未尝亲至两郡一行，又不能多济饷项以联声援。上年夏间，薛焕奏请通饬各路禁用广勇。而该抚信任之曾秉忠、冯日坤等所部，多系广勇，纵兵扰掠，商民怨愤。曾秉忠之勇，抢劫洋船，酿成巨案；冯日坤之勇，在金山围杀绅首，团勇多名，目无法纪，薛焕莫可如何。沪城绅民既畏贼踪之环逼，又虞兵勇之肆，掠日夕惊惶，不获安处。谕旨所询“带勇非其所长，株守上海，莫展一筹，三十里外即有贼垒”等语，臣之所闻，大约相符。自苏、常失陷，各县镇市流离转徙，萃于上海一隅，又为西洋各国交汇之所，人民如海，财货如山。中外商贾、文武、员弁肩摩毂击，昼夜喧阗。地少员多，人浮于事，每有差委，不能不由营求而得，或并无可派之差，亦谋为位置之法，辄复添一捐目，给一委札。其官职较大者，如奏派金安清总办饷局，奏免前藩司蔡映斗、首府吴云，失守罪名，且委吴云总办捐局。此数人素工应酬，不惬人望。其所援引之人，类多夤缘之辈。谕旨所询“官吏奔竞如常”，殆即此类也。上海既繁盛异常，苏州之书籍、字画，自贼中贩卖而出，亦充积市肆之中。薛焕设立书画局，多延画工，购买名迹，谕旨所询“日享安富，娱情古玩”者，与臣之所闻相同。至抄示折内，所称：“办理通商以来，广通贿赂，时辇金银，赠遗权贵”等语。风闻薛焕九年由臬司进京，途次有失银之案，在京有馈遗之情。此外别无所闻。此遵查薛焕之大略情节也。丁尤候补盐运使金安清，聪明过人，好览书籍，惟矜街智术，专工揣摩。其办事广设方略，终鲜成效。前因劝捐军饷，款目未清，经袁甲三奏参赴皖核算。辗转营求，始得奏派南北筹饷局。自通泰设局，大开幕府，煊赫奢侈，原参折内所称：“令人向伊捐资投效，方得差委。争相贿赂，委员、生监、各至百数。四出需索，民不聊生，胥役人夫，相望于道。或派捐富户，关说馈赂，即可免捐。或挟嫌诬指，一经传押，必至破家”等语。证以臣之所闻，多相符合。其有无侵吞实迹，非吊查簿数，不能确知。此遵查金安清之大略情节也。以上三员，皆与臣无一面之识，断不敢稍涉瞻徇，上蔽圣聪、惟臣与苏、浙相距甚远，音书梗阻，不能详查、参证，亦未敢以臆见概人之生平。金安清才略颇优，而物议最劣，应请旨即行革职，撤去筹饷差事，不准仍留苏境，以靖民心，而息浮言。王有龄办理杭城防务，尚费苦心，惟用人或尚巧滑，取财间有怨言。薛焕偷安一隅，物论繁滋。苏、浙财赋之区，贼氛正炽。该二员，似均不能胜此重任。应否降革之处，出自圣主鸿裁。所有遵旨查复缘由，谨专折附驿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施行。谨奏。</p> <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薛焕</p><p class="ql-block"> 薛焕(1815年12月21日~1880年3月13日)，字觐唐，号鹤济，一作鹤侪，是四川兴文(今四川省宜宾市兴文县)人，中国最早的洋务运动先驱者之一。</p><p class="ql-block"> 薛焕道光十九年(1839)中举，官至江苏巡抚、署两江总督、礼部左侍郎、总理衙门大臣行走、工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都察院署左副都御史。</p><p class="ql-block"> 薛焕组织洋枪队，成功阻击太平天国对上海的进攻。兴办新学，创建尊经书院(四川大学的前身)，并出任首任山长。</p><p class="ql-block">生平</p><p class="ql-block">镇压小刀会</p><p class="ql-block"> 出生于四川叙州府宜宾县黎汤乡古木湾(今宜宾市赵场镇桥坎社)，因其父与兴文县富安乡薛氏联宗通好，遂使薛焕入籍兴文县学，故相关史料皆称薛焕为兴文人。</p><p class="ql-block"> 道光二十四年(1844)举人，报捐知县。道光二十九年(1849)，选授江苏金山县知县。路遇新阳水灾，檄署新阳县(今属安徽)，视赈灾事结束，才上任金山县知县。</p><p class="ql-block"> 咸丰元年(1851)四月，以漕船兑开迟延，褫职留任。寻以趱兑无误，有旨开复。八月，以疏防盗案，复褫职，嗣于限内获犯，复原官，仍留江苏补用。后入向荣幕襄赞江南大营军事。</p><p class="ql-block"> 咸丰三年(1853)，报捐知府，指省江苏。咸丰四年(1854)正月，巡抚许乃钊檄带川勇一千五百人镇压小刀会起义于上海。三月，贼劫上海北营，薛焕随布政使吉尔杭阿堵御甚严，贼不能入。两江总督怡良等上其功，得旨:记名，遇有江苏知府缺出，开单请简。</p><p class="ql-block">苏州平盗</p><p class="ql-block"> 是月，授松江府知府。奉贤县县民抗粮，势将为变。薛焕驰至，逮治一、二人，余皆帖服。</p><p class="ql-block"> 咸丰五年(1855)，调苏州府知府。嗣以官军克上海，薛焕截拏余匪出力。</p><p class="ql-block"> 咸丰六年(1856)正月，赏戴花翎。不久捐盐运使衔。时广东潮州等处莠民以投充壮勇为名，散处苏州城外，持械为盗，士民苦之。八月，薛焕侦知匪踪集阊门外杠子地方，相聚饮博，于是密约营弁、绅士率兵分路掩击，擒首、从一百九十余人诛之，境内以安。事闻，命以道员记名，遇缺请旨简放。</p><p class="ql-block"> 咸丰七年(1857)五月，擢苏松粮储道。六月，调苏松太道。</p><p class="ql-block"> 咸丰八年(1858)，迁按察使，未履任。适英吉利、美利坚两国船自广东驶至上海，欲求通商，又约同法兰西船，由上海驶赴天津。薛焕侦查到这个消息，先后禀经两江总督何桂清等飞章入告。</p><p class="ql-block"> 咸丰九年(1859)三月，御史蒋志章上书保奏:"薛焕有胆略，任上海道时，洋人畏服。请特召来京，交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相时委用"。未几，洋船为僧格林沁击败。六月，入觐咸丰帝。八月，以办理上海善后事竣，下部议叙。十一月，擢江宁(今江苏南京)布政使。</p><p class="ql-block">力保上海</p><p class="ql-block"> 咸丰十年(1860)二月，赏加巡抚衔，帮办海口通商事宜。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两江总督何桂清潜逃上海，江苏巡抚徐有壬战死，军情紧急。三月，太平军进攻常州，薛焕复驰回常州防堵。闰三月，调江苏布政使。旋署钦差大臣关防，办理五口通商事宜，又署两江总督。</p><p class="ql-block"> 五月，升江苏巡抚，仍署两江总督。太平军连陷苏州、常州、太仓各州府县。六月，复陷松江府，青浦县，薛焕下部议处。不久檄候补道张景渠等会民团克松江，得旨嘉奖。先是，嘉定县踞匪弃城去;至是，复失。平望镇为江、浙要道，亦既克又陷。金坛县被围急，薛焕与总兵冯子材援之。嘉定距上海六十余里，中间南翔、真茹二镇，为陆路冲要，贼筑墙于南翔西南两路，招集土匪，图窜上海。薛焕命令知县刘郇膏集团分布真茹(今上海真如镇)及江桥镇，又调兵分屯罗店、月浦，固宝山门户;并檄苏州府知府吴云等环攻青浦、署常州府知府周沐润规复江阴，水师各船扼守江南，防太平军北渡。太仓州毗连嘉定，薛焕命令游击富安等守之。适青浦官军失利，松江复陷。</p><p class="ql-block"> 七月，太平军进犯上海，环攻七昼夜，薛焕与上海道吴煦等分门固守，太平军解围去。薛焕令参将陈汝霖复松江。南翔镇踞匪经野鸡墩民团歼除殆尽，乘胜进攻嘉定、青浦。疏入，赏一品顶戴。薛焕参劾冯子材延误军事，坐革职，暂留军营听候查办。命办理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及内江三口、潮州、琼州、台湾、淡水各口通商事务。十二月，疏请"按照通商税则，令外商自运米赴津，官为采买;按时定价，不必豫给价银采办"。下所司议行。</p><p class="ql-block"> 咸丰十一年(1861)正月，以捐输军饷，下部优叙。三月，浙江贼氛大炽，扰及松江边境，嘉定、青浦游匪复出肆扰，薛焕与提督曾秉忠一面堵御嘉定、青浦之贼，派兵扼守金山，并收集浙省溃兵协堵金山卫城一带。</p><p class="ql-block"> 五月，曾秉忠等剿贼金山，胜之。六日，青浦踞贼出扑大营;檄参将李恒嵩设伏抵御，擒馘甚多。</p><p class="ql-block"> 七月，疏请设立筹饷总局，以候补盐运使金安清总办南、北两台筹饷事务，并请将贻误军需之福建司道议处;皆从之。九月，御史杨荣绪等参劾薛焕贪劣各款，上命两江总督曾国藩查奏。寻奏言:"薛焕任苏州府，颇着循声，上海道任内办理关税及外国事宜，亦臻妥协。洎擢巡抚，驻师上海，每月糜饷二十余万，不能专办一路之贼。江苏所存地方，惟镇江、扬州尚据形胜;未尝亲至两郡，又不能多济饷项以联声援。上年奏请禁用广勇，而所信任之曾秉忠、冯日坤等所部半系广勇。曾秉忠之勇劫掠洋船，冯日坤之勇在金山围杀绅团多人。自苏、常失陷，人民萃于上海，人浮于事。每有差委，率由营求而得;或并于无可差委之中，曲谋位置之法。上海既繁盛，苏州之书籍、字画自贼中贩鬻而出者，薛焕设书画局购买名迹。谕旨所询"株守上海，一筹莫展;官吏奔竞，娱情古玩"，与臣所闻，大略相同。至折内所称"办理通商以来，广通贿赂"等语，风闻薛焕九年由臬司通京途次，有失银之案。在京，有馈遗之情。此外，别无所闻。至薛焕偷安一隅，物议繁滋。苏省财赋之区，贼氛正炽;恐不能胜此重任"。报闻。</p><p class="ql-block"> 是冬，贼陷奉贤、南汇、川沙，逼近宝山及吴淞口。薛焕与曾秉忠所部四万人分防要隘，难当大敌，咨请曾国藩派委副将滕嗣林赴湖南募精锐万余，嗣林仅以七百人归。曾国藩奏派道员曾国荃赴沪助剿未能速至，薛焕竭蹶布置，而自浙江杭、嘉、湖相继失陷后，逆氛愈不可制。两省绅士多僦居上海，群请暂借英、法两国驻沪外兵助剿。适太平军自奉贤等处直犯上海，英、法文武协力抵御。</p><p class="ql-block"> 同治元年(1862)正月，薛焕具疏以闻，有旨嘉奖。贼犯松江，美国人华尔及其副总领白齐文率队迎击，败之。二月，随同官军剿平天马山、辰山、高桥、萧塘等处贼垒，薛焕又檄李恒嵩会同外兵解泗泾围。三月，华尔会英、法、俄三国兵攻破王家寺贼营，上海西路肃清。</p><p class="ql-block"> 是月，上命道员李鸿章署江苏巡抚，薛焕以头品顶戴充通商大臣。先是，有言薛焕增兵糜饷及借兵外国为非者;四月，薛焕疏言:"自咸丰十年上海解围之后，日与司道计议:欲保城池，先在扼防要隘;是以为松江而设塘桥、泗泾、广富林诸营，为上海而设七宝、真茹、野鸡墩诸营，为宝山而环城设营。年来大小数百战而贼不能直薄城下者，未尝不赖堵截之师，此增兵之万不容巳者也。自苏、浙有借兵助剿之说，遂谓洋人为可恃，不知洋人之向背视我之强弱为转移，兵力不厚则为彼所轻，有欲借其力而不能者。至管带兵勇实乏将材，惟有于奖勉之中，时示警戒之意;使其努力自强，以冀外国之兵乐为相助。抑臣更有鳃鳃过计者，华尔本吴煦等雇募教习兵勇，若练成劲旋归我调遣，何尝不善!乃自五战五胜以来，隐然有不受羁靮之意;且每战必求重赏，溪壑亦未易盈。吴煦等犹以为长城可倚;窃谓驾驭外国之人，似应操纵在我，惟有默为裁制以化其桀骜之气，庶可得其用而不受其害"。是月，授全权大臣，办理比利时国通商事务。十二月，命薛焕来京另候简用。</p> <p class="ql-block">被劾贬官</p><p class="ql-block">同治二年(1863)四月，署礼部左侍郎，在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行走。五月，授工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p><p class="ql-block">同治三年(1864)，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通政使王拯参劾薛焕贪邪各款，略言:"薛焕任江苏巡抚时，经人迭次纠参以外任之不胜，又岂朝班之可玷。臣亦知总理衙门事务，非该员所能为政;朝廷不得已，而以该员厕于其间，俾与各国虚与委蛇。第以该员委琐龌龊，俨然高位;未免为中国耻辱，甚或启外邦轻侮之心。就令人材难得或有微长，固当酌量裁抑，以示区别"。四月，薛焕参劾王拯吸食洋烟。谕曰:"国家广开言路，整饬官常，惟期内外臣工奉公守法，屏除私见。若为大员，则平日束身立行，益当谨饬自爱，不受人以指摘之端。至被参人员，尤宜知止谤自修之义，痛自愧厉。岂可意图报复，讦人阴私!本年三月间，通政使司通政使王拯曾以佥壬滥列，请将侍郎薛焕量加裁抑。至薛焕巡抚任内被参各款，前此业经曾国藩查明覆奏，尚无实据;惟办理通商事务，颇为熟悉。而此次王拯折内，亦未能指实款迹;是以将折留中，暂缓查办。乃本月初九日薛焕奏参王拯吸食鸦片烟，请加惩处等语;薛焕被人参劾，不能扪心自反，辄将王拯吸食鸦片烟列入弹章，显系意存报复。有为而为，非因公论列者可比，此风断不可长。薛焕着实降五级调用，以为逞私攻讦者戒;并着仍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以观后效"。寻以内阁侍读学士补用。</p><p class="ql-block">同治五年(1866)五月，请假回籍省亲。十二月，吁请终养。同治七年(1868)，丁父忧。同治九年(1870)，丁母忧。</p><p class="ql-block">同治十一年(1872)，服阕。光绪元年(1875)，命偕湖广总督李瀚章赴云南查办马嘉理事件。不久参劾办理不善之腾越厅同知吴启亮等以弭衅端，允之。任务完成后回籍。</p><p class="ql-block">光绪六年(1880)，病卒于成都，遵其遗嘱，其灵枢运回老家赵场薛家桥安葬。</p><p class="ql-block">主要成就</p><p class="ql-block">组织洋枪队</p><p class="ql-block">薛焕一生中对中国最大的功绩之一，就是在咸丰年间顶住清廷"闭关自守"压力，在连年战乱饿殍遍地的中国积极推行洋务，除使上海由一个经济落后的小县城发展为政治经济繁荣稳定的大埠外，还率先在中国创建了一支告别冷兵器时代使用先进武器的军队。</p><p class="ql-block">咸丰九年(1859)三月，英法美联合舰队以《天津条约》批准书在京互换之期将到为由，准备武装闯过天津进京换约。正当清廷和战不定时，主战的御史蒋志章疏保薛焕:"焕有胆略，任上海道时，洋人畏服。请特召来京，交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相时委用"。薛焕因此得以到天津协助僧格林沁布防。经天津大沽炮台一役，击沉英舰四艘，击伤多艘，重伤英军司令何伯，迫使英国舰队不得不竖起白旗狼狈撤走，创造了中国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与外国侵略者作战的最大胜利。但这一役中国军队因装备落后死伤太大，让薛焕认识到创建一支使用先进武器的部队抗击"坚船利炮"的外国侵略者的必要性。</p><p class="ql-block">咸丰十年(1860年)，时任江宁布政使的薛焕因熟悉洋务被清廷"赏加巡抚衔，帮办海口通商事宜"，恰遇两江总督何桂清兵败被革职。薛焕被清廷临危受命为江苏巡抚、署两江总督。薛焕的墓志铭忠实地记载了这一史实:"诏晋公巡抚兼权两江总督，是时江浙各城沦陷，独上海一隅倚公为重。而兵无可集，将无可选，唯张空名号召征集乘城拒贼"。他就是凭着这张"空名"，在"江浙各城沦陷"前提下，承受着国内外压力，派上海道吴煦、盐运使杨坊招募美国人华尔及吕宋(今菲律宾)兵，成功地创建了晚清第一支使用先进武器的部队洋枪队。</p><p class="ql-block">华尔十六岁入美国文理军事学院学习，在墨西哥和克里米亚打过仗，长期在海上及中美洲从事冒险活动，后流浪到中国，在清军水师炮船"孔夫子"号当大副。</p><p class="ql-block">但成立洋枪队却大费周折。此时咸丰帝被英法联军以"换约"为由逼到热河。知薛焕在上海募用洋人搞洋枪队，自是非常生气，而朝中大员也多为"天朝独尊、四夷宾服"观念所囿，只记得当年金戈铁马杀进关来的威风，对"西夷淫技"极是鄙视。但成立洋枪队最大压力不是来自清廷，而是英国。英国反对成立洋枪队，理由是洋枪队破坏了西方在清廷与太平军间"中立"形象，并担心华尔是美国人，会代表美国的利益。英国驻华舰队司令何伯怕中国军队由此发展壮大，竟以华尔招募英舰逃兵和违反西人中立为由逮捕了他，打算将他驱逐回美国。</p><p class="ql-block">为让洋枪队名副其实成为装备精良的中国军队，薛焕煞费苦心做了四件事:</p><p class="ql-block">1、奏请清廷同意让华尔加入中国籍，以中国公民身份当洋枪队队长。由于华尔坚称已加入中国籍且就要入赘为江苏盐运使杨坊家为女婿，除中国以外连出生地美国都无权逮捕他，何况英国?何伯才不得不释放华尔。</p><p class="ql-block">2、趁洋枪队在上海保卫战五战五捷机会，奏请清廷批准，赐华尔四品顶戴，并将洋枪队更名为"常胜军"。这样，华尔正式成为清廷命官，而洋枪队也嬗变为清廷正规军。</p><p class="ql-block">3、逐步削弱洋人在军中势力:除士兵用中国人外，薛焕以上海道吴煦为常胜军督带，盐运使杨坊为会代。参将李恒嵩为协带会同华尔管理洋枪队，并拟择机让其取代华尔。</p><p class="ql-block">4、洋枪队在上海保卫战中由原来的三百人逐步发展到四千五百人。但薛焕上报清廷的却只三千人。在当时不少领兵大员对上总爱以少报多吃空饷时，薛焕却刚好相反。他明白，接手他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当时很厌恶"西洋淫技"，同时也担心清廷怕下面"尾大不掉"，让他解散洋枪队。</p><p class="ql-block">在晚清军队装备还是落后的刀、戟、剑、矛以及少数落后的火绳枪时，由于薛焕在上海开创了改组清军装备与建制先河，且洋枪洋炮威力惊人，上海战役结束后仅四天(1862年11月17日)，清廷就谕令各地选派军官到上海学习西洋兵法，并认真学习西人制造枪炮技术，"以为自强之计"。清军由此结束冷兵器时代而步入使用先进武器的热兵器时代。</p><p class="ql-block">保住澳门不被葡萄牙"合法"侵占</p><p class="ql-block">薛焕一生中对中国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在同治三年(1864年)及时识破葡萄牙国险恶用心，在关键时刻让只待用玺的中葡《和好贸易条约》废弃，从而为险些沦为葡萄牙属地的澳门今后回归中国排除了隐患:</p><p class="ql-block">同治三年(1864年)五月，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通知总理衙门，说是大西洋国(今葡萄牙)派公使阿穆恩前来中国换约，不日即可到达天津。原来在同治元年(1861年)七月，钦差全权大臣恒祺、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与葡萄牙国因澳门问题议定了《和好贸易条约》。按照该约第五十四款规定:"所有议定以上章程，两国大臣定期画押用印，自是年起，约计限以二年，俟大清国大皇帝，大西洋大君主，彼此批准，即在天津换约"。</p><p class="ql-block">葡萄牙乃南欧拥较强海上力量的国家。明正德九年(1514年)，葡萄牙船队到达中国广东珠江口西侧屯门，以其船只长途跋涉需在此休整添补为由获得了明王朝同意让澳门作为他们临时立足点。</p><p class="ql-block">1845年11月20日，葡萄牙不顾中国在澳门的主权，以挽救澳门经济为借口，擅自宣布澳门为自由港。1847年8月，新任澳督阿玛勒将清廷守口官员驱逐出澳门，不允许中国官员以他的上级的身份进入澳门。</p><p class="ql-block">阿玛勒的蛮横激起了澳门仕民极大反感。1849年8月，以沈志亮为首的七个澳门人刺杀了阿玛勒并斩其首。葡方趁机以此为由派兵攻占了关闸和拉塔石炮台，并摧毁瞭望厦村的香山县县丞衙门。清两广总督徐广缙采取了清空撤走澳门所有中国商民，断绝与其贸易道路的反击办法。</p><p class="ql-block">葡萄牙政府觉察到与中国对抗既不能达到占领澳门的目的，还为葡萄牙贸易和澳门商业带来灾难性恶果。为与中国签订一个同英、法、美等国"利益均沾"的条约，也为了把强占澳门这一既成事实用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开始寻找机会同清政府进行谈判。</p><p class="ql-block">因当时英法等国为扩展在中国的利益，正在军事上对清廷施加压力。为此，葡萄牙曾请英国给予帮助，遭到了"不愿别人分羹"的英国拒绝后，葡萄牙转求法国。法国驻华使馆参赞哥士耆因此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三月照会清廷:澳门总督葡萄牙国全权大臣基玛良士，奉命前来与大清国商议订定和好通商条约，如蒙允准，本法国执政甚为欣悦。</p><p class="ql-block">同治元年(1861年)四月二十九日，葡使基玛良士一行到达天津。清廷派恒祺为全权大臣，会同驻津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与之谈判。在中葡的谈判中，法国驻华参赞哥士耆以调停人自居，提出一个有利葡萄牙的方案:中国仍在澳门设官，而葡萄牙不再向中国缴纳地租。</p><p class="ql-block">清廷接受了哥士耆的方案。同治元年八月，中葡议定《和好贸易条约》五十四款。清钦差全权大臣恒祺、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与基玛良士在条约上画押并盖了关防。</p> <p class="ql-block"> 薛焕却因葡人性急此事引起警觉，于同治三年六月二日，以总理衙门名义向两宫幼帝奏称:"今该公使不候届限，先行前来，不知有无诡谋，……臣等庸先为请用御宝，应俟钦派大臣与之见面后，查看有无别情，再由该大臣奏明办理"。慈禧太后见奏后，想满朝文武"唯薛焕深知洋人的习性"，即让薛焕为钦差全权大臣，赴天津会同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办理中葡换约事宜。为此薛焕连日检查案据，发现该约第九款无疑正式承认澳门主权属葡国，应该删去。但薛焕因参奏通政使王拯吸食鸦片得罪朝贵，以刚降五级之身贸然否定这已经画押只待用玺的条约，无疑是指责前钦使浑耗无知，会重重得罪当时主持总理衙门事务的恭亲王与具体签约的全权权大臣恒祺王爷，及现在同为钦使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但中国国土怎能无端拱手让人?六月十七日，薛焕与葡国公使阿穆恩会商时，便决然提出，此条约尚有商议之事，待中国议定后，方可互换条约。阿穆恩满以为此时只是例行公事互换盖上国玺的条约而已。不想薛焕一见即予否定，大怒。加之从法国人处得悉薛焕不但无前任钦使的王爷身份，且仅为刚受削级处分留用的总理衙门大臣，故盛气凌人地对薛焕宣称:条约已由大西洋国君批准，万难更议，此时应先互换，如有不妥，然后再重新商议修改之事不迟。薛焕明白，阿穆恩这说法"明系有意欺狂，欲将条约换到彼手"，"而我所商之事，则指为条约已换，无可更易"。当即肃色回答阿穆恩:"既可商量更易于互换之后，何仿变通，商酌于未换之前"(《澳门专档》卷三82~83页)。"现在澳门绕越漏税之事甚多，于中国税项大有妨碍，应将第九款澳门设官一层，仍照从前旧规稽查收税"。薛焕同时郑重申明:"澳门本系中国地方，与英、法、美诸国领事官驻扎之例是不同的。因此，第九款中关于领事官一段，应该删去。"阿穆恩听后，知其"瞒天过海"的最为得意之笔被薛焕发现，当即"暴躁无状"、"盛气凌人，决意不允"，于六月二十日无故离开天津，声称要返回澳门(《澳门专档》卷三88页)。薛焕自知此举冒着极大风险:葡萄牙本欧洲强国，今倚仗法国支持甚嚣尘上，一旦引起战端，对积弱不振的中国无疑是不小打击。因此，薛焕在谈判过程中，始终不卑不亢地以理抗争。因担心各国公使听信阿穆恩一面之词，并于六月二十四日将换约实际情况照会各国公使，设法让英国驻津领事德尼克站出来说话:"阿穆恩性情急躁，况换约之事，理应和同商办，断无不妥之理，曾向其劝导，彼也不肯听从，殊难理说。"(《澳门专档》卷三83页)。为葡使撑腰的法国公使没料到薛焕在谈判桌上不但举止有度，且深谙国际公法，谈锋甚利，加之英领事如是说，不愿为葡国而得罪英国，自不便再置喙。葡使阿穆恩在离津之日，派人给薛焕送来照会一件，说中国要更改和约，有意损害葡萄牙的利益，中国"想必有不换约之定意，相应作罢会"(《澳门专档》卷三76~77页)。薛焕随即复照阿穆恩:"查贵国与中国议立和约，载明俟两国御览彼此批准更换。其意盖谓彼国批准，而此国不批准，似未便更换，并无丝毫勉强之意。缘立约乃万年和好之事，必于两国有益，彼此均无损碍，方可行之永久，若有偏损之处，自应于互换之前，彼此和衷相商，将如何取益防损之处，豫为言明，方免日后不便，此乃情理之至。……乃贵大臣五月十四日在公所相见，本大臣等将大皇帝饬商之件略题数语，贵大臣即起身回寓，不允商量。……如贵大臣不以中国皇帝之命为重，是不以和好为念，其必有不换约之定意，此责任在贵大臣，并不在本大臣等也"(《澳门专档》卷三79页)。薛焕给阿穆恩的复照，理直气壮且文笔犀利，既符合国际惯例，又让阿穆恩无可反驳。薛焕以刚受"实降五级留用"之身，冒着得罪位高权重的满清王爷的风险，在关键时刻正气凛然地制止了澳门被葡萄牙"合法"侵占，为中国今后成功收回澳门扫除了障碍。这么重大的历史事件，在薛焕列传里虽然没有，却在《澳门专档》里记录了全过程记录。澳门在上世纪末回归中国，薛焕地下有知，应感欣慰了。</p><p class="ql-block">创建尊经书院</p> <p class="ql-block"> 薛焕"其功尤伟"的改革举措之一，就是在四川改革晚清教育方向，创办了"中体西用"的尊经书院，让学子们解除八股文的禁忌，"不课时文"，从而得到"学以致用"的知识。这里说的尊经书院，即今四川大学前身。在它之前，四川省的最高学府是康熙四十三年(1740年)设立的以八股文为主的锦江书院，"生徒朝夕只是埋头研习时文帖括，不闻窗外时务大势，知识单一而狭窄，其八股时文总是抄四书五经陈词"，在近代中国大变革格局下，显得越来越不适合时代需要。就像当年在上海创建中国第一支使用先进武器的军队样，薛焕想趁此有生之年在四川创建一所中体西用的书院，于是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兴文薛侍郎偕通省荐绅先生十五人，投牒于总督、学政，请建书院，以通经学古课蜀士"，于光绪元年(1875年)在成都文庙西侧石犀寺旧址修建了这所新的书院，并担任山长。有人认为，尊经书院大门匾额所书"石室重开"，是两千年前蜀郡太守文翁在这儿创建的"文翁石室"又得重开的意思，是直接反映书院上承文翁遗教、振兴西京之学的办学宗旨。其实，薛焕在此暗喻了另一层意思:清廷这道闭关自守的大石门总算被打开了。</p><p class="ql-block">这中葡《和好贸易条约》除了规定葡萄牙获得同英法在中国同样的通商特权之外，最重要的是关于澳门的规定。该约第九款写道:"仍由大清国大皇帝任凭设立官员驻扎澳门，办理通商贸易事务，并稽查遵守章程……其职任、事权得以自由之处，均与法、英、美诸国领事等官，驻扎澳门、香港等处各员，办理自己公务，悬挂本国旗号无异"。</p><p class="ql-block">当时参加订约谈判的全权大臣恒祺与崇厚仅着眼于条文中"仍由大清国大皇帝任凭设立官员驻扎澳门"一句，就认为中国可照旧在澳门设官治理自己国土，对葡萄牙在条约中塞入的"此等官员与法、英、美诸国领事等官无异"这话，却因缺乏国际公法常识，对其实意茫然无知。而这恰是确定中国在澳门设立什么性质官员的关键。 葡国使臣基玛良士对条约中这一规定欣喜若狂，认为这等于承认澳门隶属于葡萄牙:"葡萄牙王室在此权益首次以明确而体面的方式得到了确认"(萨安东《葡中关系史资料汇编》卷二38~39页)。但签订条约的所有清廷官员，直到葡萄牙使臣来天津要求互换条约之前，都没觉察到被葡国使臣所愚弄。</p><p class="ql-block">创办"中体西用"的尊经书院，现今不少人都归功于当时的四川学政张之洞。但仔细推敲，那时的学政张之洞还不是后来的那位振兴洋务的湖广总督张之洞，而是那个坚持"儒学"的少壮清流派之首张之洞。他是在八年后外放两广总督，因与洋务接触多了才逐步认识到西学重要性的。而薛焕则很早前就曾力主选拔优秀生员留洋学习科学技术，清廷按其建议也选拔了一些生员留洋，但薛焕仍觉得这样做似杯水车薪。中国需要大批懂得先进科学的人才，必须自己兴办新学。但因当时守旧派势力很大，薛焕不能正式提出中体西用的办学方针，只能在"通经学古"的前提下侧重强调西学，这是应对守旧派的一种策略。薛焕当时很多改革措施皆"只能做，不能说"。当时，薛与张还有不少分歧，这从《创建尊经书院记》看出:"督部盱眙吴公与薛侍郎使之洞议其章程。事属草创，未能画一，有所商略，或未施行。"张之洞在尊经书院成立不到两年就进京了，薛焕则任了六年尊经书院的山长，他死后王闿运接任，王闿运走后由薛华墀接任，皆以振兴新学为宗旨。张之洞则是在磨砺了二十多年后(1898年)，才在前人基础上在《劝学篇》中总结中体西用观点的。</p><p class="ql-block">为取得四川总督吴棠与学政张之洞对创建尊经书院的支持，薛焕是狠下了一番苦功的。经过一连串的挫折，薛焕懂得了为了达某一目的，必须首先处理好与这目的相关的关系。当时川督吴棠在重病中，"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薛焕只须动员士绅们出资出力，减少地方财政压力，吴棠自是感激;对少壮清流之首张之洞就得投其所好了:首先，薛焕捐资为兴文县购置两个秀才名额，使兴文小县与宜宾额员相等，不光为县人称道，更使学政张之洞高兴。在当时的清廷，教育经费是严重不足的，薛焕这一举措是对张负责的教育工作的支持。其次，薛焕得知龙安府知府王祖源与张之洞交好，便拉来参与创建尊经书院。王祖源的女儿乃善丹青的才女王懿娴，而张之洞学政四川时乃鳏夫之身，因此由薛焕做媒，请吴棠主婚，既让张之洞"爱情事业"双丰收，又完成了自己创建尊经书院的计划。</p><p class="ql-block">尊经书院自创办以来，随着西学范围的不断扩大，中体西用的主张不再被人视为离经叛道。其学以致用的新知识不仅奠定了四川新的教育方向，使四川沉闷的学术空气为之一新，还培养了一大批出类拔萃的人才，如著名的经学家廖平，戊戌变法中死难的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四川保路运动领导人罗伦、被孙中山追赠为四川三大将军之一的彭家珍、辛亥革命中领导荣县独立的吴玉章。</p><p class="ql-block">历史评价</p><p class="ql-block">薛焕的墓志铭对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对他秉公办事方面的评价为:"不为苛细，尤严邪正公私之辩……"对他锐意改革方面为:"公为政持大体，高瞻旷览，归画远利……"对他用人方面为:"即有造请，必视其立身植行，可择而取……"对他创办新学为:"购置尊经书院有关吏治及人才学校之原，其功尤伟。"对他总的评价则:"延庆一身，光明俊伟。终其所怀，已溺已饥……"</p><p class="ql-block">这里的"已溺已饥"，乃指薛焕"关怀百姓疾苦，以消除为己任"之意。而薛焕具体的做法，则体现在倡导洋务振兴国本方面。薛焕死后，能赢得与其关系微妙的政敌、一生心高气傲的李鸿章亲自为他这墓志铭书丹，可见其"光明俊伟"的感召力。</p><p class="ql-block">鉴于有文章说薛焕"贪庸误国"、"为办洋务长期居于上海，并与外国侵略者相互勾结"等原因，笔者专门查阅了这方面的史料，但实在找不到相关事例。因权力斗争，御史蔡寿其、杨荣绪，通政使王拯等曾参劾过薛焕，清廷也曾派大学士桂良及一直打压排挤薛焕的两江总督曾国藩查核其"贪庸"各款，但最后反因桂良"(薛焕)素为夷人信服，办事亦甚为得体"，以及同治帝谕旨"薛焕巡抚任内被参各款，前此业经曾国藩查明覆奏，尚无实据，惟办理通商事务。颇为熟悉……"证明了他的清白与能力。</p><p class="ql-block">与此相反，对薛焕忍辱负重锐意改革与守旧派及洋人斗争的史料却不少。如在咸丰七年(1857年)十一月任上海道时，发现美国犹太浪人号船装满劳工准备贩运到古巴作苦力，薛焕就毫不犹豫地以江海关监督身份上船检查，不但扣了犹太浪人号船出港证照，还同时以"本道身为地方要员，责职所在"照会美国领事馆，指出:"诱骗本国民人离其国土乃非法行为……"</p><p class="ql-block">又如薛焕在上海一再被取代他两江总督的曾国藩打压，但为中国发展计，他不计前嫌，仍将原拟己用的中国近代科学家徐寿、华蘅芳割爱到曾国藩的安庆军械所，成功研制出了中国第一台船用蒸汽机、第一艘轮船及第一艘军舰，开启了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大门。</p><p class="ql-block">再如英国人李泰国向清廷建议募西洋水师助攻金陵(今江苏南京)，但曾国藩认为金陵距江三十里，西洋大舰无法施展其能。李泰国以有成约在先坚持其议。为此，薛焕前去与额尔金交涉，以"进退之权在我"据理力争，虽然在交涉中受到英使侮辱，但因理正使额尔金屈服而驱李泰国回英国。为此，当时的大学者王闿运在他的《诗集》九《独行谣》中赞道:"上海议会防，薛杨笑匈奴"。</p><p class="ql-block">曾国藩的亲家、湘军重要的创建者郭嵩焘任苏松粮储道时，薛焕以钦差大臣驻上海。两人讨论洋务在中国的利弊时，薛焕总是积极倡导洋务。曾国藩接手薛焕的两江总督与通商大臣，因不善洋务及惧守旧派攻击，曾上疏请辞通商大臣职务。郭嵩焘很不客气地指责曾国藩:"总督本应兼通商大臣，为什么要躲避人世中自己不喜欢的事呢?遇到艰难险阻骂讥困辱，应当泰然处之，负天下之重而让别人诽谤去。你却想不负责任地躲开，那么谁又该来干这事呢?"薛焕得知后大为高兴，积极支持郭嵩焘，而曾国藩也在大家的推动下逐步成为洋务派之首。</p><p class="ql-block">藏书成就</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工书法，善诗词，精鉴赏，藏书甚丰。入上海任职时，已有藏书三十余箧，在上海仅二年，藏书翻倍。曾每日阅书一卷，公务多时，亦尽半卷方休。精于鉴别，多藏宋元以来书画、碑刻等。晚年因病归家后，将其旧藏经史文集等书，递送中书院刊刻，蜀中书籍渐多。曾手校《读史方舆纪要》、《郡国利病》等书。</p><p class="ql-block">轶事典故</p><p class="ql-block">交好李鸿章</p><p class="ql-block">薛焕宦海沉浮数十年，结交官场人物颇多。他与淮军创始人李鸿章私交甚好，并与之结为儿女亲家。薛焕二女、三女为李鸿章之弟、兵部尚书李瀚章之子李经番、李经楚之妻，其五女又嫁与李瀚章胞侄李经钰为妻。薛焕与李鸿章谋士郭嵩焘为好友。薛焕死后，其墓志铭便是由郭嵩焘撰文，文华殿大学士、太子太傅李鸿章亲自书写。就连薛焕爱妾金氏(韩国人)故后的墓志铭，也是由李鸿章书写。</p><p class="ql-block">亲属成员</p><p class="ql-block">入川始祖:薛甲，明嘉靖进士，由江南江宁府(今南京)由宦入川为叙泸卫兵备佥事。</p><p class="ql-block">二世祖:薛俊杰，岁贡生，金堂县训导。</p><p class="ql-block">三世祖:薛维翰，增广生，雅州府清溪县训导。</p><p class="ql-block">四世祖:薛纬，岁贡生，曾任清溪县训导。</p><p class="ql-block">五世祖(曾祖父):薛锦奇，增生，未出仕。</p><p class="ql-block">祖父:薛澐，增生，重庆府训导。</p><p class="ql-block">父:薛启棂</p><p class="ql-block">大伯父:薛启模，夔州府教授。</p><p class="ql-block">二伯父:薛启楷，廪贡生，乐山县训导。</p><p class="ql-block">叔父:薛启材，岁贡生，重庆府训导。</p><p class="ql-block">妻:赵氏</p><p class="ql-block">妾:金氏</p><p class="ql-block">兄:薛煐，廪贡生，黔江县训导，钦加道衔浙江省候补知府。</p><p class="ql-block">弟:薛熏，廪贡生，华阳县教谕。</p><p class="ql-block">堂兄:薛焯，薛启模之子，咸丰恩科副榜，历任雅州府芦山县教谕、夔州府教谕。</p><p class="ql-block">长子:薛华垣，候选道钦加按察使司衔以军功赏戴花翎。</p><p class="ql-block">次子:薛华坤，荫生，钦派大臣考取二等，分发河南补用道。</p><p class="ql-block">三子:薛华培(1861-1906)，字次申，荫生，湖北候补道。《清稗类钞》有一则《张四宝仰药殉夫》就是讲述薛华培与上海名妓张四宝的故事，"维新四公子"之一陈三立有诗悼薛华培曰:"……僧寮横两棺，殉姬列其次。漆光扬蛛丝，扪拂中如醉。争衡夸毗场，余此野哭地。亘古谁无死，嗟君死颠踬……" 晚清名士孙宝瑄也挽薛华培与张四宝曰:"相如慷慨，未免有情，谁见文君先効死;亚父抑郁，赍志以殁，安得史公为写真。"</p><p class="ql-block">侄儿:薛华墀，薛焯之子，廪贡生，曾任成都府训导兼锦江书院与尊经书院监院，署理广元教谕。</p><p class="ql-block">后世纪念</p><p class="ql-block">薛焕家族牌坊</p><p class="ql-block">薛焕家族牌坊位于今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赵场街道东南约4公里处的薛家桥旁，现保存完好者尚还有两座，一座为"赵太夫人坊"，另一座为"薛郭氏牌坊"。别</p><p class="ql-block">薛郭氏牌坊从牌坊上所刻文字就可以知道，此牌坊为薛焕家族成员薛沄、薛启模、薛风翔等人所建。牌坊两面四柱上刻满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大员的题联。其中最珍贵的，是道光年间内阁大学士、兵部尚书卓秉恬的题联"逮事重堂祔德皆堪式训，能成独子苦心愈足褒嘉"，其为书法佳品，最为弥足珍贵。</p><p class="ql-block">薛焕墓</p><p class="ql-block">薛焕死后葬于四川宜宾市翠屏区赵场镇薛家坟(墓志曰叙州府宜宾县黎汤乡古木塆)，今墓址犹存。其妾有朝鲜金氏，同时归葬其附近。改革开放后，金氏夫人墓被掘，曾出土李鸿章手书挽联。</p><p class="ql-block">薛家桥</p><p class="ql-block">薛家桥为一座横跨小溪流的清代风格的小石桥，传为薛焕题刻的"薛家桥"三字字迹现今依旧能够清晰辨别。</p> <p class="ql-block"> 吴文镕，江苏仪征人。嘉庆二十四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二十五年，散馆，授编修。道光二年，充山西乡试副考官。四年，丁父忧；五年，丁母忧。七年，服阕。八年，充湖北乡试正考官，提督河南学政。十一年，充文渊阁校理。十二年，充顺天乡试同考官。十三年三月，充会试同考官。四月，升右春坊右赞善。六月，转左春坊左赞善；旋升翰林院侍讲。七月，大考二等，赐文绮；转侍读，充日讲起居注官。八月，升侍讲学士，充咸安宫总裁。十四年三月，转侍读学士。八月，提督顺天学政。十六年，以选拔届期，疏言：『直隶考取选拔，向有卷费、册费诸名目，贫乏者至不能应考；曾经前学臣毛式郇奏请禁革。兹恐积久玩生，再行严禁。至选拔为抡才大典，登进之阶较捷，易起招摇之弊。臣衙门书吏、家丁，自应加意约束。惟扃门校阅时，内外间隔，闻见难周。请敕下直隶督臣通饬各府、州、县及提调各员严密察防；如有匪徒在外招摇撞骗，迅即拏究惩办』。允行。三月，升詹事府詹事，仍留学政任。五月，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召回京。九月，充武会试副考官。十七年六月，署礼部左侍郎。八月，充玉牒馆副总裁、国史馆副总裁。十月，擢礼部右侍郎，充顺天武乡试正考官。十二月，兼署刑部右侍郎。十八年二月，署经筵讲官。三月，充会试副考官。四月，充庶吉士散馆阅卷大臣、殿试读卷官。闰四月，调刑部右侍郎；五月，转左侍郎。九月，兼署户部左侍郎。十月，以安徽生童滋闹庐凤颍道署，经学政王植奏闻，命偕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汤金钊驰往查办。十九年正月，讯属实，治如律；并以庐凤颍道胡调元办理未协及失察之凤阳府属各教职奏请分别议处。二月，复偕汤金钊遵旨赴浙江查办被参嵊县知县何瑞榴等纵容门丁各款属实，奏请分别严议、免议。三月，以御史周春祺奏「江南漕运武弁养匪害民、伍长盗米病丁」，并奏「江宁布政使唐鉴于江宁省城为女建祠，任命胞弟唐子玖署外居住，恐有属员夤缘钻刺情弊」，复遵旨偕汤金钊驰往查办。寻将武弁、运丁分别惩办；其唐鉴各款，『查省城有鉴父祠堂，其女有坟无祠；其胞弟署外居住，查无倚势招摇劣迹。鉴父唐仲冕在江宁置有房屋，设立词堂，唐鉴于简放江宁藩司时不即据实声明；鉴女病故，并不送回原籍，辄借寺旁隙地营葬，致招物议。请将唐鉴下部议处』。均从之。又以江南河道总督麟庆奏请修理惠济、福兴两闸要工，偕汤金钊遵旨顺道查勘属实；奏覆，报闻。</p><p class="ql-block"> 四月，授福建巡抚。十月，偕署闽浙总督魏元烺、福州将军嵩溥奏筹海口查拏贩运鸦片章程：『一、外洋设法防查，以杜偷越；一、口岸分别稽查，以免疏漏；一、水路互相严禁，以专责成；一、关口令委员亲自查验，以防夹带』。下部议行。十一月，以御史焦友麟奏「闽省营伍废弛」，遵旨查覆；略言：『漳、泉民风强悍，从前地方殷富各姓宗祠中敛有公费，专为械斗之用。每出一案，地方官会营弹压，将弁及兵丁需费不等，州县亦即借兵费名目勒派。近年公费无出，械斗亦较少。至洋船夹带鸦片、兵丁交通包庇，前曾访知水师把总林和国有包送情弊，奏参革职；陆营兵丁，尚未闻有包庇之事』。疏入，谕以「随时访查严办」。十二月，兼署闽浙总督。时英吉利船游驶内洋；二十年七月，文镕偕钦差兵部尚书祁寯藻、刑部右侍郎黄爵滋、闽浙总督邓廷桢奏筹备海防，并拣选水师将领；八月，偕邓廷桢奏请防堵经费：均允行。九月，复署闽浙总督。向例，琉球国间岁一贡；嗣于道光十九年，谕改为四年一次。至是，中山王尚育咨称：『琉球地处海边，素多风患；惟朝贡以时，则风调雨顺。每遇贡年，岁必大熟。又贡船出入闽疆，岁颁「时宪书」，得以因时趋事，庶务合宜。又琉球不产药材，俱藉贡船载回，得以养生治病。又航海针法，全赖随时学习，轮流更换。若四年一朝，则丰歉不齐、人时无准，药品阙乏、针盘荒疏。应请奏复旧制』。十一月，文镕奏闻；谕曰：『据奏情词极为真挚，着如所请；并允该国陪臣子弟四名随同贡使北上，入监读书』。十二月，调湖北巡抚；未即赴任。二十一年正月，以英人反复肆扰，奏请添拨海防经费；允之。又密陈厦门情形，略言『商民纷传：广东有许与厦门马头通市之说。查厦门周围环海，地方五十里；北达会垣，东为台、澎唇齿，西为泉、漳门户，系通省咽喉。若令外人阑入，必益肆其占据之谋；防之则已无险可扼，听之则将为所欲为：其害实不可胜言』。上韪之。又以上年英人驶扰厦门、经官兵击退，遵旨奏保总兵窦振彪、吴建勋、副将灵德、游击武攀凤、陈胜元等在事出力，密疏以闻。</p><p class="ql-block"> 五月，入觐，调江西巡抚。九月，以江西德化等十县夏间江湖泛涨、低田秋收失望，奏请给一月口粮并将补种复淹之南昌等四县、原勘最轻之安义县及庐陵等三县晚禾杂粮均有伤损，奏请蠲缓、递缓；如所请行。二十二年，接纂「大清一统志」告成，文镕以前充纂修，下部议叙。二十三年五月，以本籍桃北汛河决、捐助经费，下部优叙。闰七月，奏请将宋臣文天祥从祀文庙；略言：『查宋少保信国公右丞相文天祥，志宗孔、孟，生死不渝。高宗纯皇帝御制文曰：「文天祥******之心，不徒出于一时之激，久而弥励；浩然之气，与日月争光。盖志士仁人欲伸大义于天下，不以成败利钝动其心也」。煌煌圣训，千古定论。所著「文山集」十六卷，其举进士策以「法天不息」为言，考官王应麟称其「古谊若龟鉴，忠肝若铁石」；此外发为文词，无非扶植纲常，维持名教。其为学，以「立诚」为主，以程、朱为宗；黜异端，崇孔氏。以之祔祀学宫，洵为不愧』。下部议行。二十四年，遵谕保奏知府倪良耀、麟桂、吴式芬、知州周玉衡、同知程灿策、知县曹士桂等，报闻。二十五年，奏拏获青莲教匪戴理钊、古魁连等，论如律。二十七年四月，以御史朱昌颐奏陈漕务积弊、请将帮弁及地方诸费明定章程，给事中雷以诚奏请裁减旗丁津贴各款，均遵旨议覆；疏言：『查江西粮额较轻，津贴亦少。嘉庆年间，迭次将旗丁各项陋规十五款分别裁革。近年复严切查禁，并无踵事加增，官民亦属相安。今若将帮丁及地方诸费明立章程，是以本非例给之银、额定之项，一一悬为令甲，不特事多窒碍，抑且迹类加征。在昔申明例禁，犹虑不肖之员暗中需索；若令明定章程，更恐有所影射，例外浮加。与其纷更而事有未便，不若循旧而察核从严』。从之。十月，拏获南、赣等府会匪谢词封等九十三名，治罪如律。</p><p class="ql-block"> 二十八年六月，调浙江巡抚。七月，由玉山县行抵浙江衢州，访闻衢州镇标左营游击薛思齐有借端讹索商旅情事；八月，抵任，即奏褫薛思齐职，遣戍新疆。又甄劾署归安县知县李玉典等五员，分别降革、休致；均允行。九月，以浙江各厅、州、县有七十七缺多系署事之员，奏言『此中纷纷调署，甚有一员递署他缺二、三处久不回本缺者，有卸署后不回本缺闲住省垣者；以致交代之案愈积愈多，辗转不能算结。且官无定所，即政难考成。见在访司分别核办，勒回本缺；或不堪回任者，即令揭参。其实系空缺及要地需才，亦祇准专员署理，不得纷纷更调，以专责成』。又各府、州、县一书院掌教多至数人，幕友中并有书启、征收号件等名色，每年支取干修，其实均不到馆。上司循绅士、游客之请，荐之属员，属员勉为酬应；而其中苍猾之员，即隐以此挟制上司，借口赔累，亏库项、求调济，弊端不可胜言：请严檄通行禁绝。疏入，上嘉勉之。十一月，以核办清查需人，奏请简派户部保列一等司员赴浙帮同钩稽；上以向无此例，不许，仍责成文镕遴选妥员核实办理。二十九年正月，以本籍水灾捐银备赈，下部优叙。闰四月，偕钦差仓场侍郎季芝昌清查浙江盐务，奏筹变通章程：『一、杭、嘉、绍三所引盐分别加斤，止令完正课；一、松所引盐，酌裁科则；一、虚悬口岸，选商接办，并筹款收盐；一、缉私责成官商，由运司审核；一、缉获私盐，分别充赏及补催作正配销；一、禁革引地陋规；一、核裁巡验浮费』。五月，偕闽浙总督刘韵珂奏「督剿渔山盗百余人，置诸法；沈毁盗船，并将巢穴门户分别堵除」。得旨嘉奖。时浙江积歉，本年杭、嘉、湖、绍、严五府又夏潦为灾；六月，奏招商贩运台米、洋米、山东小杂粮，各海关俱免其纳税，并请拨款备赈。又请将文闱乡试展缓一月：俱允之。旋以遇灾恐惧，上疏自劾，恳求罢斥；上责其「迂腐无能，率意上渎」，严饬之，并革去顶带，暂留浙江巡抚之任。十月，捐银备浙江各属赈需并捐备江苏本籍赈需，下部优鈙。十一月，奏：『亲赴嘉、湖一带灾区查察赈务，并无冒滥遗漏。其被浸之枯桑，经七、八月后畅晴煦暖，渐次发荣。并有野蚕作茧悬缀桑颠，用以缫丝，贫民颇资接济』。报闻。三十年，文宗显皇帝御极，诏求贤才；四月，文镕奏保布政使汪本铨、按察使黄宗汉、知府余士瑮、同知毕承昭、知县段光清、杨裕深等。又以上年办赈官绅奋勉出力，奏保秀水知县江忠源等。五月，西防厅所属北岸石塘以潦盛潮涨，决口六十余丈；文镕闻报，即往勘。时风雨交加，沿岸草松泥滑，文镕失足落水，几濒于危；以救免。寻以未能先事豫防，自请治罪；得旨：革职留任。嗣于六月力疾驻工，先将柴、土各塘克期堵合，以便八月大汛后建复石塘；奏入，恩予开复。八月，杭、嘉、湖、绍等府属大雨两昼夜，江河泛涨，田庐被淹，西防厅石塘亦续塌十余丈；文镕以「饬属疏消积水，并多购料物赶筑土塘」奏闻。十月，奏「续办缺口土塘已堵合完固，并将前次所塌石塘采购石料次第建复」。谕曰：『吴文镕前后督办，尚知奋勉。所有前经革去顶带之处，着加恩赏还』。又查明各属歉灾情形，分别蠲缓，并请给口粮；如所请行。</p> <p class="ql-block"> 十一月，升云贵总督。咸丰元年正月，入觐，赐紫禁城骑马。四月，抵任；谢恩疏言：『前陛辞时，蒙我皇上谆谆提撕，知臣之待人以诚，而勖臣以察伪；鉴臣之任事稍急，而诫臣以爱身：此臣所懔切书绅、时加儆省者也』。奉朱批：『汝当终身诵之』。十月，甄刻不职之知府许文■〈言受〉、知县杨玉德等四员，分别奏请勒休、改教；均允之。十二月，文山县江那地方侬匪李开甲等造言敛费，纠人焚劫；檄知县刘劭高擒治如律。奏入，上嘉其办理妥速。先是，永昌边外夷匪乘虚入边焚掠，经官军堵剿，宣抚司衔土守备左大雄复率土司各练深入搜捕；至是，迭歼匪犯七百余名，俘首从五十七名，余匪悉窜雪山以外，边境肃清。文镕奏请将在事出力员弁分别奖励；允行。时粤匪洪秀全等稔乱；二年四月，文镕以嘉庆初年剿平川、楚教匪行坚壁清野法，着有成效，录呈将军伯明亮等原议奏稿，并疏言：『此事必须府、州、县得有贤员，方能收效。倘有司不得其人，无真实爱民之心与百姓联为一体，或任令差保藉端滋扰，则无益而有损也；或奉行故事，以数张告示晓谕百姓、以一纸空禀搪塞上司，则有名而无实也。法为至善，事在人为。应请敕下广西抚臣饬属实力办理』。如所请行。五月，以丰北河决，捐银备赈；下部优叙。寻兼署云南巡抚。十月，遵上「慎选将材」诏，保奏昭通镇游击巴扬阿等九员。十一月，调闽浙总督；未即赴任。三年二月，以捐备贵州防堵经费，加一级。初，云南镇康土司所属之土舍刁大、刁六等挟嫌报复，攻夺湾甸土司景庆久耿戛土署并分扰猛筒地方，与顺宁府属内地密迩；文镕饬文武员弁克复耿戛土署，匪众犹蚁聚猛筒，负隅抗拒。至是年正月，昼夜环攻，克之；获刁大、刁六于镇康。三月，奏请奖叙在事出力并捐备盐粮各员；从之。五月，以率属捐备军饷，赏戴花翎。六月，以云南汤丹厂回匪马二花等被剿后，历窜乌龙寨、鲁冲回寨并勾结八甲各村寨，抗拒官兵；文镕亲赴寻甸州督办，先将八甲寨扫穴擒渠。七月，马二花等复由鲁冲寨里胁民、回窜逸，文镕以总兵常存、爱星阿未能先事筹防，奏劾之，并自请严议；得旨：下部议处。</p><p class="ql-block"> 八月，调湖广总督。十月，粤匪由江西回窜湖北，连陷黄州、汉阳等府；文镕偕巡抚崇纶奏闻，下部议处。十一月，粤匪由汉阳下窜，檄按察使唐树义等追击于黄州府巴河，毁贼船七十余只，殪匪千余名。十二月，以已革总兵杨昌泗经饬令率兵追剿，擅自回省、饰词巧避，奏请议处；得旨：遣戍。先是，文镕甫抵任时，适田家镇各营失利，湖北省垣戒严，城昼闭，居民一夕数惊；巡抚崇纶意欲移营城外，为自脱计。文镕以誓与城存亡，相约死守待援，议不合；会贼已逼城，文镕日坐保安门城楼激厉将士，手治文卷督催救应，衣不解带者数旬。围解后，崇纶转以文镕闭城坐守奏劾；命文镕进复黄州。时文镕方调道员胡林翼帅黔勇七百来楚会剿，在籍前任礼部右侍郎曾国藩赴衡阳治水军；文镕驰书国藩，约夹攻黄州，拟俟曾、胡两军至，大举灭贼。而崇纶屡龁之，趣战益急；遂以四年正月督师抵黄州驻堵。城贼分股抵拒，都司刘富成当先冲阵，手刃数贼；兵勇继之，殪贼百余，贼少却；寻又两次扑营，我兵由山梁压下，均击退。未几，贼大至；正决战间，忽后营火起，众惊溃，文镕遂死之，而崇纶以「不知下落」入奏。二月，署湖广总督台涌以阵亡奏闻；谕曰：『湖广总督吴文镕历任封圻，均能尽心职守。自调任湖广，即值逆匪复扰武昌、汉阳，当经督率官兵击退。迨该逆窜聚黄州，吴文镕出省追剿，先经获有胜仗；正月十五日，以力攻堵城，中贼诡计，连营被烧，遂致阵亡。据台涌奏：该督灭贼心急，催战甚严；因而失事。吴文镕此次督兵失利，本属罪有应得；念其临阵捐躯，不亏大节，殊堪矜恻！吴文镕着照总督阵亡例赐恤；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应得恤典，该衙门察例具奏』。寻赐恤如例，予谥「文节」，入祀京师昭忠祠。赏骑都尉兼一云骑尉世职；袭次完时，以恩骑尉世袭罔替。十月，曾国藩奏：『文镕于上年九月十五日到鄂，卯刻接印，未刻即闻田镇兵败，阖城逃徙。文镕传集僚佐，誓以死守。即日移居保安门城楼，随身仅一马、一仆，衣不解带者两月；人心稍定，溃兵稍集，贼仍退下游，不敢轻犯。贼所恃以骇人者，万帆飙忽，千炮雷轰；若无舟师，虽有陆兵数万亦熟视而无如何。自上年田镇失防，文镕及江忠源与臣往来书函，于造船、配炮、选将、习战之法精思研究，忠荩之诚溢于楮墨。且言湖北仅雇小铲、摆江之类，不敢战阵；必待臣舟师办就，驶至鄂中，始堪进剿。而崇纶茫然不察，妄称炮船已备，讥督臣畏葸不出；又诬劾其安坐衙署，闭城株守。文镕素性刚介，发愤出师；居者与守者事事制肘，遂使堵城之败，全军溃没：皆崇纶参劾倾陷致之也。尤可畏者，当参劾之后，文镕毅然出征，崇纶率僚佐力阻；迨堵城既败，文镕殉难，军民皆知，而崇纶以「不知下落」入奏。正月十九日，崇纶遣守备熊正喜到衡催臣赴鄂，伪造文镕咨文，借用藩司印信；咨内但称黄州贼势猖獗，并不言堵城已败、督臣已死，无非谓文镕未能殉难，诬人大节。臣于九月中到黄州，细询居民，皆言：文镕到营时雨泥深数尺，犹亲巡营伍，激厉将士。正月十五日，贼踏破营盘四座，知事不可为，于泥雪中北向九叩首，呼曰「无以报圣朝」！遂自投塘水而死。士人言其平日之勤苦、临时之忠愤，至今有流涕者』。疏入，时崇纶已褫职，命下部治罪。同治十年，湖广总督李瀚章奏请于湖北省城建立文镕专祠；允之。</p><p class="ql-block"> 子养源，二品荫生、刑部员外郎，袭世职。</p><p class="ql-block"> －－见原书卷四十二「大臣传续编」（七）。</p> <p class="ql-block">曾国藩自己说：“近因潮勇之故，遂有一种萎言，称颂粤寇，反谓其不奸圌淫，反谓其不屠戮。愚圌民无知，一唱百和，议论颠倒，黑白不分，此其可痛恨者二也。”</p><p class="ql-block"> “粤匪初兴，粗有条理，颇能禁止奸圌淫，以安裹挟之众，听民耕种，以安占据之乡。”</p><p class="ql-block">胡林翼自己说：“见屋即烧，烧一屋则赏一次，无论是居民．是贼馆。能募团局散人入，专管烧屋，则不过三五日，贼无驻足之地。费银数千，我亦不惜。夜间派团丁专以火烧屋，扰贼夜不能安，即日不能战。官军打仗之队亦可派人先焚贼居。成大事，在救大局，莫姑息以养奸。”</p><p class="ql-block">“民居贼馆,排队逐层焚烧,逐次烧入,不过三四日可以一空。”</p><p class="ql-block">清史稿自个说：</p><p class="ql-block">“上海兵勇号称四万，皆不堪用，何以今年经英、法人管带，便成劲旅？华尔亲兵六百，尽中国人，战无不胜。无他，挑选慎，约束严，器械精，赏罚信耳。请敕将帅讲求武备，渐事安攘。提镇中如曾秉忠水师通贼焚掠；马德昭掠苏州、上海；李定泰掠湖州、嘉兴；向奎每战辄败，败辄行劫；冯日坤部兵掠妇女。李恒嵩兵不行劫，已共推良将。窃谓行师首禁焚掠，克城先谋戍守，否则旋得旋失，民间无孑遗矣。一，宜澄吏治。上海诸官吏，惟刘郇膏得民心，已蒙特简。薛焕统驭无能；吴煦精心计，在上海设银号，缴捐者非所出银票不收；新授粮储道杨坊，由洋行担水夫致巨富，为洋人所鄙；浙江布政使林福祥，杭州破后降贼，送王有龄、张锡庚柩至上海。臣意此等悖员，宜分别惩创，稍申宪典。”</p><p class="ql-block">睡在曾圣人身边的幕僚赵烈文——在能静居日记里黑大清：</p><p class="ql-block">“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担又无窖可挖者，尽遭杀死……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砍戮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远……自湘军平贼以来，南民如水益深，如火益热。……城内自伪宫逆府以及民房悉付一炷。……万室焚烧，百物荡尽，而贡院幸存。……群尸山积……白骨山积……自五季以来，生灵涂炭，殆无逾于今日。”</p><p class="ql-block"> 以至于过了好些年，谭嗣同来南京记录的二圌手评价是：</p><p class="ql-block">本地人言：“发匪据城时，并未焚杀,，百姓安堵如故。终以为彼叛匪也，故日盼官军之至，不料官军一破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扫数悉入于湘军，而金陵永穷矣。”至今父老言之，犹深愤恨。</p><p class="ql-block"> 洋人的记录方面，当官的洋人都不喜欢太平军，商人水手教士都喜欢太平军，都记录说太平天国治圌下农田治理得好、百姓有秩序不麻木。</p><p class="ql-block">太平天国掌权后，生丝出口从两万包以下涨到了最高八万五千包。</p><p class="ql-block"> 黑太平天国的文字，一个叫臧否写的劫余小记：</p><p class="ql-block">他的偏见：“凡贼讲道理，先示期，至日，高踞板台，言天父天兄救人之苦，令若等下凡，好大福气。尽情搬演极诸丑状。每食必唱赞美。又著有《三字经》谓天父名爷火华，红眼睛，绿眉毛，六日间造成山水。复讳丑为好，书国为国，其诸说鄙俚类如此。”</p><p class="ql-block"> 杀人专杀穿号衣的，还叫百姓别出来：“贼初入城，先至各衙署搜库帑，劫囚狱，见号衣者手戮之，呼为妖。谕居民无或出，居民亦弗敢出焉。”</p><p class="ql-block"> 动员流氓：“良民不肯为旅帅、为司马、为百长，市井无赖及蛮横仆妇，喜充之，蓄发包黄紬，扬扬意得，凡平昔睚眦之怒借以报复，其荼毒有不可胜言者。”</p><p class="ql-block"> 比较典型的滥杀无辜的记录：“翌晨，教场下街诸茶社犹启门，偶北门桥上一贼年十余，逢人便刺，以杀为戏，始各鸟兽散。”——目测是城陷后唯一的滥杀无辜记录。</p><p class="ql-block"> 打劫：“城复后，余亦随众归来，遍访戚友不可得，幸旧庐犹在。遇韩媪于女馆，彼系为余家居守者，身着鲜衣，面容甚槁，尚喃喃为余道：某物贼毁，某物邻取。余反宽譬之。见饭箩中一掬，又有物形似皮黑黄色，卷而弗舒，询知乃旧箱上剥得者。至此不觉声泪俱下，因嘱与偕出。韩以少擒贼遗，不能舍，仍居城，复为兵搜括去，始孑然一身来投湖东旅舍也。”虽说不好我看比大清有节操多了啊！比较客观的、被他们俘虏的大清读书人赵雨村的记录：</p><p class="ql-block"> 对妇女的态度："至麻埠，观其河水细流，竹树密茂，即在街上打馆。各行店饭皆煮熟未吃，贼来皆跑了。沿路衣包挑担，遍地皆是，妇女过多，有呼曰：“年幼娘们，即在大路边坐着，万不要紧。”贼内规矩，大队不敢行奸，凡犯奸皆是边队。未经过者，何从得知。在麻埠将晚，见馆内五十余人，皆有惊惶之色，不知何事。忽头目曹大人（贼内称大人不准称老爷，）与戴先生咬耳片刻。予问戴何事，小声答云：“有土圌匪。”贼云土圌匪，即清朝之团练也。"</p><p class="ql-block">结尾部分：</p><p class="ql-block">"前走遇有数十人，大呼站住，忽放连枪，子从耳旁过，如鸟飞疾声。有人云：“尔也不打先锋了，尔也不烧房屋了，尔也不掳妇女了。日丫头的，杀了他罢！”小亭云：“尔等所说，一点不错。但说是长毛，有几等的长毛，譬如尔此处之人，被长毛所掳，读书的替他写字，长毛未杀，土圌匪未杀，官兵未杀，皆被百姓杀了。死者固属在劫，而家内生者闻之，伤心否乎？”又有人云：“把他剥了，等后来人杀他。”如是者数十次。脚脚踩的，都是死人，都是热身。哀哉痛哉，人已至此，不如蝼蚁。</p><p class="ql-block"> 走有十余里，回望火光照地如白昼，知是庐州府放火。人声呼号，如天崩地裂。</p><p class="ql-block"> 至四十里铺，见濠沟内，男女淹死，不计其数。有人捞妇人至水边石上，斫手取金镯。世道至此，人犹为利，可叹可叹。</p><p class="ql-block"> 行至寨门一大厂，官兵追贼，皆荡马。步兵大叫云：“三个贼不要走。”老先生云：“咱是着贼裹来的。咱保举知府，蓝顶花翎，被这些妻孙龟种剥着光个腚。”官兵云：“老贼犹敢骂人。”一兵向前执箭搭弓，对余身射。旁有人云：“系老贼说的。”遂射数箭，一箭射在肚上，一上一下，又用火枪打两枪，死矣。最惨者，射箭时，老先生呼余曰：“尔若能活，可烧点纸与我。”</p><p class="ql-block"> 一人云：“尔的箭也射了，枪也放了，我可把我这快刀尝尝血。”遂将予辫子扌就住，手已举刀，予曰：“尔杀我也可，尔们是打行营的，若至商城西乡，尔云赵某，被尔杀了，免得家内悬望。”忽寨门出来一人，戴大帽红顶花翎，指曰：“此人不能杀。昨日雷钦差有信与我，退城之贼，十六岁以上，概不准杀，此人未必有十六岁。”又问我姓名，又望砍我之官兵腰牌，并云：“后查无此人，惟尔营官是问。”真是人不该死终有救。</p><p class="ql-block"> 寨主姓谢名福池，地方素有威望。观我通身赤条，叫人拿一黑布裤、黑绸小衫，皆是半湿；给我名片，叫拿到买卖街剃头。正在剃头，本地胡姓孙姓在官兵营内当勇，见予大惊，遂安置药铺居住，当给钱陆百。患难中乡谊有此，总算厚道。"</p><p class="ql-block"> 看赵雨村写的被虏纪略，可以说人性和善恶都是复杂的，不是单纯的太平天国好大清坏或者大清好太平天国坏这么简单的。</p><p class="ql-block"> 大清、地方百姓、太平军里都有好有坏，有想着保百姓命的，有逮着机会作奸犯科的；如果论高层给下级施加的影响，太平天国毫无疑问比大清正面得多。毕竟连大清高层都毫不避讳自己干过些啥。</p><p class="ql-block"> 太平天国刚建立秩序的时候，毫无疑问会比没有战事的年代差；但在建立秩序之后，毫无疑问强过大清；而大清杀回来重新建立自己的秩序之时，残圌暴毫无疑问远甚太平军。</p><p class="ql-block"> 最后，劫余小记这种民间人士写的文章。专黑太平天国的那些记录没头没脑的，隐隐给人一种剃头圣人的后人试图翻案的感觉。</p> <p class="ql-block"> 1860年九月初一日太平军侍王李世贤合江宁太平军突袭高资,被清总兵冯日坤所阻击,李世贤退走丹阳,清总兵冯子材部追至包家冈还。</p><p class="ql-block"> 1867年七月，乐平贼踞县城，将军福兴檄高翔往剿，贼众五六千，分道抗拒。高翔督都司冯日坤、勇目刁士枢等迎击，贼殊死斗，高翔突阵负创，战益力。击毙黄衣贼目，横冲贼营，贼大溃，乘胜蹙之，生擒伪指挥逊天侯等，馀贼窜景德镇，遂克乐平。</p><p class="ql-block"> （殷兆镛）同治元年，服除，仍直上书房。疏言：“江、皖军威既震，大局渐有转机。臣来自灾区，敢就见闻真切关系重大者为皇上陈之：一，宜饬戎行。上海兵勇号称四万，皆不堪用，何以今年经英、法人管带，便成劲旅？华尔亲兵六百，尽中国人，战无不胜。无他，挑选慎，约束严，器械精，赏罚信耳。请敕将帅讲求武备，渐事安攘。提镇中如曾秉忠水师通贼焚掠；马德昭掠苏州、上海；李定泰掠湖州、嘉兴；向奎每战辄败，败辄行劫；冯日坤部兵掠妇女。李恒嵩兵不行劫，已共推良将。窃谓行师首禁焚掠，克城先谋戍守，否则旋得旋失，民间无孑遗矣。一，宜澄吏治。上海诸官吏，惟刘郇膏得民心，已蒙特简。薛焕统驭无能；吴煦精心计，在上海设银号，缴捐者非所出银票不收；新授粮储道杨坊，由洋行担水夫致巨富，为洋人所鄙；浙江布政使林福祥，杭州破后降贼，送王有龄、张锡庚柩至上海。臣意此等悖员，宜分别惩创，稍申宪典。一，宜清釐饷款。上海左近官卡、贼卡、枪船卡林立，卡税之外，釐捐、月捐、船捐、亩捐、房捐日增月益，臣闻官吏绅商皆云日可收银二万，月得六十万。兵勇四万人，日饷三钱，月止三十六万，而当局犹入不敷出。请敕曾国藩、李鸿章严密清釐。苏、松、嘉、湖赋额甲天下，近三十年，年年蠲缓，官民交欠，赋成虚额。现经大乱，田荒户绝，可否俟军务大定，敕督抚覈计，酌留商税，核减农赋，以羡补不足，勿逾定则。一，宜抚恤遗民。江、浙交界莠民设枪船，所至焚掠，此辈视官兵盛衰以为向背，克复时必为内应。请敕督抚从宜处置，或令归农，或籍为兵，勿贻后患。至失守郡县，陷贼士民商贾，苟非出自甘心，仅止偷生畏死，可否援胁从罔治之义，乞恩原宥。一，宜防维外人。上海孤城克保，不得谓非外人之力。自经助剿，所向无前，或云实出义举，或云欲通商贩，或云日后恃功索偿，臣俱不敢逆亿。各处通商，尊奉外人太过。犹幸我国新政清明，未萌觊觎。日久相习，利权尽归，人情益附，而谓狼子必无野心，实难深信。抚御得体，尤在博知外情。请敕各口通商衙门，译述各国新闻有关时事者，书记大则奏闻，藉资豫备。”上以所陈不为无见，下国藩、鸿章等筹画，并将福祥等察劾按治。寻授詹事，迁内阁学士，迭署兵、礼诸部侍郎。</p> <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战上海——太平天国三次进攻上海之役述略</b></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第二次上海之役进程及态势变化</p><p class="ql-block">外围初战</p><p class="ql-block"> 1862年1月5日，宾汉以开战为威胁，再次向太平军发出不得进攻上海的警告。仅两天后，1月7日，忠王在杭州发布檄文，表示即将进攻上海，号召上海清方兵勇投诚，并警告洋人不得帮助清朝，部将刘肇钧旋即自苏州经嘉定抵达宝山、吴淞，并进占江湾镇；12日，忠王大军自泖湖进至青浦朱家角，另一支太平军自浙江乍浦溯海塘直取奉贤，围攻南桥镇，英国领事麦华佗、法国领事爱棠等当日以布告形式威胁太平军“如进攻上海，乃自陷危险”，太平军置之不理，上海之战正式打响。</p><p class="ql-block"> 就在这一天，由麦华佗牵头，在英国驻沪领事馆召开了有英、法驻沪外交和军方官员及吴煦参加的会议，会上初步协调了统一布防的部署，并着手实施堵塞闸桥拱洞、清除黄浦江面船只和在城外要地增筑炮台等计划；次日，清方以吴云、应保时等与英、法驻沪当局组成“中外会防局”，从制度上规定上海由“中外同为保卫”，并由会防局统一筹措经费军需，负责后勤供应。</p><p class="ql-block"> 此时忠王惊悉部将李文炳等与土豪永昌徐氏在苏州谋叛，急忙以“度岁”名义回苏处理，上海战役交由部将谭绍光指挥。14日，谭绍光、郜永宽及忠王次子李容发等经松江城外南下，逼南桥镇，清参将姚绍修部及私募吕宋兵200迎战被击溃，太平军占领南桥。16日，谭绍光部自南桥连克肖塘、青村、庄行，17日，占领奉贤县（今奉城镇），18日，克川沙厅城，旋分兵连克浦东头桥、新场、泰日桥、高桥、周浦等镇，逼近宝山、上海，法国军舰“高傲号”在高桥发炮轰击，“日日炮声不绝”，太平军无所畏惧，沿着堤岸继续进军，23日，攻克白莲泾，遍插旗帜于泾口，与上海县城隔江相望。</p><p class="ql-block"> 有记载说“薛焕在上海周围集结四五万人，然皆闻风丧胆，一触即溃”，不是事实。前已述及，此阶段清方正规军仅13600人，除去县城守军3000，外围兵力不过10000多，加上配合作战的民团和私募兵力，也绝无四、五万之多，清方记载中的“四万余”，实际指身为江苏巡抚的薛焕名下所有军队，而这些军队中相当部分并未投入上海战役。但“一触即溃”却毫不夸张，清方自己的记载说“各隘防军，遇贼辄溃走，入夜火光不绝，人无固志”，情况万分窘迫。</p><p class="ql-block"> 薛焕一面调集海船百余艘排列浦江西岸，架炮船上，向太平军轰击，并借来洋人轮船游弋江中，以防太平军渡江偷袭；驻扎江北的清江宁将军都兴阿适于此时派总兵鞠辉乾师船10余艘 赶到，法国军舰也不断轰击宝山、吴淞外围太平军阵地，迫使围城的太平军3000余人不得不解围撤退。</p><p class="ql-block"> 1月30日，天寒地冻，青浦太平军踏兵越湖，绕过广富林直取松江，华尔、李恒嵩率洋枪队迎战于迎喜浜，太平军不利，退至天马山、辰山；2月5日，华尔进攻天马山、辰山，太平军合嘉兴派来援军先后迎战于广富林、塘桥、陈坊桥等地，皆不利，被迫撤回青浦。清方以此役之胜，将洋枪队命名为“常胜军”，以吴煦为督带，杨坊为会代，李恒嵩为协带，并给予华尔四品顶戴，依旧管带常胜军，并将全军扩编为4500人。</p><p class="ql-block"> 清方和英、法方抓住这一喘息时机紧急进行布防调整，13日，英、法领事、军官在法国领事馆会议，决定由英军防守英租界、美国侨民居住地、县城北门及附近城墙，法军防守法租界、董家渡和县城其它各门，吴淞要塞由两国海军共同守备，并在会上达成共识，将把战火延伸到上海防御圈以外，并给予华尔常胜军以实际性支持，会上同时向仍在大沽口的联军士迪佛立部求援，并制定了一俟士迪佛立部抵沪，即成立一支2700人的机动部队，包括英陆军及陆战队480、印度及锡克兵800、法国陆军及陆战队400和华尔常胜军1000，由何伯调度，何伯、士迪佛立、卜罗德和华尔统一指挥，自此，列强所一直标榜的“中立”不论在实质上还是法理上，都已不复存在了。同日，英国迈考尔司令率步兵第99团1个连及炮兵一部赶到，总兵力约150人。</p><p class="ql-block"> 谭绍光在收缩整顿数日后再次发动攻势，立大营于虹桥外王家寺，旋自王家寺东进江湾、大场，从西面靠近吴淞、宝山，并调青浦、嘉定两城太平军进占闸北，吉庆元、李容发等部自川沙、南汇进屯高桥，形成了对上海的合围之势，但因缺乏舰船和重炮，无法封锁黄浦江水路。</p> <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高桥及浦东的战斗</b></p><p class="ql-block"> 高桥为浦东咽喉，兵家必争之地，太平军吉庆元部立大营于此，防守甚严。14日，清松江府海防同知刘郇膏率民团潜渡浦江，偷袭高桥，被吉庆元、李容发设伏洋泾镇陈家港击破，死者千余人，刘郇膏险被擒获，乘小舟侥幸逃脱；16日，华尔乔装为打猎外侨，前往高桥侦察，太平军竟疏忽大意，不加阻止。华尔尽悉太平军布防后，随即与杨坊带精兵560人乘轮船，于21日进抵浦东天灯港口，何伯、卜罗德也率领英法联军并舰艇11艘赶到会合，太平军警觉后急忙加强布防，激烈的高桥战斗打响了。</p><p class="ql-block"> 太平军号称万余，实际应不下5000人，装备有西式滑膛枪数百枝，但没有野战炮，环高桥镇筑有巨垒6座，炮台50余处。24日，华尔先攻镇西南吉庆元所守某村，守军顽强抵抗，以白刃刺伤副领队白齐文左臂，但不敌常胜军炮火而败；华尔乘胜攻破村庄两处，进攻核心阵地，太平军凭垣坚守，久攻不下。此时列队镇西的英法联军遂直接投入战斗，猛攻2小时后得手。此时镇北、镇东阵地都已失陷，吉庆元本人也受伤坠马，不得不放弃高桥，向东南退却。战后双方都撤走，当地人将太平军战死者收葬于镇西北屯粮巷，至今保存，成为唯一一处太平天国将士公墓。</p><p class="ql-block"> 这是英法联军首次直接参与上海周边针对太平军的攻势行动，此前两天，何伯已致书英国公使普鲁斯，建议英法联军主动进攻，夺取青浦、嘉定，交给华尔接防。英方连日出动军舰，溯黄浦江而上，进行侦察和测量活动。</p><p class="ql-block"> 3月1日黎明，常胜军750人，英法联军1000人，乘舰船7艘，携野战炮11门，与清将李恒嵩、姜德会攻浦东奉贤肖塘镇，清曾秉忠船队也驶抵张堰阻援，守军凭垒死守，击伤华尔7处，因炮火射程不及敌方，西南炮台先陷，巷战中守军又击伤白齐文，终因火力单薄，不得不弃垒撤退。谭绍光闻浦东吃紧，急令青浦、嘉定守军猛攻泗泾、七宝等处，薛焕不得不招回华尔等部西顾松江。此役后清方赏加华尔、白齐文三品顶戴。</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王家寺战斗</p><p class="ql-block"> 此时忠王已派常熟守将骆国忠进援王家寺，又命杭州陈炳文部自嘉善、嘉兴、海宁攻打金山。9日，陈炳文击败清曾秉忠、冯日坤部水师及广勇，攻克金山县治所洙泾镇，曾秉忠等溃退松江西门外仓城。</p><p class="ql-block"> 11日，英国外相罗塞尔勋爵咨请海军大臣训令何伯，要求他力保上海及其它条约商埠安全，勿令太平军占领，并以军舰保护长江英船，从而正式结束了“不干涉中国内战”的国策。</p><p class="ql-block"> 14日，谭绍光、陈炳文三路进击，嘉定、浏河驻军进攻宝山，陈炳文进取金山卫，谭绍光亲领大军直取松江，清方于宝山、金山卫两路主守，以常胜军和李恒嵩部在英军“佛拉默”号战舰指挥下迎击谭绍光部，双方激战于泗泾镇，结果太平军战败，转由南翔、黄渡等处进攻七宝，与清将熊兆周、郭太平交锋，互有胜负。宝山一路太平军因兵力较单，火力不足，且畏惧江面敌舰炮火，队形无法展开，战成僵持；三路中惟陈炳文一路顺利攻下金山卫，并于16日再破曾秉忠，进至松江城外12里之天马港。时青浦方面太平军进屯凤凰山，法华、虹桥、徐家汇等处都有太平军营垒，距上海均仅10余华里之遥。</p><p class="ql-block"> 时忠王已平息苏州叛乱萌芽，但慑于余孽未净，不敢轻动，只加派其弟李明成和女婿、素有骁勇之称的名将黄金爱带兵增援，拟分四路进兵，以黄金爱、李明成的生力军为西南路，攻泗泾、七宝；刘肇钧、陈炳文为西北路，在李明成部策应下合取松江，俟攻克后，陈炳文进攻吴淞口，刘肇钧自嘉定进屯黄渡；李容发为东南路，略取浦东各镇；谭绍光为东北路，由南翔直取上海县城，各路太平军迅速控制了东至虹桥、西至龙珠庵、南至莘庄、北至法华寺的阵地，但忠王的进攻部署计划在送达刘肇钧途中被清方截获，使清方得以进行有针对性的部署。</p><p class="ql-block"> 流亡上海的江浙士绅敏感地察觉到太平军增兵的压力，遂不断致书麦华佗乞援，这给了列强加强干涉的极好理由。19日，普鲁斯书面同意何伯由英法联军攻占青浦、嘉定的主张，并决定在攻克之后直接交给清方把守，并力劝清方增加华尔的兵力；21日，麦华佗又同意了吴煦等的计划，拟以18万两白银的代价雇佣英轮，在两个月内自安庆运援兵9000来沪。同时，英法军舰进入长江协防，陆军在徐家汇一带举行军事演习，并多次对太平军阵地实施侦察。4月初，士迪佛立率英军1800人自大沽抵沪增援，俄国也派兵数十人随行，上海城中联军的兵力达到近4000人。</p><p class="ql-block"> 4月3日，士迪佛立、卜罗德率英军1100余，法军500余，俄国兵数十人及上海会防局炮勇，共2203人，携野战炮11门，自上海县城出动，经小闸、虹桥，于下午4时抵达七宝，与华尔常胜军1000余人会合，次日凌晨，兵分数路，突袭太平军王家寺大本营，炮毁太平军营垒6座，占领王家寺、罗家港，太平军自诸翟、华漕退往南翔镇；何伯乘胜进攻龙珠庵，被太平军击伤小腿，失利；次日联军再攻龙珠庵，清军李恒嵩部也趁机自辰山攻钟贾山、佘山，另一路清军自塘桥攻凤凰山、北干山，太平军不得不放弃各处阵地，退守青浦。</p><p class="ql-block"> 此役清方不但摧毁了对上海县城威胁最大的太平军前进阵地，还有意外收获：2月2日，苏州人黄畹通过刘肇钧上书忠王，建议与洋人诈和，缓攻上海，先取崇明、海门、镇江等处，控制长江，然后溯江收复安庆、九江，并以封锁、行间等策略智取上海。刘肇钧时在苏州，竟忘记将此建议书上交忠王，而是携带出师，王家寺之役，刘肇钧将此信遗失，被清将熊兆周拣到，致使这一很有见地的计划尚未实施，就已成为泡影。</p><p class="ql-block"> 5日，谭绍光反攻泗泾，与卜罗德所率联军、常胜军共1800人激战，又不利，整个王家寺战斗，太平军死伤约600人，联军方面除何伯外，华尔、法尔思德均被击伤，洋兵伤亡70人。</p><p class="ql-block">淮军的到达</p><p class="ql-block"> 就在此时，上海清吏翘首以盼的安庆援军终于到了，但盼来的不是曾国藩之弟曾国荃的湘军，而是由安徽合肥人，福建延邵建道李鸿章率领的全新勇营部队——淮军。</p><p class="ql-block"> 由于曾国荃一心想着直取天京的首功，不愿援沪，曾国藩不得不让幕僚李鸿章代行。李遂依湘军营制，在家乡合肥等地招募成军，号为淮军，由张树声、潘鼎新、刘铭传、吴长庆、张遇春等率领，曾氏兄弟也拨给湘军郭松林等诸营和降将程学启等，全军共计15营，战兵7500人。4月6日，李鸿章亲率2000人自安庆登上吴煦派来的英国商轮，仅2日便安抵上海，至5月3日，除湘军2营走陆路未到（于6月抵达）外，13营战兵6500人均乘外轮抵沪。</p><p class="ql-block"> 淮军初到上海时因系客军且成军不久，装备较差，“衣帜朴陋”，全军几乎没有洋枪洋炮。但这支从湘军中分蘖出的武装继承了湘军勤于操练的传统，给英、法官员留下较好印象，并在短时间内为其补充了一定数量洋枪，淮军将领根据战争实践，一反其它清军（太平军亦然）平均分配洋枪的惯例，而是将它们集中使用，并很快尝到了甜头。25日，清廷将薛焕调离，命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这样李鸿章便成为上海乃至长江下游清军的主帅，淮军也由仰人鼻息的客军，变成了可以调用上海全部财源的主军。</p><p class="ql-block"> 嘉定、青浦的易手和第二次上海战役的结束</p><p class="ql-block"> 就在李鸿章到达上海后两天，普鲁斯函告罗塞尔勋爵，称只要英国人不想牺牲在华利益，迟早将与太平军冲突，因此唯一的出路就是维持清政府，并尽快消灭太平天国，以保护英国在华商务利益。12日，他又复书何伯，支持其肃清上海周围30英里内全部太平军的主张，</p><p class="ql-block"> 17日，士迪佛立、卜罗德、华尔等率联军、常胜军2420人进攻七宝，太平军谭绍光、陈炳文、郜永宽、刘肇钧、李容发等各部齐至，与激战不利，损失800余人；同日，浦东南汇周浦镇也为清方夺取。</p><p class="ql-block"> 22日，何伯、士迪佛立和卜罗德达成协议，拟进兵攻取嘉定、青浦、南桥、柘林，松江、青浦由常胜军防守，另三处由清军接防，联军于嘉定、南桥各驻兵200以为协助，攻占之地不许单独抢劫，而应平均分配，将来成功之后，法国在上海留步兵500，英国600及炮兵半个连。此后不久，他们还在普鲁斯的建议下，开始着手改善清军的武器装备。</p><p class="ql-block"> 清方的第一步是夺取嘉定。按计划，清将熊兆周、周士濂部随即佯攻南翔，姜德、李恒嵩两部也先后佯攻罗店、青浦，以迷惑和牵制太平军的注意力。27日，士迪佛立、卜罗德、华尔率联军及常胜军共3884人，带野战炮30门自上海猛扑嘉定，同日，姜德攻陷罗店，李恒嵩、曾秉忠等也进逼青浦西门。但联军、常胜军却在南翔鹤查山被谭绍光等击败，这也是太平军第一次在战斗中击败成建制的联军。</p><p class="ql-block"> 29日，联军、常胜军在炮舰增援下再攻南翔，太平军无法抵御重炮轰炸，弃垒撤退，联军、常胜军一路追击至嘉定城下；5月1日，英军2000人、法军900人、常胜军1400人会同清军李恒嵩部攻陷嘉定，太平军损失2000余人。自嘉定至罗店间太平军所立营垒7座，在此后几天内也先后被清姜德部攻破。</p><p class="ql-block"> 清军、联军和常胜军破城后根据22日协议大肆劫掠，仅常胜军就独得20万元，自后这种劫掠成为定例。</p><p class="ql-block"> 5月6日，联军2609人、野战炮33门自上海乘船，经松江广富林直扑青浦，华尔常胜军1600人、清李恒嵩、郭太平等部7000人也往会合，8日，合围青浦，激战至12日，青浦西门城墙被洋炮轰塌十余丈，城陷，太平军被俘达800人（包括两名外国人），联军也遭到重大损失，英国炮队统领白来渣上尉战死。</p><p class="ql-block"> 联军随即将青浦交由常胜军接防（常胜军将总部由松江移此），13日，全军乘轮船返回松江，15日，又自松江乘轮船经叶榭、庄行进犯南桥。</p><p class="ql-block"> 16日，士迪佛立、何伯、卜罗德率联军2600余人，野战炮35门，华尔率常胜军2000余人开始进攻南桥，淮军程学启、刘铭传、潘鼎新等5营2500人也参与了进攻，这是淮军第一次参战。太平军顽强抵抗，炮毙卜罗德，打死打伤联军十余人，终因抵御不住猛烈炮火，不得不弃垒南退柘林。</p><p class="ql-block"> 18日，联军等追至柘林，太平军也有援军号称数千人自金山卫来援，却被联军用炮火逐回，20日，柘林失陷；同日，淮军程学启部袭取航头，太平军溃退新场，又为淮军刘铭传部击败，一直退入南汇城中，淮军乘胜攻城，太平军李容发部凭城坚守，清军未能得手；21日，太平军退出奉贤县城，第二次上海之役以太平军的失败而告终。</p><p class="ql-block"> 但清军和联军尚未及弹冠相庆，更大的压力又向他们席卷而来，这就是忠王李秀成亲自率领的大军。</p> <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同治元年八月初七日 上海已革副将冯日坤正法折</b></p><p class="ql-block">○谕内阁、前因上海已革副将冯日坤、有纵兵通贼等情。叠经谕令曾国藩、李鸿章、严密查办。兹据奏称已革副将冯日坤、由镇江调赴上海。以办理内应为名。与苏贼李绍熙句通接济。咸丰十一年十一月。该革员由上海私运洋枪火药等项往苏济贼。经提督曾秉忠盘获。又上年五月。贼扑松江。该革员纵勇乘乱抢劫。所部兵勇二千名。并不足数。支领粮饷。多系侵吞。经李鸿章饬令来营。听候查办。该革员复乘闲脱逃。当经派员拏获。即于军前正法等语。已革副将冯日坤、以带勇武员。辄敢通贼济匪。冒饷殃民。迨经李鸿章饬令来营。听候查办。复胆敢屡次逃匿。李鸿章将该革员拏获。即在军前正法。办理甚为妥协。嗣后军营带勇员弁。如有纵勇扰民。暨冒饷通贼情事。即著按照军法从事。毋稍姑容。 </p><p class="ql-block">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曾国藩、李鸿章奏查明已革副将冯日坤通贼济匪。扰民吞饷。当经李鸿章拏获。传旨正法。所办甚为妥速。闻此等通贼济匪之员。水师广勇居多。即冯日坤所部业经遣散之勇。亦恐有潜谋不轨者。仍著李鸿章留心访查。随时拏究。以靖地方。李鸿章另片奏守备刘厚和管带炮船本年五月初退守豆腐滨。失去炮船五号。六月下旬。乘驾长龙船一只。随带炮位四尊。潜至上海逗遛。经参将李恒嵩节次催令回营。一味藐抗等语刘厚和以管带炮船之员。竟敢私带船炮逃往他处。实属藐法已极。著即革职。注销勇号。拏获就地正法。该抚前次拏办湖州通贼之匪。现复拏获冯日坤正法均甚密速。此等劣弁。断不可任其漏网。著不动声色。赶紧查拏。以肃军纪。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p><p class="ql-block"> ○署江苏巡抚李鸿章奏、遵查周家圩民人。与洋人因酗酒起衅。洋人两次捉去粤勇十七名。烧毁红单船三只。买米商船一只。并捉去商人卢胜金等二十八名。英国领事照会。称拏获盗船移请讯办。经上海县讯明。卢胜金等并无为匪不法情事。取保释放。甯波商船销货行栈开设如皋县城。已饬该县访查讯办。下所司知之。</p> <p class="ql-block"> 七月十九、二十日谭绍光率太平军攻打青浦失利，即迅速调整进攻方向，与太仓州太平军汇合。七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太平军进攻清军北新泾大营和张官渡的况文榜、熊兆周部，因为兵力不足均是“辰围午解”，没有对清军防线造成很大威胁。</p><p class="ql-block"> 然而，七月二十七日，蔡元隆率太仓州太平军来援，谭绍光部得到补充，开始加紧围攻北新泾大营和张官渡清军。七月二十八日，在太平军的猛攻之下，清军渐渐力不能支，刚刚投降不久的降将刘玉林在前线被击毙，清军各营均“小挫而退”，包围圈内的清军陷入危机之中，李鸿章急令张遇春率两千人前往救援。接下来的七月二十九日至八月初二日，太平军不但加紧围攻包围圈中的清军，而且还趁上海空虚之机，直抵上海城西六七里。根据李鸿章在给曾国藩写的书信中描述，上海驻防的英法军队“皆缩伏不前，但催我军出战”，可见当时谭绍光部对上海周边占据了绝对的野战主动权。当然这并不影响李鸿章继续在奏折里编故事，发挥他作为文学家的才华（迫真）。</p><p class="ql-block"> 逆匪复逼沪防折——同治元年（1862年）八月初二日</p><p class="ql-block">上曾制军（即曾国藩）书——同治元年（1862年）八月初四日</p><p class="ql-block"> 李鸿章留守上海城的可用之兵只有三营兵马，其他皆是旧绿营改编尚未形成战斗力，只能先命令之前攻打青浦的部队分出一半兵力回援直趋泗泾、七宝，另外命令留守浦东的部队分出七成兵力星夜驰援。然而李鸿章没料到的是，谭绍光早已派遣部队占据战略要地七宝，阻断了青浦援军救援的道路，幸而郭松林亲率洋枪小队奇袭击退了立足未稳的太平军。程学启事先已从李鸿章处得到授权统一指挥援军，当即命令来援的十营兵马占据七宝街南北，摆出前五营后五营的防御态势。等谭绍光率太平军主力赶到，淮军各部已做好防御准备。太平军将淮军各营团团包围，开始发动进攻，清军则依赖工事和抬枪、劈山炮、洋枪死守。谭绍光先对韩正国所在的亲兵营发动猛攻，局势一度危急，韩正国在前线亲自督战被洋枪子弹打穿左腿伤势甚重（韩正国后于十四日伤重身亡）。太平军多次攻打，均未能攻破清军防线。趁着太平军攻势衰竭，淮军各部均将核心战斗力亲兵营组织起来成小队，向太平军发动反攻。太平军久战疲劳，力不能支，开始败退。淮军立即以小队为单位展开追击，程学启则自带本部兵马在后督战避免追击部队遭到伏击，直到日落后各部在程学启监督下撤回营地，清军在七宝获得胜利。太平军退往北新泾包围圈汇合，次日弃围撤往吴淞江北岸列阵，此时李鸿章也率上海本营兵马赶到，巡视北新泾包围圈外太平军构筑的木城工事，感叹如果不是程学启等部救援及时，北新泾大营必然全军覆没。当日黄昌岐所率水师也与淮军各部汇合，双方在吴淞江相持一昼夜后，谭绍光自觉战机已失，撤往昆山等地，清军程学启等部略作截击，双方发生小规模冲突后各自撤回。</p><p class="ql-block">上曾制军（即曾国藩）书——同治元年（1862年）八月初四日</p><p class="ql-block"> 李鸿章给曾国藩写信报告战况的内容，而在给朝廷的奏折里，此战画风是这样的：</p><p class="ql-block">逆匪复逼沪防折——同治元年（1862年）八月初二日</p><p class="ql-block">你看多么可歌可泣，斗智斗勇，激烈热血的战斗啊！又是壕沟烧稻草，又是士兵为了保住旗帜前仆后继，又是两旁抄击分割包围，敌人还不可以输得太快，要负隅顽抗狂呼猛进。然后经过一番殊死拼搏，我方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重要将领负伤累累但是仍然坚持战斗，最后取得了逆转。敌人火力猛烈枪炮如雨，我军奋不顾身壮烈牺牲，还要加上风雨大作的氛围，和及时来援的援军，最后达成了一个酣畅淋漓的大胜。</p><p class="ql-block"> 这个文笔，这个剧情设计，这个扩写能力，把名字稍微换一换就能拍一部精彩绝伦的军事电影，投名状什么的毕竟图样图森破，我敢说在我看过的作品包括小说电影电视剧里，能把战斗写的这么险象环生高潮迭起环环相扣的人，真的不多。不愧是当年专门替同进士（划掉）曾国藩写奏折的大清顶级枪手，这个写作水平确实不得不佩服啊。</p><p class="ql-block"> 此战虽然以清军获胜告终，但是却也暴露了湘系清军“结硬寨打呆仗”战术的一个巨大问题，即主动放弃战略主动权使自己陷入严重的战略被动，谭绍光仅率一旅偏师就足以让不敢出城野战的清军处处吃紧，有力不能使。一旦太平军攻其必救，清军被迫救援无法利用城防工事固守，双方的战力差距就马上体现出来。程学启等湘系精锐提前抢占阵地严阵以待，尚且折损一员大将，倘若太平军提前埋伏或者双方突然遭遇，恐怕要弄个全军覆没贻笑大方。</p><p class="ql-block"> 太平军的威胁解除之后，李鸿章立即着手巩固自己在上海的权威。早在五月十四日曾国藩就上奏称冯日坤部广勇通贼，之后又陆续有各类冯日坤的弹劾奏章，罪名不下六七条。李鸿章之前亲自巡查上海周边，得到证词说冯日坤部在五月太平军进攻松江时趁乱纵兵掳掠，又前往冯日坤部营盘中拿到了基层将官承认冯日坤侵吞空饷的口供，又查明当初冯日坤部士兵抢劫民女被刘郇膏带人抓获，结果刘郇膏等人却被冯日坤部下围攻，靠团练救援才得幸免。八月间李鸿章裁撤广勇将其部并入曾秉忠部下，冯日坤自知难免托曾秉忠代为告病还籍。</p><p class="ql-block"> 八月二十六日李鸿章密令吴煦和刘郇膏将冯日坤诱骗至大营将其抓捕移送至上海县衙，然而冯日坤却在过程中突然发难并且成功逃出县衙，两次逃脱官兵的追捕。冯日坤事先已贿赂过法国巡捕，成功逃入洋泾浜中藏匿。吴煦令上海县衙连夜持执照进入洋泾浜，在老旗昌洋行将其抓获。八月二十七日，李鸿章为绝后患，将冯日坤军前正法，上海清军中除了常胜军之外最后一只难以被其控制的潜在威胁也被消除，上海军权基本落入了李鸿章的控制之中。</p><p class="ql-block"> 然而就是在同一天，八月二十七日华尔在攻打慈溪的战斗中被太平军击毙，常胜军暂时群龙无首，李鸿章内心不愿意由英国重新任命常胜军将领但又深知英国不会放松对常胜军的控制，于是提议让吴煦杨坊二人名义上暂领常胜军，由何伯从常胜军中挑选保荐的白齐文担任实际统领。</p><p class="ql-block"> 而与此同时，一场新的战役又开始在酝酿中，八月底太平军将领钱桂仁骆国忠二人因太平军战事不利，向李鸿章通信密谋投清。李鸿章稳扎稳打，一边与英法联军一起图谋嘉定，一边留出预备队准备接应。</p><p class="ql-block"> 八月二十八日，连同常胜军攻打慈溪的英法联军终于回援，何伯率领英军一千八百人法军四百人，白齐文李恒嵩率常胜军一千五百人，英法联军主持训练的练勇千余名，出发前往进攻嘉定城，李鹤章带领淮军亲兵及各路清军在后策应。九月初一日，联军进抵嘉定城下，在城外就地驻扎。初二日联军开始对太平军发动进攻，英法联军及其辅助部队进攻东门南门，淮军进攻西门北门，况文榜等清军则作为预备队策应。何伯率领的英法联军已经在城外布设好炮兵阵地，联军利用猛烈的炮火火力不断轰击，太平军则在城上利用枪炮不断坚持抵抗。经过猛烈的炮火攻击，嘉定南门城墙坍塌十余丈，联军趁机对嘉定城发动总攻，与太平军在工事中展开激烈搏杀。太平军守城力量薄弱无法招架，被联军由东门攻入，太平军只能由西北方向撤退，淮军则趁机紧紧追击。追出十余里，太仓州太平军援军赶到，将淮军前锋堵截在桥边，双方展开激烈交火，清军两名把总被击毙。幸而淮军主力的洋枪队赶到，才在火力上压过了太平军，双方各自回师，嘉定城就此重新回到清军手中。</p><p class="ql-block"> 李鸿章还没来得及回味胜利的喜悦，就接到来自曾国藩的紧急求援，曾国荃部被困日久形势危急，欲调程学启等部精锐前往驰援。李鸿章也正是用人之际，自然不肯放手，然而曾国藩再怎么说也是他的上司，李鸿章也并不敢公然抗命。然而李鸿章的运气并不差，正当他苦思冥想借口之时，借口就由太平军亲手送上来了。</p><p class="ql-block"> 九月十二日，退回苏州的谭绍光和陈炳文联手，卷土重来继续反攻上海。谭绍光由苏州直扑昆山，直抵黄渡四江口；陈炳文部则由嘉兴向南翔方向前进，试图切断清军后路。李鸿章则借机向朝廷上书，提出以白齐文带常胜军前往救援曾国荃部，而留下程学启等湘系精锐。</p><p class="ql-block"> 九月十五日，李鹤章率亲兵及桂字营、介字营、树字营四营协同郭松林率领的亲兵两营及松字营、云字营由南翔向西搜索太平军部队，在方泰镇、陆家行附近遭遇小股太平军。李鹤章率部转攻陆家行，而郭松林则负责进攻方泰镇太平军，成功击溃太平军的前锋部队。然而陈炳文部已趁机进逼青浦西北十余里之地，对清军后路造成威胁，主力赶往四江口与谭绍光部回师。另一边，谭绍光部在四江口与清军相持至十四日，在清军没有察觉的情况下偷搭浮桥偷渡过河，将清军刘士奇、郑国魁、张光泰等部营寨重重包围。</p><p class="ql-block"> 十五日，程学启、陈飞熊等部赶来救援，双方发生激烈交战，太平军牢牢把援军堵截在包围圈外，程学启等部没有任何进展。而被包围的清军则承受着太平军的猛烈攻击，刘士奇被打穿右耳，包围圈内的清军也伤亡惨重。十六日，黄翼升率水师汇合亲兵沿水路由青浦出击，一路上被太平军陈炳文部袭击，清军只能以排炮反击，且战且行。行至白鹤江，此处已由太平军主力控制，清军不断被太平军的火力压制，伤亡惨重，黄翼升只能率队回师青浦，路上将桥梁拆除堵塞河道以防太平军追击。李鸿章虽然在战报中嘴硬，但是却在其他奏折中暴露了白鹤江之战黄翼升部失利的事实。</p><p class="ql-block">逆匪围攻四江口折——同治元年（1862年）九月十九日</p><p class="ql-block">请调回淮扬二营水师片——同治元年（1862年）九月十九日</p><p class="ql-block">致黄翼升书——同治元年（1862年）九月十七日</p><p class="ql-block"> 形势危急，李鸿章连在书信中的语气也悲观起来，频繁使用“或可”“仍盼”“不知”等不确定的语气，甚至不小心没压制住自己本来的毒舌属性，偷偷在信里喷了一把老毛病发作又扣下自己新招募部队的曾国藩，直呼“领人闷极”。李鸿章没有办法，只能请求正准备出发救援曾国荃部的常胜军援助前线，同时从浦东抽调刘铭传部小枪队四百余人，并战略性放弃南翔等地，抽调南翔五成兵马救援四江口。</p><p class="ql-block">致黄翼升书——同治元年（1862年）九月十九日</p><p class="ql-block">致黄翼升书——同治元年（1862年）九月十九日</p><p class="ql-block"> 十七日，程学启各部再度向太平军四江口包围圈发动进攻，双方均仰仗洋枪火力，酣战后不分胜负。亲兵营死伤三百余人，李鸿章在书信中颇为心痛。十九日清军试图渡河反包围太平军，在北岸与太平军激战后未果，因伤亡过大撤回南岸。</p><p class="ql-block"> 二十二日，李鸿章带着护卫家底和各路援军赶到，汇合后拼尽全力对太平军包围圈发动决死总攻。程学启率开字三营、熊字两营、会字一营进攻右路，刘铭传率铭字营、树字营、桂字营及亲兵营进攻中路，郭松林率松字营、介字营、云字营及另两营亲兵进攻左路，李鸿章自带健字营三营作为预备队。自辰时（7-9时）战至未时（13-15时），战局胶着，未能有任何进展。</p><p class="ql-block"> 突破最先由郭松林、刘铭传两路展开，左路、中路清军派遣洋枪队膝行逼近太平军战壕运用火力压制，太平军虽然努力反击但仍被清军后续部队杀入战壕，左路中路太平军开始溃退。正在跟程学启部僵持的右路太平军回师救援，程学启虽然胸部身中两枪伤势颇重，然而见此战机强撑督战，将配有火器的部队一千五百人集中起来以连环枪炮战术且行且放，对太平军进行火力压制，右路太平军在各路清军的夹击下也开始向北岸败退。清军追击，谭绍光陈炳文部向昆山撤退。同一天，白齐文部常胜军率部进剿白鹤港，攻克太平军白鹤港营寨，至此四江口之围解除，李鸿章又一次有惊无险的击退了太平军的进攻。</p><p class="ql-block"> 当然，危险解除归解除，曾国藩还是要照黑的，你那五营人马还没还我呢。</p><p class="ql-block">上曾中堂（即曾国藩）书——同治元年（1862年）八月初四日</p><p class="ql-block">求求你了恩师，放过我那几营新兵吧</p><p class="ql-block">顺便回顾一下四江口之战清军是怎么丢人的：</p><p class="ql-block">奏参四江口退缩员弁片——同治元年（1862年）九月二十八日</p><p class="ql-block"> 李鸿章：赢了都能崩你们也是人才</p><p class="ql-block"> 至此，李鸿章收复并且巩固了上海全境，清军与太平军旷日持久的上海地区争夺战宣告结束，清军在这个方向上由战略防守转为战略进攻，向太平军反向施加压力。</p><p class="ql-block"> </p> <p class="ql-block">李中堂大冒险这个系列做到这里也算是完成了一个段落，一开始只是为了吐槽中堂而写的这个系列，现在也慢慢固定了下来。因为本人学术不精文笔不佳，这个系列最多也就是为没时间看一手史料又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读者们做一些搬运史料粗略整理的工作，非常感谢到现在还在关注的大家。</p><p class="ql-block"> 嘛，虽然如此，一不做二不休，这个系列还是不会就此完结的。个人目前打算一直写到李鸿章攻破苏州那个著名事件为止，不过在这之后对于史料的剪裁跨度可能会更大一点，毕竟你们也不想看李中堂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流水账不是。</p><p class="ql-block"> 那么，李中堂乱七八糟又令人哭笑不得的奇妙冒险。</p> <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 咸丰说我尽力了：乱局中崛起的湘军，最终还是拿到了地方督抚权力</b></p><p class="ql-block"> 19世纪中叶的咸丰帝没想到，自己有一天可能会面临千年之前的帝王困惑——唐代安史之乱后无法阻挡的“藩镇割据”。自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以来，八旗军与绿营低下的战斗力暴露无遗，此时咸丰帝所能指望的几乎只有曾国藩的湘军。但“藩镇割据”的担忧萦绕清廷统治者心头。对清廷而言，要将湘军视作清真正的主力军，不仅需要其拥有高昂的战斗力，更需要具备无可动摇的忠心。但在以往的政治经验中，这两者往往是冲突的。迅速镇压太平天国固然是头等大事，可一旦给曾国藩和湘军放权，导致尾大不掉，实属后患无穷……</p><p class="ql-block"> 自清入关，在兵权方面始终防着汉人，倚重满蒙八旗。不但地方掌握军权的督抚长期由满洲贵族把持，在地方要冲均布置了八旗精锐。可到了乾隆后期，八旗兵已经逐渐废弛，绿营兵成了主力，这也还好，这些绿营兵总归是正规军。到了道咸之际，不但八旗兵已不堪用，绿营兵也腐败得不成样子。</p><p class="ql-block"> 咸丰年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面对太平军的汹涌攻势，咸丰皇帝左右为难，他必须回答一个问题：是冒着兵权下移的风险，让地方武装去打仗，还是寄希望于不堪用的“正规军”枯木回春？</p><p class="ql-block"> 在犹豫和摇摆中，八旗和绿营屡战屡败，湘军这个地方武装自然成了大清军队主力。自此清朝正规军八旗、绿营彻底衰落，湘淮军成为清军主力，既造成“外重内轻”的权力格局，更深刻影响了晚清以来的历史进程。</p><p class="ql-block"> 清朝正规军缘何衰败，湘军又是如何从地方武装逐步发展为全国规模的主力部队？在请咸丰皇帝回答前，我们不妨先回顾清初历史，考察一下清朝正规军的弊端。</p><p class="ql-block"> 左宗棠致曾国藩的军情禀报手札。1861年，左宗棠所率湘军在江西景德镇连胜太平军，使曾国藩绝处逢生。</p><p class="ql-block">八旗绿营的衰落</p><p class="ql-block"> 清朝的“经制军”（即正规军）是八旗兵和绿营。咸丰以前，全国八旗兵力约20万，绿营兵约64万。八旗兵力十分有限，且入关以后战斗力迅速下降，康熙初年平定“三藩之乱”时，其表现已经乏善可陈，冲锋陷阵者多为绿营；乾隆朝用兵西北、征讨金川的主力军亦是绿营。至太平天国起义前，除了东北地区少数八旗骑兵部队尚属勇猛外，各地驻防的旗兵基本已无战斗力。在大部分地区，绿营成为清军主力。</p><p class="ql-block"> 然而，清统治者出于民族偏见以及对武将的猜防，在绿营建立之时便加上了重重制度限制，很大程度上加强了中央的控制，却也严重削弱了绿营战斗力。</p><p class="ql-block"> “化整为散”是绿营建立的重要原则。一省内统兵大员有总督、巡抚、提督以及多位总兵，每人直接统辖的军队仅一两千人，且驻地分散。64万绿营兵，约20万是驻扎基的“汛”兵。“汛”类似现在的派出所，每个“汛”的驻兵不过数人至十数人，负责维护治安、传递情报，根本不具有军事能力。这就导致一旦需要厚集兵力时，绿营只能从不同驻地分散抽调，再凑合成军，不但耽误时间，更难追求军心团结。</p><p class="ql-block"> “兵皆土著，将皆升转”是绿营的另一条原则。兵丁皆来自驻地附近，世代为兵，不随将领升迁而调动。兵籍由兵部掌握，凡有缺额，必须报请兵部批准再按章补充，将领无权自行募兵。这造成战时兵将不习，且由于补充兵员手续繁琐，将领往往自行招募“勇”丁作为应急。战争时间一长，前线的绿营自然兵力越来越少，越来越残破。</p><p class="ql-block"> 此外，绿营还有一项严重弊端在于“差操不分”。清初过度裁抑地方财权，官府原有衙役、壮丁等被大量裁撤，差役只能由绿营兵丁承担。由于服役往往有钱可领，兵丁也乐于频繁出入衙门，不但耽误操练，更沾染了胥吏习气，丧失了战斗力。</p><p class="ql-block"> 这些制度性弊端，在乾隆初年以前，由于征战频繁，还不太容易暴露。乾隆中期以后，八方无事，和珅当权，政治腐败，军队也迅速走向腐朽。嘉庆初年清政府镇压白莲教起义时，八旗、绿营皆不堪用，只能依靠临时招募的勇营。</p><p class="ql-block"> 1850年，咸丰皇帝即位当年，刚镇压了湖南、广西、贵州交界地区的李沅发起义，广西爆发了洪秀全、杨秀清领导的规模更大的太平天国起义。咸丰和清朝高层一开始还颇有信心，调兵遣将，筹饷拨款，不遗余力。</p><p class="ql-block"> 本以为八旗、绿营大兵一到，可以迅奏肤功。没想到用兵两年，胜少败多，损兵折将，军费不堪重负，而太平军竟然进入湖南，不断壮大，于1853年1月占领武昌，兵力达到50万。清廷派去追击堵截的两位钦差大臣向荣、琦善却更多是尾随监视，无心迎战。太平军在鄂赣交界处大破两江总督陆建瀛的防军，迅猛东下，如入无人之境，3月底攻克南京，正式定都。至此，清廷已经抽调精兵10万，拨款将近3000万两白银，掏空了家底。看来，仅靠八旗和绿营这些正规军，已经很难镇压太平军。</p><p class="ql-block">湘军的机缘与草创</p><p class="ql-block"> 这正是湘军成立的时局背景。因此，如果没有太平天国运动，如果不是八旗、绿营节节败退，不堪重用，湘军就没有成立的机会，咸丰皇帝和清朝高层也绝对不会允许湘军这样的私募军队成为大清主力军。</p><p class="ql-block"> 1853年初，面对武昌失守的重大危局，清廷给回乡守制的曾国藩发去上谕，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事务”。所谓“团练”，是由乡绅招募本地农民而组成的民间武装，它们既非职业军队，活动范围也不出自己家乡。曾国藩却并不满足于此，借着办团练之名，打造了一支数千人的军队，在1853年内迅速清剿了湖南省内的“土匪”，而后造船购炮，招兵买马，建章立制，将小部队扩张为一支正规军。</p><p class="ql-block"> 这个过程中，虽然曾国藩受到湖南地方官不少刁难，但清廷总体并未阻止他的建军行动，其原因在于当时的军事形势——1853年5月，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不久即誓师北伐，五个月内转战五省，一度兵临天津，对清廷造成严重威胁。</p><p class="ql-block"> 虽然北伐军到1855年最终失败，但它已令咸丰帝疲于应付，尽数征调北方各省精兵。另一方面，向荣、琦善在天京附近建立江南、江北大营，试图以之围困和牵制太平天国，两个大营抽调了南方各省大量兵力。此时，对于湖北、湖南，清廷既无心力亦无兵力顾及，对曾国藩也只好听之任之。</p><p class="ql-block"> 湘军之所以能从各类地方武装中脱颖而出，形成较强的战斗力，重要因素还在于制度建设。曾国藩为其军队制订了详尽的营规，很多条目专门针对绿营制度的弊端。</p><p class="ql-block"> 比如湘军最大的特点就是“兵归将有”，采取层级招募制度，将领自募营官，营官再自己招募哨官，哨官招募什长，什长招募兵丁；一旦将官去职，则全营裁撤，兵丁遣返。这彻底杜绝了绿营兵将不习的毛病，但也使湘军带上了浓重的私家军队性质，外人根本指挥不动。</p><p class="ql-block"> 湘军军饷优于绿营，营内自备长夫搬运物资，到驻地自行安营扎寨，不准兵丁四处游荡、抢占民房，加之有营内同乡关系的约束，一般战斗意志较强。此外，湘军也有比较详细的战术和阵法，重视冷热兵器配合，训练较绿营严格；曾国藩还标榜选用儒将，以理学精神对兵丁进行“思想教育”，这些都使得湘军的战斗力明显好于绿营。</p><p class="ql-block"> 1854年初，湘军正式扩编完成，水陆兵力达到1.7万人。此时正值太平军全力西征，攻占武昌并继续向湖南推进，清军几乎全线崩溃。曾国藩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布著名的《讨粤匪檄》，正式与太平军展开决战。</p><p class="ql-block"> 尽管湘军一开始缺乏战斗经验，出师不利，在湖南岳州、靖港两次溃败，曾国藩甚至试图投水自尽，但战况很快出现转机。陆路湘军经过反复厮杀，击败太平军，攻克湘潭，解围长沙，曾国藩迅速成为湖南官绅眼中的救星。他在长沙对湘军进行严格整编后，大举北上，连战告捷，至1854年8月下旬，彻底将太平军赶出湖南。</p><p class="ql-block"> 此后湘军水师顺流东下，连续在武汉、田家镇两场大战击败太平军，10月14日攻克武汉，年底时已经进逼九江。这是开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巨大战果。</p><p class="ql-block"> 这完全出乎朝野意外。咸丰皇帝不禁大呼：“不意曾国藩一书生，竟能建此奇功。”此时，曾国藩和湘军的声威可谓达到顶点。然而，迅速的大胜不免令曾国藩及其湘军上下头脑发热；清廷一开始自然高度赞赏湘军的“意外”功绩，但很快就对这支异军突起的武装力量高度警惕；太平军方面也在吸取教训、调整战术、扩建水师。种种迹象表明，湘军崛起之路注定荆棘丛生。</p><p class="ql-block">天京事变前的苦战</p><p class="ql-block"> 对于湘军而言，要想成为真正的清朝主力军，不仅要能打仗，更需要取得清廷高层的信任。但在以往的政治经验中，这两者往往是冲突的。有时越能打仗，反而越受到高层猜忌。</p><p class="ql-block"> 站在咸丰和清廷高层的角度，迅速镇压太平天国固然是头等大事，但一旦给曾国藩和湘军放权，导致尾大不掉，实属后患无穷。毕竟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的历史，萦绕在咸丰君臣的心头。于是，曾国藩在前线率军鏖战的同时，朝廷的猜忌和打压便如影随形般到来。</p><p class="ql-block"> 湘军攻克武汉后，几年来已经习惯于听到“坏消息”的咸丰帝激动不已。他立即令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然而，在首席军机大臣祁寯藻等人的建议下，便迅速收回成命，改授曾国藩“兵部侍郎衔”，并催促他迅速东下进攻九江。用意不言自明，就是不愿授予湘军地方权力，使其在一地站稳脚跟。可这正是湘军最需要的——没有巩固的后方基地，粮饷、兵源接济不上，便只能孤军深入，犯了兵家大忌。很快，战况便急转直下。</p><p class="ql-block"> 湘军自1854年底开始水陆围攻九江，历经大小百余战，损兵折将，仍未能攻克；曾国藩亦不免浮躁，指挥先骄后乱，给了太平军可乘之机。1855年1月29日，湘军水师追击太平军入鄱阳湖，太平军封锁湖口，湘军水师被拦腰截断，较小型的战舰全数困于湖内无法动弹；紧接着，太平军在翼王石达开的指挥下大举反攻，大败湘军，一度夺取曾国藩座船。曾国藩再度愤而投水，无补于事。</p><p class="ql-block"> 湖口之战彻底扭转了太平军的被动局面，紧接着太平军沿江大举西上，1855年4月第三次攻克武昌。</p><p class="ql-block"> 湖口之战中太平军大败湘军水师，扭转了太平军的被动局面。</p><p class="ql-block"> 此后一年多，可谓湘军最为艰难的时期。湖北方面，湘军对武汉先强攻，后长围，始终无法克复。江西的局面更为不堪——困在鄱阳湖内的水师始终无法打出湖口；陆路负责进攻九江的大将塔齐布病逝，罗泽南又率主力军救援湖北，曾国藩几乎无兵可用。</p><p class="ql-block"> 1855年11月，石达开又率太平军大举攻入江西，连克全省十三个府中的八个，坐困南昌的曾国藩一度十分危险。直到1856年春，由于太平军抽调主力回援天京，江西的湘军才得到喘息，稍后在湖南派来的援军配合下，逐步转入反攻；而东线战场上，太平军已经攻破清军江南、江北大营，清朝正规军又遭到沉重打击。战局由此进入太平军占据上风的相持状态，如果不是太平天国自身出问题，湘军并不见得能最终取胜。</p><p class="ql-block"> 而恰恰在这个关键节点上，1856年9月，天京事变爆发了。由于洪秀全与杨秀清的矛盾，太平天国高层爆发激烈政争，天京城内陷入大规模内乱和残杀，各地太平军将领也纷纷弃战撤兵。湘军借此机会，于1856年底收复武汉；江南、江北大营也得以重建，清军再度包围天京。从此，湘系才真正在两湖扎下根来，重整旗鼓，形成向下游稳步推进之势。</p><p class="ql-block">两湖与江西打开局面</p><p class="ql-block"> 一旦前线危机解除，咸丰帝及其身边的“智囊”们便立刻动了裁抑曾国藩和湘军的心思。因此，1857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曾国藩都在与咸丰帝闹脾气。</p><p class="ql-block"> 曾国藩出师多年仍仅有虚衔，迟迟得不到督抚实职。两任江西巡抚陈启迈、文俊皆与湘军关系恶劣，处处掣肘，特别是不配合湘军筹饷，严重限制了江西湘军的扩充，这是湘军在江西难有作为的重要原因。曾国藩严劾陈启迈，自己却仍然得不到江西巡抚之职，可见朝廷猜防之深。</p><p class="ql-block"> 1857年3月，曾国藩之父病故，他立刻返乡；三个月后又连续上奏，一面请求在家终制，一面痛陈自己因无巡抚之位，湘军寄人篱下，种种委屈。熟料，咸丰帝不但没有如愿授曾国藩巡抚，反而顺势直接将其开缺，令其“暂守礼庐”。曾国藩就这样，回乡赋闲一年有余。</p><p class="ql-block"> 不过，曾国藩的离开并未影响湘军的发展，这就不能不归功于另外两个湘系的重要领袖——胡林翼与左宗棠。</p><p class="ql-block"> </p> <p class="ql-block"> 胡林翼出身官宦世家，是道光年间两江总督陶澍的女婿，军事和政治才能与曾国藩不相上下。1855年起，胡林翼在湖北带兵，成为曾国藩密友；次年指挥湘军收复武汉，更令其名震天下。</p><p class="ql-block"> 不同于曾国藩受到清廷的提防和打压，胡林翼自1856年起即被授予湖北巡抚。这或许是由于他比曾国藩更懂得官场规则，在京中人脉和眼线也多；当然也可能因为胡林翼并非如曾国藩那样，是建立湘军之人，而清廷也想在湘系内部培植制衡曾国藩的力量。</p><p class="ql-block"> 无论如何，胡林翼利用巡抚之职位，尽力笼络清廷派来监督的旗人总督官文，全力为湘军争取资源、扩充兵力、提供经济支持。事实上此时地方上很有财政潜力可挖，清廷之所以收不上钱，主要原因是被官吏层层贪污掉了。胡林翼便踢开旧官僚，重用士绅负责管理厘金等新财源，剔除中饱，果然大幅提高了财政收入。湖北真正被打造成了湘军的后方基地。在此过程中，胡林翼也为湘系培植出一大批文武人才。</p><p class="ql-block"> 左宗棠与胡林翼同龄，但仕途并不顺利，名义上只是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幕僚。不过他这个幕僚可不简单，凡是军政要务，骆秉章都会征求他的意见。在他的指挥下，湖南也开始创办团练、整顿财政、扩充军饷，并配合湘军征兵扩军。左宗棠还参与指挥湖南本地湘军开赴江西，支援曾国藩。湖南亦成为湘军的牢固后方。</p><p class="ql-block"> 由于胡林翼、左宗棠的经营，在其他省份整天向朝廷哭穷要饷的同时，湘军却能得到来自湖北、湖南的稳定供应，兵源、饷源皆不发愁。由此，湘军实力自然成倍扩充，1856年底，总兵力已经超过8万，彻底改变了几年前的拮据局面。</p><p class="ql-block"> 太平天国方面内乱不止，1857年6月，石达开又与洪秀全决裂出走，大量精兵随之而去，江西防守空虚。湘军出动6万重兵，在左宗棠指挥下，迅速攻占全境大部分地区；与此同时，胡林翼主持湖北方面的湘军进攻九江，直到1858年5月攻克。</p><p class="ql-block"> 此外，由于石达开进攻浙江，当地清军频频告急，咸丰帝只好诏令曾国藩带兵救援，曾国藩立刻出山。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密切配合下，湘军很快肃清了湖北等地残敌，东进安徽。</p><p class="ql-block"> 不过，湘军又一次犯了轻敌冒进的错误，在安徽遇到挫折。1858年夏秋，湘军很快攻克太湖、潜山、桐城、舒城等要地，兵分两路进攻安庆、庐州。曾国藩甚至以为“金陵克服亦系指顾间事”。</p><p class="ql-block"> 然而他们没有注意到，太平军在年轻将领陈玉成、李秀成等主持下，已逐渐从天京变乱中恢复过来；湘军进入安徽之初进展顺利，重要原因是陈玉成当时正率主力军攻击天京城外的江北大营，没有投入安徽的战斗。</p><p class="ql-block"> 陈玉成击溃江北大营后，迅速率兵回援皖省，1858年11月15日，两军在庐州附近的三河镇大战，湘军惨败，大将李续宾自尽而亡，全军覆灭。太平军乘胜追击，湘军攻占的安徽各城尽数丢失，只能退保湖北，损失在一万人以上。湘军的攻势被迫暂停。</p><p class="ql-block">战局变化，湘军终成主力</p><p class="ql-block"> 此时的湘军，仍然不被清廷视为主力。直到1860年春天以前，咸丰帝始终打着小算盘——南方战场上，以湘军作为偏师，在湖北、安徽牵制太平军主力部队，由江南大营的八旗绿营负责围攻天京，以收全功；北方则以僧格林沁的满蒙骑兵作为主力，保护京畿安全。为此，江南大营得到清廷全力支持，几乎独占苏南、浙江财赋之区提供的粮饷赋税。</p><p class="ql-block"> 江南大营自身确实也有发展。由于江北大营已不存在，前线指挥权反而得以统一，数年时间内，清军围绕天京修筑长壕，扎营百余座，驻兵超过4万人，兵力确实雄厚，洋枪洋炮等先进武器也很充足。不过，大营官兵在官场习气熏染下，军纪败坏，战斗意志不高，进攻节奏颇为拖拉。当然，这不妨碍两江总督何桂清不断向清廷粉饰邀功，又与高层人物暗通款曲，将江南大营吹得天花乱坠，仿佛天京不日可下，给了清廷很大的期待。</p><p class="ql-block"> 真正在做实事的还是湘军。此时湘系并没有与江南大营争夺天京首功之意，一度还请求让曾国藩去当四川总督，不过未得到朝廷批准。于是，1859年秋，曾国藩、胡林翼又开始了新一轮进攻安徽的筹划。湘军这次明显吸取了三河大败的教训，不再孤军深入，计划分四路进兵，并且采用了重要的新战术——围点打援。</p><p class="ql-block"> 南线两路沿长江进军，准备围攻安庆；北线两路从大别山区进军，不求攻城，而是作为打击太平军援军的预备队。这个计划颇为周密，之后虽然进军路线有所改变，但始终执行的是“围点打援”的大原则。</p><p class="ql-block"> 然而，此时的清廷自信江南大营取胜在即，对湘军支持少而添乱多：忽而严令湘军抽调一支主力向河南进军，防止太平军和捻军北上，忽而又借着湖南永州总兵樊燮举报湖南巡抚骆秉章之事，命湖广总督官文严肃查办。前者无疑会导致湘军兵力分散，有遭到各个击破的风险；后者更是直接针对左宗棠而发，咸丰帝还亲自训斥骆秉章，说他受到“劣幕要挟”，大有借机收拾湘系“朋党”之意。</p><p class="ql-block"> 胡林翼、曾国藩一面指挥前线与太平军作战，一面还得想办法应付清廷刁难。幸好此时朝中当权的肃顺一派比较支持湘系，胡林翼更是有强大的人脉关系和情报网络，湘系才得以化解一次次政治上的危机。</p><p class="ql-block"> 真正给了清廷当头一棒的，是1860年5月江南大营的崩溃。是时，李秀成率太平军先佯攻杭州，分散清军兵力，旋即回师，会合陈玉成等军猛攻江南大营，大营全军覆灭，苏南膏腴之地除上海、镇江外，几乎全被太平军占领。清廷寄予厚望的两江总督何桂清，居然抱头鼠窜，逃入上海外国租界逃避问罪。</p><p class="ql-block"> 此后的局势，更可谓每况愈下——两个月后，英法联军进犯北京，清军主力僧格林沁部溃不成军，咸丰帝逃往热河。与此同时，北方的山东、河南；西南的广西、云南、四川、贵州等省内各种起义和暴动也愈演愈烈，官府根本无力镇压。清廷在全国的统治，呈现一片糜烂瓦解的局面，惟有湘系控制的两湖尚属完善之区，湘军也已扩充至10余万人。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湘军已经成为清廷唯一可指望的主力军了。</p><p class="ql-block"> 太平军二破清军江南大营。</p><p class="ql-block"> 清廷不得不放下对湘军的猜防。经过一番挣扎，力主裁抑湘系的军机大臣彭蕴章（也是何桂清的后台）被逐出中枢，曾国藩这个咸丰帝十分不信任的人，先是署理两江总督，旋即实授，并加以钦差大臣之重任。随后，1860年下半年至1861年，出现湘军将领出任省级军政长官的小高潮，河南、贵州、安徽、四川、湖南等省，皆换上了湘系的督抚或钦差大臣。</p><p class="ql-block"> 成为主力的湘军有了更大的话语权，自然更不肯听从清廷瞎指挥。凡是清廷要求拨兵救援邻省者，基本上都加以搪塞；曾国藩获任江督后，也不肯直接东下救援苏南，坚持围攻安庆；甚至在英法联军兵临北京城下、清廷严令勤王之时，曾国藩和胡林翼还上奏反问咸丰帝究竟要谁去，借着公文往返拖延时间，直到京师陷落湘军也未出动。这种“定力”自然是前所未有的。</p><p class="ql-block"> 由此，湘军稳固地维持在安庆“围点打援”的节奏，屡次挫败陈玉成、李秀成的救援计划，直到1861年9月5日攻陷安庆，这标志着太平军在安徽的根据地基本已经丧失，太平天国的颓势几乎不可扭转。不过，此时咸丰帝已于8月22日在热河驾崩，至死也未能等到最后胜利的消息。</p><p class="ql-block"> 当然必须补充的是，湘军在1864年攻陷天京后，便被曾国藩逐步裁撤；清廷一度尝试恢复八旗、绿营兵力，不过效果欠佳。真正成为全国范围内清军主力的，还要推从湘军脱胎而来的李鸿章的淮军。而这又涉及同光年间一系列复杂的军政局势变动，已经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了。</p> <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咸同之际清廷与湘淮集团的江浙控制力之争</b></p><p class="ql-block"> 明清以降，江浙地区久为财赋根本之地。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清廷与湘淮集团对清政府所控制的最大税源地江浙地区的争夺，是晚清政治格局演变的重要内容。咸丰十一年（1861），随着聚集清军绿营精锐的江南江北大营再度崩溃，清廷在不得不依靠湘军对付太平军的同时，也企图从饷需等方面着手操控。而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按规制统辖江苏、江西、安徽三省后，又受命节制浙江省军务，这就将原不属于两江地区的浙江省纳入自己的管辖范围，也使得传统的江浙财赋之区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权力斗争，呈现错综复杂的局面。那么，当时这种激烈的权势争夺究竟呈现出怎样的状态，需要根据详实的史料做出细化的研究。</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一、咸丰十一年至同治元年围绕江浙巡抚职位的权力争夺</p><p class="ql-block">咸丰十一年下半年到同治元年（1862），是湘淮集团在两江和闽浙地区对太平军作战的关键时期，也是清廷和湘淮集团对江浙财赋之区控制力争夺的一个关键时期。</p><p class="ql-block">按照曾国藩的意图，他总领两江、节制浙江，安徽、江苏、江西、浙江均由湘淮将领带兵进剿，并由湘淮人员出任四省巡抚，这样兵饷合一，对于江浙战事就可统筹规划，与湖广地区也可协调如一（当时，湘军悍将李续宜在咸丰十一年八月起署、任湖北巡抚，十二月因李续宜回任安徽巡抚，湘军集团重要成员严树森接任湖北巡抚，湘军另一重要成员毛鸿宾咸丰十一年二月起署、任湖南巡抚a）。在曾国藩的计划中，他决意利用战争形势，力推安徽由李续宜任巡抚，江苏由李鸿章带兵为抚兼筹饷，浙江由左宗棠带兵为抚，江西由沈葆桢任巡抚负责筹饷，这样就能从兵、饷两途确保规复江浙战事的顺利进行。</p><p class="ql-block">但是，曾国藩等湘淮将帅的筹划和力荐，与清廷的权力版图、人事行政和对外交涉安排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相符的。当时，清廷面临外受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沉重打击和英、法等西方列强扩大在华特权的巨大压力，内则因祺祥政变之后，从中央到地方权力洗牌的压力巨大，如何对待曾国藩集团当然是一个重大问题。当年，咸丰帝与肃顺对曾国藩集团实施的就是利用与压控并重的手段。辛酉之后，在绿营精锐损耗殆尽的情况下，新掌权的清廷中枢必须依靠湘军承担对太平军作战的军事重任，对曾国藩集团展示更为信任和器重的姿态，在危局中尤为紧要，然这种“器重”并非清廷对湘军集团武力和忠诚的绝对信任。正是在这种局面下，在江苏，清廷仍想利用江苏巡抚薛焕来牵制已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在浙江，清廷暂时也没有撤换巡抚王有龄的打算。面对这种状况，湘军集团在江西、安徽人员眉目初定的情况下，顺势展开扳倒现任江浙巡抚薛焕、王有龄的凌厉攻势。</p><p class="ql-block">薛焕长期在江苏任职。从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任江苏金山县知县开始，历任松江府知府、苏松太道、江苏按察使，咸丰九年十一月擢江宁布政使，十年闰三月调江苏布政使，五月升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在江苏有较强的控制力。薛焕出任苏抚，是在曾国藩被任命为两江总督但尚未赴任之际，清廷用他牵制曾国藩的意图再明显不过了。现有中外材料显示，薛焕其人确是清廷在江苏的一名干员，无论在组织武力、攻剿太平军的军务方面，还是在筹饷、对外交涉等方面，都表现得颇为突出。清廷对他也颇为赏识，咸丰十年五月初一日他出任江苏巡抚。随后不久，即在七月二十六日赏给他头品顶戴。王有龄也长期任职于江浙。咸丰七年六月，他由云南粮道迁江苏按察使，八年二月迁江苏布政使，十年三月迁湘抚，未赴任即署理浙江巡抚，次日即实授。无论是从清朝中央的角度，还是从薛焕、王有龄力求巩固自身地位的角度，薛、王二人都是清廷在江浙制约曾国藩集团的力量。</p><p class="ql-block"> 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后，湘淮集团对江浙两省巡抚等军政要职，有着自己的战略要求。而当时的江苏巡抚薛焕、浙江巡抚王有龄长期盘踞江浙，颇有势力，对湘淮集团并不友善。薛焕屡屡拖延湘、淮军兵饷，王有龄在拖欠湘军饷糈之余还千方百计拉拢湘军将领李元度，f都成为清廷牵制、打击湘军集团的重要力量。因此，曾国藩等必欲去之而后快。他们寻找时机，展开了一轮轮猛烈的攻势。</p><p class="ql-block"> 这时战场形势的发展变化，以及清流御史的频频奏劾，给曾国藩集团提供了契机。咸丰十一年，湘军在江西、安徽、湖北与太平军激战，挫败了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和英王陈玉成的合军西征。四月至八月，湘军经反复争夺，更是攻克战略重镇安庆等地，陈玉成部大挫，退守庐州。a太平军南北呼应之势已失，李秀成只得率部退出江西，东进浙江，连克常山、临安、衢州、绍兴、萧山等地，从九月下旬到十月初先后向杭州外围各县和府城发动进攻。b在这一时期的战争进程中，湘军的节节胜利和江浙一带清军的连连败退形成了鲜明对比。咸丰十一年五月十八日，杭州将军瑞昌、浙江巡抚王有龄因督办浙江军务，连失郡县，谕命革职留任。九月，御史杨荣绪等奏劾江苏巡抚薛焕贪劣各款。c十月十六日，又有人上《请饬密查江浙抚臣能否胜任折》，指出江浙在筹集粮饷方面的重要性及战争的破坏性：“特是各省军务，皆宜迅速蒇事，而东南尤为紧要。何则？江、浙为财赋之区，地丁、漕粮甲于天下，海运、织造，国家之衣食资焉。自上年金陵贼焰窜踞苏、常，蔓延两浙，焚烧掳杀无孑遗。”随后将皇帝的期望和薛焕、王有龄的失职串连起来说：“我文宗显皇帝宵旰勤劳，特授曾国藩为两江总督，薛焕、王有龄为江苏、浙江巡抚，固冀其速奏肤功也。乃至今一年有余，曾国藩尚能整师而出，克复城池。而该抚等旷日持久，捷奏无闻。一则久驻海滨，处偏隅以自固；一则专防省会，顾他郡而未遑。岂仅以此塞责耶？抑将谋定而动耶？或曰非不欲进攻也，兵不足也，饷不充也。然臣窃谓今日之贼，大半皆由于裹胁，其迹易聚，而其心亦易离。果能奋勇进剿，尚可次第扑灭。若推委于兵单饷缺而委靡不振，岂迟之又久而兵可足、饷可充乎？恐迟之又久而兵愈老、饷愈竭也。”d 这一点的厉害之处在于，薛焕升任江苏巡抚既因其筹饷、筹兵、“保卫地方”的能力为清廷所看重，又曾为江浙地方士绅社会乃至外人认可，而王有龄能由江苏布政使升任浙江巡抚，也是因其长期表现出的较为出色的筹饷能力。而该折则借薛、王二人长期形成的对供饷湘军的掣肘惯习，以两江总督的责权和皇帝的要求，正显出薛焕和王有龄二人得受重任之所长变而为履职无力之短象。这一奏折进而指出，江浙安危直接牵连上海这一中外汇聚的贸易与饷源地的安危，</p><p class="ql-block"> “现在浙省四面皆贼，岌岌可危，万一杭城有事，上海岂能独安？该抚等虽势处万难，亟宜谋勇交资，力除逆焰。若再迁延日久，贼久踞财赋之区，征银索米，盗粮足而分股四出，臣恐时事之难图有日甚一日者，不可不早虑也。伏愿皇上一怒安民，严饬江苏、浙江抚臣会同两江督臣曾国藩，迅速进兵收复郡县，万不可托防堵之名而失进剿之实。至该抚等为大局所关，果否能胜其任？并恳饬议政王密查酌择”。该奏折在强调薛焕、王有龄的畏葸、不胜其职，请求清廷查明之意后，最后突出曾国藩的作用，并建议由曾国藩推荐能扭转江浙局面的江浙巡抚人选：“兵不论多寡，要在将帅得人。臣窃见用兵以来，惟楚兵最勇而善驭。楚兵者，惟曾国藩最著。曾国藩出师数载，凡有胜仗，从无虚饰捏报之语。此即忠直可靠之征也。现在东南军务需才孔亟，可否请旨专饬曾国藩于军营中择其智勇兼全、堪胜封疆将帅之任者，酌保数员，听候简用。”e 这一奏折对曾国藩等湘淮将帅赞扬有加，对苏抚薛焕、浙抚王有龄则痛加指责，并建议由曾国藩于其营中择人取代薛、王二人，显然是站在湘军集团一边，为曾国藩的筹划助力。紧接着，在十月十七日，又有人奏上一折，以“浙省军务不振，疆地日蹙，请皇上另简贤员督办，以保危疆而维大局”为由，直接奏参王有龄、薛焕。该折称：“窃惟东南大局，固以克复金陵为要。而浙江与江苏省唇齿相依，尤为全局所关。若浙省疆吏得人，内守外攻，与楚军相为犄角，即可以制贼命而收全功。溯自上年瑞昌、王有龄督办军务以来，将及二载，府县纷纷失守，处处戒严，该将军等一筹莫展，几有坐以待毙之势。刻下贼氛日逼，宁、绍二郡危在呼吸。若宁、绍不保，即省城不能固守。浙省苟有他虞，贼势愈炽，曾国藩一军，独力难支，东南大势去矣！查瑞昌朴忠素著，惜乏智谋。始居将军之职，颇有令誉。继秉总统之权，竟无胜算。王有龄但知理财，不娴将略。又不能选择贤才，讲求吏治”，这是将理财、筹饷“能员”王有龄治下的浙江所处危局，归结于王有龄等人之无能，从后来曾国藩湘军坐视杭州城围、王有龄殉城来看，是要达到两重目的，一是王有龄死可为湘淮将帅让出浙江巡抚之位，但这还不足以让清廷任命湘淮将帅为浙抚，所以二是让清廷看到弹劾奏折所言非虚。该折还进一步说：“竭数百万捐输易尽之脂膏，以养数万千骄惰不职之士卒，日复一日，终有财尽兵溃之时，况浙省统兵大将如张玉良等，皆拥兵观望，动辄挟制。本年四月间，金华失守，张玉良不但不肯剿贼，并且手执令旗，督率兵勇，恣情抢掠。万目共睹，哭声震野，该将军等岂无见闻！然竟不敢申明军律，一味优容，以致百姓畏兵同于畏贼。似此督率无方，岂能济事？”这就是将浙省将帅军事无能之状具体化。随即，该奏折建议：“臣愚以为当今将才都在楚营，诚得如左宗棠者统率一军来浙，畀以封疆重权，与两江督臣曾国藩声气相通，谋定而战，互相援应，庶几浙省可保，郡县可复。可否……就楚营带兵大员内公举一人，请旨简授浙江巡抚，专督浙军剿贼；其现任巡抚王有龄，或另行简用，出自圣裁。”a</p><p class="ql-block"> 同一奏折专门提及浙江巡抚王有龄、江苏巡抚薛焕等“其所信任属吏，皆系贪鄙之徒，但以掊克夤缘为事”，b故附上《奏参薛焕违旨拒解何桂清及不胜封疆重任片》称：“江苏巡抚薛焕，屡次奉旨派员押解何桂清到京严审，竟敢有意抗违，延不拿解，实属胆玩。复以收复苏、常专折保奏何桂清，显谓不准其保奏，该抚即无收复苏、常之日，迹近要挟，情尤可恶。现闻该抚在上海娱情古玩，不理军务，实不胜封疆重任。”这是要报何桂清任两江总督时与曾国藩湘军集团争夺江浙饷源地，当时陷湘军以窘境、困境、危境之恨。该奏片又称，“至总办粮台之金安清，声名狼藉，行止卑污，恃与薛焕拜认师生，侵蚀粮饷，兵民啧有怨言。应请旨一并查办”，这就将素称筹饷、通商人才的江苏巡抚薛焕及其任用的办粮饷人员的劣迹牵连，公之于廷。c</p><p class="ql-block"> 虽然目前缺乏直接证据来判断这些奏折的作者与湘淮集团的关系，故无法判断其是否有曾国藩等人的授意，不能径直将其作为湘淮集团攻击薛焕、王有龄等人的直接证据，但雪片般的奏劾之章起到了曾国藩等湘淮将帅所期望的作用。正如前面分析的，清廷在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之后，薛焕、王有龄作为清廷在江浙一带的两枚棋子，对湘军势力的发展和扩大在江浙的控制力，起着重要的牵制作用，是制约曾国藩、维护清中央权威的重要力量，且二人在军务、筹饷、行政等方面也表现出一定的能力，当然，这也与苏抚薛焕在上海与外人交涉颇称得力，浙抚王有龄在九月中下旬杭州周边府县连失、随即杭州被围，太平军兵临城下，无法临阵换帅也有关系。所以在九月份参劾折奏上后，清廷并无动作。于是，曾国藩坚持一面让李鸿章加紧募练淮勇，却坐视李秀成威胁上海，一面令左宗棠率一支湘军稳固浙赣走廊，却借口兵、饷不足坐视杭州围城。十月十六、十七两日连上的两折，“请饬密查江浙抚臣能否胜任”，以及再次奏参王有龄和薛焕，显与湘军集团加大的攻击力度相呼应。没有证据证明是湘淮将帅的怂恿，更显此为朝野之“共识”。这就更是迫使清廷在十月十六日接到奏折后，当天就对此奏折发出谕旨，“著曾国藩察看苏抚薛焕、浙抚王有龄能否胜任”。十月十七日又发上谕给曾国藩，要求他相机派军援浙并确查所参薛焕、王有龄各款，同于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以廷寄的方式发给曾国藩。</p><p class="ql-block"> </p> <p class="ql-block"> 清廷在十月十六日的上谕中称：“江浙所属郡县，为东南财赋之区，岂容任贼久踞！曾国藩驻军安庆，规取金陵，若得江浙两省抚臣并力进攻，自不难将被陷城池次第收复。薛焕前在苏州府任内，声誉颇著。惟该省军务正当吃紧，督带兵勇，或恐非其所长。且前据有人奏：该抚在上海偏隅自固，日享安福等语。如果属实，即不能胜此重任。浙抚王有龄颇有才具，前任苏藩时，虽尚能筹办军饷，惟于浙抚一缺，未知能否胜任？以上二员，均著曾国藩悉心察看，据实具奏。又另片奏：东南军务，需才孔亟，请饬曾国藩酌量保奏等语。该大臣久历戎行，见闻较广，著择其智勇兼全、堪胜封疆将帅之任者，酌保数员，听候简用。”</p><p class="ql-block"> 十一年十月十七日上谕称：“本日有人奏，浙省军务不振，请另简贤员督办一折。浙省贼氛日炽，宁绍两郡情形，较为吃重，必得谋勇兼备大员统兵援救，可期渐有起色。鲍超追剿贼匪，已抵广信。如江西全境肃清，即著该总兵前赴浙江督兵进剿。左宗棠一军，能否可以抽拨？并著曾国藩相机筹办。王有龄叠被参劾，其平日不洽舆情，已可概见。著该大臣仍遵前旨，确切查明，迅速具奏。又有人片奏：江苏巡抚薛焕娱情古玩，不理军务。其总办粮台之金安清，声名狼藉，恃与薛焕拜认师生，任意侵蚀粮饷各等语。并著曾国藩秉公确切查明，一并据实复奏”。</p><p class="ql-block"> 清帝上述两道谕旨虽要求查明江苏巡抚薛焕、浙江巡抚王有龄是否胜任、有否情弊等问题，甚至要求曾国藩等推荐替代人选，但毕竟均未坐实。故在咸丰十一年十月二十五日前后，又有参劾薛焕、王有龄的奏折，直指“牧令之贤否，全在督抚之得人。未有督抚实力整顿而牧令不知振作者也”。该折指出，苏抚薛焕已经不是那个筹兵、筹饷的干员了，“江苏省郡久陷，地方糜烂。臣闻抚臣薛焕安居上海，遍召画工，日写丹青以自娱，购买玩好珍物，无远不搜。自办理通商以来，广进贿赂，时辇金银赠遗权贵，以为固身之计。军务则不复一城，吏治则不办一事。大江南北，民生涂炭，不可问矣”。浙抚王有龄则不仅军务无能，还从理财能员变为聚敛贪婪之人，“浙江抚臣王有龄，自到任以后，失城无数，遍地皆贼。该抚不以克复为事，惟以暴敛为能，贪婪无厌，任用私人，兵不加增而征税日益加倍。臣闻其捐输之入，作为三分：一济军饷，一充私橐，一为交结馈遗之用。该抚籍隶福建，离浙甚近，运金归里，舆论哗然。是以人心瓦解，而寇患日深”。奏折最后归结起来，“尤可诛者，该二员营私纳贿，宦橐丰盈，已足肥其身家矣。亦自知无平贼之才，只求参劾，以罢黜为福，得以安享余生。此极巧宦之变计，而为圣世所难容。”请求，“伏祈皇上垂念东南大局，关系非轻，严法律以惩治贪庸，简贤良以救民水火”。</p><p class="ql-block">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初五日前后，有人又上呈参劾金安清的奏折，更加具体地指称他在“江北总办捐输。该员旋驻泰州，令人风示地方，向伊捐资投效，方得差委。于是牟利者争相贿赂，委员遂至百数十人之多，其余职员、生监希图渔利者又凡百数，四出需索，民不聊生。…… 窃思里下河南邻苏、常，西邻天、六，北邻徐、海，粤逆捻踪，三面逼近，民情时虞摇动。今复迫以贪虐，道路怨咨，情势汹汹，诚恐激而生变。应请旨饬下该省大臣，严行查办，据实参奏”。而且，此事仍将薛焕牵涉在内，“其（指金安清）经手安徽捐项，以多报少，至今款数未清，前经袁甲三奏请谕令该员赴皖核算。……该员不敢赴皖，潜至里下河地方避匿，复营求江苏巡抚薛焕，奏派江北总办捐输”。显然，通过参劾薛焕周围的人，目标还是直指薛焕，同时清除其身边势力。</p><p class="ql-block"> 当然，十月十六、十七日的参劾奏折能够产生显著效果，不能忽视清廷内部的变化。辛酉政变后，慈禧、奕 掌权，加大重用在镇压太平天国中发挥作用的汉族官僚的力度，当月命曾国藩统辖四省军务。当时，清廷面临巨大的内外压力。对外在遭受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沉重打击后，正面临英、法为首的西方列强要求扩大在华特权和利益的巨大外交压力；对内则因政变之后，从京师权力中枢到地方督抚大员，都需要重新洗牌。曾国藩是被慈禧、奕 清洗的原权力中枢肃顺集团所器重的大员，那么在肃顺被杀后，如何对待曾国藩当然是一个重大问题。不过，当年咸丰帝与肃顺对曾国藩集团实施的就是利用与压控并重的手段，并非无条件的信任与推重。在绿营精锐损耗殆尽的情况下，新掌权的慈禧、奕 等必须依靠曾国藩湘军承担对太平军作战的军事重任。清廷中枢困难重重，对远在江南的曾国藩集团继续实施原有政策，甚至显出更为信任和器重之姿态，对于安抚内外危局，使曾国藩等汉族官僚能在危局中展现对清廷的“忠诚”，就尤为紧要。当然，这种“器重”的出发点，是需要他们的武力支撑，并不表明清廷绝对信任湘军集团。</p><p class="ql-block"> 紧接着这一系列事件的是在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清廷“准兵部火票递到咸丰十一年十月十八日内阁奉上谕”称：“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著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镇以下各官，悉归节制。浙江军务，著杭州将军瑞昌帮办。并著曾国藩速饬太常寺卿左宗棠驰赴浙江，剿办贼匪，浙省提镇以下各官，均归左宗棠调遣。”同日，廷寄给曾国藩、闽浙总督庆端、福建巡抚瑞瑸、江西巡抚毓科，再次明确曾国藩节制苏皖赣浙四省军务，饬即统筹兼顾，并命左宗棠赴浙督办军务。显然这是问题的另一面，清廷在湘淮集团夺取江苏、浙江巡抚之位的凌厉攻势面前，不为所动。但是，太平军发动的战局为曾国藩提供了有利条件，迫使清廷做出妥协。</p><p class="ql-block">二、曾国藩的审慎与猛力出击</p><p class="ql-block"> 这一时期，太平军二次西征虽然失利，但太平军在东线作战却获得重大进展。从咸丰十一年三月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率部攻入浙江，连克浙东、浙西重镇，到八月下旬忠王李秀成由江西入浙，连战连捷，十一月二十八日攻克杭州。在江苏一带李秀成展开军事逼压态势，再攻上海以切断清军饷源也迫在眉睫。清廷只能依靠湘淮集团做军事应对，不得不在江浙巡抚问题上做出妥协。</p><p class="ql-block">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清廷以廷寄的方式将十一年十月二十五日的上谕发给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前因有人奏，江浙抚臣不洽舆情、玩视军务各节，业经谕令曾国藩秉公查奏。兹有人奏：江苏巡抚薛焕，自到任后，株守上海，莫展一筹，且收买宝玩，性耽曲蘖。并将丁忧候补盐运使金安清违制保奏，派伊劝捐。金安清于通泰设局，烜赫奢侈，逐户搜刮，怨声鼎沸。又有人奏，薛焕自办理通商以来，广通贿赂，时辇金银，赠遗权贵。浙江抚臣王有龄，不以克复为事，惟以暴敛为能各等语。江浙军务孔亟，全赖封疆大吏实力整顿，方能维持危局，保卫地方。如所奏情形，营私纳贿，惟顾身家，又安望其奠民生而扫贼氛耶？”该上谕要求， “曾国藩将所参薛焕、王有龄、金安清各款，汇入前参各款内，一并秉公严密详查，据实复奏，毋稍徇隐。原折片著钞给阅看。曾国藩如果察看薛焕不能胜任，即遵奉前旨，迅速保奏数员，候旨简放。江苏巡抚现驻上海，所保之员，必得于军务、地方及外国事务均属相宜。”</p><p class="ql-block"> 清廷随后又在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初五日发出上谕，于十一月二十二日廷寄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安徽巡抚彭玉麟，令“曾国藩严密确查，汇并前案据实参办”。</p><p class="ql-block"> 曾国藩前后奉旨确查薛焕、王有龄以及薛焕的部属金安清，相关上谕达四道之多，而曾国藩好像并不急于查清并回奏此事，以定事局。那么，他是要袒护薛焕、王有龄等人吗？当然不是。从薛焕、王有龄的作为及其与湘军集团尤其与曾国藩的关系来分析，薛焕、王有龄不仅不能在粮饷等方面支援曾国藩，反而多方给曾国藩以掣肘。薛焕耗费大量钱财组建洋枪队的同时，企图通过外国势力组建一支地方近代水师，a王有龄更是直接挖湘军的墙角，暗中拉拢李元度等。从曾国藩查访上奏的结论来看，曾国藩绝不想保留这两位江浙抚臣与自己共事，而是必欲除之而后快。那么是战事让曾国藩无暇查访参奏？似乎也不是，而且从战事的需要来说，清廷终于也准许曾国藩举荐适宜之人，曾国藩应该尽快上奏才是正理。曾国藩迟迟不上奏了结此事，主要原因还是奏参薛焕、王有龄的这些奏折，无论直接还是间接，与湘淮集团有关系，都与他们谋求在战局中真正掌握江浙军政权力的战略部署有关，所以曾国藩在查看此前的参劾奏折上呈后各方面的反应，以决定自己的出手时机。从曾国藩在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回奏他查明事情原委的奏折——《查复江浙抚臣及金安清参款折》来分析，可以看出他的意图。</p><p class="ql-block"> 首先，曾国藩在奏折中将清廷所发出的四道上谕一一列出，固是显示他对朝廷谕命的尊重，更是在时间拖延较长的情况下要大家都看到参奏薛焕、王有龄一事的严重程度。其次，在奏复薛焕、王有龄、金安清被参各人的情况时，表面上看似公正客观，对参折中的一些不确切之词，或一时无法查证之弹劾内容，都如实指出，不予确认。对二人某些方面的才能和政绩还予以肯定。但是，对参折中真正核心的部分皆予以坐实，结论也明显对被参者继续担任其职位不利。金安清在这一事件中，仅是为了坐实薛焕贪劣各款的附带被弹劾者，所以曾国藩对他的查证仅是简单说明参折内容“多相符合”。而薛焕、王有龄二人，则是真正的参劾目标。</p><p class="ql-block"> 曾国藩在奏折中，一开始肯定王有龄任江苏布政使时的“筹饷之才”，并似乎很能体谅他在担任浙江巡抚后的苦衷和困境，“臣查王有龄前任苏藩，其筹饷之才，为远近所推许。上年升任浙抚，适值金陵师溃、苏常并陷之时，败将逃兵，萃于浙省，以万难整驭之卒，又素无统辖之权，时势之难，亦为远近所共谅”。但随即在奏折中就坐实其无能且贪婪之状：一是不谙军情，部署军务无方，“然使另练亲兵，裁汰疲卒，亦未始不可以主而制客，转弱而为强。王有龄不谙军情，但求速效，整理尚未就绪，即催令进围嘉兴，且言嘉郡即日可克。臣于去夏颇以为虑，曾奏明嘉兴师疲，恐生他变”；二是无能节制辖下兵将，奖罚无度，“厥后嘉兴果败，王有龄不能严参以治罪。严州贼退，又复冒奏以饰功。于是将领狎而生玩，兵勇败而转刁，遂成不可制之象矣。逮至本年金华之失，兰溪之陷，兵团仇杀而不能究，弁勇抢掠而不敢问。谕旨所询，动受张玉良等挟制，系属实在情形”；三是无抚缉官绅之能，从“筹饷之才”变为筹饷毒瘤，“今则贼氛环逼，饷项久亏，即使杭省幸而保全，而数万败军亦断非王有龄所能管辖。自去夏以来，浙饷月需三十余万，大率取之宁波、绍兴，输将不为不尽力，绅士不为不竭诚。乃王有龄奏参团练大臣邵灿，立予罢黜，其下委绅数人，皆革职永不叙用。其所参者，并非军旅之大端，但争体制之末节，以致宁、邵众绅，各怀公愤，痛恨次骨。外间相传有杭兵不许守绍，绍饷不准入杭之说。驯至绍郡沦陷，杭省围困，皆由官绅水火之所致。谕旨所询‘舆论哗然’者，或由于此”；四是私党朋比，掊克夤缘，朘削中饱等情弊，“近年苏、浙官场陋习，以夤缘钻刺为能，以巧猾谲诈为才。王有龄起自佐杂微员，历居两省权势之地。往年曾带浙员赴苏，去岁又带苏员赴浙，袒庇私党，多据要津，上下朋比，风气日敝。其委员派捐，但勒限以成数，不复问所从来。委员既取盈于公数，又欲饱其私囊，朘削敛怨，势所不免。谕旨所询‘属吏多贪鄙之徒，但以掊克夤缘为事’，证以臣之所闻，殆非无因”。在这道奏折最后，曾国藩还不忘显示一下他的客观公正：“至抄阅折内所称：捐输之入，作为三分：一济军饷，一充私橐，一为交结馈遗之用。该抚籍隶福建，运金归里等语。非吊查卷宗，明察暗访，不能悉其底细。臣处相隔较远，道途久梗，尚无所闻。此遵查王有龄之大略情节也。”</p> <p class="ql-block"> 对薛焕，曾国藩采取了同样的策略。先是肯定清廷看重的薛焕此前展现的能力，“江苏巡抚薛焕，前在苏州府任内，颇著循声。在上海道任内，办理关税及外国事宜，亦臻妥协”。但随即在奏折中就强调薛焕出任江苏巡抚后剿贼不力，且信任之部多系朝廷禁用的广勇，纵兵扰掠，商民怨愤。“及擢任巡抚，驻扎上海，陆续募勇四万余人，每月糜饷二十余万，不能专办一路之贼。江苏所存地方，惟镇江、扬州两处尚据形势，该抚未尝亲至两郡一行，又不能多济饷项以联声援。上年夏间，薛焕奏请通饬各路，禁用广勇。而该抚信任之曾秉忠、冯日坤等所部，多系广勇，纵兵扰掠，商民怨愤。曾秉忠之勇，抢劫洋船，酿成巨案；冯日坤之勇，在金山围杀绅首、团勇多名，目无法纪，薛焕莫可如何。沪城绅民，既畏贼踪之环逼，又虞兵勇之肆掠，日夕惊惶，不获安处。谕旨所询‘带勇非其所长，株守上海，莫展一筹，三十里外即有贼垒’ 等语，臣之所闻，大约相符。”该奏折又点明薛焕所援引之人“类多夤缘之辈”，并点明金安清等人的具体情状，“自苏、常失陷，各县镇市流离转徙，萃于上海一隅，又为西洋各国交汇之所，人民如海，财货如山。中外商贾，文武员弁，肩摩毂击，昼夜喧嗔。地少员多，人浮于事，每有差委，不能不由营求而得。或并无可派之差，亦谋为位置之法，辄复添一捐目，给一委札。其官职较大者，如奏派金安清总办饷局，奏免前藩司蔡映斗、首府吴云失守罪名，且委吴云总办捐局。此数人素工应酬，不惬人望，其所援引之人，类多夤缘之辈。谕旨所询‘官吏奔竞如常’，殆即此类也”。曾国藩奏折中最后还专门论及薛焕不思报效皇恩的种种情状：“上海既繁盛异常，苏州之书籍、字画，自贼中贩卖而出，亦充积市肆之中。薛焕设立书画局，多延画工，购买名迹。谕旨所询‘日享安富、娱情古玩’者，与臣之所闻相同。……风闻薛焕九年由臬司进京，途次有失银之案，在京有馈遗之情”。</p><p class="ql-block"> 对于薛焕，曾国藩还特别痛恨他设立筹饷总局，在江苏办饷，严重阻碍了自己在两江地区筹饷的意图和举措，并且，薛焕并不积极供给曾国藩军粮饷。而为薛焕在江苏具体办饷的人员是金安清。因此，他对为薛焕“总办饷局”的金安清也绝不放过：“金安清才略颇优，而物议最劣，应请旨即行革职。撤去筹饷差事，不准仍留苏境。”意谓有才无德不可用，再次剑指薛焕。清廷明谕允准，金安清“先行革职，并著吴棠押赴袁甲三军营销算款项”</p><p class="ql-block"> 曾国藩对王有龄、薛焕的处置建议是：“苏、浙财赋之区，贼氛正炽，该二员似均不能胜此重任。应否降革之处，出自圣主鸿裁。”</p><p class="ql-block"> 对于江浙抚臣的人选，曾国藩为首的湘淮集团已有针对战局和江浙权力控制格局的较为系统的考虑。尚在咸丰十一年七月中旬，原江苏布政使署理湖南巡抚毛鸿宾就在奉旨统筹东南大局，审地势察人才时，荐请授左宗棠封疆重任。此前，奏参薛焕、王有龄的奏折，不排除湘淮将帅与上奏臣工有沟通，上折大臣已经具体地提到左宗棠可带一支湘军援浙江，并可代王有龄出任浙江巡抚的建议。十一年十二月，清廷命左宗棠速援杭州，并授权他调度节制浙江和援浙诸军，自行奏报军情。对更换浙抚之议则不予理睬。对于江苏，清廷曾命曾国藩奏荐江苏巡抚：“曾国藩如果察看薛焕不能胜任，即遵奉前旨，迅速保奏数员，候旨简放。江苏巡抚现驻上海，所保之员，必得于军务、地方及外国事务均属相宜，方为妥协。”曾国藩随即保举李鸿章才堪重寄，可为江苏巡抚人选。但是，清廷根据自己的战略考虑，当时仅是这样安排的：“道员李鸿章既据察看其才可胜重寄，著照所拟，即饬督带水军，并再由曾国藩拨给陆军六七千，驰赴下游。”显然，只是同意了曾国藩上奏中的部分内容，也是对清廷有利的部分，让李鸿章负责江苏援剿。而在江浙巡抚的配备上，清廷却以战局、对外交涉为由，暂不考虑二人的撤换问题。清廷上谕是这样说的：“曾国藩遵查王有龄各款，持论平允。惟王有龄困于危城，左宗棠尚须赴救，一时骤难更换。鲍超之军，仍著迅攻宁国，以牵贼势。薛焕被参各款，亦经该大臣查明得实。上海系僻处一隅，该大臣所筹苏抚应于镇江驻扎之处，于地势军情极得要领。道员李鸿章既据察看其才可胜重寄，著照所拟，即饬统带水军，并再由曾国藩拨给陆军六七千，驰赴下游。诚如所奏，北可联络淮、扬，南可规复苏、常，拊金陵之背，与该大臣搤吭之师，相为策应，实中机宜。薛焕现在办理通商等事，一俟可以移交，再降谕旨，或令其专办外国事宜，分别交替。”对于曾国藩奏查复薛焕等人贪劣之情，清廷到了同治三年四月在上谕提及时还说：“至薛焕巡抚任内被参各款，前此业经曾国藩查明复奏，尚无实据。”清廷显然仍在袒护薛焕，表现出对迫于战局压力，顺湘军集团之请换苏抚的不甘。</p><p class="ql-block"> 湘淮集团还未达到由湘淮人物出任江苏巡抚的目的。虽仍无证据显示与湘淮集团有直接关系，但在同治元年二月，又有御史再次奏参薛焕“不以军务为重，恣意营私”，三月十三日，清廷谕命曾国藩“将所参各款，秉公详查，据实具奏”。至此，湘淮集团方才在这次权力斗争中收获一定胜果。三月，“上命道员李鸿章署江苏巡抚，焕以头品顶戴充办理通商事务大臣”。按制，江苏巡抚一般兼办理通商事务大臣，清廷虽然出于战局的考虑，向弹劾薛焕的势力妥协，任命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但是，并未给予李鸿章以江苏巡抚应得的所有权力，而是仍令薛焕分享部分权力。而接管江苏所有权力，包括通商权力，以与外国接触，获得外国势力在军械甚至人力上的支持，显然是曾国藩、李鸿章的盘算之一。因此，仍盘踞上海的薛焕，就成为湘淮势力要进一步扫除的障碍。于是，“有言焕增兵糜饷及借兵外国为非者”。而在江苏，由于曾国藩、李鸿章的排挤，薛焕诸事扞格，也不得不自请裁撤。同治元年五月十七日，上谕命曾国藩等人议商。曾国藩很痛快地在六月初六日上《议复兼摄通商大臣折》，进一步暗示清廷应撤换薛焕。最终，清廷不得不在十二月“命焕来京，另候简用”。而实际上，李鸿章执掌江苏一省权柄之后，所做的事情，也是增兵、筹饷，借兵外国。</p><p class="ql-block"> 而作为江浙抚臣，薛焕和王有龄也没有坐以待毙，在为清廷的军务和筹饷方面也是竭力建功，以期扭转自身在权力斗争中的颓势。其实，在湘淮集团发动攻势之前，薛焕、王有龄就有许多针对湘淮集团的动作，企图分化、拉拢湘淮带兵将领。王有龄在此前，利用李元度战败被曾国藩奏参，有离心倾向之机，将他拉到自己手下，只是因受各种阻挠，李元度暂时无法率兵赴浙江。李元度事件发生后，王有龄知道曾国藩集团必然会寻找机会打击自己，把自己排挤出浙江。他自知职位难保，便努力在湘军中寻找接替自己的合适人选，他找到了左宗棠。王有龄对人表示：“一年以来，失地丧师者屡矣，若再不知难而退，则大局不堪设想。近看各路统兵大员，如左季高京堂，有胆有识，为贼所畏惧，能得其抚浙，则桑梓之邦军务定有起色。”当然，也不排除王有龄在太平军大军压境之下，想全身而退的想法，但这不是清廷的意图，清廷并未立即更换浙抚。</p><p class="ql-block"> 咸丰十一年到同治元年发生的这一场争夺，最终还是战争形势推动湘淮集团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目的：安徽由李续宜任巡抚；李鸿章任江苏巡抚，但是，通商大臣仍由薛焕担任；王有龄战死后，左宗棠任浙江巡抚；江西是沈葆桢任巡抚。从面上来看，似乎曾国藩的筹划得以实现，但是，经过清廷长时间的阻挠，多方牵制，四大巡抚的气势已经被消磨很多，在江浙地区的控制力争夺上出现超乎曾国藩等人意料的复杂局面。</p><p class="ql-block"> 其实，清廷为应对可能到来的湘淮将帅占据沿江督抚职位的局面，预先也有所筹划。在咸丰八九年之后，清廷在几个重点地区督抚人员中都做出安排，以牵制湘军集团。在湖广地区，由于胡林翼、骆秉章久居湖北、湖南巡抚，因此，清廷便以官文久居湖广总督之位，监视并牵制他们。两江地区，尤其在曾国藩任两江总督后，江苏巡抚为非湘系的薛焕，安徽巡抚则是根据战争形势，由湘军人物和清廷信重之员交替占据。江西本来也是由清廷安排的人员任巡抚，同治元年开始由沈葆桢担任江西巡抚，但是，这恰恰是清廷实施“众建督抚而分其力”b等分化策略甚见效果的时期和地区，沈葆桢与曾国藩并不能协力同心，而是围绕筹饷等问题矛盾很大。沈葆桢之后任赣抚的刘坤一，与曾国藩等其他湘军派系也较为疏远。在闽浙地区，清廷显然对湘淮人物的性格、来历等情况摸得很清楚，清楚左宗棠与前督抚大员陶澍、林则徐的关系，对左宗棠似乎比较信任一些。对此，曾国藩也是知道的，故在咸丰十一年末杭州城破和王有龄死后，曾国藩立即“密疏荐公（左宗棠）巡抚浙江”，就是想抢在清廷借机卖好之前，拉拢左宗棠。同时，曾国藩致函左宗棠说：“浙江竟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失守，六十万生灵同遭浩劫，天乎酷哉！弟于二十五日复奏统辖浙江军务，已附片密请简阁下为浙江巡抚。无论是否俞允，目下经营浙事，全仗大力，责无旁贷。”因此，闽抚和浙抚的安排也是着意为之。其他省份，如广西巡抚在咸丰十年闰三月到同治元年闰八月由刘长佑担任后，除同治六年郭柏荫署桂抚，未成行即留署江苏巡抚外，长时期都是由非湘淮系人物担任，只是在同治十年以后，清廷重新控制局面才陆续由降调之刘长佑、严树森以及涂宗瀛等湘淮人物担任。</p><p class="ql-block">三、同治二年以后围绕江浙督抚职位的权力斗争</p><p class="ql-block"> 清廷与湘淮集团围绕两江地区的权力之争，是双方在沿江省份控制力争夺的焦点之一。江南为财赋之区，也是攻剿太平天国的重要战区之一，先后担任江浙督抚的薛焕、王有龄、吴棠、乔松年、马新贻等人与湘淮集团的权力争斗中，在各个时期均有典型事件。前述清廷及其在这一地区的代理人薛焕、王有龄与湘淮集团在江浙地区的斗争情况，即是如此。吴棠和马新贻则是薛焕、王有龄之后，清廷在两江和闽浙陆续布置牵制湘淮集团的力量。</p><p class="ql-block"> 吴棠长期在江苏任职，道光二十九年（1849）补江苏桃源县知县，咸丰十一年擢江宁布政使，兼署漕运总督，督办江北粮台。其后，吴棠出任封疆之地皆是对湘淮集团很重要的江苏、广东、浙江、福建、四川等地。他在同治二年十一月署江苏巡抚，四年二月调署两广总督，五年八月调补闽浙总督，同治六年十二月调四川总督。在江苏作为战局重点，也是湘淮集团逐渐形成盘踞之势时，吴棠受命为江苏藩、抚，李鸿章署两江总督后，他代替李鸿章推荐的署抚刘郇膏，署理江苏巡抚，而清廷借机将湘淮人物调离，形成清廷控制江苏的局面。同治六年，吴棠又为清廷打击湘淮人物立功。“十一月，（两广）总督瑞麟疏劾益澧任性妄为，列款入奏，命闽浙总督吴棠查办。吴棠奏称：‘蒋益澧久历戎行，初膺疆寄。到粤东以后，极思整顿地方，兴利除弊。惟少年血性勇于任事，凡事但察其当然，而不免径情直遂，以致提支用款，核发勇粮，及与督臣商酌之事，皆未能推求例案，请交部议处。’寻议降四级调用，上改为降二级，以按察使候补，发往左宗棠军营差委。”湘系将领蒋益澧因此丢掉广东巡抚之职。《清史列传·吴棠传》也记载了此事。</p> <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曾国藩没有称帝野心，为何要与中央争江南控制权，为公还是为私？</b></p><p class="ql-block"> 自宋代以来便有这样一句俗语，即“苏湖熟天下足”，土地肥沃且水热充足的江南地区是我国最重要的农业产粮区，为中央政府提供源源不断的粮食供应。江南除农业发达之外，还是我国最繁荣的商业贸易区，其上缴的赋税更是在帝国的赋税来源中遥遥领先。就是这样一片富庶之地，在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之后，却不再为清政府所掌控。随着太平天国逐渐衰落，日渐强大的湘淮军集团开始与清政府就江浙控制权展开激烈争夺。</p><p class="ql-block">一、谁来当巡抚</p><p class="ql-block"> 自1861年下半年至1862年，是太平军与湘淮军作战的重要时期，也是湘淮军集团与清政府就江浙地区控制权展开激烈争夺的时期。而决定由哪一方控制江浙的最关键因素就是，江浙地区的最高官员是由哪一方提议的。就当时的情况来说，湘军首领曾国藩身居两江总督一职，对江苏与安徽两省进行全面控制，但这远未达到曾国藩的要求。</p><p class="ql-block"> 按照曾国藩的设想，除他本人管制江苏与安徽之外，浙江、江西两省，江苏、安徽两省，一共4个省的巡抚都要由湘淮军将领出任，这样才能做到“兵饷合一”，进而最大程度地集中江南地区的所有资源，与太平军进行最后的对抗。</p><p class="ql-block"> 但曾国藩的设想显然太过于理想化，将全国最富庶的两江总督一职交由他曾国藩也就罢了，4个省的巡抚也全由汉人将领担任，这在清朝历史上几乎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p><p class="ql-block"> 1861年咸丰驾崩之后，朝廷发生了“祺祥政变”，慈禧与恭亲王奕成功取代“顾命八大臣”，成为朝廷的最高掌控者，而这也引起了全国范围内的官场大变动。</p><p class="ql-block"> 此时的曾国藩虽依靠着湘军的威望而得到朝廷的器重，但在慈禧看来，在“信任”曾、李及其掌控的湘淮军集团的同时，必须有人来牵制他们，为此在湘淮军全力拿下安徽与江西两地巡抚名额的同时，朝廷特意将江苏、浙江两地的巡抚保持不变，借此给湘淮军戴戴紧箍咒。</p><p class="ql-block">二、江浙巡抚之争</p><p class="ql-block"> 既然四省中已有两省胜券在握，湘淮军的下一步就是争取江浙两地巡抚的职务。彼时朝廷安排的江苏巡抚薛焕与浙江巡抚王有龄，都是正统科举出身，常年在江苏、浙江两地任职，可以说是一步步凭借能力与人脉爬上来的，二人在打击太平天国中的表现也非常出色，并不是尸位素餐的酒囊饭袋。</p><p class="ql-block"> 薛、王二人既然是朝廷安排的用来牵制湘淮军集团的，在任职过程中自然对湘淮军没什么好脸色，不但与曾国藩的规划反着来，还经常拖欠军饷物资，而这也加速了曾国藩想要将二人拉下马的想法。</p><p class="ql-block"> 1861年，湘淮军在江浙战场上可谓势如破竹，太平军节节败退，军事上的巨大胜利为曾国藩提供了恰当的借口，他立即上奏朝廷，极力强调湘淮军在战场上的勇猛，以及曾国藩等人的才智多谋，但与之相反的是江浙一带的清军却在战场上节节败退，这一定是与薛焕、王有龄二人指挥不力有关，且二人在战场上对湘淮军多加掣肘，因此朝廷应当将二人撤职。</p><p class="ql-block"> 此时的朝廷刚刚结束与英法联军的作战，加之朝廷内部政变刚刚结束，政局尚未巩固，因此对曾国藩等人的多方造势依旧坚持先前的政策，江苏、浙江两省的巡抚保持不动，但对曾国藩恩威并重，虽然朝廷没有炒薛、王的鱿鱼，但任命曾国藩有节制安徽、江苏、浙江、江西四省军事行动的权力，四省巡抚在军事上都要听命于曾国藩，对曾国藩来说，这也算一个小小的胜利。</p><p class="ql-block">三、曾国藩再度出拳</p><p class="ql-block"> 1861年十一月，太平军在李秀成的带领下再度东出，先后攻下江苏、浙江、江西各省内数座重镇，给清政府以强大的军事压力，而此时朝廷所依靠的也只剩下了湘淮军集团，曾国藩借机再度发起了对江浙两省巡抚人选的冲击。在先前连续的奏折轰炸当中，朝廷下令要彻查薛、王二人任职期间的状况，而对二人的调查反馈则交由曾国藩处理。</p><p class="ql-block"> 按常理来说，曾国藩既然对薛、王二人多有抱怨，并力图将二人拉下马，那么回奏当中肯定是对二人满篇黑，但曾国藩毕竟是混迹官场多年的人，他既没有立即回复朝廷，以避免造成他刻意打压二人的不良舆论，也没有在反馈中强调二人的负面事件，甚至对二人的政绩称赞有加，似乎对二人的“苦衷”十分理解。</p><p class="ql-block"> 在这里曾国藩很明显用的是“先扬后抑”的套路，在对薛、王二人假模假样的称赞之后，话锋一转，对二人的无能表现一一列举，例如“不暗军情”、“无调兵遣将之能”、“无管理手下之能”、“浪费钱财、结党营私”等。算是给了个甜枣，再打一巴掌。在反馈奏折的最后，曾国藩给出的建议是“该二员均不能胜此重任”，并将最终任免权又抛给了朝廷。</p><p class="ql-block"> 面对曾国藩软中带刺的反馈，朝廷也十分清楚，曾国藩这是在给朝廷下“最后通牒”了，尽管如此，朝廷依旧没有立即下令更换江苏与浙江两省巡抚。但在这场争夺中，薛焕最终还是没能保住江苏巡抚一职，他被改任为南洋通商大臣，江苏巡抚由李鸿章接任；而王有龄则在1861年12月底战死，左宗棠继任浙江巡抚。至此曾国藩算是初步完成了与朝廷之间的争夺战，湘淮军集团成员掌控了全中国最富庶的江南，权势达到了鼎盛。</p><p class="ql-block"> 固然曾国藩在太平天国覆灭之后，选择解散湘军并交出兵权，但这并不说明他对权力没有眷恋，而是出于“狡兔死，走狗烹”的自保考虑，同时自幼接受的忠君思想，也不允许他拥兵自重。曾国藩的战后交权，不能推翻他在战争时期的争权行为，毕竟曾国藩为了击败太平军，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尤其是他掌控着江南四省的兵权，头顶上却有薛焕和王有龄这两个清廷专门安排给他的巡抚，犹如给战马套上了马嚼子，这显然不符合曾国藩的整体战略考虑，争权也就是情势之必然了。</p><p class="ql-block"> 曾国藩此次夺权，是大清开国以来，除康熙年间的三藩外，最为明显的地方与中央之争，但这种争权并不是战场的厮杀，而是隐藏在“君臣和睦”之下的较劲，湘淮军集团的强势出击，为其赢得了大清200余年间汉人的最高辉煌，无论是曾国藩，还是李鸿章，乃至左宗棠、刘坤一等其他湘淮军首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拥有极高的权力，享受到汉人几乎没有享受过的殊荣，而这份辉煌一直持续到清朝覆亡。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曾国藩与中央围绕江南控制权的争夺，既是为私，也是为公。</p> <p class="ql-block"> 对于吴棠作为清廷牵制湘淮集团的重要棋子，在牵制湘淮集团的揽权，打击湘军人物方面所起的作用，湘淮集团成员内心是很明白的。在湘淮集团掌控着战局的时候，为了不进一步引起清廷的疑忌，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对吴棠采取的主要是常规的防范措施。但随着国内战争的结束，湘淮集团的作用和地位难免处于下降趋势，那么，吴棠的举动就无疑是雪上加霜，尤其是他不仅实施牵制作用，还逐渐站到打击湘淮人员的前列。因此，湘淮集团就不能容忍，开始对这一枚清廷的重要棋子实施打击。同治六年十二月，吴棠调任四川总督后，同治八年五月湘系云贵总督刘岳昭“疏劾棠眷属抵川时，役夫三千余名，仆从需索门包，属员致送规礼，荒谬贪污，物议沸腾等款”。清廷谕令湖广总督李鸿章驰往确查。李鸿章先是迎合清廷打击湘军集团的策略，提升清廷对自己的信任度，在同治八年十月初三日复奏说：“吴棠自为江苏州县，有循吏之目，迨荐擢封圻，惕厉数省，官声尚好，僚属皆知，何至一旦有此悖谬之举，想在圣明烛照之中。然浮言之所由兴，则亦有故。近年川省官场习气，颇尚钻营，遇有大吏新任，多方尝试，稍不如意，则编造竹枝词等私行散布。……臣访闻吴棠履任后，广收呈词，严批痛斥，派员分赴各属查禁私设班馆，饬裁州县夫马局，捐费多用正途而少用捐班，此皆应行整顿之事，殊于贪官猾吏不便，遂造言腾谤以倾之，此等风气最为地方人心之患。……臣详查事实，密察舆论，该督被参各款，毫无证据。”e于是清廷发出上谕：“川省吏治防务，均关紧要。吴棠务当振刷精神，力筹整顿，毋稍瞻顾贻误。刘岳昭于所参吴棠各节，并未详查虚实，辄以传闻无据之词，率行入奏，实属不合，著传旨严行申饬”。f李鸿章也并未放过吴棠，“复以御史张沄等奏参道员钟峻等包揽招摇，棠任用之幕友彭汝琮系奉旨饬令回籍之员，经李鸿章查实奏入”。清廷不得不下谕“著交部照例分别议处。寻吏部议，崇实、吴棠均照上司滥邀属员充当幕友进署办事私罪例革职。得旨：均著加恩改为革职留任”。李鸿章在这一事件中先打击了湘系，后又打击了吴棠，可谓一箭双雕。</p><p class="ql-block"> 马新贻长期在安徽战区任职，是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非湘淮系地方大员。他从道光二十七年以进士分发安徽以知县即用，“咸丰二年补建平县知县。寻署合肥县知县。……（六年）十二月，补安庆府知府。七年七月，调庐州府”，后在署按察使任上革职留任。他追随袁甲三、翁同书等，并深得信任。“（咸丰）十年，钦差大臣袁甲三奏新贻督练助剿，著有微劳，请开复革职留任处分。”咸丰十一年二月，“翁中丞（翁同书）以公（马新贻）深得民心，为皖省第一贤员，特疏保奏，请开庐州府缺，以道员用，暂留军营差委”。清廷“均从之”。可见，马新贻长期在“八战之地”安徽任职。这一时期清军在安徽的势力分为湘军、安徽巡抚翁同书、团练大臣袁甲三等三股。马新贻并未依附湘系，而是先后追随翁同书、袁甲三，清廷对他也是颇为眷顾，成为本身有一定实力，清廷能用以牵制湘系的人员。同治二年三月，因“叠著战功”，马新贻以记名道擢升安徽按察使，九月迁安徽布政使。清廷甚至安排马新贻在巡抚李续宜开缺后统领包括湘军在内的安徽驻军：“（同治二年）九月初一日安徽藩司马新贻奉旨暂统临淮官军”。同治三年九月马新贻升任浙江巡抚，从此就在湘淮集团经营颇力的江苏、浙江等省份任职。同治六年“擢闽浙总督，七年七月，调补两江总督。八月，命充办理通商事务大臣”。随即，马新贻就安插本系得力干员进入曾国藩湘系势力盘踞的两江权力系统，“十月，奏调候补道孙衣言、山东候补道袁保庆、安徽候补知县桂中行前赴两江备差委，得旨俞允”。e他熟悉安徽、江浙等战区情况，在战争中得到历练，又不依附于湘淮集团，显然是清廷在两江牵制、挤压湘淮势力的重要人选。但是，马新贻出任两江督臣仅两年，就在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巳刻，校阅甫毕，由偏门步行回署，突有不识姓名人伪作跪状，持刃行刺，各将领奔救，已伤公胁肋。深入数寸，扶归正寝，至二十七日未刻薨逝”。f而因天津教案“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又困于直隶总督任上的曾国藩得以回任两江，不管马新贻被杀是否与湘淮集团有关，毕竟客观上给了正处于清廷严厉打压下的湘淮集团以喘息之机。</p><p class="ql-block"> 马新贻被刺杀后，大学士曾国藩由“久困之地”的直隶返任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李鸿章由湖广总督调任直隶总督，浙江巡抚李瀚章署理湖广总督，不久实授，浙江巡抚由浙江布政使杨昌濬署理，不久也实授。至少在客观上，马新贻之死为湘淮势力重新占据江浙，提供了机会，难怪清廷会疑心刺杀马新贻是湘淮势力的举动。</p><p class="ql-block"> 在马新贻事件上，清廷对湘淮集团的疑忌，可从曾国藩在这一时期的日记中看出。曾国藩日记称：“同治九年八月初四日。接奉廷寄，马谷山被刺客戕害；余调两江总督，李少荃调直隶总督。……九月二十六日。巳正三刻，入养心殿之东间，叩谒皇太后、皇上圣安，旋即叩头恭谢天恩。西太后问曰：‘尔何日自天津起程？’对：‘二十三日自天津起程。’……问：‘我看你起跪等事，精神尚好。’对：‘精神总未复原。’问：‘马新贻这事岂不甚奇？’对：‘这事很奇。’ 问：‘马新贻办事很好！’对：‘他办事和平、精细。’旋即退出殿门以外……”g清廷疑心这是曾国藩等为重回两江的举动，必然会对湘淮集团极力谋求长期占据两江地区产生极大的警惕，也必然会采取相应的牵制措施。</p><p class="ql-block"> 作为两江地区重要组成部分的安徽，是清军攻剿太平军和捻军的重点地区。湘淮集团渐成盘踞之势时，同治二年十月，清廷任命乔松年为安徽巡抚，他所取代的原湘系巡抚唐训方则降调为布政使，后更以满员英翰为安徽布政使，使清廷能更有力地控制安徽的局面。随后在同治四、五年，陕西成为攻剿捻军和回民起事的重要战区之后，清廷借军事不利，将陕西巡抚、湘军成员刘蓉降一级调用，因军事需要，只能命刘蓉暂署陕西巡抚。而在安徽局面进一步稳定之后，同治五年八月初，清廷命英翰为安徽巡抚，调乔松年任陕西巡抚，a取代刘蓉。乔松年到陕后，屡屡奏调员弁到陕差遣，以逐步肃清刘蓉在陕西经营起来的势力。因此，乔松年在两江重地安徽和陕甘之陕西，既为清廷在战局中发挥作用，又为清廷钳制湘淮集团在安徽、陕西的控制力发挥重要作用。</p><p class="ql-block">四、清廷在咸同时期江浙权力争夺中的攻守进退</p><p class="ql-block"> 自攻陷太平天国都城天京后，两江地区已是曾国藩湘系控制的腹地，也是清廷必须重新掌控的财赋之地，故清廷的部署往往有多重目的。</p><p class="ql-block"> 同治四年五月初三日，清廷为了剿捻的需要，命两江总督曾国藩“赴山东一带督兵剿贼”。两江总督由江苏巡抚李鸿章暂行署理，也似乎顺理成章。此部署其实是符合此时清廷“以淮制湘”的思路，这实际上就多暗含了一重目的。仅仅四个月之后，九月初六日清廷又颁上谕，“曾国藩现在徐州调度，正当吃紧。若复令分兵进驻豫西边境，实有鞭长莫及之势。……但河洛现无重兵，豫省又无著名宿将可以调派。该处居天下之中，空虚可虑”，命李鸿章“亲自督带杨鼎勋等军驰赴河洛一带，扼要驻扎，将豫西股匪迅图扑灭”，而命清廷信任的漕运总督吴棠接替李鸿章的署理两江总督之职。“至两江总督事繁任重，李鸿章带兵出省，不可无人署理。吴棠办事认真，且在清淮驻守有年，于军务亦能整顿，即著吴棠署理两江总督”。c需要指出的是，吴棠署理两江总督一事，清廷并未谕命带兵在外的两江总督曾国藩议奏，而是清廷的独断。</p><p class="ql-block"> 同治五、六年以后，清廷对包括湘淮督抚的封疆大吏的人事黜陟权力，逐步重新纳入清朝权力规制中。在两江地区，曾国藩在同治六年虽从剿捻前线返任两江总督，但背负剿捻不利的名声，威势顿减，更在同治七年时被清廷调离盘踞达 9 年的两江总督之位，出任直隶总督，又并未像他的继任者李鸿章那样兼任三口通商大臣。两江总督由清廷信重人员马新贻担任，负责强力弹压湘军在两江的势力。两年后的同治九年，曾国藩返任两江总督时，已是一个背负天津教案处置不力骂名的衰惫老人，他作为湘淮集团精神领袖的形象已然死去，也不复有凭借湘军在两江势力继续做强势督抚的精气，而只是清廷稳定湘系留住人员甚众的两江局面的一枚棋子而已。自此，清廷在两江地区收复权力控制的部署，收到重大成效。</p><p class="ql-block"> 在浙江，浙江巡抚左宗棠在同治二年三月升任闽浙总督后，由江苏布政使曾国荃升任浙江巡抚，留办江宁军务，即不赴浙抚任，仍负责围攻天京，而命左宗棠兼署浙江巡抚。同治三年六月，攻陷天京之后，曾氏兄弟中曾国荃首当其冲成为清议、弹劾的对象，也是清廷收拾曾国藩嫡系湘军的首要对象，最终清廷允准曾国藩之“请求”，九月浙江巡抚曾国荃以病免职。在此之前，同治二年三月左宗棠已升任闽浙总督，节制广东、浙江、福建三省军务。这时，清廷对镇压太平天国之后于左宗棠究竟是采取扶植还是压制政策尚未明确，故概不接受湘系或淮系的人员推荐。同治三年九月初四日直接任命原安徽布政使马新贻为浙江巡抚，以牵制湘淮督抚。马新贻不仅在浙江巡抚任上是清廷牵制湘淮集团的棋子，后迁两江总督，更是清廷用来遏制留在两江地区的湘军势力的重要力量。</p><p class="ql-block"> 同治五年八月，左宗棠由闽浙总督改任陕甘总督，承担起镇压陕甘回民起事和收复新疆的军事重任之后，清廷任命马新贻为闽浙总督，浙江巡抚则由李鸿章之兄李瀚章担任，利用这时已明显的湘淮派系矛盾消除左宗棠在浙江的势力和影响。后来，清廷在明确了扶植左宗棠的策略后，为使左宗棠安心在西北作战，保证其饷糈供给，才重新任命左系人员担任闽浙一带的督抚。同治八年十二月，左宗棠系的浙江布政使杨昌濬署理浙江巡抚，同治九年八月初三日实授。而湘军曾国藩系在闽浙一带的影响和势力，则被基本肃清。清廷在闽浙地区通过所谓“扬左抑曾”，为其对地方势力采取重点抑制政策，实施在湘淮集团内部重点抑制，打击实力与影响力最大的曾国藩嫡系的策略，而扶植湘军集团内部左宗棠等其他派系，在湘军和淮军集团之间造成制衡均势，使他们各树一帜而不相统属，为确立“湘淮分立”以便于清廷操控格局，迈出了重要的一步。</p> <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咸同年间清廷与湘淮集团权力格局之变迁</p><p class="ql-block"> 明清以来，江浙地区久为财赋根本之地。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清廷与湘淮集团对清政府所控制的最大税源地江浙地区的争夺，是晚清政治格局演变的重要内容。咸丰十一年（1861），随着聚集清军绿营精锐的江南江北大营再度崩溃，清廷在不得不依靠湘军对付太平军的同时，也企图从饷需等方面着手操控。而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按规制统辖江苏、江西、安徽三省后，又受命节制浙江省军务，这就将原不属于两江地区的浙江省纳入自己的管辖范围，也使得传统的江浙财赋之区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权力斗争，呈现错综复杂的局面。那么，当时这种激烈的权势争夺究竟呈现出怎样的状态，需要根据详实的史料做出细化的研究。</p><p class="ql-block"> 本书通过对清同治、光绪两朝地方督抚群体结构和人事嬗递状况之梳理，着重分析了同光督抚的特性及其对晚清政局的影响。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后期和镇压捻军起义的过程中，以曾国藩、李鸿章等为首的湘淮集团趁势崛起，而清廷通过“扶淮抑湘”到“湘淮互制”，确立了“湘淮分立”的调控路径。双方博弈的结果，最终导致湘淮集团由同治元年（1862）的全盛时期进入光绪二十六年（1900）全面衰落的态势，地方实力集团呈现出从湘淮集团向北洋集团转换（1862～1900）的政治格局。</p><p class="ql-block"> 从以淮压湘到湘（左系）淮互制，清廷始终保持主动权。慈禧先以李鸿章左宗棠压破曾国藩，再以左宗棠制李鸿章，联醇亲王清流派李鸿藻制恭亲王沈桂芬。在中法战争之机一举促垮政敌醇亲王。并大破再无价值之清流党。李中堂转投慈禧醇王怀抱，只能马首是瞻。最后一章表明清廷弹药严重缺乏，军制体系不足才是失败原因，所谓将帅逃跑怯战并非主因。</p> <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咸同年间清廷和湘淮集团的省级政权控制力考析</b></p><p class="ql-block"> 咸同年间，随着太平军兴及湘军的崛起，清朝长期实行的高度中央集权受到很大冲击，以湘 淮系为主的地方军政大员的权势明显增强。面对地方势力的迅速发展，甚至是步步进逼，清廷并非束手无 策、步步退让，而是进行了强有力的制约和反击，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这就决定了清中央和地方之间权力 的争夺和转移不是单向的、直线式的，更不是摧枯拉朽式的，而是双向的、波浪式的、拉银式的。清朝中央对 文武官员黜陟权力的垄断,是清朝中央集权制度的重要内容和基石。清廷虽然受到太平天国战争带来的冲 击,在战争中越来越依赖湘淮军队,授予湘淮人员越来越多的官职，甚至不得不任命部分湘淮高层人员为封 疆大吏,使一部分政府权力落入湘淮集团之手’但这部分人成为政府官员之后，清朝中央同时也就有了更多 的手段对其思想、行动施加影响和约束。在实践过程中，清廷着力利用高级官职对一些湘淮高层人物进行拉 拢、分化,破坏湘淮集团的内部团结，从而维持并重新穗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权。</p><p class="ql-block"> 关于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崛起的湘淮军集团人 员出任封疆大吏（总督、巡抚）等问题的研究与对 晚清权力格局变迁问题的研究密不可分。相关研 究论著的数量颇为可观，并取得了一定的成 绩。但是，笔者以为，目前学界相关的研究尚 存在很大缺憾：或墨守“督抚专政”说，对湘淮集 团控制地方权力的能力估计过重；或存在各种静 态认识湘淮督抚对晚清权力格局和政治走向的影 响力的倾向。</p><p class="ql-block"> 其实，清廷在被迫重用湘军将帅的同时,又对 他们采取了相应的制约政策，尤其是在湘军集团 内部全面实施以“众建督抚而分其力”为主的分 化政策。本文拟以咸丰十年至同治四年间（1860 -1865)清廷与湘淮集团对省级政权的控制力为 对象,通过考辨，力求动态地分析和认识相关 问题。</p><p class="ql-block"> 一、1860 -1865年清廷任命湘准督抚 的具体状况</p><p class="ql-block"> 咸丰十年（1860)以后，随着江南、江北大营 的崩渍,尤其江南大营的再次被破,所谓绿营精锐 彻底渍败。清廷要重建一支具有较强战斗力的政 府军队并非短期所能见功，而其时所能依靠的就 只能是湘军。这是促成清廷最终决定放弃所谓的 “规制”，重用湘军集团重要成员，让他们兼辖地 方，以更好地调配军、政、财资源，同时在湘军集团 内部加紧实施分化政策的客观因素。咸丰十年四 月，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六月二十四日授两江总 督、钦差大臣，咸丰十一年（1861)十月十八日，受 命统辖江苏、江西、安徽、浙江四省军务[2]。此 后,湘淮集团人员出任总督、巡抚者大大增加。那 么,在此前后清廷是如何布置“众建督抚而分其 力”政策的呢？这一时期清廷和湘淮集团对省级 政权控制力的争夺状况究竟如何呢？</p><p class="ql-block"> 目前,在这一领域研究中甚具影响力的是所 谓“督抚专政”的观点。学者多遵循这一观点来分析湘淮督抚的任职走势,如有学者强调,湘军 集团在咸丰十年夏至同治三年夏之间一个重要特 征是督抚大帅多，先后有23人。“其中同治三年 夏同时为总督者也有曾国藩、左宗棠、刘长佑、毛 鸿宾、骆秉章、杨载福（杨岳斌）6人；为巡抚者更 多至8人。这样,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湖南、湖北、四川、广东、广西、陕西、山东、直隶,都被湘军集团所控制。当时东北、青海、新疆、西藏未 设省,全国只有18个省,而湘军集团竟占去13个 省，占总数的72%。……这说明湘军集团拥有的 军事政治力量，与满洲贵族为主导的清廷，已经形 成双峰对峙，甚至有驾凌而上之势”。有学者 指出：“该集团首脑和骨干分子共有475人，经查 证核实，其中文职实缺按察使以上125人，……， 位至督抚、堂官以上者67人。这个统计虽难称精 确,但亦可大致反映出这个集团在清朝统治阶级中的实力地位。”</p><p class="ql-block"> 粗略地看,情况似乎的确如此。但我们又必 须了解,湘淮集团人员出任督抚是一个动态过程, 必须动态、细致分析湘淮集团成员占据督抚要职 的情况,通过对他们任职的时间、地点和调动、升降情况的具体考察，就会发现实际情况与上述研 究结论大不相同。现将学界集中探讨的咸丰十年 至同治四年间（1860 - 1865)湘淮集团人员占据 督抚职位走势的情况列表分析如下。</p><p class="ql-block"> 根据上表统计，我们可以看出，咸丰十年 (1860)至同治四年（1865),湘淮人员占据督抚职 位的走势：</p><p class="ql-block"> 咸丰十年,上半年占据4省巡抚、1区总督；下 半年占据3省巡抚、1区总督。</p><p class="ql-block"> 咸丰十一年，上半年拥5省巡抚、2区总督；下 半年拥7省巡抚、2区总督。</p><p class="ql-block"> 同治元年，上半年拥7省巡抚、2区总督；下半 年拥8省巡抚、3区总督。</p><p class="ql-block"> 同治二年，上半年拥9省巡抚、5区总督；下半 年拥8省巡抚、5区总督。</p><p class="ql-block"> 同治三年，上半年拥8省巡抚、6区总督；下半 年拥8省巡抚、6区总督。</p><p class="ql-block"> 同治四年，上半年拥7省巡抚、5区总督；下半 年拥5省巡抚、4区总督。</p><p class="ql-block"> 也就是说,湘淮集团拥督抚职位最多时是在 同治二年上半年和同治三年上半年，其时占据总 督、巡抚位置合计共达14个（全国督抚总计25 个），但此后总体趋势是盛极而衰。随着太平天国 大势已去，湘淮成员之总督、巡抚的数量也逐渐减 少。同治四年上半年减为12个,而下半年就只有 9个。如果仅根据同治三年夏的情况来分析这一 时期湘淮集团与清廷的权力对比，而不考虑此后的变动趋势,或者静态、笼统地统计湘淮集团成员 出任督抚或其他省级官员的数量甚至根据累计的 数量来得出结论,而不考虑湘淮成员督抚重叠、动态变迁等情况,显然是不科学的。</p><p class="ql-block">二、1860 -1865年湘准集团对省级政权 的实际控制力</p><p class="ql-block"> 学者们一般认为，清廷在江南大营再次被击 破后,咸丰皇帝等满洲贵族集团从湘军苦战、绿营 收功的美梦中猝然惊醒，不得不大量任命湘军集 团重要成员为督抚，尤其以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 督为标志，放权督抚。历来的研究者多持此说。 如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就说：“迨文宗末造,江左 覆亡,始有督帅之授,受任危难之间。盖朝廷四顾 无人,不得已而用之，非负衾真能简畀，当轴真能 推举也。” 后之学者多承此说。正是缘于此，有 的学者将咸丰十年到同治四年称为清廷与湘淮集 团的蜜月期。他们认为，这期间清廷与湘淮集团 关系极为融洽,遍封湘淮督抚,清廷全靠湘淮军支 撑其统治,只有全面依赖，不可能打击、分化湘淮 集团。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咸丰十年以后清廷 确实不得不重用湘军，但清廷在被迫重用湘军将 帅的同时，又对他们采取了相应的分化、制约策略。双方的政治斗争决不会因为所谓的蜜月期就 停止,而手段只会日趋多样化。在此，本文主要从 以下两个方面展开考证和分析。</p><p class="ql-block"> (一）清廷安排非湘淮人员牵制湘淮督抚</p><p class="ql-block"> 分析咸丰十年到同治四年间（1860 - 1865 年）清廷与湘淮集团对省级政权的控制力，必须周 密分析清廷在相关督抚人事安排上对湘淮督抚的 钳制问题。前文所制表格中的空缺部分，其任职 者皆不是湘淮人物，而多是清廷专门安排的用以 牵制相关省区湘淮督抚的人员。其具体情况 如下：</p><p class="ql-block">1. 湖广地区</p><p class="ql-block"> 湖南、湖北两省巡抚虽有时均为湘淮人员，但 兼辖两省的湖广总督却并非湘淮人员，而是长期 由清廷信员官文担任（咸丰五年四月至同治六年 正月)。</p><p class="ql-block"> 湖北巡抚一职，胡林翼咸丰十一年九月病死 后，由李续宜、严树森先后接任，在严树森稳定下 来后，他已经处在上有湖广总督官文、下有官文长 期笼络的湖北司道的夹击下，成为湘军强势盘踞 的两湖地区相对弱势的湘军巡抚。一旦他“刚强 用事”，就被官文参劾，降为道员。而继任的吴昌 寿就是清廷专派到湖北，与官文一起控制湘军集 团久踞之地的人员。也正因此，在同治四年吴 昌寿改任河南巡抚，牵制节制河南军务的曾国藩 时，曾国藩集团决定打击清廷的这一重要棋子,借 御史的弹劾，将其参劾，使之被降调。但是，接任 湖北及河南巡抚的李鹤年仍起着与吴昌寿一样的 作用。曾国藩集团的目的未能实现。</p><p class="ql-block"> 湖南巡抚虽然从咸丰十年到同治四年皆由湘 军人物担任,但如前所述,清廷派往的具体人选往 往与前任有矛盾。在恽世临、李瀚章任湖南巡抚期间，从同治三年四月至同治五年正月，湖北巡抚 吴昌寿、郑敦谨、李鹤年皆非湘淮集团成员。同治 五年正月至六年正月，湖南巡抚为李瀚章、湖北巡 抚为曾国荃，湖广总督则为清廷亲信人员官 文。同治六年正月官文免职，湖广总督和湖北 巡抚皆湘淮成员时（李鸿章、郭柏荫）,湖南巡抚又 为非湘淮人员占据。</p><p class="ql-block">2. 两江地区</p><p class="ql-block"> 咸丰十年四月，曾国藩被任命为两江总督,到 同治七年七月被调任直隶总督，其间他一直在两 江总督任上。但是，两江所辖三省的巡抚,则屡有 变更。</p><p class="ql-block"> 咸丰十年四月到同治元年三月前，江苏巡抚 为徐有壬、薛焕，皆是清廷用以牵制曾国藩湘军集 团的人物。咸丰十一年前任安徽巡抚者为翁同书 (咸丰十一年初被曾国藩参劾）。咸丰十一年正月 至同治二年十月的皖抚则是湘淮人员（李续宜、彭玉麟、唐训方先后任、署）。同治二年十月后，安徽 巡抚则长期由清廷信员乔松年担任,他是清廷钳 制湘淮集团的一枚重要棋子，至同治五年八月他 改任陕西巡抚后，安徽巡抚仍由满员英翰接 任。咸丰十年至十一年十二月间，江西巡抚由 清廷信员毓科担任，与湘军集团虽有合作但更多 是牵制与矛盾。</p><p class="ql-block">3. 闽浙地区</p><p class="ql-block"> 同治二年三月前，闽浙总督皆非湘淮人员。 同治五年八月闽浙总督左宗棠改任陕甘总督后， 由慈禧太后的信员、漕运总督吴棠接任闽浙总督,同治六年十二月，吴棠改任四川总督，浙江 巡抚马新贻授闽浙总督（七月改两江总督，同治九 年八月被剌死于任上） , 二人对在江、浙的湘淮 势力，压制甚厉。</p><p class="ql-block"> 咸丰十年四月至十—年十二月，由非湘淮人 员王有龄任浙江巡抚。在曾国荃“病免”后，同治 三年九月初四日以非湘淮人员马新贻实授，直至 同治六年十二月迁闽浙总督。在左宗棠任闽浙总 督期间，马新贻同样是清廷牵制湘淮集团的重要 棋子M。而在福建，从咸丰十年到同治九年，则 长期由非湘淮成员的瑞琪、徐宗幹、李福泰、卞宝 第等担任巡抚。</p><p class="ql-block">4. 两广地区</p><p class="ql-block"> 在同治元年七月黄赞汤出任广东巡抚之前， 广东巡抚大多是与湘军集团关系不睦的非湘淮人 员,如劳崇光、耆龄。在清廷严令之下，他们虽不 得不负担起湘军军饷的部分供应工作，但与湘军 就军饷供应的问题矛盾很尖锐，乃至曾国藩屡有 奏参。同治元年至同治五年，该职虽皆为湘淮 成员（黄赞汤、郭嵩焘、蒋益澧）充任，却与曾国藩 或左宗棠等人有派系矛盾或私人恩怨。同治六年 十一月年蒋益澧被两广总督瑞麟参革后较长一段 时期,继任者皆非湘淮人员。</p><p class="ql-block"> 咸丰十年闰三月至同治元年闰八月，这一时 期广西巡抚为湘军成员刘长佑，而两广总督为非 湘淮的劳崇光。同治元年，刘长佑迁两广总督后 (旋改晏端书），广西巡抚由非湘淮人员张凯嵩一 直担任到同治六年二月，湘淮集团成员郭柏荫于 同治六年二月接任（十月改湖北巡抚），仅半年多 就由非湘淮人员苏凤文替代。其后非湘淮人员苏凤文、李福泰长期担任广西巡抚。</p> <p class="ql-block"> 咸丰十年四月至同治元年闰八月，任两广总 督的劳崇光非湘淮人员,其间，广东巡抚耆龄也非 湘淮人员，仅广西巡抚为湘军成员刘长佑。同治 元年闰八月至同治四年，广东巡抚先后为湘淮成 员黄赞汤、郭嵩焘,而广西巡抚则为非湘淮人员张 凯嵩,其间的两广总督刘长佑、晏端书、毛鸿宾则 或与曾国藩有矛盾、或与左宗棠有矛盾。同治四 年二月起则由清廷信员瑞麟长期署、任两广总督, 对两广湘淮势力压制甚厉。</p><p class="ql-block">5. 陕甘地区</p><p class="ql-block"> 同治三年五月以前，陕甘总督皆非湘淮人员。 当年五月杨岳斌任陕甘总督，因军务不力，同治五 年八月免职。左宗棠接任后，清廷颇加倚重,长期 执掌西北军务,并遥制李鸿章淮系势力。</p><p class="ql-block"> 同治二年之前，陕西巡抚非湘淮人员。该年 七月骆秉章系湘军成员刘蓉因军务需要任陕抚, 至同治四年八月被参降革，留署至同治五年八月。 等湘系人员坐稳陕甘总督后，陕西巡抚却已非湘 淮人员,而是由清廷亲信人员乔松年担任（由安徽 巡抚调任陕西巡抚）。</p><p class="ql-block">6. 直隶、山东、河南战区</p><p class="ql-block"> 同治二年之前,直隶总督皆非湘淮人员（刘长 佑虽是同治元年十二月授直隶总督，却在二年三 月才到任）。该年三月刘长佑抵任直督后,从清廷 对刘长佑的黜陟看,极有控制力。</p><p class="ql-block"> 山东巡抚,咸丰十年到同治元年十月都是由 非湘淮人员文煜、谭廷襄担任。同治元年后，为山 东剿捻等军务所需,较长时期由湘淮人员阎敬铭、 丁宝桢担任，但是清廷对他们的监控力度很 大。河南巡抚从咸丰十一年严树森改任湖北 巡抚后,就一直由清廷信任的郑元善、张之万、吴 昌寿、李鹤年等连续任职。</p><p class="ql-block">7. 云贵、四川地区</p><p class="ql-block"> 咸丰十一年七月到同治四年，湘军成员骆秉 章担任四川总督时,相邻的云贵总督和云南巡抚、 贵州巡抚皆非湘淮集团人员。直到同治五年以后 才有湘淮成员出任云贵督抚。在四川，骆秉章于 同治六年十二月死于任上，清廷随即任命信员、闽 浙总督吴棠接任。吴棠改任四川总督后，长期在 川任职,其任职一直到光绪元年十二月因重病免 职为止。清廷对四川的湘淮势力压制甚厉。 其间，虽有湘军成员、云贵总督刘岳昭在同治八年 参劾吴棠贪黩，却丝毫不能动摇吴棠四川总督 之位。</p><p class="ql-block">(二）清廷利用湘淮督抚内部的矛盾进行分化制约</p><p class="ql-block"> 在分析咸丰十年至同治四年间（1860 -1865) 湘淮督抚任职走势时,我们还需面对这样一个问 题，即是不是一省巡抚或一区总督为湘淮集团成 员,甚至在个别省区总督和巡抚皆为湘淮成员,就 可以算作是湘淮集团控制了这些省区？笔者以 为，不能简单地下这样的结论，必须加以具体分 析。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必须考虑清廷利用 湘淮督抚之间在军队调遣、饷源控制等问题上的 矛盾,进行分化,使其相互制约的情况。</p><p class="ql-block"> 在湖广地区，湖北巡抚,从胡林翼到严树森, 一直都处于上受总督官文严密监视，下受身为湘 军成员却亲附官文的庄受祺等湖北部分司道的为 难与牵制。</p><p class="ql-block"> 湖南巡抚一职,在骆秉章督办四川军务后，清 廷先是允准由骆秉章奏荐的湖南按察使翟诰署 理,但翟诰显然并不积极援应骆秉章赴川军务,故 仅数月后,骆秉章就奏劾翟诰,清廷将翟诰召京后 又命与曾国藩、胡林翼、骆秉章、左宗棠均不睦的 布政使文格署理。但清廷很快就发现这种安 排于军务不利，于是从咸丰十一年二月到同治四 年,清廷先后任命湘军成员毛鸿宾、恽世临出任湖 南巡抚,但仔细分析起来,清廷派往的具体人选往 往与前任有矛盾。毛鸿宾“倚国藩自重”，在湖南 实施的政策并不遵循骆秉章的成例，与骆秉章有 矛盾。恽世临虽是毛鸿宾提拔之员，在其接任湖 南巡抚后却因争功、控饷与毛鸿宾发生矛盾。 清廷则在同治四年借旧事将二人免职，所任命接 替之员虽出身于湘军曾国藩系，却是湘淮分途后 的淮军首脑李鸿章的胞兄李瀚章，其分化湘淮的 用意颇深。</p><p class="ql-block"> 在两江地区，江苏巡抚薛焕在同治元年三月 被曾国藩奏参免职，由湘淮人员李鸿章接任,其后 到同治七年间，也多是由湘淮集团成员郭柏荫、李 瀚章、丁曰昌继任,但曾国藩与李鸿章等人之间的 关系也是充满矛盾并不断分化的。</p><p class="ql-block"> 江西巡抚一职，从咸丰十一年十二月至同治 四年五月，由湘军人员沈葆桢担任,而沈葆桢与曾 国藩围绕江西财税控制权的矛盾冲突逐渐加剧并 于同治二年爆发，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同治四 年五月接任江西巡抚的刘坤一，也并不亲附曾国藩。</p><p class="ql-block"> 在这几年中，两江总督曾国藩与江西巡抚沈 葆桢、江苏巡抚李鸿章之间因厘金等饷银问题产</p><p class="ql-block"> 生了大大小小诸多矛盾。曾国藩与沈葆桢甚至因 此而公开决裂,而李鸿章则不愿公开决裂，他与曾 国藩二人均在暗藏的矛盾中又各有隐忍与回 旋。沈葆桢与邻省的湖南巡抚毛鸿宾在军队 调遣和供饷等问题上也是矛盾不断。</p><p class="ql-block"> 至于左宗棠和沈葆桢在同治三年以幼天王事 件公开向清廷揭发曾国藩欺瞒实情，则是众所周 知的情况。</p><p class="ql-block"> 在闽广地区，同治元年、二年，曾国藩与自己 奏荐的广东巡抚黄赞汤之间围绕广东财税拨充军 饷问题发生争端。黄赞汤自同治元年七月任粵抚 后不久即与曾国藩决裂。出于战争的需要,清廷 不得不将黄赞汤免职。郭嵩焘接署后，对曾国藩 援应得力。同治四年清廷任命闽浙总督左宗棠节 制广东、江西、福建三省军务，他与署理广东巡抚 郭嵩焘虽都是湘军成员，但彼此派系不同且素有 积怨,加上两广总督、慈禧太后的亲信人员瑞麟从 中发挥作用，导致郭嵩焘被免职召京[52]。同治五 年，由左宗棠系的蒋益灃代替郭嵩焘任广东巡抚。 不及两年，蒋益灃就被瑞麟参革，此后较长时期广东巡抚皆非湘淮集团成员。</p><p class="ql-block"> 马新贻迁闽浙总督后，清廷出于牵制闽浙、同 时为陕甘军务供应饷糈的考虑，先后任命湘淮成 员李瀚章、杨昌濬担任浙江巡抚。</p><p class="ql-block"> －至于其他相关省区间的状况，亦简要考述如 下:骆秉章任四川总督后，与继任的湖南巡抚毛鸿 宾关系不洽。毛鸿宾等是“倚国藩自重”的，当时 他全力援应曾国藩东下江浙，“湖南方谋东征，增 税募军以应皖、鄂”，而非应四川。恽世临任湖 南布政使后,对骆秉章、左宗棠信任的王加敏等湖 南筹饷人员大加打击‘布政使恽世临始稽钩军需 收支……欲坐局员侵牟,先奏夺王加敏官”。咸丰 十一年至同治元年间，因钦差大臣、贵州提督田兴 恕“督饷湖南，（毛）鸿宾怒,奏停其协饷”，二人因 供饷问题发生矛盾。毛鸿宾还对先后署贵州 巡抚的江忠义、田兴恕暗中加以奏劾。</p><p class="ql-block"> 在湘淮督抚职权中，直隶总督职权是不与巡 抚重叠的，但刘长佑在直隶总督任上，一直处在清 廷最为直接严密的监控之下，难以得到其他湘淮 督抚的强力援应，除剿“捻’、“匪”以外,就是为清 廷练兵,并未显示出控制直隶的能力和威势,其实 际控制力很有限。从咸丰十一年到同治三、四年， 两江总督曾国藩与浙江巡抚左宗棠（后任闽浙总 督）、江西巡抚沈葆桢、江苏巡抚李鸿章,就湘军成 员李元度案的处置问题，相互之间的矛盾逐渐加深。这类事情在湘淮集团内部也不是个别情况。</p><p class="ql-block"> 三、结语</p><p class="ql-block"> 从上述1860 - 1865年间湘淮督抚任职和中 央与地方控制力的具体情况的考辨分析中，我们 可以看到，湘淮督抚最多时,并不是同时完全占据 18个行省中“13个省”的督抚职位,除了在极其短 暂的一段时间和特殊地区之外（如同治元年前后 的湖广、两江地区）,清廷往往很注意并专门在湘 淮督抚任职省区内或是相邻省区安排牵制力量， 并在安排湘淮督抚时，有意利用湘淮人员之间的 矛盾加以操控。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这13个 省都被湘军集团所控制。更重要的是，湘淮督抚 一般情况下并不是长期占据某一职位（个别情况 除外），更没有出现清廷无法将湘淮督抚调动、形 成一种实质上的割据的情况，而是清廷可以自如 地调动包括湘淮督抚在内的各地督抚，这表明清 廷仍有绝对的权威来继续执行通过人事变动以控 驭各省的传统政策。</p><p class="ql-block"> 我们可以对人们观念中长期独占一方的湘淮 首脑人物的任职状况作一简单分析,作为例证。</p><p class="ql-block"> 曾国藩于咸丰十年四月署理、六月实授两江总督,到同治七年七月调任直隶总督，其间一共在 两江任总督八年（其中，同治四年四月至五年十一 月暂离两江负责剿捻，同治五年十一月回任后仅 一年多就被清廷调任直隶总督）,清廷将他调离两 江衙署，曾国藩立即转赴直隶上任，可见曾国藩并 未能在两江地区形成实质性的割据局面。左宗棠 在咸丰十一年十二月授浙江巡抚，同治二年三月 迁闽浙总督，同治五年八月改陕任甘总督,被调离 富庶的闽浙到贫瘠的陕甘,他在闽浙任职五年之 久,并未出现清廷难以调动的状况。他调任陕甘 总督后一直任职到光绪六年，担任陕甘总督达十 四年之久,他长期任职原因很明确，就是出于西北 军务的需要,而当西北军务基本完毕后，左宗棠立 即被召京入阁办事,而免陕甘总督职。可见，虽然 左宗棠担任陕甘总督十几年，清廷却仍能自如地 调动他的职位,并未形成割据状态。至于李鸿章 在直隶总督任上近25年（同治九年八月至光绪二 十一年正月，其中有一年多忧免）,当然是持“督抚 专政”论者所谓权重的典型,但在光绪二十一年正 月清廷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赴日本签订《马关条 约》,李氏七月从日本回京后，清廷并未让他回任 直督,而是命他入阁办事，从而将李鸿章调离直 隶,而将直隶总督改授他人，可见李鸿章虽长期担任直隶总督却也未能在直隶形成清廷无法调动的 实质性割据局面。此外，像刘长佑任广西巡抚两 年多被调任、升两广总督旋即调任直隶总督、任直 隶总督近五年又被革职，清廷自如操控督抚任免 的情况，在湘淮督抚的人事变动中是很普遍的现象。</p><p class="ql-block"> 这些都说明，湘淮督抚对所辖省级政权的控 制力是有限的,并未能形成与清廷“双峰对峙甚至 有驾凌而上之势”，实际情况显然与前述有关学者 的观点有较大反差。</p> <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赖高翔 </b></p><p class="ql-block"> 赖高翔，福建和平人。少入行伍，累功至千总。咸丰三年，潮州小刀会匪纠土匪陷漳州，高翔从总兵饶廷选讨平之，擢漳州城守营都司。四年，漳浦古竹社匪戕官扰乱，筑石堡自固，官军久攻未拔。高翔偕龙岩游击马至元、漳州镇左营游击惠寿等冒雨直捣贼巢。贼固守不下，高翔夜偕勇首毕定邦潜师梯登，克石堡，斩获无算。馀匪乘夜奔窜，穷追至海汊，皆赴水死，漳州平。</p><p class="ql-block"> 六年，江西边钱会匪纠粤贼陷新城、贵溪，谋攻广信。知府沈葆桢以血书告急于廷选，高翔时从廷选驻防玉山，倍道赴之。廷选军素无部伍，唯高翔与定邦以敢战名，行不赍粮，止不为屯，故赴急易。军至广信，寇旋至，背城击贼，屡破之。贼来益众，幕府文员皆惧，怂廷选还军，高翔、定邦怒曰：“诸君怯，何如勿来？今我在城中，贼不知我虚实，以我能援广信，后路必有大军。若弃城遁，贼知吾兵寡，气益壮，追歼立尽，尚何浙境之可归耶？当为诸君决死战，翼日观吾破贼！”乃偕定邦开城纵击，自晨至日昃，尽毁城外贼垒，毙贼三千馀，斩渠帅数人，贼骇遁。论功以游击用。广信围既解，廷选还浙，高翔留驻广信。</p><p class="ql-block"> 明年七月，乐平贼踞县城，将军福兴檄高翔往剿，贼众五六千，分道抗拒。高翔督都司<b>冯日坤</b>、勇目刁士枢等迎击，贼殊死斗，高翔突阵负创，战益力。击毙黄衣贼目，横冲贼营，贼大溃，乘胜蹙之，生擒伪指挥逊天侯等，馀贼窜景德镇，遂克乐平。移防弋阳，八年二月，补游击。临江馀寇合抚州贼趋广丰，福兴退驻广信，高翔自弋阳闻警赴援，转战至铅山之石塘，贼势益盛，兵寡援绝，力战死。赠副将，给世职。</p> <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湾沚之战：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的封王之战，全歼五营清军</b></p><p class="ql-block"> 在今天的安徽省芜湖市辖内有个湾沚区，太平天国将领李世贤（1834年－1865年）的故事就发生在湾沚这里。</p><p class="ql-block"> 1858年2月，李世贤率军万余气势汹汹地杀奔当涂黄池（今当涂县黄池镇），清军将领仲孙懋节节败退，退往新丰。随后，李世贤便占领了湾沚，宁国府门户大开。清军提督邓绍良向钦差大臣和春求救无果，李世贤随后兵分两路，东路沿着水阳江攻宁国府城；西路经马家园攻南陵、泾县。邓绍良无计可施，只得派周天受移南陵，同时派徽州王梦龄援助南陵。</p><p class="ql-block"> 3月至4月间，西线太平军被周天受阻挡在三里店、青弋江、石家埠等交通要道，东线太平军从黄池、湾沚等方向猛攻红杨树，却也被清军米兴朝部奋力阻截，双方陷入僵持。</p><p class="ql-block"> 5月，李秀成转战和州，兵力不足，于是调李世贤分兵北渡支援，清军趁机从南陵、湾沚、红杨树等方向进行反击，太平军只好撤回青阳（今青阳县）、繁昌等地。</p><p class="ql-block"> 李世贤当然不甘心，只等下个机会降临时，再卷土重来。</p><p class="ql-block"> 7月，陈玉成和李秀成通过枞阳会议制定了进军方略，太平军战场重心在皖北，令李世贤部活动于皖南宁国府和芜湖一带，和皖北形成呼应之势。清军方面为了监视李世贤部，和春派郑魁士守湾沚、黄池，与邓绍良会办皖南军务。</p><p class="ql-block"> 1858年8月起，两军的主战场移到皖北，这时宁国府和芜湖方面的太平军主要采取的是防守的姿态。而清军也苦于兵力不足，忙着拆东墙补西墙，所以双方处于对峙观望的姿态。</p><p class="ql-block"> 9月至10月间，杨辅清进入徽州婺源、祁门、石埭、青阳等地运动作战。同时，陈玉成和李秀成部在皖北三河镇围歼湘军李续宾部。</p><p class="ql-block"> 皖北太平军取得三河镇大捷，李世贤备受鼓舞，11月，转战铜井、慈湖一线的李世贤带领一万多太平军杀回皖南芜湖，想寻找清军决战。</p><p class="ql-block"> 此时，湾沚的清军是邓绍良部，兵力只有约6000人，从鸦山到黄池，战线拉得很长，更要命的是，兵勇已经数月没有发饷，天寒地冻，缺衣少食，加之三河镇惨败的消息弥漫，士气特别低落。</p><p class="ql-block"> 11月20日，李世贤派前锋进黄池、方村；27日，万余名太平军攻克孤山坝，太平军骑兵进扰雁翅陡门；29日，太平军再攻克鸦山，转眼就要杀到湾沚大营。</p><p class="ql-block"> 邓绍良心急如火，面对太平军的进逼，手中兵力一队一队地派出去了，湾沚根本没有足够的兵力抵挡太平军。</p><p class="ql-block"> 幸好新任浙江巡抚胡兴仁见宁国府危急，派张腾蛟、冯日坤部2500人急来援，和春也命总兵戴文英带5000人来救，但是他们都没带粮饷，要邓绍良供应。邓绍良自己都快饿死了，哪能供应他们，于是，急得大哭。</p><p class="ql-block"> 李世贤见状，也增兵近万，对湾沚进行战略包围。12月5日，太平军分五路猛攻湾沚，双方展开了厮杀。</p><p class="ql-block"> 戴文英原是清军猛将张国梁部下，广东罗定人，是太平军老对手了，所以，他敢率军和李世贤硬拼。</p><p class="ql-block"> 12日晨，戴文英渡河后仰攻湾沚北面土山，遭到李世贤的阻击，双方陷入血战。这时，有数千太平军从方村来援，戴文英用劈山炮猛轰，一天下来，双方都损失惨重。</p><p class="ql-block"> 13日，太平军攻克黄池。</p><p class="ql-block"> 14日，戴文英又渡河发动进攻，李世贤一面命人切断清军补给线，再派人举火焚烧清军军营，戴文英见大营起火，于是亲自领兵去救，途中被埋伏的太平军斩杀，伤亡两千，余部溃逃往宁国府城。</p><p class="ql-block"> 戴文英被斩，湾沚的邓绍良大惊，他失去了援手，而手下只有五营共2000多人。</p><p class="ql-block"> 李世贤终于可以全力对付邓绍良了，15日夜晚，他指挥一万多太平军发动总攻，很快就全歼清军，攻克了湾沚，邓绍良举火点燃了所在营帐，把自己活活烧死了。</p><p class="ql-block"> 湾沚之战，太平军只用了两天时间就斩杀清军总兵、提督各一位，再外加几千兵勇，是皖南大捷，是一场大胜仗，也是太平天国战史上可圈可点的经典之战。</p><p class="ql-block"> 同时，这也是李世贤单独指挥的首次大胜仗，而此时他才25岁，他一战成名，步入了仅次于陈玉成、李秀成的太平军名将之列。1859年，陈玉成和李秀成分别被封为英王、忠王，而李世贤被封为侍王。</p><p class="ql-block"> 永宣感叹，如果没有湾沚之战，李世贤还真没有拿得出手的代表作品，他也只会是太平天国的一员普通将领。然而，李世贤抓住了机会，大显身手，取得这场胜利，这也标志着他终于成长为了一员能独当一面的大将。太平天国后期，诸王遍布，但只有英王陈玉成、忠王李秀成、侍王李世贤最名副其实。</p> <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嘉定、青浦的易手和第二次上海战役的结束</b></p><p class="ql-block"> 就在李鸿章到达上海后两天，普鲁斯函告罗塞尔勋爵，称只要英国人不想牺牲在华利益，迟早将与太平军冲突，因此唯一的出路就是维持清政府，并尽快消灭太平天国，以保护英国在华商务利益。12日，他又复书何伯，支持其肃清上海周围30英里内全部太平军的主张，17日，士迪佛立、卜罗德、华尔等率联军、常胜军2420人进攻七宝，太平军谭绍光、陈炳文、郜永宽、刘肇钧、李容发等各部齐至，与激战不利，损失800余人；同日，浦东南汇周浦镇也为清方夺取。</p><p class="ql-block"> 22日，何伯、士迪佛立和卜罗德达成协议，拟进兵攻取嘉定、青浦、南桥、柘林，松江、青浦由常胜军防守，另三处由清军接防，联军于嘉定、南桥各驻兵200以为协助，攻占之地不许单独抢劫，而应平均分配，将来成功之后，法国在上海留步兵500，英国600及炮兵半个连。此后不久，他们还在普鲁斯的建议下，开始着手改善清军的武器装备。</p><p class="ql-block"> 清方的第一步是夺取嘉定。按计划，清将熊兆周、周士濂部随即佯攻南翔，姜德、李恒嵩两部也先后佯攻罗店、青浦，以迷惑和牵制太平军的注意力。27日，士迪佛立、卜罗德、华尔率联军及常胜军共3884人，带野战炮30门自上海猛扑嘉定，同日，姜德攻陷罗店，李恒嵩、曾秉忠等也进逼青浦西门。但联军、常胜军却在南翔鹤查山被谭绍光等击败，这也是太平军第一次在战斗中击败成建制的联军。</p><p class="ql-block"> 29日，联军、常胜军在炮舰增援下再攻南翔，太平军无法抵御重炮轰炸，弃垒撤退，联军、常胜军一路追击至嘉定城下；5月1日，英军2000人、法军900人、常胜军1400人会同清军李恒嵩部攻陷嘉定，太平军损失2000余人。自嘉定至罗店间太平军所立营垒7座，在此后几天内也先后被清姜德部攻破。</p><p class="ql-block"> 清军、联军和常胜军破城后根据22日协议大肆劫掠，仅常胜军就独得20万元，自后这种劫掠成为定例。</p><p class="ql-block"> 5月6日，联军2609人、野战炮33门自上海乘船，经松江广富林直扑青浦，华尔常胜军1600人、清李恒嵩、郭太平等部7000人也往会合，8日，合围青浦，激战至12日，青浦西门城墙被洋炮轰塌十余丈，城陷，太平军被俘达800人（包括两名外国人），联军也遭到重大损失，英国炮队统领白来渣上尉战死。</p><p class="ql-block"> 联军随即将青浦交由常胜军接防（常胜军将总部由松江移此），13日，全军乘轮船返回松江，15日，又自松江乘轮船经叶榭、庄行进犯南桥。</p><p class="ql-block"> 16日，士迪佛立、何伯、卜罗德率联军2600余人，野战炮35门，华尔率常胜军2000余人开始进攻南桥，淮军程学启、刘铭传、潘鼎新等5营2500人也参与了进攻，这是淮军第一次参战。太平军顽强抵抗，炮毙卜罗德，打死打伤联军十余人，终因抵御不住猛烈炮火，不得不弃垒南退柘林。</p><p class="ql-block"> 18日，联军等追至柘林，太平军也有援军号称数千人自金山卫来援，却被联军用炮火逐回，20日，柘林失陷；同日，淮军程学启部袭取航头，太平军溃退新场，又为淮军刘铭传部击败，一直退入南汇城中，淮军乘胜攻城，太平军李容发部凭城坚守，清军未能得手；21日，太平军退出奉贤县城，第二次上海之役以太平军的失败而告终。</p><p class="ql-block"> 但清军和联军尚未及弹冠相庆，更大的压力又向他们席卷而来，这就是忠王李秀成亲自率领的大军。</p> <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 同治元年八月初七日 ，上海已革副将冯日坤正法折。</b></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曾国藩致李鸿章未刊书札</p><p class="ql-block"> 曾国藩一闰月十一日接八月廿九日惠书，敬悉一切。冯日坤（副将）即行正法，大快人心，沪上绅民与外国商贾皆拍手诵德。华尔（Ｆ·Ｔ·Ｗａｒｄ）伤亡，宁波殆不可保。士良（史致谔）甫放斯缺，即遘大变。吾平日好言运气两字，良有以耳。</p><p class="ql-block"> 十一年，丁本生母忧，同治元年，服除，仍直上书房。疏言：“江、皖军威既震，大局渐有转机。臣来自灾区，敢就见闻真切关系重大者为皇上陈之：一，宜饬戎行。上海兵勇号称四万，皆不堪用，何以今年经英、法人管带，便成劲旅？华尔亲兵六百，尽中国人，战无不胜。无他，挑选慎，约束严，器械精，赏罚信耳。请敕将帅讲求武备，渐事安攘。提镇中如曾秉忠水师通贼焚掠；马德昭掠苏州、上海；李定泰掠湖州、嘉兴；向奎每战辄败，败辄行劫；冯日坤部兵掠妇女。李恒嵩兵不行劫，已共推良将。窃谓行师首禁焚掠，克城先谋戍守，否则旋得旋失，民间无孑遗矣。</p><p class="ql-block"> 一，宜澄吏治。上海诸官吏，惟刘郇膏得民心，已蒙特简。薛焕统驭无能；吴煦精心计，在上海设银号，缴捐者非所出银票不收；新授粮储道杨坊，由洋行担水夫致巨富，为洋人所鄙；浙江布政使林福祥，杭州破后降贼，送王有龄、张锡庚柩至上海。臣意此等悖员，宜分别惩创，稍申宪典。</p><p class="ql-block"> 一，宜清釐饷款。上海左近官卡、贼卡、枪船卡林立，卡税之外，釐捐、月捐、船捐、亩捐、房捐日增月益，臣闻官吏绅商皆云日可收银二万，月得六十万。兵勇四万人，日饷三钱，月止三十六万，而当局犹入不敷出。请敕曾国藩、李鸿章严密清釐。苏、松、嘉、湖赋额甲天下，近三十年，年年蠲缓，官民交欠，赋成虚额。现经大乱，田荒户绝，可否俟军务大定，敕督抚覈计，酌留商税，核减农赋，以羡补不足，勿逾定则。</p><p class="ql-block"> 一，宜抚恤遗民。江、浙交界莠民设枪船，所至焚掠，此辈视官兵盛衰以为向背，克复时必为内应。请敕督抚从宜处置，或令归农，或籍为兵，勿贻后患。至失守郡县，陷贼士民商贾，苟非出自甘心，仅止偷生畏死，可否援胁从罔治之义，乞恩原宥。</p><p class="ql-block"> 一，宜防维外人。上海孤城克保，不得谓非外人之力。自经助剿，所向无前，或云实出义举，或云欲通商贩，或云日后恃功索偿，臣俱不敢逆亿。各处通商，尊奉外人太过。犹幸我国新政清明，未萌觊觎。日久相习，利权尽归，人情益附，而谓狼子必无野心，实难深信。抚御得体，尤在博知外情。请敕各口通商衙门，译述各国新闻有关时事者，书记大则奏闻，藉资豫备。”上以所陈不为无见，下国藩、鸿章等筹画，并将福祥等察劾按治。寻授詹事，迁内阁学士，迭署兵、礼诸部侍郎。</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 </b></p> <p class="ql-block"> 奏为遵旨查明江、浙抚臣暨金安清劝捐各情，据实复陈，仰祈圣鉴事。窃十一月十五日，承准议政王军机大臣字寄，十月十六日，奉上谕：“有人奏请‘密查江、浙抚臣能否胜任’一折。据称：‘薛焕、王有龄旷日持久，捷报无闻。现在浙省四面皆贼，万一杭城有失，上海岂能独安？该抚等虽势处万难，亟宜谋勇兼资，力除凶焰。’等语。薛焕前在苏州府任内，声誉颇著。及升任上海道，办理关税及外国事宜，亦臻妥协。惟该省军务正当吃紧，督带兵勇。或恐非其所长。且前据有人奏：‘该抚在上海偏隅自固，日享安富。’又称‘上海离城三十里即有贼垒，官吏奔竞如常’各等语。如果属实，即不能胜此重任。浙抚王有龄颇有才具，前任苏藩时虽尚能筹办军饷，惟于浙抚一缺，未知能否胜任？以上二员，均著曾国藩悉心察看，据实具奏。”等因。钦此。</p><p class="ql-block"> 同日，又承准议政王军机大臣字寄，十月十七日奉上谕：“本日又有人奏，浙省军务不振，请另简贤员督办一折。据称‘瑞昌朴忠素著，惜无智谋。王有龄但知理财，不娴将略。其所信任属吏，多系贪鄙之徒，但以揞克夤缘为事。大将如张玉良等，拥兵观望，动辄挟制。本年四月间金华失守，张玉良督率兵勇恣情抢掠。该将军等一味优容，不敢申明军律’各等语。王有龄叠被参劾，其平日不协与情，已可概见。著该大臣仍遵前旨，确切查明，迅速具奏，又有人片奏：‘江苏巡抚薛焕，娱情古玩，不理军务，其总办粮台之金安清，声名狼藉，恃与薛焕拜认师生，任意侵蚀粮饷各等语。并著曾国藩一并秉公确切查明，据实复奏，毋稍徇隐等因。钦此。</p><p class="ql-block"> 又十一月二十日承准议政王军机大臣字寄，十月二十五日奏上谕：“兹有人奏：江苏巡抚薛焕，自到任后，株守上海，莫展一筹。且收买宝玩，性耽曲蘖。并将丁忧候补盐运使金安清违制保奏，派伊劝捐。金安清于通泰设局，煊赫奢侈，逐尸搜括，怨声鼎沸。又有人奏：薛焕自办理通商以来，广通贿赂，时辇金银赠遗权贵。军务则不复一城，吏治则不办一事。浙江抚臣王有龄，不以克复为事，惟以暴敛为能。其捐输之人，作为三分：一济军饷，一充私橐，一为交结馈遗之用。该抚籍隶福建，运金归里，舆论哗然各等语。江、浙军务孔亟，全赖封疆大吏实力整顿，方能维持危局，保卫地方。果如所奏情形，营私纳贿，惟顾身家，又安望其奠民生而扫贼氛耶？著曾国藩将所参薛焕，王有龄、金安清各款汇入前参各款内，一并秉公严密详查，据实复奏，毋稍徇隐。原折片，著钞给阅看等因。钦此。</p><p class="ql-block"> 又十一月二十二日，承准议政王军机大臣字寄，十一月初五日奉上谕：“兹复有人奏：金安清在泰州，令人向伊捐资投效，方得差委。牟利者争相贿赂，委员及职员、生监奉委者各至百数，四出需索，民不聊生。指捐营私，富户、小民均被勒派等语。里下河地方逼近贼氛，岂可复令劣员肆虐居民，以致人心时虞摇动！著曾国藩严密确查，汇并前案，据实参办，毋许稍涉徇隐等因。钦此。仰见皇上慎重疆寄，整饬官方，曷胜钦悚。臣查王有龄前任苏藩，其筹饷之才，为远近所推许。上年升任浙抚，适值金陵师溃、苏常并陷之时，败将逃兵，萃于浙省，以万难整驭之卒，又素无统辖之权，时势之难，亦为远近所共谅。然使另练亲兵，裁汰疲卒，亦未始不可以主而制客，转弱而为强。王有龄不谙军情，但求速效，整理尚未就绪，即催令进围嘉兴，且言嘉郡即日可克。臣于去夏颇以为虑，曾奏明嘉兴师疲，恐生他变。厥后嘉兴果败，王有龄不能严参以治罪。严州贼退，又复冒奏以饰功。于是将领狎而生玩，兵勇败而转刁，遂成不可制之象矣。逮至本年金华之失，兰溪之陷，兵团仇杀而不能究，弁勇抢掠而不敢问。谕旨所询，动受张玉良等挟制，系属实在情形，今则贼氛环逼，饷项久亏，即使杭省幸而保全，而数万败军亦断非王有龄所能管辖。自去夏以来，浙饷月需三十余万，大率取之宁波、绍兴，输将不为不尽力，绅士不为不竭诚。乃王有龄奏参团练大臣邵灿，立予罢黜，其下委绅数人，皆革职永不叙用。其所参者并非军旅之大端，但争体制之末节，而致宁、绍众绅，各怀公愤，痛恨次骨。外间相传有杭兵不许守绍，绍饷不准入杭之说。驯至绍郡沦陷，杭省围困，皆由官绅水火之所致。谕旨所询“舆论哗然”者，或由于此。近年苏、浙官场陋习，以夤缘钻刺为能，以巧猾谲诈为才。王有龄起自佐杂微员，历居两省权势之地。往年曾带浙员赴苏，去岁又带苏员赴浙，袒庇私党，多据要津。上下朋比，风气日敝。其委员派捐，但勒限以成数，不复问所从来。委员既取盈于公数，又欲饱其私囊，腹削敛怨，势所不免。谕旨所询“属吏多贪鄙之徒，但以掊克夤缘为事，”证以臣之所闻，殆非无因。至抄阅折内所称：捐输之入，作为三分：一济军饷，一充私橐，一为交结馈遗之用。该抚籍隶福建，运金归里等语。非吊查卷宗，明察暗访，不能悉其底细。臣处相隔较远，道途久梗，尚无所闻。此遵查王有龄之大略情节也。江苏巡抚薛焕，前在苏州府任内，颇著循声。在上海道任，内办理关税及外国事宜，亦臻妥协。及擢任巡抚，驻扎上海，陆续募勇四万余人，每月糜饷二十余万，不能专办一路之贼。江苏所存地方，惟镇江、扬州两处，尚据形势，该抚未尝亲至两郡一行，又不能多济饷项以联声援。上年夏间，薛焕奏请通饬各路禁用广勇。而该抚信任之曾秉忠、冯日坤等所部，多系广勇，纵兵扰掠，商民怨愤。曾秉忠之勇，抢劫洋船，酿成巨案；冯日坤之勇，在金山围杀绅首，团勇多名，目无法纪，薛焕莫可如何。沪城绅民既畏贼踪之环逼，又虞兵勇之肆，掠日夕惊惶，不获安处。谕旨所询“带勇非其所长，株守上海，莫展一筹，三十里外即有贼垒”等语，臣之所闻，大约相符。自苏、常失陷，各县镇市流离转徙，萃于上海一隅，又为西洋各国交汇之所，人民如海，财货如山。中外商贾、文武、员弁肩摩毂击，昼夜喧阗。地少员多，人浮于事，每有差委，不能不由营求而得，或并无可派之差，亦谋为位置之法，辄复添一捐目，给一委札。其官职较大者，如奏派金安清总办饷局，奏免前藩司蔡映斗、首府吴云，失守罪名，且委吴云总办捐局。此数人素工应酬，不惬人望。其所援引之人，类多夤缘之辈。谕旨所询“官吏奔竞如常”，殆即此类也。上海既繁盛异常，苏州之书籍、字画，自贼中贩卖而出，亦充积市肆之中。薛焕设立书画局，多延画工，购买名迹，谕旨所询“日享安富，娱情古玩”者，与臣之所闻相同。至抄示折内，所称：“办理通商以来，广通贿赂，时辇金银，赠遗权贵”等语。风闻薛焕九年由臬司进京，途次有失银之案，在京有馈遗之情。此外别无所闻。此遵查薛焕之大略情节也。丁尤候补盐运使金安清，聪明过人，好览书籍，惟矜街智术，专工揣摩。其办事广设方略，终鲜成效。前因劝捐军饷，款目未清，经袁甲三奏参赴皖核算。辗转营求，始得奏派南北筹饷局。自通泰设局，大开幕府，煊赫奢侈，原参折内所称：“令人向伊捐资投效，方得差委。争相贿赂，委员、生监、各至百数。四出需索，民不聊生，胥役人夫，相望于道。或派捐富户，关说馈赂，即可免捐。或挟嫌诬指，一经传押，必至破家”等语。证以臣之所闻，多相符合。其有无侵吞实迹，非吊查簿数，不能确知。此遵查金安清之大略情节也。以上三员，皆与臣无一面之识，断不敢稍涉瞻徇，上蔽圣聪、惟臣与苏、浙相距甚远，音书梗阻，不能详查、参证，亦未敢以臆见概人之生平。金安清才略颇优，而物议最劣，应请旨即行革职，撤去筹饷差事，不准仍留苏境，以靖民心，而息浮言。王有龄办理杭城防务，尚费苦心，惟用人或尚巧滑，取财间有怨言。薛焕偷安一隅，物论繁滋。苏、浙财赋之区，贼氛正炽。该二员，似均不能胜此重任。应否降革之处，出自圣主鸿裁。所有遵旨查复缘由，谨专折附驿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施行。谨奏。</p><p class="ql-block">保奏周腾虎等片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