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我们

侯幽玫

　　那时的我们，总喜欢围在奶奶身旁，听她讲故事，看她纳鞋底，望着她屋前屋后忙碌的身影……

　　从小，父母工作在外，我们姐妹仨都由奶奶一手带大。记忆中，奶奶每天都是清清爽爽的，蓝布衫上总带着皂角的清香，混合着淡淡的灶火气息。

奶奶勤劳能干，每天都有干不完的事，她不仅能烧一手好菜，还会做鞋子。我们小时候穿的布鞋都是奶奶亲手缝制的。依稀记得那个阳光正好的午后，奶奶坐在老竹椅上，拈起一根穿了麻线的针，中指上套着一枚磨得发亮的铜顶针，针尖穿过千层布叠成的厚实鞋底，麻线在空中划过一道细韧的弧线，奶奶熟练地扯住线头，稍稍用力往回一拉，那线，便乖乖地勒紧在鞋底之上。针钱来来回回，在奶奶的指尖穿梭着，她用岁月的温柔，给我们姐妹仨撑起了一份稳稳的归属感。

有次放学下大雨，怕路上的泥水弄脏布鞋，我赤着脚，小心翼翼地拎着布鞋走回家，奶奶见了直夸我懂事。其实，年幼的我，哪里知道什么是懂事，只是在我小小的心里，这双鞋承载的暖意，远比我这双脚更珍贵。拎在我手里的，不只是一双布鞋，更是童年里最沉甸甸的，也最不舍得辜负的爱。

　　那时的我们，在烟火年味里，拥有着最简单的幸福！在我九岁的那年春节，父亲背来了一台老式相机回家过年，我们姐妹仨围在相机旁，看了又看，摸了又摸，父亲兴致盎然，在老家的后门口，为我们定格了一张珍贵的合影，镜头里，我们姐妹仨依偎在奶奶的身旁，笑容里带着几分生涩的拘谨，却又难掩纯粹的欢喜。

　 我父亲在地质队工作，常年奔走于山野之间，每年春节难得回家一次，自然也会带着我们姐妹仨漫山遍野地游玩。那时的小山岗，杂草丛生，荒芜寂寥，幸好有我们姐妹仨相伴嬉闹，沉睡的土地瞬间醒了过来。父亲站在不远处，举着相机，把我们与山野相依的模样，轻轻地收进了镜头里。

　　那时的我们，日子清苦，物资匮乏。好在奶奶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人，她总在细碎日常里为我们攒着小欢喜。每到生日的那天，奶奶除了给我们煮两个土鸡蛋外，还会给我们吃上一个金黄油亮、外脆里糯的糖糕，那甜香至今还缠在舌尖，挥之不去。记得那时，糖糕吃完，甜味仍黏在指尖，我们把手指塞进嘴里，嘬得啧啧作响，嘬干净了，又抿紧嘴，腮帮子一瘪一鼓地细细回味——连牙缝里那点余甜，都舍不得放过。一块糖糕不过六分钱，可在那个凭票购买的年代，也只是居民户才能享用的“奢侈品”，邻家的伙伴们眼巴巴地望着，馋得直流口水！今日里，还被她们时常念叨。

如今空闲时，我还会特意去鼓楼买个糖糕吃，看着油锅里上下翻腾的糖糕，儿时的欢喜一下子就从记忆里蹦了出来，清晰又温暖。

　　奶奶带给我们的仪式感，不仅在吃，还在穿上，记得每年快过年的时候，奶奶会把村里的裁缝请到家里，女裁缝的脸盘偏大，村里人都亲切地喊她大面裁缝，“大面”给我们姐妹仨量好身，就开始裁布走线忙乎起来，缝纫机哒哒响上整整两天，我们姐妹仨时不时地凑在旁边张望，盼着各自的新衣出品。满心欢喜里，年的味道也越来越浓了。

　 如果说，糖糕是我们儿时的奢侈品，那汽酒，便是难得一遇的人间佳酿。

眼前又轻轻浮现出当年的场景：和奶奶一起，伴着悠悠穿堂风，围坐在水缸旁喝汽酒的模样。缸里的水，是我们刚从“上溪坑”井里挑来的，清冽沁凉，一倒进缸里，连缸壁都渗出阵阵凉气。奶奶见我们挑水也累了，便让我们去小店买二瓶汽酒，小酌解乏。

满水的缸上铺上一块木板，我们围坐一旁，捏着汽酒瓶盖往桌角轻轻一磕，瓶盖“啪嗒”一声弹落。一口冰凉汽酒入喉，气泡在舌尖簌簌炸开，一路冲撞着喉咙直贯而下。不一会儿，一股憋了许久的气流猛地从喉隙间冲出，打一个畅快的饱嗝，满身燥热与疲惫尽数散去，全身舒爽。

　　那时的我们，总会被两种“甜”吸引。每到盛夏，巷子里总会传来悠长的叫卖声“棒冰棒冰”，卖棒冰的骑着二八大杠，后座木箱裹着厚棉被，三分钱一根的白糖棒冰就藏在里头。听见叫卖声，我们赶紧攥着零钱，跑出家门买上一根，冰爽甜意，直透心底。

但有时也不那么幸运。等我们一路闻声，奔跑赶到，卖棒冰的早已走远，只剩渐行渐远的背影。攥在手心的几枚硬币被捏得发烫，满心的欢喜瞬间落了空，于是耷拉着脑袋，拖着灌了铅的双脚，往回走，闷闷不乐熬过大半个午后。

　　童年里的另一种甜味，便是挑在扁担里的“麦芽糖”。只要门外的拨浪鼓一响，我们几个小罗罗就在家里，翻箱倒柜地找用完的牙膏壳、鸡胗皮、旧拖鞋，去兑换箩筐里的“笃笃糖”，“兑糖客人”举着小榔头，轻轻往糖圆盘一敲，糖块应声裂开，扯下一块含在嘴里，软糯香甜，满是儿时独有的滋味。

　　那时的六一儿童节，学校大多会组织我们看电影《三毛流浪记》《小兵张嘎》《闪闪的红星》…每每此时，奶奶都会给我们三分钱，我们攥着硬币，雀跃得不知所以，要么奔向小摊，买下一只烤得微焦、裹满喷香芝麻的甜大饼；要么来在瓜子摊前，等着摊主用小小的专用酒杯，舀起满满一杯撒了糖精水的香瓜子，利落倒入裁好的报纸三角包里。那瓜子，成了我们那时候最珍视的小零食，我们总会先把瓜子含在嘴里，细细吮吸外层糖精水的甜味，等到甜味散尽，再慢慢咬开瓜子仁品尝，从舌尖的甜到唇齿的香，瓜子包裹了我们整个童年的快乐，也成了往后岁月里，治愈我们的最温暖的味觉记忆。

那时，为了看一场电影，我们得走上十里的路，走到别村有电影院的地方看，路虽远，但脚步却轻快！那时的我们，似乎永远不懂什么是疲惫、什么是焦虑，只是那份不被裹挟的自由心境，让我们能全身心沉浸在当下的欢喜里，心无牵绊，便是人间最好的时节。

　　那时的我们，除了学校组织看电影，村里也会放电影。夯实的泥地上，立起两根粗木杆，白帆布银幕绷得笔直，随风轻轻晃悠，后台的放映机，齿轮咔嗒转动，一束白光穿透夜色投在幕布上，片子一开，全场瞬间安静，只有胶片运转的细碎声响伴着银幕里的台词飘荡。我们姐妹仨坐在长凳上，目不转睛盯着画面，遇到精彩处，全场说笑。这也成了七十年代乡村的夜晚里，一道最踏实热闹的风景了。

　　乡村孩子的童年，虽“野”但有趣。我们跟着邻家的哥哥姐姐，捉泥鳅、套黄鳝、钓青蛙、摸螺丝、兜河虾……每一样玩闹里，都藏着对山野间独有的探索与收获的欢喜。

　 每年春天来临，山野便成了我们的乐园！毛栗、黑米饭、果果嗡等……这些纯野生的果子，都是我们天然的零食。到了五六月，艾草青青，田埂上、西岸边，处处皆是。我们姐妹仨，一放学就挎上竹篮子去挑艾，“艾”是青翠的，还有一种艾开着细碎黄花，我们叫它“荷花囡囡”，等挑够了一定数量的艾，奶奶就忙着给我们做“金团”了。记忆中，灶间总是热气腾腾：烧熟的艾草和糯米粉、梗米粉在奶奶手中反复揉合，直到变成温润碧绿的大粉团，再揉成一个个大大的圆柱体样的团，中间有孔，上锅蒸熟后，倒入大脸盘，那氤氲的热气裹挟着艾草的独特清香扑面而来，接着，奶奶麻利地将粉团捏成一个个碗状小团，填进飘香的芝麻白糖馅，再搓圆，往松花盆里滚一滚，这时，我们姐妹仨就开始打下手，一个负责在铺满金黄松发粉的盆里将团子滚匀；一个用刻着图案的“印糕板”轻轻按压定型；最后一个则小心翼翼的地将印好的金团摆放到大竹筛里摊开。小小的灶间，充满着我们的欢声笑语。等全部弄完，奶奶就让我们开吃了，哈，那金团呀，一口咬下软糯Q弹的外皮，裹挟着滚烫流沙般的芝麻糖馅，浓郁的香气瞬间在唇指间爆开，弥漫久久不散……那是刻在未来深处的醉美幸福！

　　那时的我们，虽然身在农村，但因为是居民户，我们姐妹仨的童年，不像其他农家的孩子那么辛劳，不过奶奶也会让我们做事，养成勤劳的习惯，印象最深的是夏日里的捡稻穗。

“捡稻穗”是捡收割遗落的稻谷，在那个年代没有现代化的收割工具，农活基本靠手工完成，打稻机也是脚踏的。每到收割稻谷的季节，我们姐妹仨都会来到田间，卷起裤腿，赤脚走到田里，紧跟在打稻机后面，被打过的稻谷有些杆短，稻穗不容易脱谷，我们就剪下整个稻穗，放入篮中，回家后带上纱手套，再把那些稻穗捻下来给自家养的鸡吃。有时很幸运，打稻时，打谷桶中会有稻谷漏下来，我们会眼疾手快地迅速将稻谷，有时还连着泥巴一起捧入篮中。但有时就不那么幸运了，一个上午下来腰酸背痛，也没捡到多少，我们只能在回家的路上，低头盯着路边，看看有没有漏下来的稻穗可以捡到。

捡稻穗成了我们童年记忆里最累又可怕的事，因为在捡稻穗时，我们经常会被蚂蝗叮住，而自己全然不知，直到打稻机停下来，我们想在草堆里躺一会儿时，感觉腿上痒痒的，一看滑腻腻的蚂蝗正死死地吸着，浑身吸得滚圆，于是惊慌失措地用力址下，感觉肉被撕掉一块一样，只见鲜血直流而下……现在回想起来，小腿还会火辣辣的刺痛，捡麦穗成了我童年记忆里一抹难以磨灭的阴影。

　　夏日的晚饭后，我们姐妹仨时常会扛起一条草席子，去晒谷场乘风凉，我们把席子往水泥地上一摊，就势躺下，仰望深邃浩瀚的星空，耳边是稻田里此起彼伏的蛙鸣交响，晚风轻柔地拂过汗津津的脸颊，那份无拘无束，天地为伴的惬意，是酷暑里最清凉的慰藉……

　　那时的我们，喝水都要去百米外的井里挑，我和姐姐们一前一后，扁担压在肩头，石子路坑坑洼洼，一高一低，摇摇晃晃，挑一桶水到家，短短十几分钟的路，到家时桶里的水往往只剩大半。那时就感慨，在农村，家里有个壮丁，该有多好！

　　那时的我们，家境尚可，但农村人情开销不小。婚丧嫁娶、建房上梁、添丁生子，各类礼数往来，奶奶从不怠慢。她本就热心助人，事事总想着旁人。深深记得有一回，考上大学的表哥来家里，我们眼巴巴看着表哥吃着青蟹，嘴上一个劲地说着“我们不要吃的”。也正因为奶奶这般言传身教，我们在亲戚间一直深受好评。年少时不理解奶奶的做法，长大了，终于明白，奶奶的这份无私，是她能在艰难岁月里活下来的最好方式。当然，当一个人的内心足够强大时，是不必活得这般小心翼翼、一味付出的，爱我老己，才有能力善待他人。

印象中，奶奶自己省吃俭用，精打细算，却给足了我们童年的体面。那时的我们，过得虽节俭，但自由。一个鸡蛋羹要吃二餐，花生米数着吃，一口吃一粒，零食更是奢望。如果有蒸土豆，奶奶会给我们分好每人几个，我们仨总会不约而同地把土豆揣进口袋，吃饭时就吃其他菜汤之类，把土豆留作珍贵的零食。有时馋虫作祟，我们故意在灶膛里把火烧得旺一点，让米饭结出金黄的锅巴，再偷偷撒上一点点红糖，姐妹仨围在灶台边，分享着那份带着焦香和甜蜜的脆响，清脆的咀嚼声里，满是简单的快乐与满足。

　 那时的我们，天天盼望着过年，因为唯有春节才能吃到各种各样的零食，每年的大年初一，天蒙蒙亮，我们姐妹仨就迫不及待地穿上新衣，站成一排来到小阿娘家拜年，心地和善的小阿娘对我们实在是好，她总会笑盈盈地端出早已备好的年糕干、花生、瓜子等，把我们的口袋装得满满当当。现在想来，这些不过是一些寻常炒货而已，但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一小把嘎嘣脆的炒年糕干，就足以点亮我们整个新年的快乐，那份纯粹的满足感，是往后再多的山珍海味都换不来的。

　　小时候，父亲一年探亲一次，基本都是在春节回老家，住上个把月时间。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姐妹仨去船埠头接父亲。我们会在父亲要回来的这几天里，早早地等在船埠头，去之前，我们总会煞有介事地从筷子桶里“拔筷子”占卜：单数，不来；双数，会来。若是拔到单数，我们会赶紧把这些筷子扔进筷子桶里重新再拔，口中念念有词，重新来过，直到出现双数才心满意足，随即欢呼跃雀，与邻居的小伙伴们一道，飞奔到五里外的船埠头。等待的过程漫长而焦灼，有时也会扑个空，但第二天我们还是会早早地去那里等！终于，“来啦！来啦！”，随着熟悉的“突突突”的汽鸣声由远及近，船还没来得及拐弯靠岸，我们已能远远望见父亲挺拔的身影立在船头，他满怀笑意地朝我们挥手……

那一刻的我们，是快乐的，也是幸福的！

　　龙生九子，各有不同，或许是早年被对待的方式不同，我们姐妹仨的性格也不尽相同。我大姐从小性格温和，从不让大人操心，自然她成了奶奶最宠爱的孙女，爱出则爱返，福往者福来，一个从小被爱灌满的孩子，长大后自然也会爱到别人。成年后，无论假日还是闲暇，只要去我大姐家，她总会慷慨出手，烧一桌好菜，以“母亲”的样子，给我们家的感觉！

我二姐，80年代初的初中中专生，生性泼辣勇猛，做事风风火火，骨子里透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按我们现在的话说，是活脱脱地活出了自己，当然，二姐桀骜的个性，也没少挨我奶奶的规训。小时候，几乎没有零食，“馋”成为了我们共同的童年底色。二姐嘴馋时，钱不够也敢在老奶奶那里赊账！但，一旦我们被欺负，她就跳出来，奋不顾身地替我们去“报仇”，这架势完全不输于农村有三个儿子的家庭，连照片上都看得到她随时备战的神态！她手脚麻利， 捡柴、 揦松毛丝，样样神速，就连村里的每一次放电影，她都能抢占到银幕正前方的黄金C位。如今学了心理学，我才知道一个人只有将攻击性适时地释放和升华，才会凸显力量，才有做自己的可能，而“有自己”的人生才是有趣的、丰盈的。

相比于我，排行老小，性子却在姐妹之间，生性本分，待人纯粹。我没有像大姐那般温婉，也不像二姐一身锐气，我只是守着自己的一份平和与真实。一路走来，有幸一直被两位姐姐照拂守护，心中满是感恩。

　　父母恩深，沧海不及；姐妹情长，青丝未改。 奶奶的慈爱、父母的远望、姐妹的相守，是我们生命中最坚韧、最温暖的底色。纵使时光流转，容颜老去，这份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姐妹深情，将永远是我们灵魂深处最亮的光，陪着我们，直至岁月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