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彭贵和

黄花开了

云南省建水县青龙镇有一个秀丽的小山村——塌冲中寨，那是我的故乡。清清的塌冲河水缓缓向双龙桥流去，田间地头，人们在辛勤劳作，庄稼长势喜人，满眼郁郁葱葱。这里民风淳朴，乡亲们过着日出东方向太阳问好、日落西山向太阳告别的宁静日子。 走到中寨后山，有一座大水库，山花烂漫，波光粼粼，浪花轻轻地吻着堤坝，云朵游离于高天。一位60多岁的老大爷，赶着一群羊迎面走来。“大爷，歇歇脚，抽支烟？”我给老大爷点上了一支红河烟，大爷深深地吸了一口，拉起了家常话。老大爷对我们说：“你们是外地人吧？”接着，老大爷拉开了话匣子又说：“你们别小看了眼前的这个塌冲水库，这个水库有些年代了。旧社会，我们建水县叫临安县，历史上缺水，庄稼收成不好，日子过的很艰难，有不少人都跑到个旧锡矿打工去了。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建设了这个大水库，人有水吃，庄稼收成也比过去好了很多。所以，为了纪念这个塌冲水库，建水，建水嘛，过去的临安县就改成现在的建水县了。”老人说完，哈哈大笑，开心不已。老人的话，我无从考察，但很多建水人都这样说，我还是相信的。老人接着又说：“还有我们这个小山村，你们也别小看了它。我们村出过一位好干部，叫彭贵和，从这里走出去以后，在省里面当过大官，在北京登过天安门国庆观礼，在中央开过会，多次见过毛主席！记得，他当官以后的一次春节还回来过，为村里的老人都敬了酒，还在大队的场园里，请没有出过门的老人坐坐他开来的小车，每个老人都坐着转三圈。”老人的话，这一次我毫不犹豫的就相信了。因为，老人说的彭贵和，他就是我已故的老父亲。好人，总是令人难忘。真的，我非常感谢这位老大爷，一道酸楚从我的鼻梁上方轻轻滚过。父亲做了好事，老百姓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这位老大爷说的没错，在旧社会，我的父亲彭贵和，10多岁时，就走出山村，在个旧市私人矿山当童工下矿洞背矿，还做过砂丁（矿工），吃过不少苦，受尽了资本家的残酷剝削。在那里，他接触了矿工中党的外围组织，懂得了革命道理，接受了进步思想。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父亲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他不忘过去的苦，忘我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上下班总是先到后走，工作中争当增产节约的标兵，处处发挥一个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一步一个脚印，矿山的每一个角落、百米井下常常有他忙碌的身影，一心扑在工作上。在国家遭受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省下每天发给他的井下保健馒头，喂给在井下拉矿车的马；有一天在喂马料时，可能是马儿饿的发慌，飞起后腿一脚将父亲的上下门牙全都踢掉了，血流满面，但父亲经医生处理后，坚持轻伤不下火线，仍然奋战在矿井下工作，为的就是多拉矿石，为国家多生产大锡。我的老父亲，虽然他的工作单位在云南锡业公司老厂锡矿胜利坑，离个旧市区也就20多公里，但我们四个子女及奶奶一年到头也见不到他几次，二十多年也没有同我们过上一次春节，更不用说去参加什么家长座谈会了，都是“三寸金莲”的奶奶代表了。父母亲长期在个旧市老厂镇矿山地区工作，但同地区不同单位，相隔20多公里路，也是两地分居，一个多月也才能夫妻见上一面，又各忙各的去了。老父亲经过自己的艰苦努力，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同党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由于工作成绩显著，获得了不少荣誉称号，在五六十年代同王进喜、陈永贵等全国英雄模范人物齐名，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同其他英雄模范人物代表一起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国庆观礼，并作为毛主席特邀的工农兵代表走进中南海做客，一生中，十三次幸福的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各级党组织的教育培养下，父亲两次当选为党的九大、十大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云南省委常委、云南省总工会主席。在位期间，他始终保持着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没有一点什么存款；说来也寒酸，那个时期的领导干部提职不提薪，老父亲工资比较低，也就七十七元七角一分的工资，家中的那台十二吋日力牌黑白电视机还是我买给老父亲的。但，老父亲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矿工出身的干部，始终没有忘记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生活上，还是像以前一样，穿的是工人服装、军装。在工作上，边疆、工矿、农村总是有他的足迹，无论到什么地方出差，都是按规定主动交伙食费，两毛钱及半市斤粮票，不搞特殊化。 父亲身为党的高级干部，从来没有利用自己的职权为母亲办过一件私事，三次谢绝组织上对母亲的关心爱护。1970年，云锡公司老厂锡矿党委为了关心父亲的工作生活，解决父母亲二十多年长期夫妻分居两地的问题？准备将我母亲从个旧市胜利矿调到云锡公司老厂锡矿招待所任副所长，但我父亲说：不能一人当官，全家享福，她一个工人，文化低，不适合当干部，让她去胜利坑设备室职工食堂当一个炊事员吧，坚决谢绝了组织上的照顾。1972年，父亲任云锡公司党委常委，组织上又准备将母亲调到云锡公司招待所任副所长，父亲还是坚决谢绝了，让母亲到云锡机关职工食当炊事员。1973年，父亲当任中共云南省委常委、云南省总工会主席后已不在云锡公司工作了，当时的省委书记周兴同志对父亲说：老彭，为了照顾你的工作生活，组织上准备将你爱人调来昆明工作，任省委招待所副所长。父亲对周书记说：周书记，我爱人文化水平低，她干不了副所长的工作，让她去省委机关食堂当一名炊事员，还干她的老本行更好一些，再次又谢绝了组织上的照顾。事后，我怕母亲一时想不开而影响工作，就私下背着父亲做做母亲的思想工作，我问母亲：组织上准备提拔你当干部的事，被父亲给搅黄了，你不恨父亲吗？母亲回答我说：我们是几十年的老夫妻了，再说，我也是一个共产党员呀！以后，母亲在炊事员的岗位上直至退休，十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及优秀共产党员。有一次，我悄悄的问父亲：组织上关心你，准备三次将母亲提为干部，水到渠成的好事，可你总是谢绝了组织上的好意，这是为什么？父亲白了我一眼说：你懂什么？我的权力是党和人民给的，我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权力，谁也不许沾我的光！几十年以后，我终于明白了，老父亲的权力是党和人民给的，是用来为人民服务的，而不是用来为个人服务的，他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啊！ 回父亲的故乡塌冲中寨看一看，走一走，感触良多。除了风花雪月，诗情画意之外，还有老一辈的许多优秀品质是不能忘记的，我想起了老父亲生前曾经对我说过的一段话：只有艰难生活和艰苦劳动过，才能体会到老百姓的疾苦；只有把老百姓的疾苦时时放在心上，才能无愧于党和人民。父亲的一生是艰苦奋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把一切献给了党！父亲一生两袖清风，他身体力行，在子女心目中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财产，却给我们留下了享用不尽的精神财富。 老一辈的优良传统，它是有生命力的，它能与当下新的时代结合，产生新的内涵。正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优良传统，我们的民族兴旺发达；正因为有这样的优良传统，我们的国家更加繁荣富强。(本文已发表于2019年4月10日《春城晚报》A16版副刊。部分图片来自网络，致谢原作者） 我的父亲彭贵和 本文发表于2019年4月10日《春城晚报》A16版副刊。 1973年5月，我的父亲彭贵和与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在中共云南省委一号院附20号留影。 云南锡业公司老厂锡矿胜利坑，一群刚岀坑口的矿工超额完成了当月的采矿任务后合影留念。 一群青年矿工下班后，从百米矿井下回到地面。 云南锡业公司老厂锡矿胜利坑，五十年代马拉矿。 云锡公司老厂锡矿胜利坑，六十年代电机车拉矿。 五十年代的云锡公司老厂锡矿胜利坑，矿工们下班后开小组会，积极讨论怎样更好地增产节约，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云锡公司老厂锡矿胜利坑拉达冲工区 一九六九年四月，在这美好的人间四月天，那一树一树的花开，万里山河万里红，千百个英雄模范人物相会在北京。我的老父亲彭贵和，一位朴实的老矿工、党支部书记、工区长，云南省工人阶级的代表，也是全国冶金工业战线的一面旗帜，从个旧市云南锡业公司老厂锡矿胜利坑拉达冲工区前往北京，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见到了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多么自豪，多么光荣，在这幸福的时刻，我的父亲彭贵和，同其他代表一样，花一元钱请摄影师同志，帮助他在天安门广场留下了这张珍贵的老照片。 我的父亲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留影 我的父亲在长城八达岭留影 我的父亲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庐山留影 我的父亲彭贵和与时任中共中央委员、昆明军区政治委员、云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谭甫仁（前排左一）在北京留影。 我的老父亲彭贵和，职务变了，但人的思想没有变，还像过去一样，定期或不定期回原单位云南锡业公司老厂锡矿胜利坑拉达冲工区参加劳动。 党的九大以后，我的老父亲彭贵和（左二），在云南锡业公司老厂锡矿胜利坑拉达冲工区传达党的九大精神时，与工人同志们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 1969年4月，我的父亲彭贵和，在北京党的“九大”会议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大会结束以后，他马不停蹄地奔赴红河州、个旧市、云南锡业公司等单位，向广大人民群众传达党的“九大”会议文件精神：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5月，他深入到云锡公司老厂锡矿，在老厂工人俱乐部，向广大职工群众传达党的“九大“精神。而后，他又深入到老厂锡矿胜利坑拉达冲工区，将党的“九大”精神传达每一个矿工的心里。同时，他又去拉达冲工区附近的个旧市老厂镇马鹿塘村，向广大社员群众宣传党的九大精神，鼓励他们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听党和毛主席的话，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并鼓励他们在搞好农业生产的同时也要搞好副业生产，让社员们过上好日子。 1971年，我的父亲彭贵和，与云南省河口县河口农场职工在一起，鼓励他们在搞好农业生产的同时，也要搞好副业生产，让职工们过上好日子。 我的母亲杨秀华，一九六九年九月，岀席云南省个旧市“首届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是主席团代表。 1970年春，父母亲与三弟彭军在云南锡业公司老厂锡矿胜利坑家中留影。 1973年春，我的父母亲在中共云南省委一号院附20号留影。 1974年春，我的父亲彭贵和，在省委一号院附20号留影。 1974年春节，我的父母亲在昆明市金碧路人艺照像馆留影。 1974年秋，我的父亲彭贵和与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七林旺丹在北京中央党校学习时留影。 1969年，我的父亲彭贵和与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十四军政治委员袁增绿留影。 云南锡博物馆我父亲彭贵和挂像 2017年7月，中国文联副主席、时任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丹增，参观云南锡业公司锡博物馆，在工作人员讲解云锡公司劳动模范人物时，望着一位普通矿工当选为党的九大、十大代表并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彭贵和的挂像时表情凝重。 大文豪巴金笔下，云南省个旧市旧社会私人矿山童工，在狭窄的矿洞里背塃（矿）的真实写照。 一位十多岁的童工收工走出矿洞后，望着蓝天岀神，想起了老家的父母亲。 一群十多岁的矿山童工轮流下矿洞背塃（矿），由于矿洞狭窄，只能轮流进矿洞出矿洞，小小年纪受尽了资本家的残酷剥削，摧残了正在发育的身体，面黄肌瘦，面无表情。 大文豪巴金，是写锡城写“死城”的第一位作家。那是80多年前的1932年春天，巴金刚写完长篇小说《春天里的秋天》，有编辑向他约稿。巴金在上海根据留学日本的云南好友黄子方给他讲述的零星故事，于五六月间快速地写作了中篇小说《砂丁》，随即分两期发表于《申报月刊》。9月，巴金赴青岛，在沈从文任教的青岛大学宿舍里为《砂丁》写了序言，10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发行。巴金在序言中写道：“说《砂丁》是匆忙中的产物，并不是一句夸张的话。而且说我所有的文章都是在匆忙中写成的，也不是一句夸张的话。但是我仍旧爱这篇小说，就像爱我的其他的作品。因为它和我的别的作品一样，里面也有我的同情，我的眼泪，我的悲哀，我的愤怒，我的绝望。是的，我的绝望，我承认，但这并不是一切。” 我父亲的故乡，云南省建水县青龙镇塌冲中寨，一个贫困而又秀丽的小山村。 喜看稻菽千重浪，庄稼长势良好。 笔者背后是故乡塌冲中寨 笔者的三兄弟彭军 笔者的三兄弟彭军 笔者在故乡美丽的荷塘里 笔者在故乡塌冲中寨塌冲水库留影 笔者的三兄弟彭军在塌冲中寨塌冲水库留影 几个儿童在塌冲水库嬉戏戏，勾起了笔者小时候的回忆。 绿荫荫的水库任鱼游游呀，白生生的羊群满坡来。 笔者在故乡塌冲中寨留影 笔者的三兄弟彭军在故乡塌冲中寨留影 故乡塌冲中寨村头的老牛与小牛 故乡塌冲中寨的石榴红了 笔者故乡云南省建水县双龙桥 笔者的三兄弟彭军在建水县双龙桥留影 云南省建水县雄伟壮观的双龙桥 笔者是一名医生，也学着父母亲的样子，做一个善良的好人，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多次谢绝病人的红包及吃喝玩乐，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全心全意为肿瘤患者服务，同朋友们一道共筑中国梦，将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的更加美好，更加繁荣富强！ 笔者，撕云作纸笔轻涂，美景收录镜头中，记录人间的一切美好，分享感动，情凝笔端，敢为人民群众鼓与呼！亲爱的朋友，谢谢您欣赏，顺祝大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