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眼中的巫宁坤

成振

巫宁坤，中国著名翻译家，英美文学研究专家。1939年就读于西南联大外文系，1943年赴美担任中国在美受训空军师的翻译。1948年3月从美国印第安纳州曼彻斯特学院毕业，入芝加哥大学攻读英美文学博士学位，1951年归国至燕大任教。1957年在国际关系学院被划为“极右分子”，被开除公职，送北大荒、北京清河农场劳动，安徽大学临时工、下放农村等，历经磨难。1979年改正后返回国际关系学院任英文系教授，1991年退休后定居美国，出版自传体小说《一滴泪》、散文集《孤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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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宁坤先生应该算是我的老师。为什么说“应该算”呢？原因是，我考入国际关系学院时，“错划右派”巫先生刚从安徽师大调回国关任教授，但是，我念的是日文系，而巫先生在英文系执教，我没有听过他的课。其时，英文系的另一位教授申葆青由于正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讲“星期日广播英语”，火出了圈，“我是葆青”（申葆青在节目中的开头语）闻名全国，风头无两，我专门听过几次葆青老师上的大课，国关大教室里座无虚席，人满为患。相比之下，巫先生反倒是显得云淡风轻，很是低调。当年，国关每班编制15人，全校共有三个系，仅100余名学生，师生比例将近1:1，1979-1980年刚复校那两年，老师占比还要更高一些，学校和教职工宿舍同在一个只有巴掌大的院子里，转一圈十来分钟足矣，因而在校园中林荫路上食堂里经常可以看到巫教授和夫人李怡楷，似乎和其他教授没有什么不同。毕业后，师生星散，再也无缘相见。

巫宁坤先生一年前已归道山，今天（农历8月14日）是巫先生诞辰100周年。缅怀前辈，往迹如烟，曷胜惆怅。

（原文写于2020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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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关1979级英语系郭中迅同学有幸得到巫先生的亲炙，摘录他对巫先生的回忆如下：

……交作業不能手寫。學校發給我們每人一台打字機。巫先生要求：作業不管字數多少，一律不許有任何一個打字錯誤。只要有一個字母打錯了，他立刻退還。……

記得他的課是一星期一次。有一次上課，他走進教室，發現六缺一，少了一個學生。他問為什麼這位學生沒有來，我們說是請假。他不語，站起來就走了。我們五個無語。第二星期，他得知缺席是因為身體狀況，還特地道歉。他當時對他離席的理解是：作為老師，我對教學有真誠的付出，希望你們作出同等的努力。……

當時我們的一個學長，也是巫先生的學生，在鬧離婚。他太太採用了哭、鬧、上吊的傳統程序。只不過，上吊的部分，她是先服安眠藥，然後打電話通知老公，老公趕回家，送醫院。我去巫先生家交作業，巫先生不知聽誰講了這個痛苦的離婚故事，對我說：“多好笑，老婆硬要丈夫操，丈夫說我不想操你。那就離婚算了，有什麼好鬧的。”這個粗口從巫先生嘴中說出，讓我一時不知如何應對，只好報以笑聲。不過心裡想：操，巫先生說得對！

巫先生家裡常常來一些我們只能在書本或報紙上看到的人物。我問他牆上的國畫是誰的作品，他說是短篇小說家汪曾祺送給他的。那時，我還沒讀過汪曾祺的小說。

一晚，楊憲益和戴乃迭夫妻和幾個朋友來巫先生家作客。我們幾個學生也去了。楊戴因將《紅樓夢》等中國古典名著翻譯成英文而舉世聞名。對我們這輩人來說，他們地位遠遠高於電影明星和歌星，屬於見到真人腿會發抖那種。而且多數情況下，永遠見不到真人。

聊天當中，戴老師用她帶有外國口音的中文說起楊憲益不久前決定入黨這件事。她說，當錢鍾書聽說後，淡淡地評論了一句：“一個很有意思的人做了一件很沒有意思的事。”楊老面帶尷尬笑容，不語。……

巫先生的老師之一是沈從文。有一次在學校大教室做講座，主題大概是中國知識分子待遇之類。他提到北京王府井百貨大樓門前赫然擺放著的張秉貴雕像（百貨大樓糖果部已故的售貨員，勞動模範），然後說在中國任何地方都找不到沈從文的雕像時，泣不成聲。

在芝加哥大學，巫先生的同學之一是後來在北京大學任教的英語系教授趙蘿蕤。巫先生請她來給我們做一次講座，由我和學校的司機負責接送。講座之後，在回程途中，趙教授半自言自語地說：我把他害了。當年是我叫他回來的。他的博士學位馬上就要拿到了，我讓他回來任教，結果他倒了大霉。說到此處，她淚流滿面，哽咽不止。

……（摘自郭中迅《巫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