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镇馆之宝——南越王博物院（广东广州）

魔药学教授

1988年成立，建筑面积4万平方米，文物藏品6千余件。 图一左：朱雀屏风铜顶饰，原本是立于屏风两侧转角的顶上，全高26.4厘米，朱雀双翅宽24.5厘米。朱雀昂首展翅，站立于方座之上，形态逼真。整个饰件通体鎏金，自颈以下及双翅遍刻鳞片状羽饰。另外，朱雀头顶上有管状的插座，推测是用来插雉鸡羽毛的。

图一右：人操蛇屏风铜托座为屏风右翼障的下转角构件，通高31.5厘米、横长15.8厘米。整器通体鎏金，可分为上下两部分，上半部为两个大小相同的扁长方套筒组成的活页，可作90度展开，下半部为力士托座。力士身着右衽褐衣，短裤，跣足，为典型的南越人装束。尤为突出的是力士口中咬着一条两头蛇，双手也各操一蛇，双足跪坐夹住一条，五条蛇相互绞缠，形象逼真。这件器物的造型取自“越人操蛇”的传说，再现了两千多年前越人抓蛇吃蛇形象。

图二左：蛇纹屏风铜托座，是屏风正间两边的托座，高23.4厘米、长46.45厘米、宽29.4厘米。整器由套筒和支托两部分组成，套筒呈“之”字形，用来套入屏风的柱、枋，支托由三条相互绞缠的蛇组成。

图二右：蟠龙屏风铜托座，是屏风两边屏障下的托座，通高33.5厘米、通长27.3厘米。两件铜托座造型基本相同，均由龙、蛇、蛙三种动物形象组成。蟠龙半蹲在托座上，昂首曲体盘尾，四足踏在由两条蛇构合成的一个支座上，两蛇还各卷缠着一只青蛙。整件器物将龙、蛇、蛙三者结合一起。

图三：双面兽首屏风铜顶饰，原本位于屏风顶部上方中间位置，高16.7厘米，宽56.3厘米，厚仅4厘米。整器通体鎏金，造型精美，整体呈双面兽形，两面造型一致。铜兽形象逼真，双目圆突，张口露齿。铜兽的头顶伸出双角，两眉和耳后鬓发飘向两边，下鄂两侧伸出插榫，以固插在屏风顶横枋上。铜兽的正中和两侧各伸出一根圆管形插座，同样为插入雉羽作为饰品。

铜屏风复原件展示，五种屏风构件是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第54号。 二、西汉角形玉杯，通高18.4厘米，口径5.8～6.7厘米，壁厚0.2～0.3厘米，重372.7克。杯形如兽角，杯底有细软弯转的绳索式尾，缠绕在杯身下部。杯口沿阴刻弦纹一周，杯身以浅浮雕和双钩法饰勾连云纹。器体轻薄，抛光琢制俱佳。口沿上微残，青玉质，半透明，局部有红褐色浸斑。
它通体由一整块青白玉雕琢而成，杯腹中空可盛酒，杯口呈椭圆状，由杯口至杯尾逐渐收拢，在杯尾卷曲处形成飞卷的浪花，看上去颇似一只犀牛角。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第55号。 三、西汉“文帝行玺”龙钮金印，南越文王墓出土。 文帝行玺”金印出土于墓主人的胸部位置。印面边长3.1厘米，宽3厘米，通高1.8厘米，重148.5克，含金量是98%。印面阴刻“文帝行玺”四个字，应是南越文王的发布命令的官印。 金印的印钮是一条游龙，盘曲成“S”形，龙头伸向一角，龙身上的鳞片和爪是铸成后凿刻的，龙腰隆起可以用来穿印绶。“文帝行玺”金印主要特点以龙为钮，黄金铸成，僭称帝玺，打破了秦汉时期天子用玺以白玉为材料，以螭虎为印钮的规制。“文帝行玺”金印是我国目前考古发现的最大的一枚西汉金印，也是唯一的汉代龙钮帝玺。
四、西汉丝缕玉衣，玉衣又称“玉匣”，是汉代帝王和高级贵族死时穿用的敛服。以玉衣作敛装的习俗在历史上曾经风行了三百余年。 汉人迷信玉，以为玉衣可使尸体不腐。目前中国考古出土的完整玉衣有十几套，南越王的丝缕玉衣是我国迄今所见的年代最早的一套形制完备的玉衣。玉衣长1.73米，共用了2291片玉，用丝线穿系和麻布粘贴编缀做成。分为：头套、上身衣、袖套、手套、裤筒和鞋六部分。 出土时，因南越王尸体和编缀玉衣的丝线已经腐朽，玉片散落在地，专家花了三年多时间修整复原，可以想见两千多年前制作玉衣更是如何的耗费人力和物力。
五、西汉错金铭文虎节，南越时代一件调动车马的信符。长19厘米，最高11.6厘米，最厚1.2厘米。它用青铜铸成扁平板的老虎的形状，虎成蹲踞之势，虎口大张，尾部弯曲成“8”字形。虎身上的斑纹铸有弯叶形浅凹槽，内贴金箔片，双面共用60片。虎眼、虎耳均由细金片勾勒出。在虎节的正面有错金的铭文“王命命车途”，从铭文可知，它是一件调动车马的信符。南越王墓出土的这件虎节，从文字、纹饰等方面看，与楚文化有渊源关系。它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错金虎节。
六、西汉透雕龙凤纹重环玉佩，直径10.6厘米，厚0.5厘米。是一件装饰玉器，堪称国宝。它出土于墓主右眼位置，青白玉雕成，土沁呈黄白色。在设计上，玉佩分为内外两圈，内圈透雕一条游龙，外圈透雕一只凤鸟，站在龙的前爪之上。 龙尾和后爪伸向外圈，凤冠和尾羽上下延成卷云纹，把外圈空间填满。凤鸟回眸凝望游龙，龙凤似喃喃细语，妙韵天成。龙凤相对，寓意吉祥。这件玉佩雕镂精细，构图完美和谐，主次分明，是汉代玉器中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七、西汉蒜头纹银盒，银盒盖身相合呈扁球形。通高12厘米、腹径14.8厘米。盖子和盒身上采用锤牒工艺制成对向交错的蒜头型凸纹。这种工艺与纹饰、造型是古代西亚波斯银器的特点，而与中国本土的不同。 专家认为这是一件海外舶来品，银盒进入中国后，工匠根据汉代银器的特点，在盖子上焊接了盖钮，在盒底加了圈足，还在器身上留下了许多铭文。西汉时期，广州已是中国重要的港口和商品集散地。
八、西汉船纹铜提筒，提筒在古代越族生活的地区非常常见，它是一种储酒的器物。南越王墓中共出土了9件青铜提筒，只有这一件提桶有四组船纹。观察整幅船纹作品，甲板、船舱、铜鼓等战利品清晰可见，此外还有海龟、海鱼、海鸟。所以，有学者认为，船纹反映的是船队在战争结束后得胜归来的场景，还有一部分人认为是杀俘虏祭海（河）神。
船纹铜提筒是目前考古发现规模最大和最为完备的海船图形。对“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有重要意义。上面的羽人船纹，展现的是中国古代的造船技术——水密舱结构。这一技术早在西汉前期就已出现，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科技史上的重大发明。 九、西汉铜承盘高足玉杯，承盘高足杯放在南越王棺椁的头端，由高足青玉玉杯、游龙衔花瓣玉托架、铜承盘三部分组成，造型呈三龙拱杯之势，它共由金、银、玉、铜、木五种材料作成，工艺精巧、造型奇特。 在南越王墓中出有五色药石的实物，所以这件承盘高足杯可能是南越王生前用来承聚甘露、服用长生不老药的器具。
十、西汉雕十六狮柱础石，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柱础石用整块石灰岩石雕凿而成，底座方形，边长112厘米，通高56厘米，重约1.9吨，覆盆下层雕覆莲瓣，上层雕刻16蹲狮，圆顶面平整光滑，是罕见的建筑雕刻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