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255, 138, 0); font-size:20px;"> 知青生活撷趣</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1, 1, 1); font-size:20px;">一、走路</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1, 1, 1); font-size:20px;"> 1969年4月23日上午,岑巩县大有公社迎来了我们这批上海知识青年。公社大路口拉了几条欢迎横幅,场坝上站满了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各级领导和为我们挑行李的农民。简单的欢迎仪式后,按照分配方案,我和其他11名知青被安排到了新化大队白岩山生产队。</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1, 1, 1); font-size:20px;"> 从公社出发,走上八里羊肠小道,赤脚涉过一条河,再翻过一座山坳,就到达了我们人生的又一站:白岩山村。大家走在从来没走过的崎岖不平的山路上,磕磕绊绊,还得欣赏群山叠翠的大自然美景,难免脚上踩空,踉跄前行中有人差点滚下山坡,急得挑着行李的乡人大喊:“走路看到脚下!看到路!要看风景站到起,莫走!”</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1, 1, 1); font-size:20px;"> 走路不看景,看景不走路。世上有坦途,毕竟坎坷多。美景迷人眼,小心绊脚石。纯朴的乡人用简短的喊话提醒了初涉人世的我们,大实在话却又如此地富含哲理,让人受用一辈子。</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1, 1, 1); font-size:20px;">二、大学生</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1, 1, 1); font-size:20px;"> 我们的知青屋,按照当地村舍的样式造在山脚下新开挖的一片平地,三开间,中间是堂屋,两边各有前后两间屋。松木的柱子,松木的梁,杉木板做房间隔墙,处处飘散着新伐木村的油脂香味。院子里,三个木匠还在干些扫尾的活,好几个小孩,赤着脚穿着破衣服,尾随又好奇地看着我们。我们开始整行李安排自已的床铺,女生们抓了两把糖果和饼干给木匠师傅和孩子们,他们开心得不得了,他们从来没见过更没吃过上海的食品。</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1, 1, 1); font-size:20px;"> 晚上,由大队、生产队举办了欢迎会,院坝四周扎了十几个火把,大队书记和生产队长讲话,欢迎我们这些“响应毛主席号召,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上海知青。接着,大队小学的学生们表演节目,他们穿着比较整洁,没有伴奏乐器,唱的是毛主席语录歌。而后大队书记让我们也表演节目,我们悄悄商量后,几个男生扯起嗓子唱了段京剧《红灯记》里的“临得喝妈一碗酒”,横腔走调却持来了一致叫好;女生也合唱了段“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掌声阵阵。我听到两个小学生私语道:“比我们老师都唱得好!”</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1, 1, 1); font-size:20px;"> 大队书记作了总结,最后他说:“叫你们‘上海来的知识青年’蛮长,你们来这里前是学生,我们这里有小学生,你们年龄大文化又多,就叫你们‘大学生’要得不?”“要得!要得!”小学生们雀跃呼答,搞得我们倒不好意思了。</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1, 1, 1); font-size:20px;"> 以后的日子里,“大学生”就成了在白岩山插队落户上海知青的专用称呼。</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1, 1, 1); font-size:20px;">三、一日两餐</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1, 1, 1); font-size:20px;"> 从上海到山寨,连烧饭、砍柴都不会,生产队安排一位中年妇女为我们烧饭。</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1, 1, 1); font-size:20px;"> 早上八点过,那位妇女才给我们煮饭,一个小时后她关照我们可以吃饭了。我们到厨房一看,纳闷:怎么一大早吃干的白米饭?我们在上海的早饭是粥或泡饭。户长老枊有手表,看了看时间对我们说:“快到九点了,早饭晚了点。你们要吃泡饭用开水泡了吃吧。”时过正午,那妇女没来烧午饭,反正也不饿,我们或整理衣物、或在村寨里转转。到了下午四点钟,那位妇女来烧晚饭了,我们和她说,早饭应烧粥、午饭怎么没来烧、晚饭早了点。说了半天,连手比划都用上了,她的本地语我一句没听懂,估计她也没听懂我们的话。</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1, 1, 1); font-size:20px;"> 生产队长来看望我们,户长老枊把我们的疑惑告诉他,队长说:“这里村寨祖祖辈辈都吃两顿。一早男人在近边地方干活,婆娘在家打理家务煮饭。吃了饭就到远点的地方干活,下午回来婆娘烧饭,男人扒拉自留地。农活繁重,两顿都要吃干的。”</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1, 1, 1); font-size:20px;"> 我们大感新奇,这里的贫穷竟把一日三餐缩减为一日二餐。十多年的饮食习惯一下了要改真不能适应。我们在学会烧柴灶后,和队长商量:“队里可以不用派妇女为我们烧饭饭了,我们上、下午都参加生产队劳动,中午回去吃顿午饭。”队长同意了。</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1, 1, 1); font-size:20px;"> 这样的日子过了近一个月,越来越觉得和当地村寨人的作息时间合不上节拍,一天傍晚,知青户十二名成员经过讨论一致决定:从明天起改成一日两餐。我注意了日历,5月22日,正是我们到白岩山一周月,这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1, 1, 1); font-size:20px;"> 第二天,一大碗米饭下肚,腰挎柴刀肩扛挖锄,“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们走在上坡开垦新田的山路上。</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1, 1, 1); font-size:20px;">(一日二餐陪伴我在农村的三年,参加工作到县里也是一日二餐,直到七十年代末县里决定三餐制,才彻底告别了“一日二餐制”)</span></p> <p class="ql-block">(在无锡东亭工作时捐物发往贵州岑巩县大有乡白岩山村)</p><p class="ql-block">四、全工分</p><p class="ql-block"> 队里的手动喷雾器坏了,队长要安排人送城里修,我说让我看一下,发现是喷管和喷头连接处锈烂了。很庆幸我下乡时带了烙铁、焊锡、焊膏,于是把喷雾器扛回知青屋,小锉刀锉去锈坏部分,涂上焊膏,烙铁在火上烧至火苗呈蓝绿色,沾上焊锡在损坏处焊补,一番操作下来,锈烂处修补好了。队长拿起喷雾器使用了一下,大喜地说:“我们‘大学生’小李有一套!如派个男劳力送城里修,一天工夫不说,不知要化几多钱。今天我给你记个全工分!”</p><p class="ql-block"> 过了两个月,村囗的高音喇叭突然不响了,这可是宣传毛泽东思想、斗私批修的重要武器,这回队长马上想到了我。我在村里找了架长梯子,爬上挂着高音喇叭的杉木杆,发现喇叭下面的变压器上,两个线头因锈蚀而不通电。我找来小刀把线头刮干净,扭紧,用上海带来的胶布把接头包好,以防以后再锈蚀。晚六点半,高音喇叭准时响起:“岑巩县革命委员会广播站,现在开始播音……”队长乐坏了,重重地拍着我的肩说:“今天这个活,还是给你记个全工分。”</p><p class="ql-block"> 又有一天,大队小学校长拎着个双铃闹钟来找我。这个闹钟是好几年前买的,学校用它计时敲上下课钟。前几天突然有点不准了,校长找了几滴菜油点进去想润滑一下,想不到它彻底罢工了。校长听说白岩山有个上海“大学生”蛮有本事,于是心急火燎地赶来找我。我把闹钟打开一看,机芯里的游丝、飞轮轮、擒纵叉全黏糊在一起了。我让校长去买了半斤煤油,倒在大碗里,又把闹钟零件拆散浸泡在碗中,告诉校长两天后来取。第二天,零件油垢泡化后,我用毛笔把每个零件清洗干净、晾干,然后小心组装,再在转动部分滴上白油,大功告成。第三天校长来了,看到闹钟玻璃罩里,一只小鸡造型的秒针机灵地啄米,喜出望外,不停地说着感谢、佩服的话。生产队长对校长说:“我们这个‘上海大学生’厉害不?”校长连连说:“厉害!厉害!”队长又说:“那你就在大队里给他记三个全工分。”“要得,要得!”校长喜滋滋地拎着闹钟回校去了。</p><p class="ql-block">五、养猪</p><p class="ql-block"> 在贫困的山寨插队,肉食是个大问题,国家对知青优惠供应猪肉一年只有过节的二、三次,平日赶场天也没猪肉卖,知青们肚内油水严重缺乏。</p><p class="ql-block"> 山寨的富裕农民在家养猪一般二头,养大后一头卖给国家,一头过年时杀了要吃上一年,那时的肉猪很小,喂肥也只有百来斤毛重。第二年我们知青户也买了两头小猪崽喂,一头白的,一头花的,猪食量很大,淘米水、菜叶、猪草、麸皮什么都吃。女生们没事就逗猪崽玩,还给它们洗澡,惹得小猪“嗷、嗷”叫,邻家的姑嫂见状笑得直不起腰,说:“你们是养猪还是养崽?”</p><p class="ql-block"> 不料一场猪瘟来袭,小白猪魂归西天,我们对小花猪更加呵护,仼它自由出入仼何地方。小花猪小时进厨房爬不过门槛,我们就托着它的屁股让它翻进翻出;长大也长高了它过门槛象狗一样窜来窜去;长成大花猪后,圆滾滾的肚皮把脊梁压弯了,这时进出门槛受大肚皮的限制,又由我们男生兜起它的肚皮帮它翻过门槛;服侍猪象服侍老太爷。乡人见状说:“你们不要让它进厨房,拉屎撒尿多脏啊。”“它还真没在厨房中拉过屎尿,再说怎么才让它不进厨房呢?”我们答。乡人们说:“拿棒棒打它呀,挨几次打后它就不敢进来了。”“那我们是舍不得打它的。”女生们异囗同声地回答。</p><p class="ql-block"> 小花猪长成大花猪,闲来无事不是在屋檐下睡大觉,就是在路边、田埂啃野菜、野草,听到我们收工脚步,它会“吭吃吭吃”地喘着粗气迎接我们。和山寨乡人喂的猪相比,它是长得最快、最肥、最懂事的一头,村民们很不解:“这些‘大学生’咋个把猪喂得郎个好?”</p><p class="ql-block"> 年底前我被安排在县百货公司上班,插友们说:“过年杀猪时你要来吃刨汤哟。”那年乡下杀猪了我没空回队,第二天插友带了一大块肉送到县城,说这是我的份额。我们烧了碗红烧肉,炸了点花生米,一碟泡萝卜,就着苞谷酒聊天。插友说:“大花猪长到近二百斤,请了寨子里杀猪匠来,宰杀时,女生躲在屋里很伤心,男生也不忍心看走得远远的,养了快一年了,真舍不得呀……”看着浓油赤酱的红烧肉,我思忖着说:“今晚上我们不吃红烧肉了,权当纪念一下大花猪吧。”</p><p class="ql-block"> “好的。”插友点了点头。</p><p class="ql-block"> 2023年8月写于无锡东亭</p> <p class="ql-block">李世良 1952年8月14日生。上海市南中学68届毕业,1969年4月18日插队落户贵州省岑巩县大有公社新化大队白岩山生产队。1971年底县百货公司、76年县五金公司工作。83年迁江苏省无锡县东亭镇供销社工作。2012年退休。</p> <p class="ql-block">作者 李世良</p><p class="ql-block">编辑 魏和平</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