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師如是說09.03-切莫再搞人我是非

静意

文章转自【 南師如是說 】，点击查看原文

佛教界发生如此争论，近乎可笑，切莫再搞人我是非

关于这个问题，已经传闻两年多了，也曾有人当面问及：到底是“带业往生”？抑或“消业往生”？每当我听到这个问题时，只有报之一笑。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应该成为问题，只在修持的人，自己去研究参详，自求解答。一直到最近，听说佛教界，已对这个问题，发生严重的争论，本人觉得自己很不成器，素来不愿参与争论。又认为这种争论，有点近乎可笑，大家好好修学便是，还有什么可争论呢？……

实际上“带业往生”与“消业往生”这两句话，都有道理，并不是那一边对，那一边不对。这两句名言，是前辈善知识以及现代的善知识们，说法的方便话。一个有成就的人，教化别人，每每因时间的不同，地区的不同，对象的不同，在说法上，就有各种不同的方便，所谓“观机设教”，便有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的作用。 我们知道，“带业”与“消业”这两方面的辩论，重点在一个“业”字。那么，我们学佛的人，当然先要了解什么是“业”。

业并不是绝对的坏事。我们知道，佛说的业，内涵三种：善业、恶业，以及不属善不属恶的无记业，统称之为业。既然如此，那么，修行的人是否也在造业？答案是肯定的。修行人也在造业，诸佛菩萨也在造业，因为修行是在造业，造就至善纯净的善业，以至于菩提道业。既没有无记业，更没有恶业的杂染。

如果说，往生西方，都要善业成就，那么善业成就的人，在理论上，是否也是“带业往生”呢？答案很肯定，当然也是“带业往生”，是带善业而生。如果说带业不能往生，必须消业才能往生，会使人认为消了恶业、无记业还不够，一定要修成一切善业如菩萨，才能往生。只因“消业”两字，在定义上，说得太仓促含混了，因此引发了争论。

更进一步说，倘使必须消了一切的业才能往生，那么极乐净土，就不欢迎我们，不欢迎一切众生，只欢迎成就菩提道果的大菩萨，甚之成佛的才能往生了？。没有这个道理！也不是这个道理！且别说大菩萨们，只讲一般修行的人，真正能将善、恶、无记等一切的业都消尽了的，能有几人？况且根据佛的圣教，只有转业，而不能消业。“转识成智”，转识成佛。所谓“带业往生”，固然是古代善知识方便的说法，“消业往生”，也是一时方便的说法。如果彻底穷究，便要试问：消掉了什么业？

譬如小乘成就的阿罗汉们，甚至证得了有余依涅槃的阿罗汉们，他的业还是存在，只是暂时内伏下去，因此也能成道。我们不要以为阿罗汉们已经成道了，他的业就此能消灭了，只是暂时潜伏下去而已。甚至于“地”上菩萨，以及没有到“地”的菩萨，还都是带业的，只能说：“地”上菩萨的业，转化、净化到一个层次，或转化、净化到某个程度。佛说：“纵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例如世尊释迦牟尼佛，现生还得示现，接受往劫的果报。绝对不能说我已成就了，就可赖债不还报而消业得了。所以，如果一定坚持要消了业才能往生，否则便不能往生，此说似乎太过固执了。如果认为非如此不可，则落在“见取见”和“所知障”中。主观成见的“见取见”容易形成法执。例如世间成见说：此事非如此不可！但是，佛法没有如此不圆融的。 再进一步研究“带业往生”与“消业往生”的争辩。“带业往生”一语，在佛法的经论上，是没有明确的看到。这句话最初的出现，是元朝一位有成就的大和尚——惟则禅师，他著作的“净土或问”中，针对某些人就净土法门所提出的疑难，作了一些解答。在他这一著作中，提到一句话——“带业得生”，他的方便语意，是说即使带业，也可以往生西方极乐净土。

到了明朝，净土宗的蕅益大师，也提到这个问题，他提出的意见，是“带惑往生”。所谓惑，就是“见思惑”，也即是业。一直到现在，七八百年以来，我们中国佛教，不管在家出家的道友们，都熟习蕅益大师此话而更不疑。他所提出来的，比元朝惟则禅师所说的更明白。至于提倡“带业往生”最有力的，便是现代前辈善知识印光法师。

当民国初年到二十年之间，中国文化，也随时代的改变，政体的革新，受到西方文化的激烈撞击，一切在不今不古，不中不西，不新不旧的大紊乱中激荡不安。根深蒂固的中国佛教文化，受到激进派的打倒军阀、打倒迷信等等口号下，遭遇很大的破坏。身任佛教会长的敬安法师（八指头陀），被北洋军阀积威之下的内政部长亲手打了一记耳光，活活被气死。在这一段时期，佛法的禅、净、密、律等，都一蹶不振，不像现在受到学术上的重视，宪法上的保障，可以说五浊紊乱的现象，如火燎原，方兴未艾。印光法师以亦佛亦儒的善巧方便，笔伐口诛，大声疾呼大家好好念佛“带业往生”，实为法师的无上悲愿，一片婆心，善巧运用方便法门，才使佛法佛教，更为普及。

什么是“惑业”呢？惑与业的名词，有时候，是连在一起来讲。所谓“惑”，即无明迷惘。什么是我们的惑？在教理上有两种，“见惑”与“思惑”。简称为“见思惑”。所谓“见惑”，包括：邪见、身见、边见、禁戒取见、见取见五种。以现代语来说，就是不正确的思想、观念、看法。例如现在讨论：“带业往生”是对的？还是“消业往生”是对的？双方都是在“见取见”的见惑上引起争执。所谓“思惑”，即是思想观念中不好的性情，包括：贪、瞋、痴、慢、疑五种。如果把“思惑’了掉，发大愿力，往生极乐净土，那就是已经成就大半的大士了。我们凡夫，没有一个绝对真能把“思惑”完全了掉的。这样一来，只有已经成就的菩萨、大阿罗汉们才能往生净土，我们这些带业凡夫，绝对没有希望，只好暂住在东方也不错。现在我们明白了所谓的业，包括了“见思惑”惑业的道理，当然也就是包括了世间做坏事的恶业。

如果说古代的祖师们所说“带业往生”是错误的，乃至于对大家非常佩服的近代的印光法师，几乎口口声声主张“带业往生”是讲错了的，那就使大家失去了无比的信心，无比的方便。假如我们要标奇立异，别出心裁，推翻古代祖师所说，认为他们完全不对，只有“消业往生”，这才是现代有成就的善知识的确定名言，那也未免太过了。其实“消业往生”，也只是一时的方便话，对某一种人或对某一个人，某一时，某一处说的．并无不可。例如某人平常造业很多，现在要劝他学佛，至诚仟悔，消灭恶业，俾得将来往生净土。如果他说自己造业多端，怎能往生净土？这时劝他，没有关系，带业可以往生。这样，确是善知识们的善巧方便。而有一些人学了佛以后，我慢、贡高、师心自用，好像天上天下，唯他独尊。我常对这些人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是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而不是你。对于这一类的人，就要告诉他，消业才可以往生。不然你的人我贡高还那么重，如果能往生，那么“阿弥陀佛”那里管入出境的就太不公平了。所以说：这些都是善知识一时的方便说法，不可执着，也无争论的必要。只要大家自己好好修持心地，绝对正信佛说的没有错，何必为了这些话，争来争去，争了半天，争得脸红耳赤，又在那里大造口业，有什么好处？有这么多争辩的功夫，用来多念几句佛号，该有多好！何必去争论这个呢？所以说不要标新立异吧！

更可惜的是，本来“带业往生”已经给予人们无比的信心，个个有希望，人人有机会。现在一定说非消业不可往生，那么许多人都会自认此生造业如此之多，既消不了，又何必学佛！于是更走极端，更去造业，那可真的完了。那么随声附和，高唱“消业往生”这句话，就语气太重了。

因此说，说法要留意，“观机设教”——观察一切人，以及当时当地的机缘。不然也很容易犯口过。可见善知识、法师是很难做的。

因此我更要声明，我不是一个善知识，只是一个乱七八糟的凡夫，也许凡夫的资格还不够，说不定将来要下地狱。地狱有十八层，加上现代化的地狱，可能还有地下室，有了十九层、二十层都不一定。恐怕将来我要下到十九层半。在第十九层阴暗角落的我，说的话不见得真确，只能供大家作参考而已。…… 这次受几位法师坚邀讲“带业往生”与“消业往生”的问题，暂时到此为止，最后向大家报告的，如有坚定信心．带业绝对可以往生。当然能消恶业而成就善业的，多带些善业往生去的更好。善业成就，乘愿往生，莲花大如车轮，即使善业未纯，小一点的莲花也可以。（一笑。）但是，业是消不了的。无论大小乘的教理，没有真正消业的事，只有转业，才是正论。因此，可让我们大声疾呼一句：凡诸善信，迅速“转业往生净土”吧！可是这样一讲，好像愈讲愈糟了！这句话又要变成第三种主张了。奉劝诸位，切莫再去搞这些人我的是非之见，只须依照古德的一首名偈修去便好：“修行须是铁汉，着手心头便判，直趋无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

一个人修道．先把自己肯定下来，此心不再动摇，有如铁铸一般。自己用功，自己念佛，自己境界，自己成就，都是自己造的业。好与不好，自己明白。只要一条大道，一直走去，管它那些是非论辩作什么！请看：龙树菩萨所作《大智度论》云：

“有诸菩萨自念，谤大般若，堕三恶道，历无量劫，虽修余行，不能灭罪，后遇知识，教念阿弥陀佛，乃得灭障，超生净土。”

读此经论，便知“带业往生或消业往生”两语，各各善巧方便不同，无非无是，正如《楞严经》云：“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如斯而已。

——南怀瑾先生《定慧初修》

对中国佛教前途的感言

历经二千余年，传承一贯的佛教，在过去，对于中国和印度的学术思想、政治、教育，都有过辉煌的功绩。到了中国以后的佛教，自魏、晋、南北朝，历隋、唐以后，一直成为中国学术思想的一大主流，而且领导学术，贡献哲学思想，维系世道人心，辅助政教之不足，其功不可泯灭，推开后世佛教徒偏误的流弊而不言，仅从大处着眼，可以赞许它是哲学的哲学，宗教的宗教，一点也不为过。至于它的流弊所及，有许多地方可以被社会所指谪，都是积非成是的佛教末流，对于真正佛教的教义，和它的伟大精神，并不相涉。但依照中国目前佛教，和东南亚各地佛教的作风，前途未可乐观，而且值得忧虑，佛教界的人士们，虽然人人有感于将来适应的可畏，依然犹是积重难返，无法改弦更张。爰就其目前情况，试举六点结论，以供现代佛教的参考。可是这些言论，只是随笔写来，还谈不到有所建议，更不是有所为的批评，只是一舒感想而已。 一、佛教的命运：自教主释迦佛牟尼创立四众弟子的制度以来，出家的男众比丘——俗名和尚，女众比丘尼——俗名尼姑，还有在家的男众和女众——俗名统称居士，或加上男女两字以示性别。释迦牟尼以住持（负责）佛教仪范，弘扬佛法的任务，咐嘱于比丘众。以护持佛教的责任，交托给国王、大臣、长者、居士，做为扶持佛教的护法。因此在中国、印度、日本等国家，历代世世相仍，佛教的命运，都仰仗政权与社会名流的维护。到了十九世纪末期以后，民主政治的制度，推翻数千年来帝王政权专制政体的陋习，佛教徒对民主自由的认识不够彻底，对法治的法律知识不够了解，仍然依草附木地去攀缘于社会人士，或仰赖残余的旧式政权之间。从今以后，由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的新阶段，还要一仍不变地仰人鼻息，以维衰命，不自寻求所以立于新世纪的路线，恐怕命如悬丝，危同垒卵了。

二、佛教的经济：二千余年来的佛教，无论在中国、印度或日本，向来便在农业社会中求乞剩余，用以维持自己的生命，对于宗教集团本身的经济观念，从来没有做过考虑，况且动辄以戒律为当头棒喝，使教内有识之士，也不敢提出主张。只有中国的佛教，在唐代经过禅宗丛林制度的建立，才有略具规模的宗教集团，类似集体农场制度的产生，这种制度，以后也随佛教形式和教义，传到日本。但在目前，受资本发达，工商业剧烈竞争，社会经济结构整个变迁的影响，全仗旧有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已经不能自全生计，何况还不能自力更生，依靠托钵募化为务。今后还要想以这种附属生存的方式，用以维持佛教，恐怕不待别人的消灭，就根本无法立足。

三、教徒的团结：世界任何宗教的宗旨，本来都是主张个人自由的真正自由主义者，除了西洋的宗教，早已另有宗教行政的了解，自有一套具体的组织法规以外。佛教的个人自由主义，可以说已经自由到了极度，一变为绝对自私的程度，至少在形式上是如此的。如果说中国人都缺乏团结性，我想中国佛教徒的不团结，足以为中国人不团结的标本取样。到目前为止，向来内在的僧俗弘法之争，以个人师僧为标榜的徒众权利之争，门户派别之争，居士众中自我崇高之争，传法的优劣之争，甚至琐碎如衣着之争等等，不一而足。释迦牟尼在世，素来以僧伽为和合互敬的教训，到此自毁自败，一破无遗。倘使还不自省自救，只想避世高蹈，恐怕在二十世纪以后，便无可立于天地之间了。 四、教育学识的条件：过去佛教在中国的兴盛，全赖师僧们学问知识的渊博，品德修持的规范，成为上下社会普遍崇拜的偶像，因此才形成了佛教的崇高与伟大。可是这些大师们的学问与知识，大多都在未出家，或已出家的初期，对于普通学识，已有高深的修养，然后配合佛学的精义，才能成为一代宗师，而且他们本身也就是真正的教育家。现在呢，受过普遍的教育程度，已嫌不够，只要披上架裟，能讲几句佛理和解释一些佛学名辞，便自视为天人师表，实在急需反省求学，力求充实自己，才不愧对高深渊博的教主。过去在印度的后期佛教，便提倡大乘菩萨，自身须具备有五明的学问：（1）内明（由修道而悟道）。（2）因明（精通逻辑，到现代还应该包括各种宗教哲学和其他人文科学等）。（3）声明（各种文字学与文学）。（4）医方明（擅长医药）。（5）工巧明（具备工艺技术，到现在应该包括技术科学等技能）。时到二十世纪的后期，教育、知识的普及，日益普遍，如不立即反省，急图充实自己，向来以天人师表标榜的佛教，恐怕难以自圆其说吧！目前虽然也有许多地方，举办僧众教育，但必须谦虚了解，教育是百年大计，以一个外行，甚至自己根本不懂教育，或者只知宗教教育的人来办教育，恐怕一误再误，不可收拾。他山之石，可以攻错，谦虚接受教内教外的忠告，绝对是利多弊少的。

五，修证的缺乏：佛学教义，除了哲学思想的超人一等以外，最为重要的，它不是空谈学理，它是要以人人身心为实验的条件，去身体力行，这样躬行实践，才可以求证到一个圆满的答案。因此，佛学的本身，以现代眼光看来，是最有科学精神，而经得起时代考验的，何况其中除了哲学思想以外，有关理论科学的原理原则，也非常充沛，只是这一丰富的宝藏，尚未被世人所大量地开发而已。目前的佛教，说理者多，修证者少，处在二十世纪的科学时代，有何见证可以使人肃然起敬呢？况且因为佛教徒缺乏修证，即使说理，已经发现有许多歪曲的理论，这是一种极其可怕，自毁教门的危机，应当切实修整观念，向自证自省去努力。

六、参政的趋势：在二十世纪民主思潮的风气中，世界上凡是开明的国家，对于宗教信仰自由，宗教团体的依法参政，应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但目前的佛教，对于大慈大悲的佛教宗旨，如何配合世界上各种政治思想与制度，确定一种政治主张的学说，毫无具体办法，只凭愤愤思进与跃跃欲试之气，以素来缺乏政治修养的习惯，企图跃上政治舞台，一展教主式大无畏的雄风，恐怕百无一是之处。这点尤其值得深思静虑，必须先求具有卓见的学识，再求立于不败之地而后可。

总之，未来佛学的前景，试以质能分析：如就宗教信仰来看，它的旧径路，似乎越走越窄；如就学术思想而论，它的新境界，必将愈拓愈宽。因为，它有宏博的宗旨，湛深的教义，智周万汇的思致，广大圆融的说理。何况，它的历史悠久，善信众多，在木鱼青磬，山中林下，不乏沉潜卓越先见明知之士，为了佛教，为了护法，似乎应该各抒所见，各尽所能，一本能仕堪忍的毅力，见义勇为的精神，来荷担如来的家业，重振佛教的雄风，以适应未来时代的潮流，争取未来时代的光荣。其实振衰起疲，端在念力一转，此诚笔者所为翘首盼待，馨香祷祝的了。

——南怀瑾先生《中国佛教发展史略》

饮食男女要有限度，否则自害害人，甚至不可收拾

孔子本人曾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他并非直接认为人欲便是人性本有的正当行为，而只是说明人之所以为人，便自然而然地会有饮食和男女等基本的人欲，所以他又说：“何谓人情？喜、怒、哀、乐、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

由于人性有这些基本的情和欲，可能趋向于自害害人，甚至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所以必须要注重人文的教化，于是制礼以防患未然，作乐以调整性情。

——《新旧教育的变与惑》

圣人是不会违反人情的。孔子在《礼记》里讲“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确是孔子对于人生的看法——形而下的，不讲形而上的。凡是人的生命，不离两件大事：饮食、男女。一个性的问题，一个生活的问题。所谓饮食，等于民生问题。男女属于康乐问题，人生就离不开这两件事。……

读《诗经》的第一篇，大家都知道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拿现在青年的口语来讲，“追！”追女人的诗。或者说，孔子为什么这样无聊，把台北市西门町追女人那样的诗都拿出来，就像现在流行的恋爱歌“给我一杯爱的咖啡”什么的，这“一杯咖啡”实在不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来得曲折、含蓄。由此我们看到孔子的思想，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迂夫子。上次提到过“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人一定要吃饭，一定要男女追求，不过不能乱，要有限度，要有礼制。所以他认为正规的男女之爱，并不妨害风化，这也叫“为政”，正规的。那么他把文王所领导的国度中男女相爱的诗列作第一篇，为什么呢？人生：饮食男女。形而下的开始，就是这个样子。人一生下来就是要吃，长大了男人要女人，女人要男人，除了这个以外，几乎没有大事。……

性的本身不是罪恶，性本身的冲动是天然的，理智虽教性不要冲动，结果生命有这个动力冲动了。不过性的行为如果不作理智的处理，这个行为就构成了罪恶。大家试着研究一下，这个道理对不对？性的本质并不是罪恶，“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只要生命存在，就一定有这个大欲。但处理它的行为如果不对，就是罪恶。

孔子就是这个观念，告诉我们说，《关雎》乐而不淫。大家要注意这个“淫”字，现代都看成狭义的，仅指性行为才叫淫，在古文中的“淫”字，有时候是广义的解释：淫者，过也，就是过度了。譬如说我们原定讲两小时的话，结果讲了两个半小时，把人家累死了，在古文中就可以写道：“淫也”；又如雨下得太多了，就是“淫雨”。所以《关雎》乐而不淫，就是不过分。

中国人素来对于性、情及爱的处理，有一个原则的，就是所谓“发乎情，止乎礼”。现在观念来说，就是心理的、生理的感情冲动，要在行为上止于礼。只要合理，就不会成为罪恶，所以孔子说《关雎》乐而不淫。

——《论语别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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