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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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共一大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至8月初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和浙江嘉兴召开。

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广州的陈公博，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旅日的周佛海，以及由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出席会议，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也出席了大会。

召开背景

1920年夏至1921年春，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国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作为两者结合产物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以及赴日、旅欧留学生中相继成立，建党条件基本成熟，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也在建党骨干中开始酝酿。

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取道欧洲来到上海，与从西伯利亚南下的另一位国际代表尼科尔斯基会合。他们很快与陈独秀离沪期间主持上海党组织工作的李达、李汉俊取得联系，并交换了情况。共产国际代表建议及早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李达、李汉俊在征询陈独秀、李大钊的意见并获得同意后，分别写信给各地党组织，要求每个地区派出两位代表到上海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会议议程

7月中下旬，设在法租界白尔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的博文女校，陆续住进了一批教师、学生模样的青年人，以北京大学师生暑期考察团的名义，来上海参加这次历史性的聚会。代表们到齐以后，就便在住处开了预备会。

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正式开幕。

会址设在李书城、李汉俊兄弟住宅，大家围坐在客厅长餐桌四周，室内没有特别布置，陈设简单，气氛庄重。

出席者有上海的李汉俊、李达；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留日学生周佛海以及陈独秀委派的包惠僧。陈独秀和李大钊因公务在身未出席会议，而在代表们心目中他们仍是党的主要创始人和领袖。

两位共产国际代表出席了一大开幕会议，并发表热情的讲话。马林首先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第三国际增加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又多了一个亲密战友，并对中共提出了建议和希望。尼科尔斯基介绍了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情况，要求中共把工作进程及时报告远东局。

接着，代表们商讨了会议的任务和议题，一致确定先由各地代表报告本地工作，再讨论并通过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计划，最后选举中央领导机构。

7月24日举行第二次会议，各地代表报告本地区党团组织的状况和工作进程，并交流了经验体会。

25、26日休会，用于起草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计划。

27、28和29日三天，分别举行三次会议，集中议论此前起草的纲领和决议。讨论认真热烈，大家各抒己见，既有统一的认识，又在某些问题引起争论，会议未作出决定。

7月30日晚，一大举行第六次会议，原定议题是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选举中央机构。会议刚开始几分钟，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突然闯入，这次会议被迫中断。

一大第六次会议刚开始，就遭受法租界巡捕房的侵扰。首先闯入会场的叫程子卿，他是黄金荣的把兄弟，利用这层关系进入巡捕房，任华人探长。原来马林由莫斯科途经欧洲来华，曾在维也纳被警察局拘捕，虽经营救获释，但其行动一直作为“赤色分子”被严密监视。具有丰富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警觉地说这人一定是“包打听”，建议立即停会，大家分头离开。

果然，十几分钟后两辆警车包围了一大会址，法籍警官亲自带人进入室内询问搜查，没有找到多少证据，威胁警告一番后撤走了。这次冲击虽然没有带来重大损失，毕竟一大不能再在原址进行了。转移出来的一大代表当晚集中于李达寓所商讨，大家一致认为会议不能在上海举行了，有人提议到杭州开会，又有的提出杭州过于繁华，容易暴露目标。当时在场的李达夫人王会悟提出：不如到我的家乡嘉兴南湖开会，离上海很近，又易于隐蔽。大家都赞成，觉得这个安排很妥当。

之后，代表们分批转移到浙江嘉兴，最后一天的会议在南湖一艘游船上召开。

这是一个阴天，下起了蒙蒙细雨，游人渐渐离去，秀丽的南湖显得格外清静优雅。11时许，一大会议在缓缓划行的画舫上开始了。

南湖会议继续着上海30日未能进行的议题，先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这份15条约700字的简短纲领，确定了党的名称、奋斗目标、基本政策、提出了发展党员、建立地方和中央机构等组织制度，兼有党纲和党章的内容，是党的第一个正式文献。

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规定党的纲领是：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联合共产国际。纲领明确提出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确定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纲领还包含属于党章性质的一些条文：关于党员条件，规定凡承认本党纲领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均可接收为党员，但在入党前必须与企图反对本党纲领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新党员入党后为候补党员，接受党组织的考察，考察期满经党员讨论和党组织批准，才能转为正式党员等。

接着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对今后党的工作作出安排部署，鉴于党的力量还弱小，决定以主要精力建立工会组织，指导工人运动和做好宣传工作，并要求与其他政党关系上保持独立政策，强调与第三国际建立紧密关系。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对开展工人运动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作了具体的规定。

下午５时，天气转晴，湖面上一艘汽艇向画舫急驰而来。大家因有上海的经历而提高了警惕，立即藏起文件，桌上摆出麻将牌，装扮成游客。后来打听到这是当地士绅的私人游艇，大家才松了一口气，会议仍继续进行。

最后，一大选举中央领导机构，代表们认为目前党员人数少、地方组织尚不健全，暂不成立中央委员会，先建立三人组成的中央局，并选举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党的第一个中央机关由此产生。会议在齐呼“第三国际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声中闭幕。

召开意义

一大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犹如一轮红日在东方冉冉升起，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程。这是近代中国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毛泽东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件。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中共一大13人：有人缔造新中国，有人从容就义，也有人忘却本心

随着马克主义在中国大陆上的发展与传播，无数有志青年在受到这一思想的感召，纷纷加入其中，并在各地为了壮大共产主义队伍，设立共产小组。

1921年7月，在共产党国际的建议下，中共一大在上海嘉兴召开。而在一大召开之初，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董必武、陈潭秋、毛泽东、何叔衡、陈公博、王尽美、邓恩铭、周佛海、包惠僧13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然而，这些受爱国主义感召与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代表们，却在此之后有着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与结局。有人创立了新中国，有人忘记了自己的本心，背叛了革命，有人因为背叛国家民族被处以极刑，也有人因为被敌人迫害，从容就义。那么这些人分别是谁呢？这13名代表分别有着什么样的人生呢？

在中共一大的代表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毛泽东，出身农民家庭的毛泽东，在中共一大召开的时候并没有受到过多的关注。然而，一直与农民为伍领导农民武装起义的他，深谙农民武装起义迸发出的巨大威力。

更知晓，武装力量对于一个政党想要完成革命的重要性。于是，在秋收起义前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政权是在枪杆子中夺取”的理论。在大革命失败后，他更是将发展工农武装力量的目光，放到了广大农村与中国千千万万农民身上，并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中国探索革命的道路上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

在遵义会议上，他扭正了中国革命的左倾思想，带领着红军四渡赤水，巧妙地从国民党的重兵中突围，为中国革命留下宝贵的火种。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力排众议，为了大义与和平，抛开个人生死，赶赴重庆。在蒋介石发起战争后，他更是趁着世界各国都在忙着处理美苏冷战问题，快速带领中国共产党夺得战争胜利，让中国就此得到解放。

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天安城楼上，毛泽东庄严地宣告了新中国的成立。

1976年9月9日，为中国奉献一生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与世长辞，享年83岁。

作为马克思理论家中的权威的李达，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被评选为中央三人局成员以及宣传主任。至此，李达就负责对中共中央局宣传工作，并负责对《新时代》杂志进行主编。而后，受到中央委托，李达还创立了中共的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

然而，在这之后，因为与张国焘、陈独秀等人产生矛盾，“决心专心研究理论为好”的李达，选择了退党。

可尽管如此，李达依旧不遗余力地为马克思主义宣传，他编写的作品更让毛主席如获至宝，反复翻阅。

新中国成立后，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共产党传播做出巨大贡献的李达，经毛主席与刘少奇的帮助，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9年12月2日，在毛主席的任命下，李达成为了湖南大学的校长。

1966年8月24日，李达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享年76岁。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包惠僧并不算是中共一大的正式代表，因为在中共一大中，他是代替陈独秀参与的。在中共一大后，为了更好地拯救新中国，国共开启了第一次合作，在这一期间，包惠僧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加入了国民党。

1925年，能力出众的包惠僧成为了黄埔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并在同年参加了东征战役，是彼时的风云人物之一。

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仕途受挫，意志消沉的包惠僧选择加入了国民党。而后成为了蒋介石带领的南京国民政府的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议，官至国民党内政参事、人口局局长。新中国成立后，包惠僧出任国务院参事。

1979年，在北京病逝。

作为新中国缔造者之一的董必武，出身于一个清贫的教书家庭中，自幼受到良好启蒙教育的他，文化水平极高，在17岁之时就考中了秀才。然而，在见识到晚清的封建腐朽后，董必武踏上寻求救国真理的道路。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枪响，接触到马列主义思想的董必武开创了私立武汉中学，并借此对无数青年宣扬革命思想，使这所学校成为了培养新型革命人才的摇篮。

在中共一大顺利召开后，董必武被委派为中共武汉区执委会委员。反围剿战役失败后，跟随中国共产党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路的董必武，成为了中央党校校长，为中国的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培养了大批的优秀人才。

在重庆谈判后，董必武遵照中央的指示，参加国共谈判，极力促成国家和平的他，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壮大贡献了巨大的力量。不仅如此，早年留学日本法政大学的董必武，在法律上也颇有建树，所以在建国后，在董必武的努力下，我国法律的修订，以及对法律方面的人才的培养得到了长足的进步。

1975年4月2日，见证新中国诞生，为中国贡献良多的董必武于北京逝世，享年90岁。

和董必武一样，同为湖北代表的陈潭秋，在参加中共一大之前，就是著名的积极学生领袖。在中共一大之后，陈潭秋出任多职，并为领导各地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以及兵运工作等四处奔波。

然而，1939年，陈潭秋在与公开走上反苏反共道路的新疆军阀盛世才进行斗智斗勇时，不幸被捕入狱，秘密杀害，时年47岁。

在中共一大结束后，1922年，邓恩铭代表中国共产党赶赴莫斯科出席大会时，受到了列宁的亲切接见。

同年，受到中央的委派，邓恩铭成为了中共山东省执行委员会书记。然而，因为叛徒的出卖，1929年之时，邓恩铭为保护大批革命力量，不幸被捕入狱，在狱中他指挥战友与敌人激烈搏斗，让无数人因此得以获得自由，但邓恩铭因为身体虚弱，再次被敌人捕回。

1931年，邓恩铭与其他战友一起，在济南市纬八路刑场慷慨赴死，牺牲时年仅30岁。

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启蒙者之一，李汉俊在1920年之时，与陈独秀一起发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了上海共产国际小组，并创办了《劳动界》周刊。同年8月，李汉俊还与陈独秀等7人一起组建了上海共产党，担任上海共产党代理书记。

1927年，在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后，李汉俊与詹大悲等人一起，利用蒋介石与汪精卫等人的矛盾，与之进行了艰苦的斗争，掩护了大批共产党人。并在这之后，李汉俊等人，在桂系军阀进入武汉后，冒着巨大的危险，以省政府的名义，释放了300多名共产党人。

但也正是因为如此，在同年12月17日，李汉俊被国民党，以“赤色分子”为由，残忍杀害。

在中共一大中，时年19岁的刘仁静是众多代表中最年轻的一个，本就是北大著名积极学生领袖的刘仁静，在中共一大闭幕后。潜心研究马克主义，并在这期间创办了影响无数学子的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刊物《先驱》。

1922年，代表中国共产党新出席工厂国际第四次会议的他，在这一期间结识了列宁和托洛茨基，并在不久后成为了托洛茨基的信徒，并为之在中国发展势力不懈努力。

1929年，冥顽不化的刘仁静被开除了党籍，而后完全投靠了国民党。

1949年，国民党在中国共产党势如破竹的攻势下，败退台湾。与此同时，刘少奇亲自找到刘仁静，对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耐心开导，终于使其痛改前非。

1987年，一场车祸夺走了刘仁静的生命，终年85岁。

与毛主席同为湖南老乡的何叔衡，在中共一大之后，当选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然而，因为博古李德等人错误的左倾思想，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战役失败，红军被迫战略转移。在这一期间，受到中央委托的何叔衡，与国民党在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了艰苦的游击战争。

1935年，受到国民党的追击何叔衡，在与敌人展开长汀突围战斗的时候，不幸壮烈牺牲，享年59岁。

与邓恩铭一样，王尽美是山东地区最早觉醒的中国共产党人之一。

1920年之时，王尽美就与邓恩铭等人一起，为了传播新思想，创办了《励新》等优秀刊物。

然而，在中共一大闭幕不久后，终日为中国共产党奔波的王尽美，因为积劳成疾，最后染上了肺结核。可尽管如此，他依旧不愿停下自己的脚步，奔走与中国各地，为共产党事业努力。

1927年8月，27岁的王尽美在青岛病逝，而在临终前，他仍不忘鼓励其他同志，为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到底。

出身官宦世家的陈公博，早年的时候在北大就读，然而因为在中共一大期间，众代表对于是否能当议员或者是到政府里做官等问题起争议的时候。对于这一正常摩擦情况，陈公博却认为，这是两派相互斗争的表现，心中渐渐升起了退出的念头。至此，他的共产主义之心受到了动摇。

1922年之时，陈公博在陈炯明发动叛乱的时候，公然写文章支持其的做法，而后与中共中央决裂。

1927年，陈公博成为了汪精卫政途上的坚定支持者。并在抗日战争爆发后，追随汪精卫叛国投敌，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继汪精卫之后的第二大汉奸。

1945年，陈公博被引渡回国，在狱中，不知悔改的他，洋洋洒洒写下数万字，为自己的罪行进行开脱。然而，这并不能掩盖他的罪大恶极，在其被枪决之前，他甚至还给蒋介石写信“悬悬放不下的还是一个共产党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关系到国家前途，关系到党的前途，关系到先生的前途。”。

作为继陈公博之后，中国第三大汉奸的周佛海，在中共一大召开后返回了日本读书。然而，在返回日本后，周佛海逐渐动摇了自己的共产主义信念，并脱离了党组织关系。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国民党代表戴季陶以每个月200银元的高薪聘请周佛海出任国民党内职务，而广东大学的校长邹鲁也不遑多让，因为这两人都是国民党的右派，对于中国共产党极为不友好。受到他们的影响，周佛海与我党的分歧愈来愈大。甚至在后续，周佛海还公然宣称自己是国民党内的忠实党员，并叫嚷着“攻击共产党，是我的义务”。

然而，1937年，看到来势汹汹的日本人，懦弱的周佛海认为抗日必败，于是选择了与汪精卫站到了一条船上，并暗中勾结日本侵略者，成为了汪精卫集团中叛国投敌的主要谋划者。

1945年，陈公博被枪决的不久后，周海佛也被国民党终身囚禁，于1948年，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

不管是在党史还是军史上，张国焘都是一位举足轻重的风云人物，起点极高的他，在中共一大时，托李大钊的福，在这一期间担任着类似于秘书长的职务，并成为了中央三人局的成员之一。

1924年，被北洋政府抓捕入狱的张国焘，供出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人的名字，并间接导致了1927年李大钊的牺牲。红军时期，对中央北上决议极度不满的张国焘甚至妄图“另立中央”。

1938年时，因为诸多原因，张国焘抛弃了自己的信仰，投靠了国民党，最后被我党开除党籍。

1979年，张国焘在多伦多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