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被平反的右派——温济泽

烟雨樵夫

第一个被平反的右派——温济泽

文/岳 盟

1957年反右时，温济泽是中央广播事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中央广播电台副总编和对外广播的部门负责人。局党委办公室的负责人对他说：“你们部门二百几十人，按平均5%计算，应打出十几个右派分子。”温济泽说：“如果有百分之五，我不会放过；如果没有百分之五，我也不能硬打。”结果，对外部抓右派未能达到这个规定数。保护了别人的温济泽，最后却保护不了自己。在反右斗争基本结束11个月之后，中央司局级干部“反右补课”时，他被打成右派，并揪出一个以他为首的反党小集团。

尽管温济泽一直身体瘦弱，又有肺病，也还是被发配到渤海之滨的农场劳动。一年多之后，被调到北京广播学院工作。起初头上还戴着右派帽子，他只能搞点资料工作。1960年10月摘帽之后，才开始讲些课，并得以在不公开的《广播业务》上发表点文章。

在广播学院教书的第六年，文革浩劫开始，温再遭劫难。他所写的文稿和出版的书籍，多半被烧毁，甚至连建国之初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新闻班和北京大学新闻班讲授的新闻广播学讲义，以及刚刚出版的《马恩列斯论报刊·列宁论广播》，也都被付之一炬。

1967年“夺权风暴”之后，全国笼罩在恐怖气氛中，温济泽也在广播学院接受群众专政。一次他坐14路公共汽车去医院治病，车到某站，门打开，一眼瞅见胡乔木上车。他十分欣喜，连忙点头致意并起身让座。但胡乔木只悄没声地用眼神向他示意，叫他不要跟他打招呼。两个人只好都相互当作陌生人，偶尔目光碰到一起，也一句话都不说。最后胡乔木用眼神示意要下车，温济泽用注目礼送他。这时他才注意到，一个跟胡乔木上车的人也紧跟着下了车。噢，原来有“尾巴”！

不久前温济泽从红卫兵小报上看到邮电学院揪斗胡乔木的消息，非常惦念他。没想到这次车上竟能相遇，却又连一句话都不能说。“我们的国家究竟要变成什么样子呢？”

1978年1月，四人帮被粉碎，文革已结束一年多。一天晚上，胡乔木通过一位中间人与温济泽通电话。因为温济泽自从被补为右派之后，家中的电话就被撤去了。胡在电话中告诉温，他本人已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急需调些有真才实学的人充实社会科学院，问温是否愿意去。温说愿意，只是党籍问题还没有解决。

胡乔木说，先过来，说不定到这里来还能更快地解决。就这样，温济泽调到社科院，并被任命为新成立的科研组织局副局长。一夜之间，温济泽从“摘帽右派”成了副局长。虽然觉得受了20年的冤屈终于吐了一口气，但仍未免有点惶恐之感。他到科研组织局一看，秘书小于已给他布置好一间办公室，局里的同志待他都蛮好。

1978年3月，温济泽率团代表社科院参加全国科学大会。会后不久，温济泽向胡乔木提出党籍问题。胡要温给中组部写个申诉书，由他交社科院政治部转至中组部。

胡乔木在将申诉书交给政治部时，还附了一封自己写给胡耀邦的信，证明温济泽被补为右派确属冤错案。政治部问温济泽“还有谁能给你作证明？”温济泽说还有廖承志、吴冷西、熊复。他们就去请这三位也写了证明，连同温济泽的申诉书一并送到了中组部。

胡耀邦看了温济泽的申诉书和廖承志、胡乔木、吴冷西、熊复的证明，随即命人去找过去中央关于处理右派问题的文件，看看对被搞错了的情况究竟叫平反还是叫改正。不一会儿就有人向他回报：不叫平反，叫改正。胡耀邦即刻让干审局副局级调研员唐佩荣给广播事业局党组打电话，说温济泽已向中组部申诉，耀邦同志已同意给他改正，“现在征求一下你们的意见，希望今天下午就答复”。

广播事业局党组立即答复：“同意耀邦同志的意见。”耀邦当天批给社科院：给温济泽同志改正。社科院与广播事业局几乎同时宣布，改正温济泽被错划右派的问题。1958年跟着温济泽被划入“反党小集团”的邹晓青、张纪明所受的撤职、降级、留党察看处分，也被一并取消。

此时，人们还为到底是给“确实完全划错了的极个别右派改正”，还是为“所有被划错了的右派全都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而争论不休。温济泽被改正的消息遂不胫而走，几乎传遍了全中国。不少外省市被划为右派的人纷纷来找温济泽，问他是怎样得到改正的。据说胡耀邦在一个专门讨论右派问题的会议上说：“右派的改正问题，我已经开了个头，这位被改正的同志叫温济泽——他的名字很好记，三个字旁边都有三点水。经过了解，他的问题确是冤错案，我就批了。你们也可以照这样办。”

就这样，温济泽成为几十万右派被平反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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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济泽

【温济泽简介】温济泽（1914—1999），原籍今广东梅州市梅县区，1914年出生于江苏淮阴；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延安中央研究院研究员，《解放日报》编辑、副刊主编，新华通讯社口语广播编辑部主任、社务委员。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北京广播学院教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院长、教授，中国新闻教育学会会长，中华全国科普创作协会理事长。撰有《从邸报到现代新闻事业》、《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研究》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