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瓜微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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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貌换新颜——记波兰女杜牡丹的挪威生活

认识杜牡丹是一个夏天的清晨，那天我接到老板的电话早上六点上班，我刚到饭店门口，就看到一个身形略胖的中年妇女，在门外的花坛边，一脸无奈地压地嗓子对着手机说着我不懂的语言，一遍一遍重复着一句同样的话。我看她穿着饭店的厨师服，心想：老板又招了一个外国厨师了。等杜牡丹推门进来，老板介绍说：波兰来的厨师杜牡丹。
我有过很多不同国家来的同事，有泰国、菲律宾、瑞典、德国、美国等，每个国家的人都带着自己国家的文化气息和性格特点，差异很大，各有特色。跟波兰人做同事还是头一遭，心里充满了好奇。
近距离观察了杜牡丹，给我的印象是：从那会察言观色活络的双眼和甜腻的笑容中可以看出是一个能干精明的女人，外表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老，额上眼角皱纹排上了队，身上有些赘肉松垮下垂。但总体看着还顺眼，长相也带着女人的甜和柔。
在挪威生活多年，我常常听到挪威人对波兰人的评价，负面的较多。波兰在欧洲属于贫穷的，所以很多人为改善生活背井离乡到挪威打工，他们一般从事体力劳动，主要集中在装修这块，给木屋刷个油漆，建个晒台，翻修厨房厕所这类。邻居家换厨房，请的就是便宜点的波兰工人，他们做做停停，不加钱不返工，理由很多，都卡在挪威合理的劳动法范畴内，告状都无门，他们深入地研究挪威法律法规比挪威法规制定者有过之无不及，他们将挪威法律法规烂熟于心掌握于手，既绝不越雷池半步，又都能在法律的空子里游刃有余，把单纯的挪威人拿捏的牢牢的。挪威人知道被骗，但也只有吃哑巴亏的份。这样精心设计花样翻新的被骗被诈的事，我认识的朋友中发生多起，报纸也有报道，但挪威人带着侥幸心理记吃不记打，再是真的跟他们打官司，律师费可能让你倾家荡产，得不偿失。所以波兰人吹着赢麻了的号角在挪威成了工人阶级中一方声势浩大的势力。
波兰在历史上曾被多国入侵和瓜分，也属于苦大仇深的国家。特别是苏联瓜分和控制波兰的那段历史，让波兰人仇恨满胸膛。杜牡丹曾听她外婆控诉过那时候的生活，外婆的一个儿子她的舅舅因为贫困疾病而去世，“所有的痛苦全是苏联人造成的”。杜牡丹咬牙切齿地痛骂现在的俄罗斯，脸因国仇家恨而扭曲。我在心里喊：我的同胞们啊！我的年轻的中国朋友们啊！你们对日本的仇恨，在波兰人对苏联的仇恨面前，只能用九牛一毛的分量来形容。我们从此不敢在杜牡丹面前提俄罗斯半个字，以免伤害她，也避免让我们在喋喋不休的高声咒骂中尴尬不已。

杜牡丹对我这个来自她认为“贫穷落后”国家的外国人心怀同情，所以对我就比较知心友好慷慨。她毫无保留地跟我分享了她在挪威的生活体会。可能是看我比较愚笨，常常教导我，给我出主意。她对我坦诚地描述了她的故事。杜牡丹在波兰算是高学历了，她读的是商学院，因为家族遗传膝盖有问题，就是无论什么季节，发作起来膝盖常常会疼的蹲不下去，有时会影响到走路，必须要花钱到医院动刀才能治愈。所以毕业后她没出去找工作，就在父母开的小超市里面当起了收银员，他们的家庭生活在波兰也算富裕，她二十四岁那年，碰到了现在的丈夫，那年她丈夫十八岁，是个帅气阳光的男孩，她咯咯笑着说：“哄他上床就怀孕了，然后他就莫名其妙懵里懵懂地跟我结婚了。”说到这里她越发笑的厉害了：“他到现在还是个孩子，跟两个女儿抢电脑，吵架，斤斤计较。如果我不在家，他从没想给女儿买吃的，自己到饭店吃饱，把女儿晾在家里饿肚皮。”我问她：你女儿都十七八岁了不会自己做饭啊？她还挺自豪地说：“我养了三个孩子，家里就我一个人干活，他们没有我都活不好。”
杜牡丹包揽一切家务劳动的勤劳和耐心这点是很让人服的，她上班前都先会备好一切家用，给家人把饭做好。如果突然碰到加班没准备，她会冒着被老板凶骂的风险，敢触碰老板工作期间不许做私活必须分秒必争的红线，常常做着不怕被老板揪住大义凛然的表情躲出去打电话。在电话里耐着性子，甜言蜜语劝她那因没现成的晚饭吃而生气的小丈夫买点快餐给女儿们吃。他们的家庭在她的治理下，过的比一般同龄挪威人的家庭富裕很多，她买了三层楼大房子，二层还租出去收房租。
她们来挪威讨生活也就短短十来年，就置办下如此的家当。我就虚心向她取经来了。听她绘声绘色的讲完故事，我立马就望而却步，直接就打消了这个不切实际的念头了。这是要用曲里拐弯非法的手段，不惜烧脑费神的计算策划，还得有大无畏豁出去昧良心的勇气和坚韧不拔的毅力，不具备这些先决条件是无法办成的。
现在用第一人称用她的原话，不带添加剂的记录：
“因为我老公在挪威找到工作，我就跟他来了，在学语言的时候，钻研了挪威劳动法，读完书，我就找了一份工作，然后就在工作中自动让自己的膝盖“受伤”，再拿着医院的证明跑到相关部门申诉，致使国家赔了大笔工伤费，还免费帮我开刀治疗，国家再付我全额工资在家修养几年，有了积蓄付了首付贷了款买下房子，租出去二层的钱和国家给二个孩子的抚养费都够付房贷和一家人用度了。”说到这里，她不知觉地环顾一下没有一个人影的四周压低声音警告我：“千万别告诉老板，我有房子出租和我的经济状况，老板如果知道会扣我工资的。”我心想：这哪跟哪啊，写好的合同咋会因为你有钱而改变啊！老板再抠门也不敢犯法啊。“我现在为啥又出来工作。”她接着说：“是因为失业金拿到头了，出来积攒资本来了，做一二年再想既能拿钱又不用工作的办法。这几年我宅在家里有点落伍，跟不上老公的思想，又因为太操劳在我老公面前像他老大姐，他开始表现出了不满的情绪，跟我出去常常偷眼瞄美女，这让我很焦虑不安，我得想办法不花钱整整型，得武装头脑跟上形势，美化外表抢救爱情。”她笑着说完，握拳做满怀斗志准备扬帆启航再创辉煌状。

她在异国他乡的胆大妄为工于心计的故事让我震惊唏嘘不已，但对她免费整容这想法还是嗤之以鼻。啥整容不花钱，在挪威整容都会整的你去贷款。还不花钱？真是天方夜谭异想天开啊。
跟她工作了三个月，有一天我上班，推门进来就看见杜牡丹掩面而泣，对老板轻声哭诉，然后又跟我们梨花带雨地描绘了一番自己将面临的可怕痛苦的生活，搞的不明就里的女同事慷慨奉献出自己的同情心跟着红了眼眶。只有在中国看多了人性百态的我知道她要整啥幺蛾子了，斜眼抿嘴地看她表演，杜牡丹编的骇人听闻的故事是自己乳房长了东西，不知是不是恶性的，已经发展到疼痛难忍的地步。杜牡丹身材肥胖具体体现在她超大的乳房上，真可以说是体形的一大败笔，因为地球吸引力对这对乳房毫不吝啬地发挥了肉眼可见的作用，致使它们不由自主地挂在了离胸部有相当距离的不该在的位置上，胸罩虽然恪尽职守：发挥最大效益与地球引力作着斗争、力所能及地往上拉扯兜托，但这样的努力也就只让乳房悬在腰上面一点，它们像一只鼓囊囊的枕头惹眼地覆盖了一大块胸部至胃部，确实起到丑化体形有碍观瞻的恶劣效果。
在悲戚的泪水和生无可恋的表演下，同事们完全理解和原谅，并以实际行动自告奋勇毫无怨言地分摊了她的工作，使她没有后顾之忧地开始了三天二头请假跑医院看医生。她早在波兰就知道自己乳房有小叶增生，这是常见的妇女问题，因为没有啥不适，一般妇女对这种现象都忽略不计的。杜牡丹在医生面前说乳房的小叶增生加两坨超重的赘肉，影响了腰和背，这三方加在一起，浑身疼的不行，不能正常生活没法睡觉工作。挪威女人长这样巨大乳房的不在少数，没有先例免费整型，但杜牡丹耐着性子软磨硬泡，特别有说服力的是，那眼泪弯弯曲曲很有动感地淌在脸上，声音伴着泪水颤抖着，那楚楚可怜的样子会让人的同情心爆棚，最后医生开出单子，让她免费整乳房。过一段，杜牡丹挺着二个处在正确的位置上与身体配套性感的乳房，骄傲地站在我们面前，一手指着乳房，一手伸出母指。我们定神一瞅，变化可谓巨大，身材苗条了一圈，各个部位安分守己凸凹有致美美地呈现在我们眼前。这时我耳边突然响起她那自信的声音：“我要免费整型！”瞠目结舌就是我当时的表情；五体投地就是我当时的感受。

我想，杜牡丹完成了这样一个大工程，是不是已经达到目的了，就问她，她哈哈大笑说：“这是前餐，属于开胃小菜，主食还没开吃呢。”我吓的一哆嗦，这个国家税高到赚五万交一半，晚一天交就账单飞来，少一分都要罚款，到国外买个东西还要付有时比买东西的钱还要贵的啥税，不付你就拿不到包裹。她还要糊弄国家搞大的，我真怕她的阴谋诡计被国家发现。就又问：“现在你又想整啥？”她说：“以后你会知道。”接着她看了看我的胸部说：“你不需要整胸部，不然按我教你的方法，也可以免费美化身材。”我心想：我就是有你这个贼胆和好莱坞演员的演技，也没你那厚脸皮啊！
话说杜牡丹，对我们还是有大贡献的，我们的老板，在挪威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吝啬鬼，他为克扣我们的工资，不顾国家劳动法，挖空心思费尽心机地找理由少付给我们工资，以前也有人跟老板理论，不是因为老板的歇斯底里的骂声打了退堂鼓；就是被老板用痛不欲生口吐白沫眼看就要过去的碰瓷行为吓得逃之夭夭，这二种表现老板屡试不爽次次以胜利告终。后来的同事在前同事的口口相传中没有冲锋就败下阵来，因为谁也不想背上谋财害命的罪名杜牡丹在老板面前总是和颜悦色笑容可掬柔声细语。但她背后对老板不付超时加班费和节假日加倍工资是深恶痛绝；对老板自己发工资，每次作弊这里扣那里少更是咬牙切齿；她对我们逆来顺受对金钱被克扣还无动于衷的表现更是无法理解。她大声疾呼劝说我们联合一致告老板，我们却用麻木不仁摇头晃脑来回答她，她在尽心尽力苦口婆心劝说无果的情况下，自己单枪匹马跑到上级工会告了老板，做了一件几十年来前无故人史无前例的事情。工会派人视察后，警告了老板要按国家劳动法标准付钱，又没收了老板发工资的权利,把这一项纳入工会体系，让正宗的会计统一计算分发，这样，我在工作了十来年后，第一次在杜牡丹的有理有据依法斗争中拿到了胜利的果实——正确的工资。
不用多少智商都可以破案，我们都是工作了好几年的老人，问题指定出在来没几个月的杜牡丹身上，几十年来老板变换着这二套方法与国内外的厨师斗智斗勇，业绩是百战百胜，从没马失前蹄的失败记录。这次老板被算计后，对流失的金钱心疼不已， 对忘恩负义的杜牡丹气愤难平，他开始对杜牡丹处处刁难，骂骂咧咧。但怎奈杜牡丹装聋作哑笑脸相迎，化了干戈为玉帛。更夸张的是她在老板骂的气急败坏捶胸顿足背过气翻白眼之际给老板递水拍背安慰，做出了事不关己的轻松表情。老板看着她趁机停下手中的活还指使我们端凳子拿这递那的浪费时间；看着她像店主人似的指挥若定；看着她在自己如此费劲心力的发作下毫无惧怕不知悔改的德性，老板心里突然涌上了自己被忽悠被辱的痛苦感受，于是就硬按耐住了心中的熊熊怒火安静下来，终于无可奈何的面对现实，放弃了这毫无作用无法挽回的耍赖活动。这一战，杜牡丹完胜。同事们对杜牡丹那是相当佩服，赞美感谢之余问她怕不怕，她笑嘻嘻说：“怕啥？又不用付一分钱，就当是看电影，钱抓到手才是硬道理，骂声可以当耳旁风。”
杜牡丹酝酿了一段时间，开始循序渐进地实施“主食”计划，每次杜牡丹实施方案时总是以波兰之心度挪威之腹，先在店里渲染烘托自己悲惨遭遇的气氛，首先让我们认定这是真实存在的，然后再添油加醋把气氛推向高潮，用来激发我们的同情心。这几招的目的是：一以免国家派人调查时我们毫不知情，二还得让国家询问我们这些群众时，可以从我们带感情色彩的描述中让国家得到生动带细节的毫无疑问的铁证。这一套操作实在没必要，因为挪威人深信不疑每个人都会遵纪守法，根本不会想到有人会欺骗国家，弄虚作假，更不存在去核实调查这样的事。当然，我知道杜牡丹这是深谋远虑未雨绸缪以防万一。

一浪高一浪的神操作来了。杜牡丹开始是说眼睛容易疲劳看不清晰，原因是眼角皮因衰老而耷拉下来，变成三角眼，严重影响了视力范围。这几乎是每个老人都会碰到的情况，老人们睁着三角眼没有感到会影响视力，更没把这演变成一种疾病。杜牡丹虽然在四十多岁的中年，眼皮松弛垂挂将眼丑化成三角形是早了点。但严重到影响生活和工作似乎太夸张了。大家开始对她的诉苦漫不经心没引起足够的重视，就随便安慰了几句。但我知道她想要免费整眼睛了，但要把这么大条的事用欺骗手段达到成功，得需要丰富的联想能力、要有脸不改色心不跳的说谎秉性、更要有在专家疑问面前百折不挠的定力和对美丽外貌坚韧不拔的追求和信念。要具备这么多平常人难以拥有的品性，才能打赢这场耗费时间心力的战争。
我怀着每个吃瓜群众常有的好奇和看大戏前的雀跃心情看她怎样表演下去，叫了一段，她又开始用苦不堪言的痛苦表情告诉我们她因视力不佳造成头痛欲裂，有时居然工作一半抱头呻吟，接着又开始三天二头请假看医生，又不知用了怎样的说服力和表演能力，让医生又怀着万分同情的心情把她送进了整形医院，为她开启了挪威人穷尽所有智商都想不到的免费模式。过了一段杜牡丹瞪着少了一块皮的明亮的大眼睛来上班，形象改变到恁是让同事们没有立刻把她认出来。至此，（难为她前后花了半年多时间）一个崭新的杜牡丹在她自己一通殚精竭虑耍尽伎俩的辛苦操作下诞生了！
整了体形和脸年轻美丽了许多的杜牡丹自信满满，爽朗的笑声时不时从她嘴里传来，她兴奋地告诉我：她从老公那里又拣回了当初的甜蜜。我按耐不住好奇，问她是怎样完成这项我们根本无法完成的艰巨任务的，她俏皮地眨着一只大眼，用不屑的口吻说：挪威医生太好骗了。接着看了看我，问我要不要也用点手段去搞个免费整容，我连连摇头，赶紧谢谢她的美好意愿。心里知道，这样巨大的欺骗行为，我坚持不了半小时就露馅就会被自己的良知出卖了。
疫情来了，店里没了订单，我开始宅在家。一次到小城购物，我看到改头换面了的杜牡丹挽着一个比她年轻身材高挑的男人的胳膊神采奕奕谈笑风生走来，看到我，她惊叫一声，不顾疫情要求的距离，握着我的手，亲切问候并介绍了她的老公，她老公跟我打了招呼，然后用一种怯生生带着赞赏的眼光看着杜牡丹，那样子像个被妈妈惯宠着没主见的大男孩。杜牡丹关心地问我身体和失业金等问题，我是临时去帮忙的，觉得自己根本没资格去申请失业金，杜牡丹不解地叫到：“你怎么连这都不知道，你丈夫是挪威人都不知道啊！”她撇下我，拉着我丈夫，用了十几分钟介绍申请步骤。临走时一再叮嘱我们一定要去办。

我们回家，不抱希望怀着试试看的心态按照杜牡丹说的方法去申请失业金，过了一段居然批下来，虽然我们晚了半年申请，但以后的每个月还是收到了这笔意外的钱，并且数额还不少。
我非常感谢杜牡丹，打去电话表示一下，她在电话那头说：“谢啥！我没到挪威就把挪威的所有法规啥的研究的透透彻彻，你在干嘛？我都后悔没早告诉你，因为我没想到你丈夫都不知道自己国家的法规。”她好心地将我数落了一顿，听着她热情的声音，我想起她曾经与老板斗争，为大家争取到合理的工作报酬，现在又为我操心失业金的事，她的热情，有时确实会给人觉得温暖。我回忆起与杜牡丹认识一年多的丰富多彩的工作经历，她给孤陋寡闻的我上了一堂生动的人性之课，起码，她用自己的经历说明，好日子并不都是用努力工作换来的。
疫情三年，老板的餐馆维持不下去，转给了别人。有一段时间没有见到杜牡丹了，不知道她现在那里谋生。但我知道，她一定又是意气风发的为自身的利益，巧妙的游走在法律和现实的空隙中。


———二零二三年八月二十三号于挪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