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改之路

郭绍卿

一 无比的高考

堪称国家记忆的高考，非77届高考莫属。它是史上最难也是史上最容易的高考，570万考生，录取27万，录取率仅为4.8%，而考题基本是初中水平。

它还是史上录取社会考生最多的高考，没有学历限制；它也是史上最公平的高考，没有重点中学、大学，更没有私立学校，从中央领导子女到普通农民都一样的参加高考，因为中央领导的子女也要当知青。

它也是史上最匆忙的高考，从官宣恢复高考到考试结束只有两个多月，有的考生还没看完复习内容，就匆匆从田间地头、工厂车间走进考场，复习时他们还要完成本职工作；它还是史上最淳朴的高考，监考不严，也极少有人想作弊；它也是史上最壮观、年龄相差最悬殊、成分最复杂的高考，夫妻、叔侄、师生、兄弟姐妹同场竟考。

这么多之最，够“最”吧！但还不是它的全部。

把他们的经历涂抹为“伤痕”的伤痕粉们，妄言预测他们是被耽误、被毁掉、进而是最不会有作为的一代。

这仍然不是它“最”的全部。

史上最容易的高考，考出了最优秀的一代大学生。所谓被毁掉的一代，不但没有被毁掉，反而逆风翻盘，脱颖而出。江山代有才人出，但是，77级大学生成长之快，中坚之多，国之栋梁之多，领域之广，光耀无所不在，至今闪烁。李克强、王毅、刘源、胡锡进、张艺谋、陈凯歌、司马南等等，一大串耳熟能详、名扬天下的名字，单说哪一个都星光灿烂。典型的77级几乎都是工农底色，国务院总理、外交部长、文学巨匠，科学家、战略专家、三农专家、艺术家、真格基金创始人、TCL创始人、阿里巴巴和百度、腾讯的投资人等等，单说哪一个都大名鼎鼎，响亮中国。

统计是有限的，遍地英才是铁定的。站在历史拐点上，又有改开的春风铺路，生而逢时，注定了77级是不凡的一代。有人说77届高考是光芒，来不及收藏，有人说它空前绝后、不可复制、无法超越。

二 背景

不同的史观，有不同的视角。77级考生产生于12年不高考的背景，带着时代的烙印，是实践优渥的群体特长生。

李克强锄地时得知被北大录取，后来成为共和国总理；王毅16岁到黑龙江北安当了8年知青，77年以高龄考生考入二外，后来担任外交部长；马蔚华当过知青，也当过铁路工人，77年考入吉林大学，后来成为招商银行行长。他们做过的作业题，比应试教育下高中生的刷题量不知道要少多少倍。或许高考时他们连奥数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他们根本背不下那么多的唐诗宋词。

他们没有在课堂读尽诗书，似乎蹉跎了青春，而“蹉跎”岁月，给了他们满身风尘，他们吃过苦，受过累，了解民生疾苦，经历丰富、视野宽广、包容性强；他们都被火红年代火红过，素质上做事有胆识，做人有担当。拥有这么多特长，难怪同级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拼不过他们。单纯的知识堆积，堆积不出来人才，人才是实践和知识共同打就的。

私塾、民国为中国留下了80%的文盲。伟人的教育理念是公平、普及、政治。1952年，全国进行了第一次高等学校招生考试，这是史上高等教育第一次向社会最底层下沉，高等教育的阳光第一次温暖了祖祖辈辈从未进过学堂的贫苦大众。

毛主席人民至上的思想一贯而普遍。建国初期，他痛斥101中学干部子女特殊化现象，并让周总理亲自查办。如同以人民的名义命名了人民币、人民日报一样，他把新中国成立的第一所综合型大学命名为中国人民大学。

教员一生博览群书、才大如海，但却极力反对让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的学习、考试状态，他说，“现在课程多，害死人”。第一次高考仅仅过了三年，中央就向全国发布了史上第一份减负文件。

伟人一直耿耿于怀阶层分化，提倡缩小三大差别。60年代中期，中央发现，从工农家庭出来的大学生看不起工农，高考带来了新的阶层分化。同时，伟人与其他中央主要领导都认为，一考定终身偶然因素大，“摧残人才、摧残青年”，背离了“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的初衷。汇集了各方意见后，经大多数中央领导同意，教育部于1966年6月1日决定，推迟全国高考，这个决定比文革还早了两个月，是一次大胆的教育改革与尝试，在为历史留下最深刻一笔的同时，也饱受争议和批评。

高考停止，教育没有停止，而是在不断地尝试向底层下沉，面向未来培养人才。

1968年7月21日，毛主席提出，“大学还是要办的”、“要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的建议，大批“七二一”职工大学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涌现。从68年到88年的二十年间，这道高等教育史上独有的风景线，为国家培养了大量即有丰富的生产管理经验，又有一定专业技术理论水平的“职工大学生”。他们从工人中来，没有光鲜的外衣，课程设计贴近现实，有实操经验，工匠技艺、工匠精神十分出色，是教员哲学思想的受益者。改革开放初期，几乎所有民营企业都有“职工大学生”的身影。1970年试行推荐制上大学，有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直接被推荐到大学学习。1973年试行推荐制+考试结合的大学招生制度，探索培养有实践经验、政治思想优秀，又有一定文化知识的工农兵。推荐制持续了7年，这个阶段的大学生统称为“工农兵大学生”。习总书记就是一名工农兵大学生。工农兵大学生是“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的一场深刻的探索实践，与赤脚医生一样独具中国特色。

拉满回忆，轻舟已过万重山，耐人寻味！

三 比较

教育面向未来。“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

吃人民饭长大，报效国家的培养是77级大学生发自内心的情怀。那时大学生是国家供读的，还有助学金，几乎不用花自己的钱就能完成大学学业。中小学教育资源共享，家庭负担几近为零。没有人把高考看得现在这么重。读好大学既是自我期许，更负有国家和社会的重托。教育公益化从根本上强化为国读书的意识。

1978年1月《歌德巴赫猜想》和陈景润走路时还在计算“猜想”，撞到树上的事迹，先于77级考生入学前，突然打开了人们的视野，极大地鼓舞了大学生们的求知欲望和成才的自信，校园里到处洋溢着《科学的春天》。从工农兵中走来，他们除了勤奋就是更加勤奋，他们对知识如饥似渴，如虎扑食，晨曦诵读、挑灯夜战、废寝忘食，指点江山，立志成才。为求知而学、为国分忧而学的大学生该有的样子被他们表现得淋漓尽致。

恢复高考是先于改革开放一年的改革，有人非常不愿意地坦言，是最失败的改革。金钱绑架教育，完全颠覆了人们的三观。它散发的铜臭腐蚀了立教为国的教育本质，教唆大学生轻视劳动、轻视工农、轻视技术。大学生的成功标准被金钱绑架，就没有了淡泊明志，没有了为国读书。

高额的教育成本，让大多数人望而却步，学区房、贵族学校变本加厉了教育不公平，社会共享的教育资源被少数有钱人分享，从而变本加厉地制造了阶层分化，塑造出大量的精致利己主义。于是，刻苦学习变成了学历竞争，文凭主义盛行，大学成了名利场，带来不可估量的各种内卷，大学生宁可把时间花在考证上，也不钻研读书，不关心国家大事，社会担当被金钱冲击得支离破碎，限制了人才培养。教育步入窄行道，难免让人怨气冲天，难免为国家的未来担忧。

77届高考四年后的1981年，全国仅有14万高校毕业生，大学生受到社会的普遍尊重，含金量极高。2023年高校招生1278万，有1158万毕业生，分别比1977年和1981年高出了48倍和83倍。大学生从凤毛麟角扩招到了多如牛毛，大写的贬值，高学历只剩下一个个尴尬的空壳。有人感叹大学毕业即失业，连孩子都不敢生，有人感叹毕业成了“蚁族”。即便如此，许多大学生依然不愿意脱下孔乙己的长衫。一位复旦大学的学生家长对她说，我们家穷尽了财力精力，你要是毕业回到县里工作，得把我气死。这绝非个例，是一种普遍的认知。肩负了家庭的巨大付出，再让大学生做普通人太难了。

时光无情，把77届考生照进了人生斜阳；岁月远去，77届高考仍然是独一无二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