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谈毛泽东与“大跃进”、“文革”

山河学苑

作 者：人 民 网

图 片：选自网络

大跃进”形成高潮以后

1958年1月南宁会议反“反冒进”后，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3月9日至26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批判“反冒进”。4月武昌会议是南宁会议、成都会议的继续，其主旋律是鼓足干劲。这时“大跃进”的高潮开始在一些省份掀起。会上，毛泽东虽然多次谈到要留有余地、压缩空气，但没有引起重视，因为总的方针是“鼓足干劲，气可鼓而不可泄”。到5月间的八大二次会议（5月5日至23日），一方面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正式改变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提法，一方面正式通过毛泽东倡议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肯定“大跃进”标志着我国正在经历“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解放思想、敢想敢做的呼声压倒一切。到了6月，农业上开始大放生产“卫星”，接着钢铁“卫星”、煤炭“卫星”也陆续“上天”。“大跃进”形成高潮，“浮夸风”泛滥，“共产风”刮起。

1958年4月15日，毛泽东在广州写了《介绍一个合作社》，推荐“一个苦战二年改变了面貌的合作社”——中共河南省封丘县应举农业合作社。毛泽东在文中说，由这个合作社的事迹，看到“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由此看来，我国赶上英美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也就够了。”指出：“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还指出：“除了别的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

当天，毛泽东致函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陈云、胡乔木、吴冷西各同志：“此件请审阅。如同意，请冷西同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胡乔木综合各方面的意见，觉得对二十五年要赶上英美要留有余地，因此他给毛泽东写了一个建议：“原说十五年赶上英国，现说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二十五年就可以赶上英美，似觉复杂；可否改为：我国赶上英国固然不需要很长时间，就是赶上美国，也不需要从前所想的……”看了胡乔木的意见，毛泽东写了一段批语：“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说‘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五年到七年的余地的。‘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介绍一个合作社》中的这句话则改成：“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

毛泽东的这篇短文，于1958年6月1日发表在《红旗》杂志创刊号上，同日《人民日报》转载，立即在全国传诵，推动了“大跃进”高潮的到来。

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17日至30日，政治局扩大会议），把1958年的钢产量指标提到1070万吨，比1957年增加一倍；1959年则要求达到2700万吨，争取3000万吨。这些指标写进了会议决定和公报。胡乔木是这两个文件的起草者。北戴河会议后，“大跃进”发展到狂热境地。胡乔木作为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政治局秘书，自然不可能置之度外，势必也投入了“大跃进”的洪流之中。

关于“大跃进”，邓小平在1980年4月间总结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 胡乔木自然也不例外。

1991年8月，胡乔木在谈写作《回忆毛泽东》一书的设想时曾对为什么提出“大跃进”进行了回顾和总结。他认为，一是毛泽东觉得1957年反右派斗争胜利了，群众发动起来了，群众中蕴藏着很大的积极性；一是毛主席对1957年国际上各国共产党开的莫斯科会议非常满意，加上苏联的人造卫星上天，确实感到胜利在我们一边，提出东风压倒西风，超英赶美。特别是他相信中国党领导经济建设，能够有更快的发展。这些都为“大跃进”的提出打下基础。1958年《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乘风破浪》，其中就有鼓起干劲、力争上游的话。后来他接受了一位民主人士的建议，将“鼓起”改为“鼓足”。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提法就这样逐渐形成了。有这些内外因素，毛主席觉得可以探索一种更高的发展速度。把群众发动起来，而且是全国发动起来，生产一定会大跃进。 人们在胜利面前常常容易冲昏头脑。胡乔木这样来总结一个重大历史问题的经验教训，是很有见地的。

1990年初，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准备写作《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以下简称《七十年》）。4月，党史研究室把初拟的提纲送给胡乔木，胡乔木看后，批评提纲“思路不清楚”，他特别针对建国之初围绕合作化问题的波折强调：“‘合作化高潮’不宜用肯定的口气来讲，类似的说法还很多。”

所谓合作化高潮，是指1955年在毛泽东推动下开始的全国合作化运动。1953年开始，全国发展农业合作社。1954年1月，鉴于农业合作社发展中出现不顾条件、急于求成的苗头，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建议对合作社“控制发展，着重巩固”。中共中央采纳了邓子恢的建议，1月10日，发出《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给迅速发展的合作社降温。事隔一年之后，1955年7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严厉批评邓子恢等像小脚女人，在合作社问题上已经落在了群众运动后面，提出农业合作化目前不是下马问题，而是赶快上马的问题。在毛泽东强力推动下，中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由此造成速度上求快、规模上求大、所有制上求公的倾向，给仍处于传统发展水平的中国农业，带来了许多问题。

1990年前后，中国的改革遭遇一些困难，人们在很多问题上的认知稍显迷茫，这种状况不可避免地反映在对既往历史的认知中。看得出来，胡乔木在这一点上是清醒和坚定的，他针对写作提纲中肯定“合作化高潮”的思路指出：“像这样的事情没法肯定的。如果这可以肯定，历史就是任意的。党也是在全国会议上决定的（指合作化运动），说推翻就推翻了，当然不能指责太多，但也不能原谅太多。从历史上最高的‘董狐笔’，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历史要有政治性，不能把所有既成的事实加以合理化。而且批判邓子恢是‘小脚女人’是错误的，可以说是党内的公论。所以《七十年》一书对这样的问题，不说得公道，怎么行？”

党史要有政治性，党史也要有“董狐笔”，这是胡乔木对《七十年》提出的很高要求，是他对党、对历史均抱持的负责任态度。对建国后党的历史经验的总结，直接关系到党对现实和未来的认知，胡乔木特别重视。谈话中，他回顾了50年代开始“毛主席工作里的任意性、工作指导中的任意性”造成的一系列问题，分析了毛泽东发动并坚持文革错误的根源：“他又觉得还有一套既不同于林彪、‘四人帮’，又不同于周恩来、邓小平那样的一种革命。这根本是幻想，他也说不出来，也找不出这个力量，因为本来就不存在。这是他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造成这样一个结局。”胡乔木面对问题，不回避，不袒护，又不走极端，尖锐指出，中肯解释，让人心服口服。

人们常常说，历史可作为现实的殷鉴，但这首先要求我们真诚面对历史，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持之以中，行之以正，否则失之毫厘可能就谬以千里。胡乔木强调：越穷越革命，“社会主义不能这样干，共产主义是遥远的事，社会主义是很长时期的。阶级斗争不能放在那么突出的地位。认识这一点，是付出了很大代价的，是很不容易的”。作为党内精通历史的理论家，胡乔木此语，现在读来，仍然语重心长。

上世纪90年代，由中共党史领导小组批准，《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出版。这部记述中共从1921到1991年七十年历史的著作，在官方版本中具有相当高的权威性和良好口碑。党史专家金冲及参与了整个写作过程，他记下的胡乔木在写作期间的谈话，既是关于这本书写作的历史，也是兼具政治和学术双重身份的党内高层对这段历史真实认知的心声。如果说《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是中共党内公认的高水平书写，那么金冲及记录下的胡乔木的谈话，应该就是当时胡乔木智慧和学识最生动的展现。

毛泽东发动并坚持“文革”错误的根源

作为中共党内负有盛名的理论家和历史学家，胡乔木在谈话中除辨正史实、梳理思路外，还不时传递出他们对历史认识的思考，在谈到毛泽东50年代后常常违背自己的思路，造成一系列失误时，胡乔木的感叹尤其让人印象深刻：“历史有时不一定完全合乎逻辑。”

胡乔木的这句话的确是治史者的经验之谈。很多研究历史的人都会发现，历史运动在呈现出一定的趋势同时，常常还会伴随难以臆测的各种各样的偶然因素，这些偶然因素左右历史的具体运动，有时甚至会改变历史的方向。比如胡乔木认为，文化大革命不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必然，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晚年错误，这样的一次全局性失误不一定必然发生。确实，在共产主义革命中，领袖的巨大影响力决不能轻易忽视，而领袖的生成与行为，有必然也有偶然。胡乔木作为精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他当然懂得历史趋势的巨大威力，但也绝不会忽视影响历史运动的诸多因素，世界常新、历史同样常新。

胡乔木希望写一部立得住的信史。所以，他提出：“历史需要不断重新观察，每次观察要有新的内容。历史是非常丰富的，可以从许多角度来观察。人们的思想也不会像我们现在想的那么简单的几条。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想法。社会生活是复杂的，要宣传党的七十年，就要看到它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不是老一套，重播一遍，要确实说出新东西。”要完成信史的建构，确立事实的基础当然是首先需完成的任务，而站到现时代的高度，汲取人类不断进步着的认知成果也十分必要，其中，摆脱线性思维，直面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尤为关键。事实上，胡乔木当年提出的任务，在当今的党史研究中也还是一个亟待深化的方向。

作为一部承担一定政治功能的党史著作，《七十年》的写作有其专门性和针对性。比如对“文化大革命”的书写，胡绳一再强调，《七十年》中的“文化大革命”部分不要写成“文革”史，而是党史中的“文革”阶段，具体而言，书中既要写“文革”的错误，也要写“文革”中抵制错误的人们，要让人从党的失误中看到希望。胡绳这个思路提醒我们，党史的书写既是历史，但又有其特殊性，党史的书写和纯粹学术化的对党的历史的研究有同有异。从党的角度写党史可能是一种写法，从学术角度写党史则可能是另一种写法，在保持历史的求真求实基础上，前者重在资政育人，后者则重在还原事实，前者重在当下，后者则重在长远。在当代中国，两者将有可能长期并存。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出版已经20多年了，整理者金冲及先生当时还当盛年，如今也已年至耄耋。金先生在前言中两次提到，这些话是胡乔木20多年前说的，有当时的历史背景，希望不会引起误解。我想，这正是历史的精髓。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背景，面对着自己的问题，他人无法越俎代庖，也不必为之强行背书，同情、理解是后人对前人的尊重，批判亦然。20多年过去了，读胡乔木的谈话，的确还是能从中体认到人类智慧的光芒。

（注：本文原载于“文史杂谈”公众号，整理自人民网文史频道，内容版权归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