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仁义文臣武将与明代行事狠辣“三立圣人”

云霄

《唐代仁义文臣武将与明代行事狠辣“三立圣人”》

一、大唐盛世离不开仁慈百姓的文臣武将

开放的程度和自信是正比的。一个好的制度，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国运。不论什么人，有胸襟，有自信，才能开放包容。《资治通鉴》记载唐太宗李世民在处理周边民族关系时讲过的一段名言：“自古皆贵中华（指中原），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唐纪十四，太宗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李世民采取“全其部落，顺其土俗”，对待胡人跟汉人采取了一视同仁的态度。宣扬“四海一家”、“混一戎夏”的思想，打破了传统的“华夷分界”的民族偏见，这也是他成为“天可汗”的原因。体现了唐代开放的政策，对促进民族融合，和唐朝强大都有积极意义。

唐朝，继魏晋之风，却书写了属于自己时代的传奇，这个时代令人欢愉，令人开怀，也令人骄傲，而这都缘于它的宽容。对于唐朝时期的宽容与开放，有着不同的说法，并且大多也都有道理，比如民族政策的开明、血缘上的关系、外交上的豁达、实力上的自信、女性的社会地位等等，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唐朝开放包容的表现。唐朝对少数民族实行一视同仁的态度，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采取“全其部落，顺其土俗”的开明政策，相当于现代社会的区域民族自治。

程名振原本是窦建德起义军，武德四年自窦建德处主动归顺大唐，唐高祖封他做了永宁县令，让他带领部队在河北扩展地盘。程名振曾经乘夜晚袭击邺县，俘虏人口千余，后来见俘虏中有数十个妇女正在哺育婴儿，程名振便把她们放回家去，邺县的百姓都感激他的仁慈。同年十二月，程名振从河北回到长安。

武德五年，李世民率军驻扎洺水与刘黑闼两军相距，程名振曾帅一千多士卒攻占冀、贝、沧等州，阻击刘黑闼粮道，烧毁刘黑闼的运粮的车船。刘黑闼闻知大怒竟将他老母妻子处死。

武德六年（623年），唐军换帅，程名振又跟随太子李建成，率军终于打败并活捉了刘黑闼。程名振要求亲手杀死刘黑闼，用他的首级祭奠母亲。因平定刘黑闼有功，朝廷授任程名振为营州（今辽宁朝阳）都督府长史，受封东平郡公，赏赐绢帛两千段、黄金三百两。贞观十八年（644年）以后，多次率军攻打高丽。龙朔二年（662年），程名振去世，追赠右卫大将军，谥号为烈。

由此可见，程名振确实是一个能文能武又仁义的干才。

二、历代因俗而治

所谓政治能力就是让人信服，照顾各方利益，这才是政治的本质。政治家没有功过问题，根子在于权力争夺。大多数人争论功过只是权力争夺阴影下推动的社会发展，本质上也是为权力服务。

政治存在的目的是：集合民间、资本力所不能及的力量，建立非营利的高效组织，在最小化干扰生产力发展，最大化利用可集合资源的前提下，实现改善民生，惠及社会，提升整体系统效率等诸多目的。 

一个公司也好国家也好，最忌讳的就是不能让员工和民众拉帮结派，这样对老板就是个最大的危险，只有公平竞争的平等发展环境才对公司和国家发展有利，一家独大和抱团最危险。就像动物世界里野牛那样，一旦锋利的角连接在一起，再强大的狮群也无从下手了。 

对于一些相对落后地区的发展，最最重要也是最最简单的治理方法就是引入从其他发达地区发展过程中获得积累的先进经验。但这不仅仅需要有经验者入主，也不仅仅是刻板照搬，更重要的是“因地制宜”，“计从长远”。 

“因俗而治”是中国古代历史上逐渐形成，并行之有效的治边政策。这一政策是由《礼记正义》中“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之说发展而来。历代统治者为了加强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统治、稳固江山，大都积极采取措施制定灵活的民族政策对边疆少数民族进行“因俗而治”。

纵观历代“因俗而治”政策，政策内容各不相同，但其精神都是一样的，即通过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来达到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有效统治，完成各朝天子统一大业的目的。“因俗而治’的治边政策几千年来受到各朝统治者治理边疆民族地区时的青睐，并不断得到一代又一代统治者的继承与发展。“因俗而治”如此顽强的生命力离不开我国特殊的历史民族关系和社会治”在我国发展几千年而不衰的原因所在。

土司制度是封建王朝对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大小首领授予世袭官职的制度，在几千年的封建王朝里。土司制度有它的起源、发展、和消亡时期，大致有下面的几个时期：滥觞于秦汉,萌芽于魏蜀吴三国,肇始于魏晋南北朝,雏形于唐宋,定型于元王朝,鼎盛于明王朝,衰落于清王朝,残存于民国，如今已经被废除，因为有了新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三国时期蜀汉对于少数民族的政策是攻心招抚为主，诸葛亮非常重视对边疆民族的管理，在《隆中对》的时候他就提出了总方针：西和诸戎，南抚夷越。诸葛亮任用了拥护蜀汉政权的一些少数民族首领，采取了“皆即其渠率而用之”的策略。例如诸葛亮南征中，七擒孟获后就任用了他，在《华阳南志.南中志》中有过这样的记载：“亮收其俊杰,建宁爨习、朱提孟琰及获为官,习官至领军,琰辅汉将军,获御史中丞。”诸葛亮任用了这些拥护蜀汉的少数民族将领，任用孟获为御史中丞，孟琰为辅国将军，爨习为领军将军。“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三国志》）

孟获是三国时期南中地区少数民族的首领，英勇善战也为人忠义，在彝族中甚至在汉族中都极得人心，因为不满蜀汉的统治在公元225年起兵反叛蜀汉，诸葛亮听从参军马谡的建议，对孟获七纵七擒，最后一次都还愿意赦免孟获而彻底征服了孟获和蜀国南方的民心。孟获被任命为御史中丞后甘愿臣服蜀国，直到诸葛亮去世，蜀国南方都没有人再次叛乱。

辽朝“因俗而治”的政策，主要体现在政治、文化和经济等方面的“胡汉分治”制度上。考虑到胡、汉有别的文化特征，辽朝采取了“各依其俗”、“因俗而治”的政策，统筹推进民族团结共同发展。在今天看来，或多或少有“一国两制”的影子。辽朝成功的构建了“半汉半胡”一国两制的中国特色，促进了民族融合与交流发展，使得胡、汉异风，但又彼此相互影响，颇有大唐风范遗风。

北方自辽以来，对农耕、游牧二元管理经验不断进步和发展。《元史》记载，忽必烈说过：“大理朕手定，深爱其土风”。忽必烈对于云南的情感，不仅在于在云南战斗过，而且更是出于对云南共同体纯朴礼俗的尊重爱慕，元朝曾对云南采取了“因俗而治”的统治方式，大体保持了云南的原有文化面貌和土豪阶层（士绅或社会中间阶层）。 

二、明代盲目用兵不知民族平等安缉和睦之道

“改土归流”是明清两代皇权吏治王朝体制下的大一统幻想；开启流官制度，虽然打击了地方主义，却滋生了官僚主义，这不能不说是政治制度设计上的一种自我拆台。

明代贵州提学道刘锡玄在《黔南十集•围城杂录》中记载：“官兵鱼肉黔人，既极残酷。有过苗仲寨者，苗仲具鸡黍，称主人甚谨，临行，辄破算器，加楚折焉……流官之削土司，真可痛恨。然土司之孱弱忠顺者尤被困……纵衙隶朘土司者，十人而九，弱怒色，强怒颜久矣。”

有明一代，这样的用兵四方无时无之，是明代少数民族政策之中最为血腥残忍的篇章。凭借强大的战争机器，明朝统治者随时都会撕下怀柔面纱，露出“利庭扫穴”的狰狞嘴脸，对不肯屈服其统制的诸少数民族发动“直捣巢穴”、“残酷屠杀”、“以夷制夷”以及“雕剿”等等惨无人道的军事侵略，达到夺人之土，灭人之族，亡人之种的罪恶目的。

如果说“直捣巢穴”是针对北方或东北方较为强大的少数民族，那么残酷屠杀的受害者则以南方与西南诸少数民族为主。较之蒙古和女真，他们的势力更加弱小，对明朝军队武力的抵抗能力也更弱。加之北方各族多为马背民族，以步兵居多的明军在与之野战之际即使取胜，也很难追赶残部，难以彻底屠戮殆尽。所以，这样的军事政策就只能使用于南方各族人民的头上。明朝利用这种残忍伎俩，无非是为了籍此来震慑南方各族的反抗决心，为下一步的征服行动铺平道路。当然，如果可以通过屠杀将一个民族彻底灭绝，基于“好的蛮夷即是死的蛮夷”的罪恶之思，明朝统治者在斩落屠刀之际也决不会有片刻犹豫。

从各种当时留下的史料来看，每次针对南方少数民族的军事镇压行动，都会留下“斩首万余”至“千余”不等的血腥记载。也许有人会问，这么不体面的事情当时的人怎么会留下自己的罪行记录呢？其实很简单，因为在那些不知容赦为何物的刽子手眼中，这是他们足以夸耀的战绩，是升官发财的阶梯，更是最高统治者们可资炫耀的武功。他们不仅不会以为耻辱，反而会大书特书，唯恐后人不知。诚然，在那个与人文精神和宽容美德绝缘的时代里，刽子手们不会有任何觉悟可言，但是如果在今天这个文明进步的时代里还有人将此种屠杀行为引以为荣的话，那只能认为此类人有着一颗不知羞耻的枭獍之心。

明朝有时会单独使用围剿，有时则“剿抚”简施各种手段互相配合，但宗旨就在于消灭少数民族的抵抗力量，达到永久占领的目的。然则，如此四面八方用尽心机，却不知安缉和睦之道，即使暂时取得成功，也无法获得长治久安。

防弊之术产生新的弊端，补漏之术产生新的漏洞。人类的资源和知识永远都是有限的，时间和机会则更加有限。“拆东墙补西墙”不是个别人的厄运，而是人类共享的永恒处境。如果残酷的达尔文系统还能允许人类相互保存某种真实的悲悯，共同的源头无疑来自永恒的无奈与残缺。……生态位的空缺自然会促使达尔文系统产生新的挑战者，挑战者的性质取决於空缺的性质。……人类出於固有的弱点，不到山穷水尽的时刻，很难改变习惯的行为模式，尤其是一度成功、贡献甚大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