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足迹84建国门街道二 寻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遗址 访总理各国事

笑羊

2023年9月14日北京大卫队活动

﹝沿线看点古迹﹞

1、北总布胡同2号宅院

2、盛芳胡同1号四合院

3、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遗址

4、朱启钤故宅

5、建国门街道办事处

6、协和胡同6号近代建筑

7、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建筑遗存

8、北总布胡同2号近现代建筑

9、蔡元培故居

10、协和医院住宅群

11、宁郡王府

12、东总布胡同路北53号旧宅院

13、东堂子胡同4、6号近代建筑

14、北总部胡同12、24、26号四合院

15、东总布胡同路北32号近现代建筑

16、李济深旧居

17、协和医院院长楼

18、西总布41号记忆馆

1、北总布胡同2号宅院

　　北总布胡同2号宅院位于东城区北总布胡同2号，为北京市第八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宅院坐北朝南，平面呈“工”字形，主体建筑为中西合璧房屋，砖木结构，地上、地下各一层。此宅1918年由美国石油商人洛克菲勒家族修建。1946年曾作为军调部国民党代表驻地，1949年后为龙云住所。该院为典型的近代中国民族风格建筑，也是若干中国近现代历史事件的实物见证。

　　该宅院原来是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董事长1918年用兴建协和医院的剩余建筑材料为其父母建的住宅，他们直到1942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发生后才离开这里。抗日战争后期，该宅院被日本人霸占，直到抗日战争结束。1946年1月，该宅院成为军调部国民政府代表驻地。1947年2月至1948年，孙连仲在此居住。后来被龙云家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陆定一在此居住，陆定一逝世后该宅院仍然归龙家。

　　1984年1月10日，被公布为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2011年，被公布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保存情况较为良好。

2、盛芳胡同1号四合院

　　盛芳胡同1号四合院位于东城区建国门街道盛芳胡同1号， 建造年代约为清代中晚期，坐北朝南，为两进四合院。

如意门一间，合瓦清水脊屋面，门楼砖雕极为精美：门楣雕有博古架、文房四宝，并饰荷花莲叶，垫板雕四君子（梅、兰、竹、菊）和寿字，挑檐为云纹图案，戗檐刻圆篆字“益寿延年”周以蝙蝠及云纹，墙腿饰花篮。大门东有倒座房三间，西有倒座房四间。

迎门一字影壁一座。垂花门已拆除， 仅存基础，二进院正房三间，前后廊，为合瓦清水脊屋面硬山房。左右耳房各两间，东西厢房各三间，为合瓦过垄脊屋面，厢房各带南耳房，已改建为平顶，正房和厢房均带前廊，原有抄手游廊连接各房，现已拆毁。整体为清末具代表性的小型传统宅院， 格局简约，建筑保存基本良好，砖雕石刻极其精美、寓意丰富。

3、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遗址

　　赵家楼位于北京长安街东端之北，原为明代在位时间仅6年的明穆宗隆庆朝文渊阁大学士赵贞吉的宅邸，后来成为曹汝霖的第宅。因五四运动中的“火烧赵家楼”事件而闻名中外。

1919年5月4日上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大学等13个学校的代表在法政专门学校举行了联合会议，讨论游行示威事项，决定发布“北京学生全体宣言”，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口号。游行的队伍开到了赵家楼胡同，曹宅的大门紧闭，匡互生及四五同学从窗户而入。入宅前传说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贼正在曹家开会，匡互生和大家涌入内宅搜寻，但没有找到。愤怒之极的匡互生取出预先携带的火柴，将屋内易燃的帐子、挂画、信件集中起来点燃了火。与此同时，其他同学痛打了章宗祥。曹宅燃起大火之后，军警赶来灭火，并逮捕了32名来不及散去的学生。匡互生闻之，认为首先打进曹宅和点火的都是他，要去自首，换出32人，经诸同学力劝乃止。火烧赵家、痛打章宗祥的义举，震动全国， “五四”运动迅速蔓延中华大地。

震惊中外的“火烧赵家楼”事件，掀起了“五四运动”的高潮。赵家楼的烈火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据介绍，赵家楼遗址80多年前的原貌已不复存在，连痕迹都荡然无存了。在建国门街道办事处的努力下，北京军区司令部打开大门，在这里建立了“火烧赵家楼遗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4、朱启钤故宅

　　赵堂子胡同3号，旧时的门牌是赵堂子胡同甲2号，在胡同稍有曲折处北侧，恰处“五路通祥”之地，坐北朝南，是一座占地近3000多平方米的四进四合院。

这座宅院是朱启钤在20世纪30年代购置的一所未完成的建筑，由他自己重新设计并督造。据朱启钤之子朱海北回忆，院内的彩画及建筑上的做法，完全按《营造法式》进行，所用木工、彩画工都是为故宫施工的老工匠。可以说这座宅院的建设倾注了朱启钤大量心血。

宅院的街门为“广亮大门”，街门西侧是6间倒座南房，街门东侧有4间南房，4间南房并不是一条脊，东侧3间稍向南移。因此，街门东侧的南院墙向东南倾斜。进入广亮大门，正对着的是一条贯通南北的走廊，形成一条南北轴线将整个宅院分成东西两个部分，共8个院落，院内回廊环绕。西部一进院有6间倒座南房和一座两卷“垂花门”；二进院、三进院、四进院北房3间、西厢房3间，在北房西侧建有两间耳房。东部一进院有南房4间、正房3间，在正房西倾建有两间耳房，北房与二进院的南房为三卷钩连搭歇山顶建筑，用料讲究，工艺精细；二进院有北房、南房、东厢房各3间，在北房和南房的西侧各建有两间耳房；三进院有北房5间、东厢房3间；四进院原来应该是宅第园林，如今已经改建。

该院建成后，前半部为“中国营造学社”，后半部是朱启钤及其眷属的住宅。北平沦陷时期，日本侵略者强行购买此宅，抗战胜利后发还。1953年，朱启钤搬到东四八条111号居住。

此宅现为单位宿舍，现有房屋113间，建筑面积2056平方米。原有的主要建筑改变不大，只是部分廊子被扩建成房屋，院内又添建了一些小厨房之类的简易房屋。 1984年1月10日，东城区人民政府将赵堂子胡同3号作为“朱启钤故居”，公布为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

东四八条属东城区东四地区，是东四北大街从南往北数的第八条胡同。胡同自西向东沟通东四北大街和朝阳门北小街，长700多米。东四八条111号，旧时的门牌是54号，在胡同西段北侧，坐北朝南，街门为穿墙大门，开在东四八条109号和113号两院形成的夹道内，后墙砌在东四九条南侧。大门内建有“一字影壁”一座，院内现有房屋、游廊等建筑115间，建筑面积670余平方米。此宅是朱启钤之女朱湄筠的房产。朱启钤从1953年搬入，直至1964年辞世。

5、东城区建国门街道办事处

6、协和胡同6号近代建筑（东堂子4、 6号院建筑）

　　东堂子胡同4号6号近代建筑原是现代医学奠基人流行病学家伍连德及其妻甥、首位华人教授、医学家林可胜的故居，这栋洋房是伍连德博士1911年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供职时购置。

清末留法的著名建筑师华南圭先生亲自设计，后花园十分精巧绝伦。故居占地1049平方米，有房67间，主体建筑唯一栋三层西洋式楼房，一栋颇有艺术特色的建筑：砖木结构，南北向，主体三层，顶层为阁楼，正立面水平分三部分，中轴对称，中间部分拉毛，两翼部分南北突出，砌红砖外露，有方形窗，石窗框，下有线脚套边，中间部分分二层开券成窗，一层为方形柱廊，转角贴花岗石板，强调竖线，红色瓦楞铁屋面，孟萨屋顶，两翼部分较陡，当作墙面以扩大屋顶空间，成为使用面积；中间部分有长方形老虎窗，木桃檐较深，伍连德于1911年购得此楼，曾与其妻黄淑琼、子伍长庚及妻甥、著名生理学家林可胜在此居住至1960年，根据伍连德遗嘱，此楼捐给了中华医学会，现为民居，保存尚可，现为东城区第三批东城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欧式建筑风格，华南圭设计，建于20世纪10年代，地上两层，有阁楼、地下室。现在看到的建筑是2020年开始腾退修缮后的。

　　伍连德（1879-1960），出生于马来西亚槟城州，祖籍广东台山市，英国剑桥大学医学博士。他成功扑灭1910年中国东北严重鼠疫。建立起中国最初的防疫体系，曾获得1935年诺贝尔奖提名。

7、东堂子胡同5号（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阎文儒在这里租住）

阎文儒

字述祖，又名成凡，号真斋主人，辽宁省锦州人，考古学家。1933年毕业于东北大学史地系，1936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师从向达先生，1941年，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1948年后，历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讲师、副教授、教授，讲授《中国考古学史》、《中国美术史》、《石窟寺艺术》等课程。阎文儒先生在中国石窟寺考古、艺术考古等领域贡献突出，主要著作有《中国石窟艺术总论》、《两京城坊补考》、《中国考古学史》等。

8、北总布胡同2号近现代建筑

　　建筑大师华南圭故居协和胡同6号，这栋三层德式小楼，是建筑大师华南圭故居。

华南圭（1877-1961），字通斋，江苏无锡人。

1896年中举，京师大学堂成立后，就学师范馆。1904年以官费出洋留学，1910年毕业于法国公益工程大学，获工程师文凭，归国后考取了工程进士。

1961年3月，华南圭在北京同仁医院病逝，享年84岁。

　　华南圭1911年留学归国在做多种技术任职的同时，也做过出国考试总考官、京汉铁路总工程师及处长、交通博物馆馆长、天津工商学院院长等职，他始终强调如何工程技术要有规范、城市铁路管理要有规则一样，严格按条规行事。如1913年，他不仅撰文“铁路公司之责任”，还据法国路律撰写了“定严律以减轨钉之窃案说”。1934年他写的“养路新法”，从人的本性出发，强调“养字为万事万物最重要的形式，所以，养路更重要于造路。他说“人之内部不养，不久即生病；人之外皮不养，秽污将更甚于禽兽”，从养路到律人，华南圭都是有严格考量的。1920年代末身为北平特别市工务局局长，华南圭的所为是在服务城市公众及保障基础设施完好运行，他兢兢业业为古都北京的现代化做着“向导者”的工作。

1928年9月13日，北平特别市工务局成立，华南圭作为工务局局长提出了“北平特别市工务局组织成立宣言”。他首先从民生主义、“衣食住行”讲到工务局的职责，他说“除衣字非本局职掌外，住行二字，全属于本局之职掌，食亦与本局职掌有关……本局实为民生主义之大枢纽，责任之重，可以想见。”他1911年归国，以先服务国家铁路建设为开端，华南圭将其这段工作（1911~1928年），归纳为“廉、能、勤、健、俭”的五字方针与准则，并称为个人革命之准绳。这“五字”方针，1933年当他成为天津工商学院院长后，又成为该校“准校则”。作为一介工程技术与文化思想大家，他以反省与自查的坦淡胸襟，解读了这“五字”的内涵，这是他在“北平特别市工务局成立宣言”的重要关键词，相信对当下的公务管理者不无启示。

“廉”字为第一，他剖析自身说“铁路用款最巨，用人最多，十七年未受一钱之贿赂。”他还宣誓般告知天下“自今以后，自信不至失节，苟一失节，则予即是贪官，应遵誓词未语，受严厉之处罚。”第二个字“能”，他为人做事始终强调，虽当世不责以万能，但他过去在京汉铁路工务处任处长、交通部技正等，均名与位相符，信奉“窃名盗位，罪更重于㩴金”之观念。他言语间特别反对那些“庸庸碌碌无所表现，既无让贤之意，又有嫉贤之心，则予即是污吏，誓受严厉之处罚。”“勤”是第三个字，这个字面上好理解，指有做人要勤勉之意。1928年任工务局局长时，华南圭已经51周岁，他的严格要求及表率“若旅进旅退，徒拥虚名，若尸位素餐，与旧官僚无异，则予仍是污吏，誓受严厉之处罚”；第四个字“健”，他自谦已年过半百，已步入龙钟年龄，怕担任工务局局长辜负于社会，坦然指出“工务局非残疾院，廉矣能矣而病或弱，则与自食其力之正义相矛盾矣。且也，新陈代谢，理势所然，日新又新，循环不息”；“俭”字是第五个，从字面上简明，无论对1920年代的旧中国，还是21世纪的新时代，不勤俭的城市生活及城市管理都是社会发展不容的。华老深刻地说“不俭则奢侈而是私财竭，不俭则虚糜而公财亦竭，社会之危险，不堪设想……古人云俭以养廉，不能俭即不能廉，势所然也……古人云，国家将亡，必有妖孽。此等糜风，直可视为妖孽之举动。”

华南圭在“北平特别市工务局组织成立宣言”中，在充分表达对工务局员工的“廉、能、勤、健、俭”五字方针要求时，还谈到应如何以此为人民为城市谋事。这些事包括市民最感痛苦的城市交通品质差，需修建沥青公路，城市有大明濠、南北河沿、护城河、三大“臭河”需治理，百姓办事疲于奔命，他认为“其不在官署之故意刁难，而在于行政手续之不良……一一皆须改用新式，务使完备而又简明，在职务上既易稽考，局外人亦不难按图索骥……”，可见，作为新任工务局局长的华南圭欲彻底鼎革，以障碍之决心。正是以这种态度，他特别讲述了该如何保护古都北京的城市文化。他认为，北京乃华夏文化中心，古建筑尤为北平之结晶，要保护遗产，要方法与政策，不可似保非保，更不可名存实亡。要点是，留其精华而去其糟粕，将它们公之于众，做到人人爱护，年年修缮。他说，对于北平古迹保护，不可一概论之，要分类处置；他说，“预谋北平之繁荣，以保存古迹为第一事，而保存自有其真道，不可漫无区别也……一面整理，一面由他人管理，有何不可？”他又说“凡系古迹，若不分别精华与糟粕而概加修缮，则财力不济，必致糟粕与精华，同归于尽。欲权衡于顽固躁切之间，以美艺之眼光、施保存之手术。”这番话表达了一介有建筑意识与美学理念的城市管理者的传承利用保护观。如在“宣言”中，他一一对景山纪念树木之枯朽、故宫角楼坍倒的之势、地坛之树木龌龊保护局面等的不堪现状逐一提出保护整治措施等。

9、东堂子45号

　　东堂子胡同45号，有一座比较显眼的院门。这座宅院昔日的主人，是英国伯明翰大学的理科硕士。他曾应蔡元培之邀，出任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此后还担任过中央研究院物理学研究所所长、“国立”台湾大学理学院教授兼教务长。

当然，他的成就还不光是在物理学科方面。根据《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说法，他是现代文学史上唯一专门写喜剧的剧作家。尽管是业余爱好，但他做得太漂亮了。从而为广大读者留下了《一只马蜂》《压迫》和《三块钱国币》等十部经典剧目。他，就是丁西林。

新中国成立后，丁西林曾先后担任了文化部副部长、北京图书馆馆长等职务。他所居住的45号，大体上见证了这一切。

据说文化名人张致祥也曾在45号居住。平津战役的时候，张致祥与高粮、周游等一道，作为聂荣臻的秘书。他参与过开国大典筹备及现场指挥工作。据说他还是最早提出组建东方歌舞团构想的人。

10、东堂子47号

　　东堂子胡同47号，这里于清初之际，乃是权臣鳌拜的宅第。

时光荏苒。及至1861年，权臣的宅院又改为京师同文馆的教学场地。这里是被用来培养洋务人才的。到1900年，京师同文馆因庚子事变而停办，此后又被并入京师大学堂，改名京师译学馆。

11、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建筑遗存

　　东堂子胡同49号是个“白头宫女说玄宗”的好地方。

最迟晚清时期，49号院的主人，是蒙古正蓝旗人阿鲁特•赛尚阿。赛尚阿曾经位高权重。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兴起，赛尚阿被咸丰帝任命为钦差大臣，前往湖南围堵太平军。但赛尚阿并没有能力阻挡太平军的北上。结果，被震怒中的咸丰帝革去官职，押解回京治罪。他在东堂子胡同49号的宅邸也被籍没了。

赛尚阿之子崇绮是清代唯一的旗人状元，也是晚清重臣。崇绮的一妹一女皆为同治帝后妃，妹妹即恭肃皇贵妃，女儿即孝哲毅皇后。

惩处了赛尚阿，太平军该折腾还得折腾。此时，为了解决军费的巨额亏空，咸丰朝铸造大量的大钱、铁钱、铅钱。1854年，赛尚阿的宅第就成为铁钱局公社的所在。铁钱一出，通货膨胀随之而来。到1857年，竟然发生北京商人罢市，拒用铁钱的事件。及至1861年，同治帝即位后，铁钱局公社被撤并。东堂子胡同49号也要改换门庭了，这里将成为总理衙门的所在地。

早在咸丰帝还活着的时候，他就批准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接管以往礼部和理藩院所执掌的对外事务。

　　总理衙门设立之时一切从简。按照恭亲王奕䜣的想法，这本来就是一个应对英法等国的临时机构。待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就裁撤，却没想到英法等国极为重视这个衙门，将其视作中国的外交部，最终不但没有被裁撤，反而日渐壮大。

赛尚阿府邸在变为铁钱局之后已是面貌大改，且是旧有住宅形制，但是为节俭费用，奕诉只是将大门改为衙门形式以示尊严，其他都没有改动。根据文献记载，总理衙门全部职员80余人，每月的办公经费仅有300两白银。

回顾昔日的总理衙门，不如将话语权交给苏格兰人约翰·汤姆森。在此人的著作里，曾经这样写道：

“走进一道低矮狭窄的门，进人了那沉闷的高墙内。循着路我们走过了几个庭院，庭院里分布着假山、花园和池塘。在走过了一条幽暗失修的长廊后，我们站在一棵参天古树下，面前是一间典型中国风格的谒见堂。”

写这段话的时候，是同治七年（1868）。此时的总理衙门，几乎承包了与“洋”字相关的一切。从外交、外贸、海关税收，到兴办近代军事或民用工业、创办京师同文馆、派遣留学生等，有啥做啥。主持过总理衙门的官员，从恭亲王奕䜣（首席）、醇亲王奕到庆亲王奕劻（首席），连续三位大清帝国的“铁帽子王”，身份高贵，地位显赫。待到1901年《辛丑条约》签字后，总理衙门被改为外务部，且被排在原有的兵工刑吏户礼六部前面，成为晚清最重要的政府部门。由此，东堂子胡同更加热闹。这番热闹，一直要持续到1912年民国外交部迁至石大人胡同（后改称外交部街胡同）为止。

而今，49号院的总理衙门旧址，仅留下精致的抱厦与回廊，以及胡同路北围墙上的文保牌。

12、东堂子55号

　　东堂子胡同原55号院的一部分曾是李鸿章宅邸、原53号院住过梁思成、原51号院是沈从文故居、原3号院是考古学家阎文儒故居、原29号院是中国男篮第一代教练陈文彬的祖宅、原27号院是中国土木工程学的先驱吴中伟院士故居……以上这些东堂子胡同里的名人故居，如今全都彻底消失！

13、蔡元培故居

　　蔡元培先生在北京的故居是东城区东堂子胡同里一处东西各三进四合院，建筑面积约368平方米。

1917年至1920年蔡先生在此居住，作为学界泰斗的他，生活非常俭朴，在北京并没有置产业，也就是说他只是租住在这里，当时蔡先生在北大当校长。其实蔡先生在当时北京的西城、宣武都租住过，之所以东城区这里被最终定为“蔡元培故居”，主要因为“五四运动”是在这里策源。

蔡元培故居门口挂着东城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字样匾额，还有“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蔡元培故居”的石碑。

　　东堂子胡同75号，旧时的门牌是东堂子胡同33号，在胡同西段北侧，是一座坐北朝南的三进院落，建筑面积为368平方米。街门是利用一间倒座南房后辟的，无规矩可言。一进院有倒座南房5间；二进院有南房4间，北房3间，东、西两侧各有耳房1间，有东、西厢房各3间；三进院有带前廊的北房3间。院内房屋均为起脊合瓦房。蔡元培从1917年到1920年租住于此，当年，一进院的倒座南房是客厅。1985年10月，东城区人民政府将其作为“蔡元培故居”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

蔡元培故居与别的故居有些不同。别人的故居，比如郭沫若、鲁迅、梅兰芳、老舍，他们生前都有自己的房子，拥有房屋的产权。但蔡元培一生未置产业。直到他1940年在香港病逝，他在大陆也并没有一处他自己的房产。在北京蔡元培先后租住过的几处住宅中，东城区东堂子胡同75号之所以被定为“蔡元培故居”，是因为蔡元培1917年至1923年任北大校长期间租住在此。“五四运动”正是在这里策源。

14、东堂子胡同

　　明代，称“堂子胡同”（旧时苏沪方言称妓院为“堂子”）；清代因与“金鱼胡同”北面的“堂子胡同”重名，遂将此“堂子胡同”改称“东堂子胡同”，彼“堂子胡同”改称“西堂子胡同”；“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改称“瑞金路十二条”，后复称“东堂子胡同”。

15、外交部街

　　外交部街开街伊始叫石大人胡同，民国初年改作外交部街。

　　外交部街，明朝属黄华坊，清朝属镶白旗。称石大人胡同，因武清侯石亨宅第在此而得名。明代宗景泰七年(1456)，石亨勾结宦官迎英宗复辟，并命所司为石亨营建住宅，石亨在赐第旁大肆营建。该府浩大，约占整个胡同路北的四分之一。

所获荣誉

2022年3月，入选《首都功能核心区传统地名保护名录（街巷胡同类 第一批）》。

16、外交部街48 59号

　　外交部街59号院，是北京协和医院别墅建筑群的⼊⼝。它是由美国⽯油⼤亨洛克菲勒出资于1918年修建的，供协和医院的⾼级教授居住，⼜称北院。另有⼀处南院，位于北极阁胡同，当年风靡⼀时的电视剧《渴望》就是在那⾥拍摄的。

　　早期医学大家，妇产科专家林巧稚教授，泌尿科专家吴阶平教授，病理学专家胡正祥教授曾居住于此。

　　48号协和医院“样板房”住的是协和医院第一任中国籍院长张锡钧；46号深宅大院曾经住过铁道部苏杰和钱应麟两任副部长；44号深门洞小门颇有英伦风范，这里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墨碟林西餐厅，灰色小楼五十年代是开国中将赵镕寓所；38号民国时期是仁记洋行，建国后居住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和龚普生夫妇。

17、外交部街33号

　　外交部街33号，保留着一座高大的西洋式大门。这里，曾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部所在地，新中国第一任外交部长周恩来和第二任外交部长陈毅都曾在里面办公。它的前世，故事特别多：从清末到1966年初，它历经宝源局、清外务部迎宾馆、袁世凯的临时大总统府、孙中山北上下榻的宾馆、北洋政府的外交部、日伪时期的华北政务委员会、解放战争时期的北平警备司令部……。

　　外交部街33号，在万历朝被赐予宁远伯李成梁。李成梁为明末镇守辽东的总兵，因战功卓著而加封太保兼太子太保，晚年封太傅。明史称其“边帅武功之盛，二百年来未有也”。民间则有“东南戚继光，东北李成梁”之说。当然，关于他“养痈为患”的说法也流传了数百年。至万历四十六年(1618)，李成梁在宁远伯府去世，享年92岁。

四年之后，即明天启二年(1622)，工部在宁远伯府旧址建立了宝源局,专司铸造铜钱，作为明朝的造币厂。有清一代，隶属于工部的宝源局与隶属于户部的宝泉局一直存在，它们都发挥着造币的功能。两者有所不同的是，宝源局所铸造的钱币，主要是提供给工部所管的各项工程使用；而宝泉局则基本为民用。至1905年宝源局的炉火熄灭。

及至光绪末年（1907），为了迎接访华的德国皇太子，外务部在宝源局旧址上兴建了迎宾馆，专门用作迎接国宾。根据史料记载，当时的外务部特聘了美国设计师杰利逊主持修建。于是，这座迎宾馆被建成清末最豪华、质量最好的西式建筑群。有点儿遗憾的是，皇太子没来。

　　“辛亥革命”爆发未久，袁世凯回京，取代庆亲王奕劻，重组大清内阁。1911年11月13日，袁世凯从锡拉胡同搬到了迎宾馆。这里，成为晚清末代总理（其实是第二任）的寓所及办公地点。也就在这里，袁世凯谋划了南北议和以及清帝退位等一系列事宜。也就是在袁世凯居住迎宾馆之后，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刺杀袁世凯事件”，时间为1912年1月16日。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就是在寓所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迎宾馆随即成为临时大总统府。

同年8月24日，孙中山抵达北京，会晤袁世凯。为了表示尊敬，袁世凯迁往铁狮子胡同的陆军部居住（也就是康熙帝九子）外交部街胡同29号：居住过一位著名化学家在外交部街与协和胡同交汇处的29号院，胤禟的府址，而将迎宾馆作为孙中山的临时行辕。孙中山居住在石大人胡同的这段日子里，他与袁世凯长谈十三次，并见到了前清摄政王载沣。9月18日，孙中山离京，袁世凯下令：将设在东堂子胡同内的北洋政府外交部，迁往石大人胡同迎宾馆。从此，石大人胡同更名为外交部街。

　　1928年，政府迁往南京后，北洋时期的外交部，被改为旧外交部档案保管处。1940年，受到侵华日军控制的华北政务委员会（以大汉奸头子王克敏为首）在此地成立，直到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

解放战争时期，这里做过北平警备司令部。

1949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设立于此。第一任外交部长周恩来和第二任外交部长陈毅，都曾在这里办公。

1960年代末，外交部办公地迁往朝阳门内大街路北，外交部街的原址被改为仓库。自1974年起，老外交部院内的假山和老楼被逐渐拆除，大院逐渐变成外交部职工宿舍和世界知识出版社等，院内建筑被逐一拆建。

▼而今，留存下来的迎宾馆正门一座灰色的西洋式门楼，算是当年的建筑。此门楼曾于1990至2000年代作为“世界知识出版社读者服务部”来使用。服务部内分里外两小间，外间是图书售卖区，里间则是仓库。

曾经门楼前的两只石狮子，被拉去钓鱼台国宾馆一去不返。如今，两只新造的石狮子，陪伴着恢复了迎宾馆时代大致面貌的门楼，略带茫然地凝视着过往的行人。

18、外交街37号

　　外交部街37号的古建，也如33号的迎宾馆一样，只剩下了一道门楼。这处古建，是清代中叶建成的双忠祠。

　　双忠祠是乾隆十六年(1751)十月为纪念两位殉国的驻藏大臣而建的。话说乾隆十五年(1750)，西藏颇罗鼐郡王薨逝，次子珠尔墨特那木扎勒袭爵。此人野心勃勃，阴谋杀害驻藏大臣。时任驻藏都统富察•傅清和工部侍郎帮办大臣董鄂•拉布敦为防西藏陷于乱局，先发制人，果断斩杀珠尔墨特那木扎勒。随后，两位大臣也壮烈殉国。乾隆称赞两人功绩，追封他们为一等伯，谥襄烈，先在拉萨通司岗立双忠祠，随后又于石大人胡同藏经馆设双忠祠。当然，这还无法表达乾隆帝的哀痛之情。不久后，两人的牌位亦放入地安门西大街的贤良祠内。

1916年，双忠祠被并入其东侧的北洋政府外交部。当局在其址建造了一座西洋风格大楼，时称“西楼”。再通过天桥与原先建成的东楼相连。原双忠祠的大门作为外交部西门，也被修成了今天的模样。

19、外交部街44号

　　44号曾是墨碟林西餐厅，后是开国中将赵镕寓所。

20、外交部街31号

　　嘉靖年间，石亨旧宅赐给了咸宁侯仇鸾。时隔未久，仇鸾因谎报军功而被革职查办，宅第再度被没收。又过了十数年，到了万历年间，石大人、仇大人府终于被一分为二。其中，府邸的东部，也就是而今外交部街31号，归属了寿宁公主与驸马冉兴让。冉兴让在府邸内引水堆山，并取名“宜园”。此园被后人誉为“明代京城八大名园”之一。这座园子，以“数万碎石结成的假山”而出名。

及至清初，“宜园”先后成为饶余郡王阿巴泰的府第。到了顺治七年(1650)，年仅39岁的多尔衮在打猎时意外坠马而亡。多尔衮没有儿子，遂以豫亲王多铎的儿子多尔博继爵位。未久，多尔衮被剥夺睿亲王封号，多尔博也不得不回归豫亲王家族。他从睿亲王府(后来的普渡寺)迁出后，于石大人胡同“宜园”之地建府。到了乾隆四十三年(1778)，乾隆帝下诏为多尔衮恢复了睿亲王的封号，爵位由多尔博后代世袭罔替。从此，石大人胡同出现了第二座睿亲王府。此后，睿亲王的爵位传承了七代人。

　　进入民国，由于没有新的经济来源，睿亲王家族只得把外交部街的房子抵押给了德国人的礼和洋行。1929年，整座睿亲王府被借给了私立的大同中学。到了1933年，大同中学以3.5万元购买了睿王府的产权。1949年后，大同中学改为北京第24中学，昔日王府已是踪迹全无。

如今，学校残留的古树，以及“大同体育馆”建筑的名字，似乎在告诉我们，此地曾经历着怎样的光阴流转。

21、北京二十四中北门

22、外交部街7号四合院，2020年9月，被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北京市文物局遴选为北京市第二批历史建筑。

23、外交部街1号（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少春旧居） 京剧艺术大师李少春也曾将自己的绝代风华留在外交部街。时任中国京剧团团长的李少春先生以“李神仙”名震京城。那时的外交部街每日通行着他的专车。

24、宝成当铺（东城区东总部62号）创建于民国八年（1919年），临街5间铺面房，坐南朝北，拱形门窗，大门上有砖雕石刻“宝成当”三字，屋顶上方有一米多高的护栏墙。现在东城区建国门街道办事处在此处举办一个“走进建国门”的展览，介绍建国门街道。

　　“走进建国门”主题展览深挖建国门地区历史名人和文物古迹资源，通过巽隅文脉、街史回声、风华正茂、社区治理、共同富裕五个篇章，以图片、视频、实物等形式展示地区历史文化底蕴、经济发展成就、社会治理成果及百姓幸福生活。

　　康熙年间京城地图《首善全图》，与展览中的当代建国门地图相互映衬，对建国门地区从“京城巽隅”演化为首都功能核心区重要街道、从“阡陌巷道”密布发展为“三横三纵”贯穿格局进行了直观呈现。

　　古观象台等比例缩小的古天文观测仪器模型、1953年的《人民日报》老报纸、195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参与编纂的老版本《新华字典》、“90后”“东城社工”蔡信达获颁的“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优秀城乡社区工作者”荣誉奖章、由建国门老年学校师生精心创作的书画及手工艺作品……300余件展品让观众“沉浸式”走进建国门。

22、西总布胡同9号

　　西总布胡同9号，或许跟姓李的人家有缘。在上个世纪的40至60年代，先后有三位姓李的军政要员居住于此。这三位分别是李文、李济深和李宗仁。

李文曾经是国民党北平警备总司令和华北“剿总”副总司令。1949年1月，傅作义打算北平起义。因不赞同起义，李文与傅作义决裂，且离开北平。

解放以后，李济深一家入住9号院。这一住便是将近十年，至1959年李济深去世。到了1965年，李宗仁、郭德洁夫妇回国后，被安排居住的地方，便是9号院。

　　待郭德洁去世后，李宗仁又迎娶了胡友松。据说，胡友松是著名电影演员胡蝶的女儿。她在西总布胡同陪伴了李宗仁两年多的时间，直至1969年1月李宗仁逝世。而今，9号院是中国国际友谊促进会的所在地。

25、西总布胡同13号（北医大第一任院长胡传揆的家）

　　西总布胡同13号是北医大第一任院长胡传揆的家，胡传揆在协和医院皮肤科做住院医生，开始了头癣和梅毒的研究。抗战胜利后，胡传揆出任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皮肤科主任，1946年兼任该院院长，1948年又兼任医学院院长。

1976年10月一次意外跌倒促使胡传揆立下遗嘱：遗体不火化，不留骨灰；病理解剖后尽量利用其他组织及骨架，以利教学。1986年3月17日，胡传揆溘然长逝。他的遗体制成的骨架，而今仍屹立在北京医科大学解剖学教室内。

26、西总布胡同17号 1911年，由卢绮园任经理的玉泉山酿酒公司，在西总布胡同17号生产出啤酒和汽水，这是京城第一个啤酒汽水工厂。

27、西总布胡同19号（前身便是北京电车公司最早的筹备处，前身再往前追溯的话，则是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的宅第）西总布小学是一所百年老校，建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最初建校时校名为东北三省小学堂，校址在东单东观音寺胡同。1958年学校迁至西总布胡同，更名为东城区西总布小学。

　　西总布胡同19号，曾是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的宅第。如果您看过《觉醒年代》，一定会对那个对学生运动“软硬兼施”的胡子“警监”印象深刻。

在京师警察厅这八年，吴炳湘确实权力很大。1920年，吴炳湘政坛失意，被迫“下海经商”。此时，吴炳湘将整个房子出租给官商合办的电车公司筹备处。

从此，这里便是北京电车公司最早的筹备处。待解放多年之后，电车公司才搬到阜成门。

28、西总布胡同27号

　　27号为 国家大剧院艺术创作中心，此地原是清朝重臣李鸿章的宅邸，他去世后 光绪下旨建立<表忠祠>，有仪门 享堂 配殿和碑亭等建筑，为清代北京唯一的汉人官吏祠堂。

29、西总布41号记忆馆（北京市东城区西总布胡同41号）

30、西总布胡同43号

　　多处“西总布”错写“西总部”

在长安街以北的西总布胡同门牌中，既有“西总布胡同”，也有“西总部胡同”。

西总布胡同位于东城区东南部、东单北大街东侧，呈东西走向。700多米长的胡同，住着几十户人家。记者穿行整条胡同，惊讶地发现，胡同门牌上有的写着“西总布胡同”，有的写着“西总部胡同”，而且写“部”的门牌不在少数，例如“西总部胡同13”“西总部胡同29”“西总部胡同39”“西总部胡同43”等。

《北京市东城区地名志》，词条同样清楚地写着：西总布胡同，明朝属明时坊，称总铺胡同，因总捕衙署设于此而得名。清朝属镶白旗，宣统时以朝阳门南小街为界，分称东、西总布胡同。

在北京现存的1300余条胡同中，西总布胡同不一般。它是北京最早的胡同之一，形成于600多年前的元代，拥有着深厚的人文积淀，李济深、李宗仁旧居、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旧居，还有李鸿章祠堂均位于此。

今年8月，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会同东城区人民政府、西城区人民政府共同编制发布了《首都功能核心区传统地名保护名录（第一批）》，名录中明确写道：西总布胡同，东起朝阳门南小街，西止东单北大街，长791.5米，地名使用年代为清代。可见，胡同门牌中，“西总部胡同”中的“部”是错的。

13、29等门牌错写为“西总部胡同”的这几个院落均是单位，不是居民院落。公安机关监制的门牌统一是“布匹”的“布”。

31、西总布胡同74号民国时期建筑（油画家董希文创作《开国大典》时曾在此寓居）油画家董希文创作《开国大典》时曾在此寓居。该建筑坐南朝北，平面呈不规则形，地上二层，灰筒瓦，坡顶。外墙面为清水砖，外覆水泥拉毛。北侧大门设有门廊，两侧立朴素的方砖柱。二层南立面出阳台。

32、西总布胡同53号

　　东总布胡同53号朱红色大门镶嵌在两根金柱上，门旁有一对儿圆形抱鼓石，石上的花纹因年代久远，已经磨损了不少。

　　门框上四粒六角形门簪，井口天花上绘有仙鹤图案，有些已经剥落了。檐柱间的檩子上，绘有《三英战吕布》主题的苏式彩画。大门东西两侧，各有三间临街的倒座房。

　　第一进院儿，原本垂花门的位置上，砌了一组圆形的喷泉和假山，假山北侧，是三间正房，两侧各带一间耳房，另有东西厢房各三间。

正房当中是一个穿堂，穿过去就是第二进院子，这里的正房是一座盖在花岗石基座上的两层小楼，面阔五间，居然是绿色琉璃瓦歇山顶，算是古为今用吧。

楼前还有向外凸出的抱厦三间，可以简单理解为带屋顶的落地大阳台，在老北京四合院里很常见。小楼的天花板上开有寿字纹样的井口天花。院子东西两侧有爬山廊，一路通向后楼的前廊。

上世纪三十年代，这个院儿被时任北京铁路局局长的陈觉生买了下来，并用贪污铁路上的材料大加建设。北平陷落后，陈觉生被日本人毒死，院子落到伪警察署的一个日本顾问手里。

1949年后，这里成为中国作家协会最早的会址。许多知名作家如丁玲、周立波、张天翼、邵荃麟等，都曾在这里居住过。

33、东总布胡同32号近现代建筑（马寅初故居）是曾任国家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的住宅。马寅初1950年搬来这里，直到1982年，100岁高龄辞世。

　　东总布胡同32号院是马寅初先生于1950年5月购买，整座建筑为西洋风格。围墙较高，院内建筑是一栋二层西式楼房，现在马寅初的后人仍在此居住。

　　作为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早在1914年马寅初便已经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成为享誉国内的知名学者，并于1916年任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1927年应蔡元培先生之邀南下杭州，并于1928年出任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在民国政府任职期间，马寅初依旧保持学者本色，同时兼任南京国立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上海国立交通大学的经济学教授。

　　1948年底，马寅初借道香港，转赴北京，参加新中国的筹建。并于1949年8月出任浙江大学校长。1952年大学院系调整后，北京大学自东城区沙滩迁至海淀区原燕京大学校址，马寅初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为避免远道奔波，马寅初被安排在燕南园63号居住，在此期间因发表《新人口论》而遭到错误的批判。1960年马寅初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又搬回东总布胡同32号。1979年平反恢复名誉并任北京大学名誉校长。为表彰他对于人口学的贡献，1993年3月，被授予首届中华人口特殊荣誉奖。

午餐在中国第一家合资酒店--北京建国饭店吃19.90元自助餐（面条🍜）

掠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