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阿里

南山愚公

引 言

提起“阿里”，80后、90后、00后甚至更年轻的新新一族会想起“淘宝”、“天猫”、“马云”；50后、60后、70后甚至更年长的父辈祖辈或许会想起优秀援藏干部“孔繁森”（山东聊城人，两次进藏，历时十载，把自己的一腔热血洒在西藏高原，在阿里地委书记任上因车祸以身殉职。孔繁森被誉为“新时期焦裕禄式的领导干部楷模”，获颁“百位感动中国人物”荣誉称号）。

于我而言，“阿里”是整整五十年前那段刻骨铭心、令人终生难以忘怀的军旅记忆……

阿里是西藏最偏僻与平均海拔最高的地区。它地处西藏西北部，平均海拔4500米，海拔5000米以上的区域很多，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屋脊”。那里地广人稀，常年气温在零摄氏度以下，最低温度可达零下40多摄氏度，每年7级至8级大风占140天以上，恶劣的自然环境、艰苦的生活条件使许多人望而却步。

领 命 出 征

我是1970年12月参军入伍的，1971年元月初到部队时，被分配到新疆军区陆军五师十三团通信连两瓦四班（“两瓦电台”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军装备部队的小型便携式军用电台，简称“硅两瓦”，它有“报务”和“报话”两种工作模式，主要用于团与营连间的通信）。通信兵是“平战结合”最紧密的兵种，它不同于其他多数兵种日常训练或者演习拉练时只针对“假想敌”，通信兵无论是无线通信的电台值班、两瓦出勤，还是有线通信的电话线布设、总机值班，以及传统通信方式的骑兵通信、徒步通信，在“非战争状态”下，他们（或她们）在值班与出任务时所传递的内容都是“来真的”，容不得任何闪失。

　　1973年4月初的一天，我们连的段贤春连长把两瓦四班的张炳玉班长、我（时任副班长）、胡泉源和汤群武四人召到连部，一脸严肃地说到：“接师部通知，命令我连派出两部两瓦电台赴西藏阿里地区，配属总参测绘大队执行军事地图测绘任务，为期六个月。要求三天之内到师部通信营报到。连里决定由你们四人执行这个任务，回去准备吧，务必准时到达指定位置。”连长说完，再没有一句多余的话。

军令如山倒！由于我们团部所在的新疆奇台县距离师部所在的乌鲁木齐庙尔沟有近300公里的路程，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要预留一天赶路，时间非常紧迫，容不得丝毫犹豫与拖延。回到班里后，张炳玉班长立即做出了简要分工：他和汤群武一部电台；我和胡泉源一部电台，各自做好相应准备，后天一早出发，晚饭前必须赶到师部。

因为部队有严格的作息制度，我已经挤不出任何私人时间写信告诉远在河南郑州的父母了，只匆匆跟同年入伍、近在隔壁两瓦三班的亲哥哥宋建平打了声招呼，就忙于紧张的电台检测、电池备份等等任务准备了。

　　两天后，我们四人准时到达师部通信营报到，由于我们路途最远，其他各团的战友已相继到达。这次五师共有8部电台、18个人去西藏阿里执行任务，组成了一个电台小分队，由师部通信营无线连的董瑞云主任担任领队。

任 务 接 力

说起电台配属总参测绘大队去西藏阿里执行任务，我们事先已有所耳闻。早前一年，也就是1972年，我们连两瓦三班的沈金弟和田鸽就去过。当时，我还在新疆昌吉的师教导队参加报务集训。回到连里时，听田鸽跟我们聊起过去阿里执行任务时的所见所闻。

沈金弟是1969年上海入伍的，个子不高，为人诚恳，说话斯文，当时是两瓦三班的副班长。学过报务的人都知道“坏手”是怎么回事，就是学习发报的过程中，一旦敲击电键的手出现错误的孤僻动作，形成了“肌肉记忆”，几乎是难以改变的。而沈金弟一不小心把右手搞成“坏手”了，但他硬是以顽强的意志力用左手从零学起，在短时间内达到了能够执行任务的水平。沈金弟退伍后在上海当上了一名人民警察，后来不幸患上疑难杂症，虽多方求医却回天乏力，英年早逝，令人惋惜。

　　田鸽是1970年新疆入伍的，祖籍河北人。他是典型的“部队大院子弟”风格，聪明、健谈、见多识广。1973年我在阿里期间，他调到了新疆军区通信总站，听说后来提升为技术干部，但一直再没见上面。谁知到了2014年12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同班战友肖峰（详见作者的另一篇美文《在那遥远的地方》）从广州打来的电话，说田鸽在广州！我当然喜出望外，立即赶往赴约。见面后才知道，田鸽从通信总站转业到“新疆自治区驻广东办事处”工作，并亲身参与建设了我和肖峰已经多年作为“八一”聚会地点、位于广州天河北路的“新疆大厦”。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自此，我们通信连驻广东“三人小组”就自然形成了，除了八一建军节的“规定动作”，凡是有十三团的老战友来广州，我们还会临时增加一些“自选动作”，常聚常欢！

　　张炳玉是1968年山东入伍的，聊城东阿人。高高的个子，健硕的身材，平时话不多，挺严历的样子。他于1974年初退伍后，一直待在老家。2021年10月我去山东聊城看望1968年入伍的通信连老战友，发现阔别五十年，张炳玉老班长反而比在部队时健谈多了。虽然他不用智能手机，但是通过听广播、看电视，对时事政治、国际局势的了解一点也不差！作为孔繁森的聊城同乡，老班长跟我回忆起当年那段经历时，不无自豪地说：“论起去阿里工作，咱们可比孔繁森早了整整六年啊！”

　　汤群武是1971年河南入伍的，河南渑池人。矮矮的个子，胖胖的身段，风趣幽默，段子很多，是通信连的“大活宝”之一。他是豫西义马矿务局的子弟，下乡知青，1950年出生，比我大五岁。虽然汤群武是1971年中才从五师警卫连调来我们连的，但他人很聪明，学习通信技术进步很快，从1972年起，他就经常与我搭档，参加团直会操的两瓦电台操控技术演练。汤群武退伍后，被分配到河南三门峡印染总厂。八十年代初，他曾去郑州找过我，欢聚了几天。后来因为我南下广东，失去了联系。2017年通信连组建微信群后，我曾多方查询汤群武的下落，直至在公众号《五师魂》编辑彭庆茹战友的牵线搭桥下，通过五师警卫连战友得到了他的消息：汤群武战友早在数年前就因病去世了。令人不胜唏嘘……

　　胡泉源是1971年河南入伍的，湖北孝感人。他中等身材，五官精致，眉清目秀，无论按照当年还是当今的审美，都是一个标准的“小帅哥”！胡泉源1974年初退伍后，被分配到河南南阳化肥厂工作，多年后辗转回到湖北武汉。由于他的原居住片区拆迁，一直联系不上。通信连建群后，原骑兵班长贾向东战友为找到胡泉源费尽心机，永不言弃。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找到了！原来胡泉源退休后，长期在旅居法国巴黎的女儿那儿生活，很少回来。2018年4月下旬，得到胡泉源回国探亲的消息，我和肖峰就迫不及待地赶到武汉，与长达四十五年没见面的老战友相见。两瓦班的三位战友把酒言欢，当年今日，趣事连连，无比开心！

　　我也是1971年河南入伍的，郑州人。1975年退役后，被分配到郑州照相机厂工作。1976年，我幸运地赶上了“末班车”，被选送到浙江大学光学仪器工程系学习照相机设计，毕业后又为原单位做了几年小有成就的贡献。1984年我南下广东深圳，先做外贸，后做房地产，拖家带口，扎根于此。我退休后最上心提劲儿的事儿是组建并管理“十三团通信连战友群”，而且一有机会，就去各地寻访老战友，回忆当年，赓续情谊。

跨 越 南 疆

我们只在师部庙尔沟住了一晚，第二天五师电台小分队就赶到乌鲁木齐与测绘大队会合，随即就向南疆喀什地区叶城县的集结地进发了。

我记得当时的行军队伍是这样配置的：总参测绘大队第五中队（驻地江西鹰潭）加上新疆军区的测绘中队（驻地乌鲁木齐），配属一个汽车连（负责运输保障）、一个步兵连（负责安全保障与勤务协助）、一个电台小分队（负责通信保障）和一个医疗小分队（负责医疗保障），加起来足足有一个营的兵力了。我们全部是汽车装载、摩托化开进，配属的加上测绘部队的自有车辆，数十辆军车同时上路，沙尘滚滚，浩浩荡荡。

五十年前的车况与路况是今天的人们无法想象的。

几十辆军车中，除了几辆北京吉普BJ212作为指挥车与联络车，绝大部分是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的“解放牌”CA10载重卡车和南京汽车制造厂生产的“跃进牌”轻型卡车（仿制苏联的“嘎斯51”）。而当时的汽车使用周期，是以每一档“10万公里”为计算单位累进的。在公路上经常可以看到汽车前保险杠上悬挂的“安全行使50万公里”光荣牌。测绘部队和配属汽车连的车都是长期跑野外、跑长途的“老掉牙”车辆，维修保养几乎是每天的“必修课”。

乌鲁木齐距离叶城2000多公里。那时没有高铁，也没有高速公路，甚至连一段柏油路或水泥路都没有，有的只是连今天的“乡道”都算不上的砂石“搓板路”（就是今人调侃“跪搓板”的那个三角棱排列的洗衣搓板）。卡车开在上面，几乎一刻不停地颠簸、抖动。当时我虽然正值青春年少，却有个“晕车”的毛病，大小车都晕。行军初期，卡车在搓板路上开不到半小时，我的五脏六腑就开始随着汽车的剧烈晃动翻江倒海，忍了再忍，最后还是要吐出来。为了保持体力，又不敢不吃东西。就这样吃了吐，吐了再吃……三天后，我还真就逐渐适应了，并从此不再晕车、晕机、晕船。

车队行车要瞻前顾后，保持队形和适当距离，本来就慢。加上车况差、路况差，时不时要停下修车，车队行进的平均速度只有每小时35公里。为了节省时间，我们没有开伙做饭，午餐在车上喝水吃干粮，早晚餐在沿途住宿的兵站解决。一路上，我们经过了达坂城、托克逊、和硕、库尔勒、轮台、库车、阿克苏、三岔口等十几个兵站。

当年的兵站堪称新疆数千公里边防交通线上的串串明珠，它的功能类似于如今高速公路上的服务区。那时新疆的跨区域民间往来极少，驻守兵站的军人，主要任务就是给过往的军人与军车提供餐饮住宿、医疗服务以及汽车加油、汽车维修等后勤保障。茫茫戈壁，人烟稀少，又根本收不到广播电视信号，书报信函也往往晚到半个来月，真的是物质生活艰苦，精神生活贫乏。他们长年累月就盼望着有军车来，有军人来，听战友们讲讲外面多彩的世界，给兵站增加点活生生的人气。

总参测绘五中队里有位刘副队长，福建人，技术干部出身，毛笔字写得好，文采也不错。他曾多次到西藏阿里执行测绘任务，对沿途兵站非常熟悉。每到一地，刘副队长就会向兵站赠送一幅他亲手书写并已装裱好的卷轴条幅，一是感谢，二是纪念。因为年代久远，绝大部分的条幅内容我都记不清了，只记得刘副队长送给三岔口兵站的条幅是：“戈壁滩上一红柳，朝气蓬勃三岔口”！

经过十几天的持续行进，我们的车队终于按时、满员到达南疆集结地——喀什地区叶城县。叶城是这支部队在西藏阿里任务期间的后勤保障基地，我们在此休整了一天，检修车辆，装载物资。接着，我们就要踏上考验各自身体承受极限与心理承受极限的进藏公路。

奔 赴 阿 里

当年，主要的进藏公路自北向南按顺时针排列分别是新藏线、青藏线、川藏线和滇藏线。其中平均海拔最高、道路最为险峻的当属新藏线。由于我们的任务区域是藏北阿里，为了尽量缩短路途行进时间，抢在每年5月至10月的非冰冻期开展测绘工作（每年11月至来年4月为冰冻期，经常是大雪封山），我们只能走新藏线。

车队从新疆喀什的叶城县出发，目的地是西藏阿里噶尔县的狮泉河镇，距离约1200公里。由于一路上海拔逐渐升高，我们初次进藏的电台小分队全体成员都开始感到不同程度的高原反应，越年轻反而越敏感，我就属于反应较大的那种，胸闷、气短、头晕，整日昏昏沉沉，以至于当时车队走了几天，经过了哪些兵站，当时没记住，现在更是想不起来了。有一次，我亲眼看到测绘队的司机南京兵谢新建因高原反应，开着车就犯困了，眼睛一睁一合的，吓得坐在副驾的汽车排长一手抓住方向盘一手在小谢腿上拧了一把，把他惊醒了！

新藏线的凶险名不虚传。从山脚到山腰，沿着山体凿出来的碎石路，一边是峭壁，一边是悬崖，连一根护栏都没有！两车相会时，峭壁一侧的车辆会尽量靠近山体后停下来，让悬崖一侧的车辆先通过，以致我们经常会听到卡车篷布栏杆碰撞山石的咔咔声。我年轻，还不太知道害怕，听到响声就会睁大眼睛看个究竟，而那年二十三四岁的张炳玉班长已经深知生命之珍贵，他坚持紧闭双眼、暗自祈祷（事后他告诉我的）。就这样昏昏沉沉、半睡半醒地在车上过了几天，车队终于安全抵达西藏阿里地区行署所在地狮泉河镇。根据当天的日子推算，从乌鲁木齐出发，已经过了整整21天！

初 到 高 原

到了阿里，我的高原反应也到达“顶峰”。从叶城来狮泉河的途中，曾经路过海拔5900米的地区，虽然也感到很不舒服，但由于是坐在汽车上行进，身体尚无极端感受。可是刚到狮泉河，从下车双脚触地开始，我的“噩梦”就启动了。还没走几步路，就觉得呼吸困难，喘不上来气。勉强走到营区驻地，把背包一扔，坐在床上便再也不想动了。当天晚饭没吃，只想睡觉。那天夜里，我已经从最初到达时的头昏、胸闷演变成了头疼欲裂、呼吸急促、思绪混乱、痛不欲生。张班长见状，马上找来医疗队员，军医检查后让我立即吸氧。胡泉源帮我领来“氧气枕头”（军绿色的枕头状氧气袋），我迫不及待地把橡胶管插入鼻孔，使劲儿吸起来。大约过了五分钟，我感觉头不太疼了，呼吸也顺畅些了。战友们说，我的嘴唇已经从当初的酱紫色变回稍微正常点的深红色了。

1973年我刚满18岁。在叶城休整的那天，部队组织我们听取了医疗队军医讲解的高原病防治知识、“肺水肿”的危害性以及阿里任务区“非战斗减员”千分之五的警示！由于缺乏切身感受，当时只是听听而已，并没太往心里去。但是那次狮泉河的“下马威”，着实让我领略到“生命随时结束”的危机感。五十年过去了，每每回忆起那段经历，我始终认为那是离天堂最近的一次。

此后的一个星期，我基本上没有吃饭，只吃了些水果罐头，睡觉也很少，整天抱着个氧气枕头爱不释手，走到哪儿抱到哪儿。一周后，我才“满血复活”，可以在不用氧气袋的状态下自主呼吸、自在饮食、自然睡觉了。

在那几天里，我结识了来自伊犁军分区的报务员卫伊宁，他是土生土长的新疆“汉二代”，看名字就能猜出个八九分。相同的兵种，共同的任务，类似的家庭成长背景，让我俩一见如故，很谈得来。只可惜来去匆匆，别后再无联系。

执 行 任 务

为了更好地完成任务，避免以致杜绝在译电过程中发生误解、错漏，我抓紧一切机会向测绘队的战友请教，恶补测绘知识。我初步了解到：我们这次所执行的任务是绘制1：50000高精度军用地图的前期基础工作。先在已有“航拍照片”（每2公里1辐，苏军航拍飞机摄制）上面根据地形地貌标注出若干个“基准点”，再针对基准点进行“大地测量”。

“大地测量”大致包括“水准测量”和“三角测量”两个部分。

“水准测量”就是以我国黄海海平面为“标高0米”参照物，用类似上下台阶的方式，从东到西（我国的基本地形大致是“东低西高”），“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用“水准仪”测量出各个“基准点”的“高程”，与“标高0米”及上一个“基准点”的“高程”对比迭加，就得到该点的“海拔高度”。把地形图上某个区域内高度相等的相邻各点连成的闭合曲线就是“等高线”。

“三角测量”则是用“三角仪”对设定的三个“基准点”进行角度测量，并设定此三角形中某一边的距离（那时候还没有“激光测距仪”），再运用三角定理和三角函数的运算，得出此三角形另外两边的距离。简单地说，“三角测量”就是要确定各个“基准点”之间的相对距离。

有了各个“基准点”的高程与彼此的相对距离，才可以绘制地图。

由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军的测绘与计算装备非常落后，在野外作业的“三人测绘小组”只能用“手拉计算尺”做初步计算。我们通信保障的任务就是把他们初步计算所得数据加密后用电台发送到测绘队队部，在那里用“机械式手摇计算机”审核复算，并把“通过”或“重测”（罗列出要点一二三）的结论电文发给我们，译电后转告测绘小组。

后来才知道，同时代的美军已经广泛使用电子计算机，并开始把两台电脑间的远距离数据传输从实验阶段发展到实用阶段，成就了互联网的雏形。

那时我确实年轻，脑瓜转得快，记性也好。三千多个汉字的任务专用密码本，我不到一个星期就全部背下来了。拿起写满各种测绘数据的电报文稿，我可以直接报读四个一组的阿拉伯数字，让胡泉源抄写后再核对。一个月后，我已经可以眼睛看着电文，手敲电键直接用摩斯电码发出去。整个任务期间，我做到了收发报零差错，并因此受到了任务部队的充分肯定及通报嘉奖。哪像如今，经常干些转头就忘、“骑驴找驴”的囧事。我不由得常常感叹：年轻是真的好啊！

建 供 应 站

在狮泉河期间，我们初步了解了本次任务的概要：任务区域在离狮泉河镇约200公里的日土县境内，那里被划定为人迹罕至的“无人区”——无水、无电、无民居、无道路，一切都是大自然的原始状态。为了给在野外流动作业的各个测绘小组提供通信保障、生活保障、医疗保障和物资补给，需要在任务区域内分布设立若干个固定的“供应站”。

我所在的那个供应站共有六人组成：站长是来自总参测绘五中队的张新发；来自配属步兵连的两名战士小刘和小王作为警卫与勤务，协助站长共同负责生活保障任务；来自配属电台小分队的我和胡泉源作为报务员，负责通信保障任务；来自南疆军区某部医院的军医李延亭负责医疗保障任务。

　　一辆“嘎斯51”把我们供应站的六名成员和前期的生活保障物资送到了那个不知名字只有代号的设站地点。放眼望去：瓦蓝的天空上飘着几朵洁白的云彩，巍峨的雪山耸立在看起来很近的天边，脚下是松软的、绿油油的草地，远处有藏羚羊、野牦牛在奔跑着觅食……绝对是风景画家野外写生的不二选择！我非常认同的一句话是：西藏是一种境界，美得纯粹，可以净化人的心灵。

当时我们六个人哪里顾得上欣赏大自然的美景，手忙脚乱地干起了建站的首要工作——搭帐篷、架天线。我们搭起了两顶帐篷，一个用来住宿和工作，一个作为厨房和仓库。

由于我们这个站点距离队部约200公里，那时又没有无线通信基站中继传输，以两瓦电台的功率，必须把天线架得足够高才行。我和胡泉源在连队使用的都是鞭状天线和便携式T型天线，从没有接受过架设15米超高天线的训练，甚至见都没见过！但是任务摆在那儿，容不得丝毫犹豫退缩，干！边学边干！我俩先把用作电线杆的角钢在地面连接好，摆放在测定的方向上，又用通信连段连长（那个年代罕见的“大学生入伍的军人”）教给我的“勾股弦定理”准确计算出电线杆斜拉绳的长度（每个电线杆顶端和中间各3根“斜拉绳”，地面设3个“锚点”）。不瞒您说，1966年文革开始时，我才上小学四年级，入伍前一年半时间的“复课闹革命”，都用来学工、学农、学军了，“三角几何”完全没有概念。而在浙江大学时的“开挂起飞”已经是我退役后的事了。在我们供应站六个人的齐心协力下，一鼓作气地竖起了两根15米高的角钢电线杆，完成了电台天线的架设，并准时顺利地与队部电台完成了首次联络，为日后的测绘任务通信保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那年六个月的时间里，这部电台成了我们与外界联系的唯一渠道。除了确保任务通信，也会给在野外作业的战友带来意外的惊喜。记得有一次新疆军区测绘队的谢秀亭（河南许昌人，新疆安家）来我们兵站休整。我就接到总参第五中队张队长发来的电报：“告诉老谢，他爱人给他生了个小胖女，母女平安。”我拿给老谢看，他虽然也算高兴，却语带遗憾地跟我说：想要个男的！

“一日四季”是对西藏高原地区气候瞬息万变的最好描述。由于阿里海拔高，离太阳近，中午干活时，上半身只穿一件背心还要热得出汗，但是我们下半身穿的棉裤却始终不敢脱，怕的是老天爷下一秒“变脸”时来不及穿！白天与夜晚的温差常常达到三四十摄氏度，“早穿皮袄午穿纱”是我们当时的真实写照。

民以食为天。在阿里，熬过了高原反应，做饭吃饭就成了我们面临的最大困难。高原缺氧，“煤油炉”（注意不是“煤气炉”）点不着火，只能用“汽油炉”点火或者牦牛粪点着了烧水做饭。高原气压低，水烧到80℃左右就沸腾了，所以必须用高压锅加工食物才能把饭做熟，煮面条也得用高压锅！在当时的国力和物资条件下，我们的食品供应算是相当好的，以各种罐头食品为主。我们经常吃的罐头主要是上海产的“梅林牌”午餐肉、凤尾鱼、四鲜烤麸和福建产的“水仙花牌”香菇猪脚腿、五香肉丁、黄桃、苹果、梨等等。在饮食方面最大的缺憾是没有新鲜蔬菜，只有数量不多的“脱水蔬菜”。为了调剂兵站成员和过往测绘小组战友略显枯燥的生活，站长号召大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每人轮流做一道拿手美食。我的作品是用午餐肉做馅的“大馄饨”，曾获得大家的一致好评！

我们这个供应站的所有用水都来自于草地上的“水洼”，虽然每个水洼的水量都不大，需要经常易地取水，但胜在这些水均来源于天上的雨水和山上的雪水，纯净甘甜，没有污染。

供应站作为宿舍的是一顶班用帐篷，挤一点可以住10个人。我们6个人住在里面，还有足够的空间设置电台工作区和医疗工作区。虽然算是夏季，但藏北阿里高原野外的夜晚非常冷（可达零下二十几摄氏度）。我们每天都会把自己的卧具裹成一个“睡袋”：先铺好一个长方形的套头雨衣，再按照羊毛毡、狗皮褥子、棉褥子、被筒、羊皮大衣的顺序码放好，最后扣上雨衣的按扣。睡觉时钻进睡袋里，蒙头盖脸一整夜。记得有一次，午夜时分狂风大作、雷雨交加，把我们的帐篷刮倒了，覆盖在大家身上。按照我们事先的约定，谁都不用起来，明天早上再说！

藏 族 乡 亲

由于我们所在的阿里日土任务区被划定为“无人区”，除了执行任务的军人，一般情况下很难接触到当地的藏族同胞。近半年的时间里，几乎唯一的两次“偶遇”，藏族乡亲的淳厚、质朴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当初，就在我们从狮泉河出发前往任务区布设站点的途中，由于完全没有道路与车辙的引导，“嘎斯51”的一个车轮陷进了草地的洼地里，动弹不得。车上六人全部下来推车，几番努力，不得要领。正当我们束手无策、面面相觑之时，远远的来了看似一家三口的藏族乡亲，一个三四十岁的男人和一个怀抱孩子的女人。由于语言不通，我们正发愁如何寻求他们的帮助时，藏族男同胞看到我们的境况，毫不犹豫地脱掉他的羊皮大衣，卷起来塞在车轮下面，又示意女人一起推车。那位藏族女同胞直接把孩子放在草地上，和我们一起把汽车推了出来。那位男同胞捡起草洼里的大衣，用手拂了拂上面的泥泞，就穿上继续赶路了。我们六人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能双手合十，频频鞠躬致谢。

还有一次，一位看上去五六十岁的藏族乡亲走进了我们的帐篷，他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我们完全不清楚。只见他用手比划着指指自己的右脚，原来他受伤了。军医李延亭马上为他做了仔细的检查：藏族大叔的右脚大拇指伤得不轻，血肉模糊，已经有些感染发炎。李医生随即对伤口做了清洗、敷药与包扎，又让他服了两片抗感染的药。根据藏族大叔的情况，我们决定让他“留医”。藏族大叔没有什么行装，随身只背了一个羊皮口袋。一开始，双方用手指指点点，我们让他住在我们的帐篷里，他却坚持要住在帐篷外的草地上。经过几番推让，藏族大叔最终同意住在我们当作仓库和厨房的帐篷里。吃饭时，他也谢绝了我们的邀请，坚持吃他自己带来的牦牛肉干，喝酥油茶。一周下来，藏族大叔的伤口痊愈结痂了。我们想让他多住几天，他却执意要走，并非要给我们留下一些牦牛肉干。双方无法用言语沟通，只能彼此行藏族的合十礼，道一声“扎西得勒”！

闲 暇 时 光

我喜欢看书，在当时全国的政治环境与部队生活的条件限制下，我上阿里时只带了浩然写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没有广播电视，没有报刊杂志，看这两本书成了我汲取文学知识、获得精神抚慰的唯一。

动手能力强是我自认的一个优点。在阿里那几个月里，我利用当时的材料和工具，还真做出了几个颇具创意的“小物件”。我先把从野外草地上捡来的牦牛尾巴和羚羊角清理干净；又把牦牛尾巴剪成需要的长度；再把羚羊角抹上汽车黄油用喷灯烤软，弯曲成自己想要的形状，并用锉刀和砂纸进行打磨；还用钢锯条磨成刻刀，在羚羊角上刻出一定图案的凹槽，填充进相应的热熔材料（比如“火炬”，就是用白色牙刷把做火炬的“把手”，用“中华牙膏”盖子做火炬的“火焰”）；最后把各个零部件组装起来，就做成了整理内务用的“小毛刷”（如图所示，珍藏至今）和仙意飘飘的“拂尘掸”（五十年来，东行南下，数次搬家，不慎丢失）。战友们见状，纷纷请我帮忙，一时间名声在外。

再 入 西 藏

2023年是我初次进藏五十周年，为了纪念西藏阿里那段不平常的军旅生活，我决定再入西藏，在当地真切追忆往日时光，并梦想着“他乡遇故知”——像我退役后与同班战友肖峰在上海不期而遇那样，在西藏某地“偶遇”有可能在那里出现的卫伊宁、李延亭、谢秀亭……

这次我是从林芝入藏，又去了拉萨等地。五十年虽是弹指一挥间，但今日的西藏已是旧貌换新颜，不可同日而语。想到西藏尤其是阿里地区的规划建设与经济发展，应该也有我们当年测绘地图的贡献，心中甚感宽慰。

　　西藏是世人眼里永远的圣地，阿里是我心中永恒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