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关县党史革命史资料（李增华回忆录二）

山西偏关郝建华

偏关县委党史研究室

偏关县委老干部局

（四）解放大西南

1949年12月，一野部分部队为配合二野解放大西南作战，十九师奉命入川，我团从天水东南面的马跑泉、曹家埂子一带出发，向四川进军。路线经陇南和陕、川深山，沿甘肃省的微县、两当县，陕西省的凤县、略阳县、阳平关，入四川省的广元县、剑门关、剑阁县（正逢1950年的元旦）、梓潼、绵阳、德阳，至春节进入四川省成都金堂县。在这段行军路线就是古时所称的蜀道，翻越了秦岭之一段的老爷岭，那里是三国时蜀军故道，两旁古柏参天，石板铺道，山腰树林中建有一座关帝庙。从宁强到广元，经嘉陵江、白龙江，一天行军120里路，累得真够呛，这还是我入伍以来徒步行军第一次脚上打泡。宿营到广元时已经是晚上十点多钟，吃过饭刚睡了一会儿，就这短暂的入眠中尿了床还不知道。天还未亮，我们又继续行军40里，到宝轮院村，第二天又折返广元，休息不几天，便向金堂县进发。在金堂驻扎半年，七月间移驻该省的广汉县三水镇村。我部这段的任务是剿匪和改造国民党的起义部队。

（五）部队北返改编铁道兵部队

1950年8月6日，部队从广汉出发，沿原南下路线北返，到月底进驻甘肃省甘谷县王家庄、渭阳镇一带休整。至此结束了参军以来的徒歩征程。

1951年4月，我被派往山西护送晋北的几户返乡家属。我顺便请假回家，5月份（阴历4月19日）与张锦绣结婚。这次返乡是从天水市的北道埠乘火车，这是我第一次乘火车，经西安、潼关，自风陵渡乘船渡黄河，转乘南同蒲火车至太原。在太原安排各路家属返乡起程后，我乘北同蒲火车至原平（战后,客车只通至原平）,改骑骆驼到神池后，徒步经利民、只泥泉回到家中。婚后返部队时，父亲送我到朔县，搭乘运送修路材料的火车，到轩岗转乘客车到达宝鸡，又乘七军军部运输卡车回到部队驻地甘谷，时为8月10日。

回部队不久，我由57团政治处调往十九师师部任秘书（师部驻甘谷城），跟随师长何辉燕、政委朱绍田。我的任务是帮首长处理文书、电报，掌管师部的“关防”印信。

1952年8月，部队整编，原一野第七军所辖第十九师改编为铁道工程兵第五师。部队改编后立即投入修建天兰（天水—兰州）铁路。

（六）赴朝参战抢修铁路

1953年，侵朝美军企图由朝鲜北部东海岸的元山登陆截歼中朝人民部队。为配合这次反登陆作战，我师一月从甘谷登上军用列车，经西安、郑州、丰台、山海关、沈阳、安东（今丹东），跨过鸭绿江入朝。当时正是寒冬季节，部队在西安即换发了毛皮鞋帽及皮大衣，沿途是在车站露餐，常常是边吃边冻了饭菜。在列车上有不少军用铝水壶被冻裂了。部队到达辽宁安东大虎山，休息三天后转车到安东改为徒步过鸭绿江。我是跟师首长在次日乘吉普车前往的。我师入朝后的番号称“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工程第五师”，任务是抢修西起新安洲，东至元山的铁路。我师的第一期工程在泰川郡（县）跃成里，四、五月间又转到球场郡进行第二期工程，师部驻水口里（自然村）。这两期工程虽然不是前线，但常遭敌机轰炸，部队人员时有伤亡。这年八月，我改任师司令部保密室副主任，主任由师司办公室主任兼。

（七）修建小兴安岭森林铁路

朝鲜停战后，1954年4月，我师奉命回国。回国过江时我师有一个团要经中立国检查站受检，其余部队和师部是夜间经辽宁省的集安铁桥过江。出发前，我和那个受检团的作战股长连夜乘吉普车到志愿军总部—成川郡(在一条山沟)，联系了过江受检注意事项。

回国后，师部驻黑龙江省绥化县城。部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第五师”。五月全师进入小兴安岭林区，沿汤旺河，修建伊春至五营50多公里的森林铁路。在森林里住的全是用木料垛墙、油毡盖顶的房子。那里虽然是高寒地区，但在林海里，夏天有短暂时间却很热，树林里多种多样的蚊子真利害，简直要吃人，所以每人发一顶防蚊帽（朝脸面是纱罩），外露的皮肤还得常涂防蚊油。

1954年8月，我从林区请假回家，路经哈尔滨、长春、沈阳、北京、太原，至朔县下火车，然后徒步，于18日回到老营。这次回家，安葬了祖父，并送妻子锦绣到巡镇河曲中学读书。九月返部队时，带母亲（由三弟陪同）在太原看病，逗留十余天，而后由三弟同母亲返家，我随即回到部队驻地。中途在哈尔滨逗留两天。

（八）抢修鹰厦与南福铁路

1954年9月，完成汤林线铁路(即南伊铁路,从今黑龙江伊春市东南之南岔至伊春)修建任务后，全师立即调往福建省抢修江西鹰潭—福建厦门铁路。当时蒋介石叫嚣要反攻大陆，为反登陆而修建这条铁路。我师从汤林线的五营车站乘火车，经山海关、丰台、德州、南京（蒲口轮渡火车）、上海，至鹰潭下火车改乘汽车，赴闽北的光泽县城执行第一期工程任务。这次调动从寒区到亚热区，气候相差甚大。从林区出发前，部队己发了皮大衣、毛皮鞋帽等寒装，而到了鹰潭下火车后，全又换成单衣。到光泽在野外开国庆会时，却炎热难当。

1955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国防部第一次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授予军衔，同时实行薪金制。我的军衔授予上尉，时年25岁，定为正连级。授衔仪式极为隆重，全师少尉以上军官集中会餐一次。在这个阶段，我临时抽调“师肃反办公室”工作，约三个月。

1956年1月，父亲到光泽看望了我们，赶过春节，老人就返乡了。2月，我师调驻闽南的华安县，执行鹰厦线的第二期工程任务。同月，我到南平市铁道兵兵部举办的“政治理论学习班”学习《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讲座》一个多月。1956年5月，我调本师21团司令部任队列股长，师部驻华安的罗溪村。7月，全师转修福建南福铁路即南平—福州，师部驻古田县，我团驻该县闽江边的水口镇。

1957年4月，我送妻子张锦秀与女儿闽霞母女回乡探亲。原打算秋后再接她们返福建，而且我休假只有15天，恐到到时赶不回部队，所以送她们到朔县下火车后，让她们自己顾牲口回家，我随即返回部队。返队途中，到忻县正是“五一”节，看望了当时在忻县学习的岳父和三弟增富。5月2日离忻，路经山东省，又顺路去胶东即墨县看望了离别11年的长兄，他亦在部队，当时嫂子也随军在那里。5月11日回到部队，其时团部已经由水口移驻闽江上游的樟湖板村。

（九）修建滇黔铁路

1958年12月20日我出院返队。这时部队已经移驻云南省，修建滇黔铁路。师部驻宣威县城。当时我怀着愉快的心情，乘上了飞快的车船，离开了福建，踏上归途，用13天的时间，经鹰潭、株洲、衡阳、桂林、贵阳、都匀、安顺等地，于1959年元旦到达师部。

1959年3月4日，我又住进了在曲靖县城陆军68医院，5月25日又转至陆军58医院（在云南省宜良县马街镇的山沟里，山清水秀，正宜养病），于1960年7月出院。回队后，组织上为照顾我的身体，没有下团，分配在师政治部组织科任助理员。同年12月又改任该部青年科助理员。

1961年1月，按部队军官一年一度的休假制度，我又回家过了春节。3月初归队时，带闽霞母子到部队随军。途中我们在武汉、柳州、贵阳短暂逗留，看了武汉长江大桥。

1961年4月，我升任师政治部组织科副科长（铁道兵兵部四月三日任命书167号）。同年七月，锦绣安排在师部子弟小学任教员，闽霞送宣威地方幼儿园。10月28日，我随师长罗存富赴昆明军区开会，又因感冒引起结核病灶有些活动，11月2日住进昆明军区43医院治疗40多天，于12月出院。至此，结核病钙化得很好，再未复发。出院后仍回组织科任原职。1962年7月1日晋升为大尉副营级，吃中灶。

四、转业地方工作

1962年11月，我转业地方工作。先后在忻县地区工作9年。

于1963年3月1日到达工作地点—忻县“山西省供销合作社忻县专区办事处”任计划统计科科长。1966年，按毛主席“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指示，供销办事处设立了政治处，我改任政治处办公室主任。1970年1月，我又抽调忻县地区革命委员会生产组“清队、整党”办公室办案。此间，我还被派到区外贸局搞“一打三反”运动五个月。地区机构改革时，我又回供销办事处工作。

1970年8月，供销办事处撤销。我作为编外，抽出下乡搞整建党工作。先在原平县的下小原平生产大队下乡40余天，后到昔阳“省整、建党学习班”学习十天（1970.9.26—10.6）。学习结束后，于10月11日又转岚县张家塔生产大队搞整、建党和“一打三反”运动。1971年五月，岚县划归吕梁地区，工作组撤回忻县地区，在区招待所参加批修整风学习（批判陈伯达）。同年6月16日至10月7日，赴地区革命委员会在原平崞阳举办的第三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名为学习，住食在班排，实际搞专案工作。该期学习班结束后，学员全部重新分配工作。我被分配调至偏关。

我在“文革”中既不是造反派，也没有被批斗。因为我是机关科室领导，当时规定不以“当权派”。

1971年11月23日，从忻县搬家回到偏关。先在县招待所待分配住一个多月。12月确定到县革委专案办公室工作。1972年1月3日正式上班，1972年10月20日，县委158号文件通知我任该办公室副主任。以后该室又改为政策落实办公室，我仍为副主任，主任由县委组织部长兼。在这段，主要办理文化大革命和“一打三反”运动中的案件。先是搞结论，然后又随党的政策改变，逐步给予纠正部份冤、假、错案。

在查证材料时，我亲自参与外调。外查时不畏酷暑严寒，有时为找一个证人，往往得走许多山庄窝铺。有一次查某案时，从太原绕晋南，又转兰州、宁夏、内蒙古，连续35小时候车乘车，而且又是炎夏，从风陵渡到潼关船渡黄河时先淌浅水再上船，铁皮甲板烫得脚都站不住。在内蒙五原一个中央办的农场外查，距火车站一百多里没有交通工具，沿途无村，问路无人，步行一段后，幸遇农场一车搭乘方到达。又一次到浑源某村找一个证人，自县城下车后，正遇大雪纷飞，往返踏雪步行数十里。为了落实党的政策，即使艰辛，也不觉得苦。

1978年12月，县里恢复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时，在中共偏关县第六届代表大会上，选我为县纪律检查委员会专职委员兼秘书。

在专案办公室和政策落实办公室及纪委的十几年里，经我手先后办理的案件有四百余件，其中大部份有我参加办理，每案的结论和处理决定几乎都是我亲手草拟的，而且有的案件随着政策的变化，曾数次复查复审，有的作过三、四次结论。凡经我办理的案件，绝大多数是经的起历史考验的，在纪委办的违纪案件，经地纪律检查委员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结论文字清晰。在多年的办案中，始终坚持了党的政策原则，在县常委或纪委讨论案件处理时，多采纳了我的意见。

在办案中有的当事人带上礼物向我求情，我都拒绝了，有的人把东西送到家里，都被推出门外。这样把一些委托求情的人也惹下了。有的人和我大吵大闹，有的人给我磕头，但我都按政策该咋办就咋办，即便和我吵闹过的人，该平反的照样平反。

国家恢复司法行政机关时，县里成立了司法局。1981年2月，我从县纪委调出，去组建偏关县司法局，我为第一任司法局局长（任命通知书是1981年3月5日，偏关县委7号文件转忻地816号批复）。同年8月14日，赴河南省济源县“中央第二政法干校”学习五个月，1982年1月结业回局工作。在司法局工作近三年期间，不论在组织建设，还是法制宣传等各项工作中，都很快走上了轨道。

1983年11月机构改革时，我从司法局调任偏关县人民检察院代检察长（任命通知：1983年12月16日县委组织部17号文件）。

1984年4月14日，我又调回县纪律检查委员会任专职常委，分管案件审理工作（任职通知：县组织部1984年14号文件）。1989年1月，偏关县党代会选举纪委时，因我年近六旬，故退居二线。1990年7月29日办理了离休手续，以副县(处)级待遇。从此结束了我45年的军政工作生涯。

五、一生工作小结

1990年，离休时我己年过花甲，虽不知余生几何，但就己过岁月，大部份时间浸透在革命事业中。在夺取江山的战争年代及和平建设时期，历尽艰辛、南征北战、东奔西跑，除广东、台湾、西藏、青海及新疆外，走遍了东北、华北、华东、华南、中原、西北、西南等各大行政区，几乎在全国的大地上留下了我的足迹，并在朝鲜踏过数郡（县）。在这一长河中，我虽未做出“过五关”“斩六将”的传奇事迹和光宗耀祖的业绩，但不论从军还是从政，都始终忠于党的事业，特别是在战争年代几个大的艰险转折关头（如解放太原战役，子弟兵远离家乡向大西北、大西南进军，抗美援朝等），义无反顾、毫不动摇。在革命生涯中，党叫干啥就干啥，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兢兢业业，认真从事，所在过的岗位都洒下了辛勤的汗水、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工作中做到公道正派、为政清廉，敢于主持正义、坚持原则。从军队，到地方，曾多次受到奖励，从未有过有损于党和人民的行为，没受任何处分，没给党和后代留下丝毫污点。在创家业上，仅靠人民给予的应得报酬，勤俭度日，除了以工资积蓄在偏关城购置一处住宅之外，没以其他任何手段赚下“万贯”家产。妻子儿女随我虽未过优越生活，可也没过于艰苦。为人品德堂堂正正，家人没有跟上我耀武扬威，可也未受过凌辱。因此，以自慰的心情感到对党、对人民、对亲属无愧。这就是我的总结。

作者李增华：

于1946年12月17岁时参加人民解放军，历任连队文书、营部书记、团部干事、师司令部保密室副主任，师政治部组织科助理员、副科长。转业地方后曾任省供销合作社忻县专区办事处计统科科长，偏关县司法局局长、检察院检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