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为什么用“两‘个’黄鹂鸣翠柳”

红尘过客

　　杜甫是与李白齐名的我国唐代著名诗人，被世人称为“诗圣”。他的一首《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露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可谓家喻户晓，千古流传。全诗四句，由两联工整的对偶句组成，语言清新流畅，意境宏大深远，读来朗朗上口，可谓浑然天成，称得上是我国古诗七言绝句中的精品。

最近刷抖音，看到有很多朋友对该诗提出质疑：首句“两个黄鹂（音梨，很多人误读为四声丽）鸣翠柳”中的“个”字是不是用错了？黄鹂作为鸟类，应该用数量词“两只”才对呀！杜甫是不是在作诗时一时疏忽大意，犯了词语搭配不当的错误呀！

从汉语语法角度分析，初看似乎确实“有问题”。那么，杜甫作为我国唐代诗人中“天花板”级别的人物，为什么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呢？是有意为之，还是别有原因？

在此，笔者不妨作个浅显的探讨。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还是先来了解一个这首诗的创作背景。

　　公元712年，杜甫出生于河南巩县。杜甫出生时正值开元盛世，童年的杜甫家境优渥，曾寄居洛阳的姑母家中，在洛阳城中度过了他愉快的青少年时代。青年时期，杜甫曾两次游历吴越、齐赵（即今天的河南、山东一带）等地，并试图通过科举考试入仕。然而由于奸臣李林甫当道，他屡试不弟，只得长期滞留于京城长安，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生活，希望能够通过他人引荐获得一官半职，为国家施展自己的才华。期间，也曾做过参军、左拾遗一类的小官，却始终未获得朝庭重用。

公元755年11月，“安史之乱”暴发，这既是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分水岭，也是杜甫流离生活又一新的转折和开端。公元759年，时年48岁的杜甫为了一家人的生计，拖家带口，带着妻儿和自己的一个弟弟由陇入蜀。他们翻秦岭、斗虫蛇，历经千辛万苦，于当年的12月末到达成都，先是卜居于浣花溪，二年后，在严武、高适等一帮朋友的帮助下，杜甫在浣花溪边建起了一座茅草屋（即成都杜甫草堂），这才真正地实现了短暂的“居有定所”。

　　杜甫一生颠沛流离，饱经战乱，坎坷凄苦，但他始终忧国忧民，忠贞爱国，同情民众疾苦，这在他的诗歌作品特别是前期的诗歌中都有非常充分的表现。

杜甫从760年1月定居浣花溪，到765年5月离开杜甫草堂，前后也仅仅5年半左右的时间（其间为躲避蜀中内乱曾离开过杜甫草堂一段时间），然而这段时间却是他一生中最为安定和安逸的一段时光，也是他凄苦人生中最为快乐和幸福的一段时光。

远离战乱，不再为生活而四处奔波。随着生活环境和生活条件的改善，杜甫的心情也好了很多，其诗歌作品也一改往日沉郁悲凉的风格，诗风明显变得清新明快。在这期间，他写下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蜀相》《江村》《客至》《江畔独步寻花》《春夜喜雨》《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和五言绝句“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等一大批会炙人口的好诗。

这首七言绝句诗也是这一时期的作品。那么，作为一代“诗圣”和诗坛大家，杜甫为什么要将诗的首句写成“两个黄鹂鸣翠柳”呢，难道杜甫就没有发现吗？

笔者认为，这绝非杜甫的无心之过，也不是诗歌的暇疵，而是作者为了作诗的需要有意为之。

　　要弄清这个问题，就得从格律诗的创格规律和创作要求说起。

杜甫的这首七绝是一首标准的七言格律诗。格律诗的创作是讲究平仄和押韵的。杜甫的这首七绝为首句仄起仄收尾字不入韵句式，那么它的平仄规律就是“仄仄平平平仄仄”，按照格律诗“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的“游戏规则”，该句诗的第二个字必须为仄声字。我们再来看“只”字和“个”字，很明显，“只”字是一个平声字，是不符合平仄格律要求的，对于创作要求十分严格的古律诗而言，这个“只”字明显不能使用，而“个”字才更符合韵律要求。

从这样一个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也就很清楚地迎刃而解了。由此可见，使用“个”字并非杜老先生心血来潮，也并不是他“一时糊涂”。

我想，诗歌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有它的创作规律和在谴词造句上自我发挥的空间，读一首诗，不必要在某个细节上去纠结。就这首诗而言，用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不仅不是错误，也不影响诗歌的整体结构和传播，还会增强诗歌的音律美。它就象一壶千年美酒，历久弥香。

（此文参考冯至先生著《杜甫传》和《杜工部诗文集》等书籍资料，为个人一点学习心得，也系个人观点。不妥之处，诚恳接受老师们的批评指正和文友诗友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