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和她的新房

唐克雪

　　母亲最后的愿望，是住回她主持建起的新房。

新房坐落“绣球岭”脚，门前是半亩方塘。池塘之外就是绵延的田野，踩着田埂走出去，是流向漓江的榕水河。春来夏往，河边的鲜花会顺着田埂，一直长到池塘岸沿。顽劣的蜂蝶，就跑来门前流连忘返。

父亲三兄弟，伯父是父亲那一代最早建新房另住的，随后小叔也建了新屋搬了出去。剩下我这一家留在老屋。

有一个夜晚，应是冬天，坐火塘旁烤火。我听见母亲非常艺术地从侧面提起建新房的动议：“今天上午满婶的话让我心堵大半天。她外家兄弟三人，哥弟有新房，儿子无论大小很快讲好了媳妇。哥哥住老屋，媒婆介绍一个吹一个……”

我哥略长于满叔家大儿子，那时候应该都还没到谈婚年龄。如果我母亲的话属实，那么满婶之言确有想象空间。

根据我还靠着父亲膝盖烤火这样的细节推敲，那应该是农村刚从饥饿中跑出来不久，农民因为“三自一包”的农业政策刚获得的喘息瞬间。

建新房，在父亲看来，简直天方夜谭。但建新房的理想却撑大了母亲巡天遁地式的胆略，也坚硬了她柔弱的女人肩膀。

建新房议案应形成于1965—1966年。对于家无几斗米，袋没几文银的农民，刚从饥饿熬过来没两年的农民，父母当年建新房的议案最后是如何达成的，我无以知晓。但全家以超常勇力完成这出略显壮烈的大戏，我却是耳濡目染，并亲自参与其中，尽管只是一个“打酱油”、连小配角也算不上的“童子演员”。

父亲1919年生人，时年已过45岁；母亲1924年生人，时年40岁。我是大致估的起新房议案时间，因而，决议建新房时，父母都是年近半百的农民，且家徒四壁，两手空空。

自此，我们一家的命运，便与那个冬夜里母亲的提案而变得艰辛、丰富并且生动起来。

　　首先是钱。

农民唯一的钱源是土地。那年头所有山场田地，都属于生产队。三分自留地，只够种菜喂人。油盐以及大人孩子头戴身披脚穿的，就只有靠猪或鸡鸭屁股了。但没有土地，靠什么养猪？拿什么喂鸡？鸡本可以靠山边地头的草籽小虫自给自足，猪本可以靠山头地角的野菜生存。野鸡野猪不也是这么成群结队徜徉于山野荒坡的么？只是，那年头，近村的田边地角，也属于集体所有，敢在生产队眼皮底下干私活，吃豹子胆了。

为了建起自己的新房子，母亲拥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胆识。

生产队分自留地时，母亲主动同“不幸”分到靠近山脚远离水源地段的社员交换。每当挑水去自留地浇菜园，我们都埋怨母亲的自作主张。父亲却对母亲的所为心领神会。

秋收后，父母在靠山脚处挖了一排大坑，让我到山坡上割青草扫落叶倒进坑里，放一层青草落叶，压一层泥土。一层层加码，每一层，计一份功，说是到年底换一件新衣服过年，或生日时多吃一个鸡蛋。

以这样的“奖励”措施，我个子大概还只有一个背篓高，就被激励得天一亮，只要天不下雨，就会背着小背篓，上山割野菜，下地摘陈叶，为猪准备它的一日三餐。

生产队规定每家每户只能养一头成猪或一头母猪。我家当然也不能除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家既不养成猪，也不养母猪，而是养半成猪。就是从养母猪的户里买来小猪，养到比小猪大，比成猪小时，再到集市上溢价交换，两头大猪换人家三头小猪。再把小猪养大，到集市上以两头大猪换三头小猪……如此循环往复，既增加猪圈的粪肥，又总是挣得其中的差价。不触碰队里的底线，还赚了辛苦钱。等其他人发现，虽有羡慕的，但鲜有模仿的。这份辛苦，除了母亲以及我们这些被她的激励机制激起万丈豪情的家人可以承受，其他人很难坚持的。

挖在山脚地边的那几个大土坑，开春时，我爸或是我妈，三鼓两捣，种上南瓜啥的。绿油油的瓜苗长在山坡上，金灿灿的南瓜窝在杂草中，等其他人发现了，瓜已到圩镇上换成钱。而长瓜之地，也没有占用自留地之外的生产队空间，旁人也说不出闲话来。

家里有些小积蓄了，但母亲除了过年时给我们吃点肉，其他承诺皆化为乌有。说来丢脸，直到上学，我没有穿过新衣服，都是我哥我姐穿不着了，千缝万补再轮到我。我姐那时候穿的是“准唐装”，即衣扣是斜往右腋下的女装。我姐穿不着了，母亲将原扣线缝上，当胸另开了衣襟，将扣子钉上，改成“唐式童装”。这是我开始记事时起，身上所穿，唯一没有打过补钉的“新衣服”。尽管走在村巷中多有回头看的，但心里依然有些得意。

夏秋两季，田野一片金黄。生产队全体社员，都到田里收割稻谷，我们这些孩童被批准跟在大人后面检拾他们拉下的稻穗，这些稻穗可作为孩童们的私有财产，拿回家喂鸡鸭。队里有规定，自家孩童不允许跟在自家大人身后以免“监守自盗”。我母亲有办法，她交代我跟在旁边的社员屁股后，两个大人早已串通一气，于是我检拾到的稻穗，总是能够将我家的几个下蛋母鸡喂饱，给我家下很多鸡蛋，到集市上换钱。

母亲箱子底下渐渐地便有了些钱。

　　其次是杉木。

村里所属的山场，碗口大的松树，都在炼钢铁时被砍伐一空。建房的杉木，只能到邻县恭城购买了。

父亲通过老朋友找到有杉木出售的邻县村民，先预付款，砍下晾干后，就带着我哥、还有大姐夫，也请了村里的叔伯兄弟，步行几十里山路，硬是用人工将杉木扛回来。

后来因为搞运动，各村各寨有民兵把守，大张旗鼓扛杉木是不可能的了，村里人也不敢跟着父亲冒险了。但买下的杉木，不扛回来，就会慢慢朽坏。父亲只好带着我哥和姐夫，白天假装走亲戚，入夜后扛杉木偷偷潜行。不能走大路，只能走山路。夜里走不出山地，白天就找熟人家歇脚，夜里再出发……

我哥给我回忆一个“扛树”细节。深夜路过关卡，当时扛杉树赶夜路的有十多人，我哥和父亲走在后边，前边有人大喊:放下杉树，不准跑！跑就开枪！我哥把杉木扔下沟，人也跟着溜下去。确认武装民兵追其他人追远了，才拖着杉木战战兢兢爬上沟。此时父亲已不知去向。夜黑天高，刚满十五岁的男孩，扛着好不容易保有的杉树，摸着黑路往回走。路上，看见山脚旁有一闪一灭的光亮，知道有人在前面吸烟，一叫，才知道是父亲在等儿子。

这样的昼伏夜行，这样的“深挖洞，广积‘木’”，从我尚未上学，到我能够在周末回家帮着父兄从肩上放下杉木，大概用了四、五年时间。在农民最苦难的那些年头，在人们就着茅根吮吸糖分，烤吃蚂蚱榨取蛋白的时代，我老屋的地坪子，便堆上几十条杉木了。

　　接着取土。

母亲“新房”依然是最传统的胶粘泥加石灰打墙，杉木架梁青瓦盖顶。

节假日里，或生产队没农活之际。别人闲着，我家为建房上山取土。

我家准备了两辆木板车，我爸我哥各一辆。我作为助手跟着上山。我们推着木板车爬上后山侧邻的山坡，这里是全村人建房取土的场所。将表面的植被割去，从下部掘一个小坑，再从上部挖泥，风化石和黄胶泥混杂的泥土顺势滑进板厢，我们一板车一板车地往回拉。遇到小坡坎，我帮着在后面助力，等前面那辆上坎了，再帮下一辆。像愚公移山一般，我们挖山不止，运土不止。

菜园的地坪子上，渐渐地堆了一座小山。我妈我姐就将堆在粪屋里的石灰块挑出来，散放到泥土上。新来的泥土将石灰块盖上，又加一层。石灰在泥土的水分中溶成灰，然后就用钉锄刨开散匀，形成“混泥土”。

新房选址老菜园，与爷爷留下的旧屋只一巷之隔。具体选了哪个黄道吉日开工，我记不得了。我问过我妈，也问过我哥，他们也记不得了。但肯定是选了黄道吉日的。

首先是立大门。这个门可以先是“假门”，就是用一个普通的、未来可以撤换的假门，为新房定一个方向。

这是一个关键。因而“立门”就要办一个仪式，拉好罗盘，定好位置，杀公鸡祭祀，放鞭炮，然后全家人同请来的客人在一起吃饭喝酒以庆祝。而我似乎这时候才注意到，我家还有另一个成员——我弟。

我弟以一种极为特殊的形式加入到我们这个家庭——父母最小的满仔。农村人疼满仔，这是数千年中国文明史中，人们浓墨重笔书写的人之常情。

或许就是因为这一点，父母建新房子这么重要的事情，全家男女老少齐上阵，而我弟始终以一个旁观者身份被疼爱着，在远离我们的视线里，看戏一般，看着母亲指挥我们大雨大干，小雨当流汗地建新房。

直到建房仪式这一天，有吃的有喝的了，我弟就出现了。他平时饭量就大，话讲得也多，于是他在这个仪式上变客为主，成为闹腾得最欢的主儿。我这才注意到他。我就想，下一次跟我爸我哥上山取土时，也叫上他。我告诉他，上山时是空车，我们可以坐在车上，享受不用走路的快活。下山时，我们脚踩后拖辕尾，减缓板车下坡速度，就像坐滑板车似的。

我弟答应得非常痛快。于是我就非常地后悔。后悔为什么不早一点发现他。

第一天，助推板车上坎的力量，增加了我弟；第二天，他也很痛快地上阵；第三天……

是的，让一个人做一点事不难，难的是让他将这件事坚持到底。

我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起新房那段日子里，除了吃饭凑热闹，他基本上是很难将一件事做到最后的。他最大的乐趣，还是早上睡觉，等我们上山取土归来，他基本上就是外出玩去了。然后直到晚上吃饭。因其年龄小，包括我，也不被当成主要劳动力。

慢慢地，我也适应了他的缺席……

　　就我家当年的经济状况而言，建新房的过程是漫长的，至少经历了七年的时间。记得动工那一年，我尚未上学。而住进新房的时候，我在大队中心校初中毕业了。

墙是逐年往上递增的。头一年不到两米，野孩子们爬不上去的高度，我妈我姐上山割龙须草铺在墙头，上面再用泥土压住，以防来年雨水将墙头淋烂。第二年大约往上高了一米。这一年，打墙时，我也只能在墙下“打酱油”，帮大人捡拾墙上扔下的泥筐。

最后一年，我也能挑着小两筐泥上墙了。别以为这是轻巧活。农村泥土结构的墙，宽度大约一尺，两旁是没有防护栏的，挑着两筐泥在上面走，尽管高度两三米，稍有不慎落下去，不粉身碎骨，也会让人疼个半死。当年打墙时，我姐是挑土主力。同我姐说起往事，她说即便现在力气还在，也没胆挑泥上墙了。

住进新房子，应该是一九七二年。我哥记得是这一年的端午节。而我记的是秋天“十月香”。

我姐是一九七四年嫁人的。她说她在自己亲手建的新房里住了不到三年；我哥是一九七五年结婚的。结婚第二年他就分家另过了。一九八一年，我退伍，他又张罗着建新房。他建新房时经费充足，一次性建好的。因此他应该是一九八二年住进自己另建的新房。他说他在自己作为主力成员建的房子住的不到十年。因此他记住了一九七二年。

我一九七五年在乡里的水库工地应征入伍，一九七六年年初离家。服役、退伍、读大学、参加工作……期间虽然时常回来探望父母，也是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因此，我在自己作为“打酱油”角色亲自参与建的这所老屋，前后住了也不过五年时间。于是我也记住了一九七二年。

父亲是一九九一年秋冬交替的季节过世的，他住了正好二十年。

母亲二0一二年初夏来珠海随我们生活，至此，直到过世，就一直没有正儿八经地住进自己耗尽大半辈子心血建的老屋了。

她前前后后住了四十年。

　　住新房的日子，是极其开心的。家里每一个人的脸都溢满阳光。

母亲按照她的审美，把家里家外装点得光亮堂皇。靠鱼塘的地角，她没有硬化，而是依着塘边，往里种一排丝瓜，支一排篱笆，让丝瓜顺着她的心思，爬满篱笆墙；往外种几蔸节瓜，沿鱼塘搭个瓜棚，节瓜苗顺着瓜棚，长到鱼塘外，常常地坠得半边鱼塘都是瓜……

那一年春节，母亲破天荒做了十二道大菜，其中一道“猪肚笼鸡”，是将快下蛋的子鸡去毛除内，加入心仪大料，塞进猪肚，同年糕一块蒸。徐夕夜饭未上桌，人已满鼻清香，全身心都在过年了……

“新房”，不仅是父母率领子女日夜苦战的历史见证，更是父母留给孩子的唯一遗产；不仅给后人遮风蔽雨，更渗透乡村人家在特殊年代里说不尽的酸甜苦辣。

这也是母亲直到临近走完她的九十六年人生，还把这房称新房。她在世的最后愿望，就是住回她的新房。

享用“新房”的，目前就是我弟了。

恰恰是我弟，在母亲最后这几年，导致母亲至死，也未能住回她的“新房”。

我姐我哥告诉我的原因，是母亲需要我弟一些承诺，而我弟拒绝给她承诺。

父亲过世后的三十来年，我弟一家同母亲一直不睦，我弟女儿“大妹”大学毕业时，曾代表兄弟姐妹给我写过一封与家庭绝交信。信中坦陈拒认奶奶，是以前奶奶逢年过节供祭，从不诉求上天保佑我弟……

有哲人说，老人如儿童，长着第三只眼。我是从“大妹”的绝交信中读懂哲人所言，也是从这封绝交信中，读懂母亲为何需要我弟某些承诺，才敢住回她含辛茹苦建下的“新屋”。

　　父亲过世后的二十年，按我们三兄弟不成文的约定，在家务农的两个儿子耕种父母的山场田地，负责提供柴米油盐。我负责母亲零花钱。

儿子们本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原则，母亲这二十年，不缺吃，不缺穿，不缺用，说是村里最有钱的老太婆，不为过。

这二十年，不如意的，是我弟夫妇与我哥我嫂水火不融，同母亲也是三天两头的大吵小闹。每次回家，都是听不完的闲言碎语，而母亲，也是愈发的憔悴不堪。

二0一二年初，母亲终于接受我的邀请，来珠海生活居住。在珠海，有晚辈陪着，过得本来是很惬意的。因为媳妇怀孕，而她老人家又痴迷“见不得月子婆”的迷信，她其实也还念念不忘她的“新房”，就又回了平乐老家。

乡下的生活，似乎很快又回到过去的节奏。最后这几年，给母亲电话，或母亲打电话，基本一个内容：投诉我弟霸占她的新房，要我回去帮她找政府交涉……

此前几年，我抚养了十年的我弟小儿子寿昌开了张假增值税费，将我们交他管理的公司货款卷走到上海做旅游，自此我弟便躲着我，打电话一开口就恶语伤人，动辄威吓打架。母亲96岁生日时，难得他前来赴生日宴，也松口让母亲住回老屋。但随后的经过，由侄女唐爱交涉，不欢而散。

随后，就是二0一九年的12月12日，黑色的周四，母亲永远住不回她建的新房了。

那天送母亲上山，回来，恰好在母亲过去住的老房里吃午餐。母亲睡了几十年的旧床，还在原来的位置，堆满杂物，飘满灰尘。此情此景，面对满桌饭食，如梗在喉。

葬礼上，亲朋好友们，能来的，基本都来了。我弟也来了，他的两个儿子必昌和寿昌也来了。他们很从容的，也在奶奶棺前上香守夜……他们的妈没有来，他们的一对双胞妹没有来，他们的妻儿也没有来。没有来的理由，当然会有许多……但有多大仇恨，能让她们在奶奶过世的时候拒绝到场呢！毕竟这几个孩子，是奶奶屎一把尿一把侍弄大的。他们是以母亲晚辈身份享有继承权。这点权力，父母的孩子都享有。因了农村的习俗，嫁出去的我姐是自动放弃了，我哥有了自己的新房另过了……我弟一家是母亲“新房”最大也是最终受益者，却是他们使得母亲留下了最大遗恨。于天，也无以理喻了。

想起大妹代表他们兄弟姐妹给我的信中，他们拒认奶奶其中一个理由，是奶奶逢年过节上香供祭时，从不诉求上天保佑他们一家……那么，在此真诚请求奶奶在天之灵，饶了后人的不敬吧，护佑他们一家平安！

　　母亲有回不去的“新房”，我们有回不去的遗恨，乡村，有回不去的恶习……

母忧中……

怀念生母，包括建新房时她不顾一切的身影，晚年时无所顾忌的唠唠叨叨……

这些，就像她永远也回不了她建的“新房”，也永远地，回不来了！

　　这个夜晚，小城天空忽然下起了雨。雨先疾后缓，透窗而望，昏黄的路灯下，地湿了。

哦，是清明节了。

坐床前听窗外雨敲树叶的刷刷声响，想起远唐杜牧的“清明时节雨纷纷”，霎时，也有一阵阵雨，在轻轻地敲打，我已有些脆弱的心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