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基督教葬礼问题再探

老兵

孙中山基督教葬礼问题再探 孙中山孙中山研究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一大热点，改革开放后一段时期里，从此前国内的一门“险学”发展成为国际范围内的一门“显学”。经过海内外学者的长期耕耘，这一领域的研究渐呈饱和态势。近年来，部分研究者另辟蹊径，开始将研究视角从孙中山的生前转向死后。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因病在北京溘然长逝。这一消息迅速传遍海内外，成为社会舆论持续关注的焦点。国民党内外各派政治力量，对孙中山的评价不尽一致，各方围绕如何操办孙中山的葬礼及分享孙中山这一政治资源展开的明争暗斗尤为激烈。2009年出版的《中山陵: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及《膜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两书围绕这些问题做了颇为精彩的论述，有力地推动孙中山研究的继续深入。孙中山逝世后，对于如何安葬这位民国的缔造者，各方意见并不一致，有人主张“国葬”，也有人主张“党葬”或“国民葬”。不仅如此，由于孙中山生前信奉基督教，故在基督教礼仪方面也有过激烈的争论。关于孙中山的基督教信仰及其临终前对基督教的态度，前辈学者已有过较多论述。不过，围绕孙中山逝世后，是否举行过基督教葬礼问题，目前仍有不同意见。由于这一问题，宋庆龄与埃德加·斯诺之间还曾发生过一段纠葛。本拟从梳理各类原始资料入手，对相关史实略加考证，并对这一问题背后所蕴含的文化意义稍作申论。 一、问题的由来图片埃德加·斯诺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是支持中国人民正义进步事业的大批国际友人之一，1937年出版的《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即《西行漫记》)一书，曾引起过极大轰动。1958年，他所著《复始之旅》一书由美国出版公司出版，这是一本关于其记者生涯的自述。约在1931年底1932年初，斯诺在上海与宋庆龄有过一些交往，由于这段“友谊”，书中有不少篇幅涉及她和孙中山。其中，斯诺以对话的形式写道:(斯诺问)“但是，孙博士至死不变，是一个基督徒，他是不是这样啊?你们不是为他举行了基督教葬礼吗?”(宋庆龄答)“举行了，这是他的愿望。他有许多信奉基督教的好朋友，我也有。他从来没有感觉到耶稣的教义和他自己的主义之间有任何矛盾。对他来说，社会革命就是把基督教教义付诸实施。”该书面世后，宋庆龄对于斯诺的这一记载断然予以否认。图片 宋庆龄20世纪六七十年代，宋庆龄在致友人函中曾多次谈及孙中山的基督教信仰和葬礼问题。1966年4月13日，她致函爱泼斯坦称:我见到孙中山时，他曾告诉我，他对于在《伦敦蒙难记》一书中写道:是“上帝拯救了他”，很觉遗憾。他当时是在詹姆斯·康德黎大夫和夫人的影响之下，他们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说服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对清使馆秘密绑架孙中山的行动进行干预，救了孙的命。后来孙曾住在康德黎家，自然会受到影响。我还要告诉你，有一个传布得颇广的谣传，说孙中山在弥留时要求把他葬在一处基督教公墓并由基督教会主持葬礼。这完全是假的。孔祥熙和孙科听了许多朋友的话，曾坚持要在协和医院小教堂举行一次基督教追思礼拜，借以证明孙中山不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孙中山明确地告诉我，他从来不信什么上帝，他也不相信传教士(他们不是“伪善者”就是“受了误导”)。他说这些话是听到我讲，在美国上学时，一到星期天学生们就被赶到教堂去做礼拜，我总是躲进衣橱里，等女舍监带着姑娘们走了之后才出来给家里写信。他听后开心地大笑着说:“所以我们两个都该进地狱啦!”1975年7月30日，她在致邓广殷的信中说:“这(指斯诺书中所述———引者注，下同)不是事实。他(指孙中山)在宗教信仰方面是indifferent(漠不关心的，不感兴趣的)。其实是孔祥熙坚持这一点，因为他是葬礼的‘主持人’。他还跟我商量过孙博士喜欢什么样的圣歌，尽管这不是我的意思。”次年4月，宋庆龄在给爱泼斯坦的信中再次提及此事，称:“由于家庭中成员的坚持，确实在医院教堂里举行了一次礼拜，但其它的更大范围的悼念都是非宗教性的。”显然，宋庆龄不同意斯诺书中的描述。前引郑培燕《宋庆龄纠正斯诺臆想未果》一文据此认为，孙中山逝世后在协和医院教堂举行的只是一次“礼拜”，并没有举行“宗教葬礼”。据郑文披露，宋庆龄曾指出《复始之旅》中存在的一些关于她的不实记载，并要求斯诺改正。1960年8月16日，斯诺曾在给宋庆龄的函中私下就该书出版给她带来的“不愉快”和“不方便”深表歉意，但直到1972年2月去世，他既未公开道歉，亦未对书中内容做过任何改动。后来，宋庆龄还通过多种途径要求出版商改正，甚至表示不惜诉诸法律渠道，但均未达到目的，留下一大“遗憾”。从《宋庆龄纠正斯诺臆想未果》一文看，斯诺书中关于宋庆龄的叙述确实存在不少不实之处。不过，关于孙中山的基督教信仰和葬礼问题，似仍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通过前文梳理可以看出，宋庆龄和斯诺关于此事的分歧可以归纳为两点。其一，孙中山逝世后，在协和医院教堂举行的“礼拜”仪式，能否视作“宗教葬礼”?其二，孙中山对基督教的信仰究竟如何?在协和医院举行“礼拜”抑或“宗教葬礼”是他本人的遗愿，还是其他人的安排?二、所举行的基督教仪式能否视作“葬礼”1925年3月14日，在京的国会议员召开非常会议，一致通过了孙中山国葬案。同月17日，段祺瑞执政府议决为孙中山举行国葬，并公布了关于饰终典礼的各项办法。不过由于段祺瑞执政府尚属临时性质，而广州方面还有大元帅府，从法理角度看，国民党方面倘若接受执政府的国葬令，无疑就等于自行取消了大元帅府。由于这些纠葛，使得孙中山葬礼问题变得十分微妙。从后来的实际情况看，段祺瑞执政府确实是按国葬典礼的礼仪和规格来进行，而国民党方面则有意搁置国葬抑或党葬的争议，暂时回避葬礼的性质。他们自行在北京组织治丧办事处，制定详细的治丧方案，并为孙中山举行了规模空前的治丧活动。3月19日大殓后，孙中山遗体由协和医院移往中央公园社稷坛，在该处停灵并举行公祭活动;4月2日出殡，“暂厝”于西山碧云寺。 在移往中央公园之前，孙中山亲族方面在协和医院教堂举办了宗教仪式。美国学者韦慕庭在其所著《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一书中，曾对这场仪式的情况有过较为详细的论述，他明确称这是“第一个新教徒的葬礼仪式(家庭式的)”，并援引曾亲自出席这场仪式的L·卡林顿·古德里奇教授的日记。该日记关于整个仪式的过程有着非常详尽的记载。古德里奇的记载是否可靠，韦慕庭的判断是否准确，仍需进一步查验。由于这场丧事是时人瞩目的焦点，当时许多报刊对治丧的过程都有十分详细的报道，给重新讨论此事留下了大量可资利用的史料。对于这场后来引起宋庆龄和斯诺分歧的宗教仪式的具体情况，包括场面布置、主礼者、参与人员、程序及致辞等，当时的报刊有过较为详细的记载。据《晨报》记载:礼堂正面，以水仙夹竹桃木兰花扎成花山，中悬孙遗容。十时，举行祈祷式，男女来宾鱼贯入席，宋夫人首蒙丧纱，坐于孙像之逼近处，时挥情泪。主礼者为刘廷芳，赞礼者朱友渔。先奏乐。琴设在遗像右侧，其声恍如发自后方者。闻此种装置特别，为东亚第一之乐品。汪精卫、马超俊、俞毓西等以手抬灵柩者至礼堂，由李仙根等先设木凳二，灵柩即位置于其上……棺上覆以青天白日之国民党党旗及国民党新创之国旗，导引员十四人，分作两行。每七人一组，各著牧师服，青长衫，外罩白套，纽扣向后，手持长二尺学之白蜡一支。刘廷芳宣训，大意谓孙为中国第一人，今日升天，与上帝会面，今日举行家祷，即求先生与上帝共同休息云云。次奏《求主与我同居》之乐歌，乐声与歌声齐奏，音韵凄其，满堂黯然，全堂起立，举行吁神式……旋由刘廷芳致诔词，略谓孙为基督教信者，家族亦为耶教教徒，故举行耶稣圣主式之家祷礼。就孙一生功业言，约可得与圣经相合之数点:(一)信仰心;(二)希望心;(三)博爱。即与圣经所云信、王、爱三点，完全相同，足证孙为基督教徒。他现在回去见上帝，是到天父那里去休息，他的精神仍然存在宇宙之间，故我们今日来祈祷，是信仰孙来继续他的希望而工作，换言之，为自己祈祷，以合圣经所云之“永生”之原则。次奏歌，歌题为《耶稣啊，你是我灵的挚友》。全场男女来宾，多属耶稣教徒，亦按琴音唱和，约五分钟，乐止。由徐谦致唁词，云:“孙逝世前一日，为三月十一日，曾说他(指孙)是一个耶稣教徒，受上帝使命，来与人间罪恶之魔宣战，此话系他的挚友所述，当然可信，令我大受感动。我认定孙为耶教之信徒，当民六护法之役，我任广东政府之秘书长，与孙闲谈时，孙亦云彼是基督教徒。当时我问为何不到礼拜堂去做礼拜，他说我是革命党，恐行动上与基督教以不便，故只中心崇拜。举世之人，只知孙为革命党，须知耶稣亦为革命党。耶稣之天国主义，反帝国主义，反资本主义，实行共产主义、爱仇敌主义，与三民主义完全符合，故孙可为中国基督教之发明者。孙临终时，深恐他的同党反对他的夫人是耶稣教徒，即嘱托同志，勿以基督教徒而行欺侮。孙之爱护夫人，即信仰基督教。孙遗体虽在人间，他的灵魂确已追随上帝升入天堂。”次孔祥熙代表遗族致谢词毕，刘廷芳令奏歌，并云此歌名为《生命美满之圣言》，系孙生前爱好之诗歌，死者有知，当来享受。次令来宾低首，虔诚祷告，又奏《永久的平安》，又举行锡安式，奏乐，礼成。除《晨报》外，3月23日的《申报》上对此亦有详细报道，除个别文字差异外，内容与《晨报》几乎完全一致，可知系抄自前者。这篇报道与古德里奇日记相较，二者在细节描述上各有侧重，但基本内容大体一致，可以互补。 宋子文这样一场仪式究竟属于什么性质?各种记载对此表述不一。前引《晨报》、《申报》的报道，均称为“宗教的祈祷”、“祈祷式”、“家祷礼”。在此前后，天津《大公报》和沈阳《盛京时报》的报道则表述为“依基督教典礼举行祈祷”，意思基本一样。国民党方面的上海《民国日报》在报道此事时则称作“殡礼”。宋子文在代表孙中山家属请路透社发布的电文中，亦称作“殡礼”、“宗教式家祭礼”。亲与其事的国民党要人关于此事也留下了一些记载，邵元冲在3月17日、19日的日记中，记录此事时分别称作“耶教祈祷礼”和“耶稣教祈祷式”;汪精卫与人谈及此事则笼统称作“基督教礼仪”。1940年初版的王治心所著《中国基督教史纲》一书，记载此事时明确表述为“用基督教仪式举行丧礼”。1945年初版的陆丹林《革命史谭》一书，则记作“身后用基督教仪礼”。1961年，国民党元老马超俊在接受“中研院”近代史所工作人员访谈时则称:“总理遗体大殓时，在协和大礼堂举行基督教殡殓仪式。”总体而言，这些表述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笼统称作“宗教的祈祷”、“基督教礼仪”;另一类则明确称作“殡礼”或“丧礼”。上海《民国日报》创刊于1916年1月，本系中华革命党为反对袁世凯而创办的。1919年孙中山正式定党名为中国国民党，该报一度成为国民党的机关报。孙中山逝世后的第二天，该报就刊登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上海执行部”发布的《讣告》;同时，还发布了《孙先生事略》、《哭孙先生》、《孙先生昨晨逝世》等文，基本代表了国民党方面对此事的态度。宋子文的身份更为特殊，他在代表孙中山家属发布的电文中使用“殡礼”、“宗教式家祭礼”等词显然是经过反复斟酌的。而王治心作为我国现代重要的基督教学者，对一般宗教仪式应较为熟悉，他使用“丧礼”一词显然不是无根之谈。由此可见，韦慕庭的判断无误，斯诺在述及此事时使用“宗教葬礼”一词，亦属有所依据，而非完全是他毫无依据的主观“臆想”。三、举行宗教仪式是否为孙中山的遗愿在协和医院教堂举办这样一场基督教仪式，究竟是否是孙中山的遗愿?这一问题涉及到了孙中山的基督教信仰问题。长期以来，学者们多认为，孙中山于1883年底与好友陆皓东一起受洗入教。据最新考证，孙中山入教的时间当为1884年5月，且并非与陆皓东一起受洗。孙中山投身革命事业后，虽曾长期不入教堂参加具体活动，然终其一生均未放弃对基督教的信仰。孙中山一生不同时期对基督教的理解有所变化，但他对基督教的态度显然不是“indifferent”一词所能概括。临终之际，他也自承是基督徒。关于此点，除前述韦慕庭所引古德里奇日记的记载外，还有其他多种史料可资证明。宋子文在代表孙氏家属发布的电文中称:“孙于弥留之际曾言，彼当以基督教徒而死。”其原配卢慕贞在答复香山商会的信中亦称:“科父(指孙中山——引者注)返天国，得闻离世前一日，自证‘我本基督徒，与魔鬼奋斗四十余年，尔等亦要如是奋斗，更当信上帝’。此乃科儿手书所言，十分多谢天父，允氏所求，复赐科父信上帝之心，此乃氏至安慰者。”汪精卫对此也曾做过说明:“中山先生曾说他是基督徒，临终并不否认。” 当然，对于孙中山这样一位革命伟人，他之信奉基督教，“乃重精神而轻形式，凡束缚之教义与教士之仪制，彼均不表同情”。因此，他承认自己的宗教信仰，并不意味着就要求逝世之后举行基督教葬礼。关于身后之事，除了政治遗嘱和家族遗嘱外，目前有材料证明的遗愿主要有两点。其一，希望将来安葬于南京紫金山，“并命保存遗体仿列宁之式”。其二，希望家人及党人善待宋庆龄。除叮嘱儿子孙科、女婿戴恩赛“顺事继母宋夫人”外，还把宋庆龄托付于党内同志，称:“彼亦同志一分子，吾死后望善视之，不可因其为基督教人而歧视之。”除此之外，尚未见有其他的嘱托，更未见有他要求身后举办宗教仪式的正面记载。考虑到孙中山的宗教信仰“重精神而轻形式”的特点，加上这一时期北京等地反基督教运动正如火如荼，宋庆龄晚年又多次断然否认孙中山有此遗愿，因此，孙中山主动要求身后举办宗教仪式的可能性不大。在当时的情况下，举办这样一场宗教仪式，国民党内外均有不同的意见，又是谁坚持主张要举办这样一场仪式呢?是否如宋庆龄晚年所称，是“孔祥熙坚持这一点”，或是“孔祥熙和孙科听了许多朋友的话”的结果? 孔祥熙证诸其他史料，当时的实际情况似乎并非如此。据邵元冲在3月17日日记中载:“午后鲍罗廷因孙科等主张于十九移灵之期，为孙公在协和医院教堂举行耶教祈祷礼，与孙科等抗议甚烈。”按汪精卫的说法则为:“当中山先生去世之后，孙夫人和孙哲生(即孙科———引者注)主张在协和医院举行基督教礼仪，但有一部分的人反对，我在当时却是放任的。”1925年3月19日的《晨报》对此事也有详细报道，据称:“闻孙夫人宋庆龄女士及孙科主张于灵柩移出协和医院之前，先两小时在医院内举行宗教的祈祷，共产派大持异议，谓国民党反对基督教，不宜采取此种仪式。唯家族方面则以孙本属基督教徒，遗族藉此以慰亡灵，有何不可。于是治丧处乃发出通告，声明此事，其原文如左:孙中山先生灵柩于明日(十九)上午十一时，由协和医院发引，先生亲族，宋夫人、公子哲生暨孔庸之、宋子文诸君，拟在发行之前，在医院礼堂，举行家祷。党员对之，或有异议。惟中央执行委员会，谓此为家族行动，与党无关，党不因此而生若何影响，亦不负若何责任，故决议放任。”同日的天津《大公报》则报道称:“中山移柩前，中山家属拟依基督教典礼，举行祈祷。唯一部分国民党员，颇表反对。但国民党部之中央执行委员会，谓此为家族行动，与党无关。党不因此而生若何影响，亦不负任何责任，故决议放任云……对于孙中山先生将于移柩之前，在协和教堂行祈祷礼，系孙氏家属主张。但国民党员闻之，异常愤慨，谓孙氏为国民党总理，向反对基督教甚力，今之出此，不独玷辱孙氏，且玷辱国民党精神，孙氏家属不能孤意出此，并闻各省留京党员，向党部表示抗议，并向其家属警告，如该党部不能善为处理，或将逼成捣毁协和教堂之变云。”综合这些材料可以看出，当时持反对态度的主要是一些国民党“左派”党员(包括当时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他们担心此举会对孙中山的革命形象造成不良影响;而坚持这一主张的是包括孙科、宋庆龄、孔祥熙、宋子文等人在内的孙中山家属方面。从孙中山一家看，不仅他本人有基督教信仰，“即他的原配卢慕贞夫人和宋庆龄夫人及姊妹兄弟们，与其哲嗣媳妇们，无一不是基督教徒”。此外，他的戚属如宋家、孔家等，也都信奉基督教。因此可以说，孙中山逝世后为其举行宗教仪式，应该是整个孙氏家族的意见，而不仅是孙科、孔祥熙的意见。从前引材料看，当时宋庆龄本人对此应该也是赞同，至少是默许的。从“或将逼成捣毁协和教堂之变”，可以看出当时双方争论之激烈。图片孙科如前所述，这场宗教仪式举办之前，国民党内外就有不同意见;举办之后，社会舆论更有不同反应。有鉴于此，3月27日，宋子文代表孙中山之家属，通过路透社发布专电予以说明，全文如下:上海某某数报对于孙中山之殡礼，重大之误会，孙之家属不能不加以声明。孙于弥留之际曾言，彼当以基督教徒而死，且一再言其一生主张政教分离，孙之家属亦奉基督教，因孙有前言，决议虽且党中同志多非基督教徒而仍举行宗教式家祭礼。在举殡时曾有人声明，孙之信奉基督教，乃重精神而轻形式，凡束缚之教义与教士之仪制，彼均不表同情。孙于一年前曾贻书某友，谓彼信基督乃革命家及为铲除一切不平者，今日自称耶教国者，竟欲奴视中国，或压制其自己民庶，渠视之，与历史自称耶教徒者以基督教名义互相杀戮，或在今日以犹太最大人物之名义焚死犹太人者，同一可异云云。文中对孙中山“基督徒”及“革命家”的双重角色，尽可能予以平衡。四、余论孙中山生长于社会风气相对开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少年时期由于其兄孙眉的关系，曾到檀香山生活过一段时间，后来又在香港西医书院接受了完整的新式大学教育。自青少年时期起，孙中山就立志救国救民，希望通过学习西方来改造中国社会。在近代中国中西文化交汇的大背景下，像他这样一位有着特殊经历的革命者———旧社会的“叛逆者”，接受基督教信仰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关于基督教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历史影响，长期以来各方评价不一;但近代史上的不少革命者都有着基督教信仰，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事实。孙中山逝世之后，亲族方面由于宗教信仰方面的考虑，为其举行基督教葬礼实属无可厚非。然而，20世纪20年代反帝声浪日强一日，在此背景下，这一本来无可厚非的举措却多少有些与时代脉搏不大合拍。基督教传播与西方资本—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本属两回事，但在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二者之间又常常纠缠不清。诚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言:“由于有条约保证中国教徒有权反对迫害，传教士干涉的后面通常有领事和炮舰的隐约出现，这样被吓怕了的中国官员往往作出不公平的判决，传教士这样的错误不仅激发了大众的正义感情从而损害了基督教的形象，而且使传教士在发展信徒时所得到的多数是企图得到外国保护的人。”孙中山逝世正值“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口号响彻云霄之时。革命群众尤其是左派革命者，自然不希望由于宗教信仰的关系而使孙中山与列强有过多的粘连。这一点同样也不难理解。台湾学者曾将明末清初中国第一批信奉天主教的士人形象地比喻为“两头蛇”，并对他们在中西两大文化之间徘徊挣扎的情形做过十分精彩的论述。晚清民国时期中国的基督教徒是新一代的“两头蛇”。与前辈一样，他们在祭祖、纳妾、自杀等问题上，同样也面临着中西文化冲突的困惑。具体到孙中山，青年时代入教后不久即面临能否祭拜祖先的困惑。流亡海外期间，原配卢夫人常劝其照旧风俗纳妾。虽然在他身边不乏关系亲密的女性，但终究没有纳妾。1915年与宋庆龄结合的前提，就是正式与卢氏协议离婚。这一切均与其基督教信仰直接相关。不仅如此，由于时代的关系，新一代“两头蛇”还得面对宗教信仰与民族感情、革命理念之间的紧张。这种紧张在有基督教信仰的革命者的内心世界里，表现得尤为强烈。孙中山逝世后，各方围绕其基督教葬礼问题的争论，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一紧张的反映。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在六七十年代越来越“左”的政治环境里，此事多少会影响到孙中山作为革命先行者的光辉形象。在这一语境中，宋庆龄晚年回避“殡礼”、“丧礼”，只称作一般“礼拜”，显然不无淡化此事对孙中山形象的影响之意。从她对此事的关切看，当时其内心世界的那种紧张仍然持续存在。不过从另一角度看，从孙中山逝世后的实际情况看，其他更大范围内的悼念活动的确都是非宗教性质的;宋庆龄突出强调这一点，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