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北京的故事— 北京同城19群 记忆中的“瓦岔胡同”

有理 (不加微信)

我家祖上一直生活在北京，算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

因不是书香门第出身，祖上也不曾显赫，因此没有住过黑漆铜环大门或者青瓦古槐书屋的居所。新中国成立那年，我就出生在北京城东北角东直门南小街瓦岔胡同七号，一个极其普通的三进门大杂院中。算起来，我在那里住了有二十多年。那里留下我朦胧的，最初的、最深刻的记忆。

五、六十年代的北京城没有高楼大厦，那时候生活在北京的人，没有住过胡同里平房的人恐怕极少。

当年北京胡同里的院落是有区别的，四合院是以墙垣将四面的房屋联接起来形成的院落，並包括：大门，影壁，垂花门等。无论规模大小，布局一般依中轴线左右对称。院内所有房门都朝向庭院，旧社会一般都是独家居住，体现着亲情的融合。四合院有三进，四进的，一进大门叫外院，二道门又称中门，一般为垂花门或屏门状，解放前家中女眷是住进这道门里的，坐北朝南是正房，一家之主住；东西厢房各三间，是晚辈住；正房两侧有耳房，可通后院，后院一般是仆人的住处，或是厨房和贮藏间。

而一般老百姓的住宅，通常称为大杂院，顾名思义，大杂院不是独门独院，通常院里住几户、十几户、几十户人家的都有。

过去人们形容城市组成时老说：“东贵西富，北贫南贱”，东、西指的是内城的东和西部，北指的是德胜门、安定门外，南指的是前三门以南的外城。定都北京后，规定汉人不准住在内城，只有皇亲国戚、贵族、及八旗军民才可以。城北穷人多，城南则是三教九流的汉民，所以造成了上述说法。

1965年改地名时“瓦岔胡同被更改为“大菊胡同”。不过，为了我心中那份情感和记忆，我一直称其为“瓦岔胡同”

瓦岔胡同清代属正白旗，此地专出供官府，庙堂所用的瓦而得名，民国后沿称至1965年整顿地名时改为大菊胡同。

胡同分为东西两半，共有三十多个院门，因为有太多的玩伴、太多的同学住在这里，所以我去过很多院落。

有独门独户的规矩院子，虽然解放后没有了“老爷、肥狗、胖丫头”的环境，但是却有“天棚、鱼缸、石榴树”的富裕人家住的院落；比如4号的左姓人家，男主人四十多岁，外表稳重大方，衣服永远整齐得体，是新华书店的总经理，他见人永远彬彬有理、面带微笑，却很少与街坊邻居闲谈笑语，人人称其左先生。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女主人，则是个不拘小节但为人大方的人，因此胡同里大人小孩也就不顾礼貌的均称其为“左胖子”。他家是三进门的四合院，黑漆雕花的大街门，穿过门道是灰色的月亮门通往中院，中院的房屋及院子被影壁遮档，进到院内入目的是一大架葡萄，秋天挂满一串串的葡萄珠，令人垂涎欲滴；我们小时候常常会借故进去，讨得主人一串葡萄高兴而去；院子一角是个灰色大鱼缸，十几条大红三尾鱼在里面欢快游荡，谁进去都要看上一眼；大方砖地面两旁，摆的是各色花卉，清香扑鼻；在北房两边各有耳房一间，由东边耳房旁边拐进，是后院，在野花野草中有三个房间作为儲物间，存放着主人家的各种杂物。这个要算是胡同中最为正规的四合院了。

胡同里更多的是住了几户或者十几户人家的大杂院，比如我家住的七号院，共有十户人家居住于此。外院是东西各三间北房，西角落里有一间男厕，东角落有一个共用水管。院门旁有一棵粗壮无比的大槐树，那里是邻居们聊天和孩子们玩乐的场所。穿过外院中间的门洞，里院是北房三间，两边各有东、西两个小挎院，小院内各有一间耳房。然后是四间西房，四间东房。院中摆满石榴树和各家的花花草草，后院是长满半人高的野草丛和两棵枣树，一间房子做女厕並设有一个倒脏水的水沟。

那时候，就是全院共用男、女两个厕所，共用一个脏水沟和共用一个自来水管。到了做饭点，全院犹如一首杂乱无章的锅碗瓢盆交响曲。

我的童年、少年时代就是听着这样的“交响乐”长大的，它们如看过的电影一样深深的记在脑海里。

这样的大杂院，胡同里最多，院里的邻居职业分散，有工厂的工人、农场的工人、医院的职员、商店的售货员，邮局的送报员、食堂的大师傅，煤厂的送煤工，当然也有文化人，比如报社的工作人员，学校的老师，不能说包罗万象，却可谓五花八门。

大家过着各式各样的日子，有的家吃香喝辣，有的家吃上顿没下顿，有的人出门叫三轮，有的人四季就一身衣服……。

还有个别的小门小户人家，他们可以两三户住一个院落，即没有独住的特征，也没有大杂院的嘈杂。但也是当年的胡同一景，30号院，是私房小院，住有房东祝大妈和一户房客，小院安靜温馨，祝大妈是胡同里的积极分子（即现在的居委会人员）隔三差五的宣传政府的政策措施和检查各户的卫生状况，深受大家的尊敬和或真或假的笑脸；

租户是赵先生和赵胖子，两口子己是不惑之龄，却没有孩子，赵先生在一家报社上班，早出晚归，赵胖子闲赋在家，只相夫不用教子，两人生活比较富裕。

赵胖子乃胡同里最为令人经久不忘的人了。因为没有孩子，经常在胡同里扭转着身子与男女老少侃侃而谈，也常常带一帮孩子游戏或者买些小零食给孩子们分着吃。足见她非常喜欢孩子而自己无能力生养。

一年四季，她都能把整条胡同照亮。初春时，大家都还穿着厚厚的衣服，她却早已换上耀眼的各式旗袍，贯常是一袭旗袍花枝招展，嘴上涂着厚厚的口红，配上其白白胖胖的身躯，无不令人眼花瞭乱。许是富裕又有闲，家里待不住吧。她总是带着夸张的笑与言语，给大家一个亲和的感受。

现在的“大菊胡同”口

小时候，胡同里非常热闹，从早到晚是一曲曲动人的音乐，最早的是一阵阵卖菜的叫卖声，他们或是推车或是挑担子，碧绿的菜叶上挂着水珠，鲜嫰的耀眼。人们便拿着筐啦，筛子啦等物去购买，时不时还传来喊“张婶，卖菜的来啦！”或是叫“李嫂，今天的黄瓜可嫩了！”的呼唤；过一会儿是卖早点的，有卖切糕的，有卖烧饼的；再过一会儿是“锯盆锯碗”的，换锅底、磨剪子磨刀的；最动听的是挑着担子剃头的，手里拿着两个铁叉子，滋拉滋拉响彻整条胡同……

记忆最深的是冬天的夜晚，能听见胡同里由远而近的卖小吃的小贩们那冻的发抖的叫卖声—“卖馄饨喽”—“水罗卜赛个梨”—“冰糖葫芦”一声又一声传进耳朵。

……

这些苍老深沉的，颤抖沙亚的叫卖声，听了有一种说不出的悲凉、我的想象常常会跟着它飞向那个我不能理解的、深不可测的人世间去。

有时候，妈妈会岀去买个心里美罗卜或者冻柿子，全家围着火炉凉凉的吃上几口，有一种渗透心底的说不出原因的舒𣈱。

每当忆起小时候老北京的生活，我的灵魂就会萦绕着那条长长的瓦岔胡同里的人和事，

这条胡同其实也是整个社会的缩影。有许许多多的故事留在记忆里，有许许多多昔日的场景不能忘怀。那里的一些人一些事，那里的一些院落一些家庭，那里的一块砖、一棵树都留存在记忆当中，成为了我对老北京的深切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