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级转学时的一次“考试”

飞翔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在首都机场 人很怪，孩儿童时代有些小事，却没有随着时间飞逝而痕迹皆无。有的反而穿过时光的隧道，仍清晰可见。一些多年前芝麻粒大的事，偶尔回想却颇感有趣。童年时，唯一的一次转学报到，现在想起就好似发生在昨日。 这是机车小学的操场 1964年初秋，刚刚结束愉快的暑假生活。因母亲患了严重的肺心病，无法操持家务。父母便把已升入小学四年级的我，转到远离市内的一所企办学校——牡丹江机车工厂职工子弟小学就读。住宿于在此工厂工作的姐姐家里。 这是笔者1963年同姐姐的合影 那是九月初的一个早晨，我坐在姐夫自行车后货架上，跟着一起来到学校。这是一幢三层黄墙灰瓦的大楼，校操场平坦开阔。教学楼对面和操场两侧，绿树嫩草衬托着滑梯、秋千、单双杠等游乐设施。教学楼里传出朗朗读书声，给人一种学府的气息。这对小学三年，一直在低矮平房上课的我，看到眼前景象，颇有刘姥姥步入大观园之感。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机车小学操场 姐夫领我到三楼教导处，把我交给一位李姓负责老师，便走了。李老师看完我的转学手续，又翻了下桌上的资料卡片，告诉我，分你去四年一班。说完，就领着我，在教导处西侧楼梯下到二楼。沿着走廊，走到位于楼中间楼梯西侧的四年一教室。 图片为牡丹江机车工厂子弟小学教学楼 那时，小学低年级实行二部制教学，即分上午上课和下午上课。四年一班那周是下午班，上午教室没有学生，只有三、四位男女教师，在教室里在研究教学事宜。教导处李老师对一位身材敦实，约40岁左右的男老师道：“韩老师，给你班增加个新生”。韩老师转过脸，上下打量了我一眼，转身对教导处李老师说：“好哇！你事多，先忙去吧！” 1959年新建的北京火车站 我背着书包，胆怯地站到韩老师面前。心怦怦直跳，等着老师问话。“你叫什么名字？”韩老师问。“王耀礼。”我低声答到。韩老师从桌上一摞批改的学生作业本旁，拿起枝自来水钢笔，又从旧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递给我道：“写一下我看看。”接钢笔时，我见他右手指上粘着不少红墨水，可能是批改学生作业时整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宣传画 由于心里紧张，捏着钢笔的手有点颤抖。我得得瑟瑟地写出“王耀礼”三个字，递给老师。韩老师仔细看着我写得字，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我说：“四年级了，这字写得也够呛呀！”边说边站起，走向教室讲台对面的靠窗第一排座位。坐下问我：“今年多大了？”“11岁。”我站到课桌前回答。其实，我报的是虚岁，那年我整10周岁。 图片为上世纪六十年代宣传画 韩老师看着我的双眼，向我提出第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是谁？”“毛主席！”我回下头，看着教室前面黑板上方悬挂的毛主席像，脱口而出。那年月一般都不直呼领袖的名字。韩老师微微点了一下头，又提出第二个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谁？”我不加思索地答到：“毛主席！”老师摇了摇头。显然，我回答错了。 这是机车小学的水房 刚想蒙一个答案，老师紧接着提出第三个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是谁？”“周恩来！”我立刻答到。因为这是家里的收音机，每天新闻广播里必播的国家领导人名字，称得上耳熟能详。韩老师点了点头。显然，对老师的三个测试题，我已答对三分之二，及格是没问题的了。我心里想。 六十年代的牡丹江市工人文化宫广场 接着，韩老师郑重地告诉我：“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不是刘少奇嘛？”说着，他随手拿起课桌上的语文课本说：“像下一堂语文课，我们要学的《一条军毯》课文，就是讲少奇同志的故事。之后，他讲了在班级学习时需注意的事宜。又叮嘱我，回原学校把少先队关系转过来。便叫我先回去，下午12点半到这个教室上课。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宣传画 回到姐姐家，我从书包拿出《语文》课本，翻到《一条军毯》的课文，从头到尾看了两遍。得知刘少奇同志是党的高级领导人。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他与普通战士一样，风餐露宿长途跋涉，宿营时把自己的军毯盖到熟睡的警卫战士的身上。 图片为牡丹江市爱民商场 从那时起，我不仅知道刘少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也知道了他身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关心同志专门利人的品格。尤其通过《一条军毯》课文的学习，与韩老师课堂上的细心讲解，更加深了我对这位老革命家崇敬。 图片为六十年代的北京天安门广场 虽然后来一段时间，其蒙受不白之冤，但“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文革”结束后，党中央拨乱反正，又恢复了刘少奇同志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名誉。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可“刘少奇”三个字，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则是那次转学报到时，老师提问和我打错问题时的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