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凝：我的文学梦

大海

【转载】摘编：金海炎 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因为时局的不稳定，也因为父母离家随单位去作集体性的劳动改造，我作为一个无学可上的少年，寄居在北京的亲戚家。革命正在兴起，存有旧书、旧画报的人家，为了安全，尽可能将这些东西烧毁或者卖掉。我的亲戚也狠卖了一些旧书，只在某些照顾不到的地方遗漏下零星的几册，或如床缝之间，或者角落里的一张桌子腿儿底下……我的身高和灵活程度适合这些地方打交道。不久，我便发现了丟落在这些旮旯里的旧书，其中有一本书脊破烂，作者不详，没头没尾的厚本，在当时的我看来应属于长篇小说吧。我胡乱地翻起这本“破书”，不想却被其中的一段叙述所吸引，也没有什么特别，那只是对一个农村姑娘出场的描写。那姑娘名字叫双眉，作者写她“哧哧的笑声”，写她抱着一个小孩用青秫秸打枣，细长身子，乌黑明亮的头发披在肩上，红线、白线、紫线、花线合织的方格子上衣，下身穿着薄薄的新做的红鞋。她仰头望着树尖，脸在太阳地里是那么白，眼睛是那么流动……细看，她脸上擦着粉，两道眉毛那么弯弯的，左边的一道却只有一半，在眼晴上面，秃秃的断了……以我当时的年龄，还不懂这小说的时代背景是土改时期，不知道双眉姑娘，因为相貎出众，因为爱说爱笑，常遭村里人议论，吸引我的，是被描绘成这样的一个姑娘的本身。特别是她流动的眼睛和突然断掉一半的弯眉，留给我既暧昧又神秘的印象。但我本能地感觉，这类描写与我周围发生的那场革命是不一致的。正因为不一致，对我更有一种“鬼崇”的美的诱惑。那年，我大概十一岁，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本“破书”的作者是孙犁先生，双眉，是他的中篇小说《村歌》里的女主人公。我产生要当作家的妄想是在初中阶段，我的家庭鼓励了我这妄想。父亲为我开列了一个很长的书目，并四处奔走想办法从已经关闭的市级图书馆借那些禁读的书，在父亲喜欢的作家中就有孙犁先生。为了验证我成为作家的可能性，父亲还领我拜会了他的朋友《小兵张嘎》的作者徐光耀老师。记得有一次徐光耀老师对我说，在中国作家中，你应该读一读孙犁，我大言不惭地答曰：“孙犁的书我都读过。”徐光耀老师又问，你读过《铁木前传》吗？我说，我差不多能背。那年我十六岁，现在想来，以那样的年龄，说出那样一番话，实在有点不知深浅。但能够说明的，是孙犁先生的作品在我心中的位置。时至今日，我想说，徐光耀是我文学的启蒙老师，他在那个鄙弃文化的时代里，对我写作的可能性的果断肯定和直接指导，使我敢于把写小说设计成自己的重要生活理想；而引我去探究文学的本质，去领悟小说审美层面的魅力，去琢磨语言在千锤百炼之后所呈现的润泽、力量和奇异神采的，是孙犁和他的小说。 那时还没有“追星族”这种说法，况且把孙犁先生形容成“星”，也十分滑稽。我只像许多文学青年一样，迷恋他的文学带给我们的所有愉悦，却没有去认识这位大作家的奢望。但是，一个机会来了，1978年，我从插队的乡村回到城市，在一家杂志社做小说编辑，业余也写小说。秋天，百花文艺出版社准备为我出版一本小说集，我被李克明、顾传菁两位编辑热情请去天津谈出版的事。行前，作家韩映山嘱我带封信给孙犁先生。这就是我的机会，而我却面露难色，可以说，这是我没有见过世面的本能反应。我带了信，在1979年秋日的一个下午，由李克明同志伴同，终于走进了孙犁先生的“高墙大院”。这是一座早已失却规矩和章法的大院，各种凹凸不平的土堆、土坑在院里自由起伏着，我看见一位老人正蹲在地上捡撒落的豆子。我看见他的侧面，已猜出那是谁。看见来人，他站起来把手里的黄豆亮给我们，微笑着说：“别人收了豆子，剩下几粒不要了，我捡起来，丟了怪可惜的。”他穿一身普通的灰色衣裤，当他腾出手来和我们握手时，我发现他戴着一幅青色棉布袖套。接着他引我们进屋，高声问我的写作、工作情况，我很快就如释重负。我相信，戴袖套的作家是不会不苟言笑的，戴着袖套的作家给了我一种亲近感，这是我与孙犁先生的第一次见面。 其后不久，我写了一篇名叫《灶火的故事》的短篇小说，篇幅却不短，大约一万五千字。自己看的很重，拿给省内几位老师看，不料有看过的长者好心劝我不要这样写，说“路子”有问题。我心里偷偷地不服，又斗胆将它寄给孙犁先生，想不到他立即在《天津日报》的《文艺》增刋上发了出来，《小说月报》也很快作了转载。当时我只是一个刚发表了几篇小说的业余作者，孙犁先生和《天津日报》的慷慨使我对自己的写作“路子”更加有了信心。虽然这篇小说在技术上有诸多不成熟，但我一向看作自己对文学的深意有了一点真正的理解的重要开端，也使得我对孙犁先生永远心存感激！……上世纪80年代初，孙犁先生在天津市和平区多伦道寓所，我第三次见到孙犁先生，是和几位同行一道……我特意注意了一下他的袖子，又看见了那幅袖套。记得那天他很高兴，并没有摘去袖套的意思，我这时才意识到，戴袖套并不是孙犁先生的临时“武装”。 一副棉布袖套到底联系着什么，我从来就说不清楚，联系着质朴、节俭？联系着勤劳、创造和开拓？好像都不完全。我没有问过孙犁先生为什么戴袖套，可能他会用最简单的话告诉我是为了爱护衣服。但我认为，孙犁先生的袖套不仅仅是为了爱惜衣服。为什么一位山里老人的靛蓝衣裤，能吸引他写出《山地回忆》那样的名篇？尽管《山地回忆》里的一切和袖套并无瓜葛，但它联系着织布、买布。作家没有忘记，战争年代山里一个单纯善良的女孩子为他缝过一双结实的布袜子。而作家更珍爱的，是那女孩子为缝制袜子所付出的真诚劳动和在这劳动中倾注的难以估价的感情，倾注一个民族坚忍不拔、乐观向上的天性。滋养作家心灵的，始终是这种感情和天性。 如果我不曾见过戴袖套的孙犁先生，或许会猜测这是一个作家的“矫情”，但是，我见过了戴着袖套的孙犁先生，见过他写给我的所有信件，我相信他对棉布、对衣服的珍惜之情，他更加珍重的，是劳动的尊严与德行，是人生的质朴和美丽。 春天的时候，我因为写作关于《铁木前传》插图的文章，重读了《铁木前传》。我依然深深的受着感动，原来这部诗样的小说，它所扺达的人性深度是那么刻骨；它的既节制又酣畅的叙述所成就的气质温婉而又凛然；它那清馨而又讲究的语言，以其所呈现的朴素大方，使人不愿意错过每一个字。 当我们回顾《铁木前传》的写作年代，不能不说，它的诞生是那个时代的文学奇迹！而今天，它再次带给我们的陌生的惊异和真正现实主义的浑厚魅力，更加凸现出孙犁先生这样一个中国文坛的独特存在。【附录】怀念孙犁先生 铁凝孙犁早期作品风格明丽、浪漫、乐观，读者再读孙犁后期作品，会感到作家的风格从清新明丽转入沉郁顿挫，尤其是读到一系列记梦的作品，更感到作家创作风格的巨大反差。作家、艺术家的创作活动，最难的是突破，突破已有的风格，突破早期的局限，突破熟悉的题材，在原来的基础上完成一次飞跃，达到艺术的高峰。孙犁在长期的探索中完成一次“蝶变”，在中国文学的百花园里翩翩飞舞，是“庄周梦蝶”也是“蝶梦庄周”。须知，晚年的孙犁是艺术生命力旺盛的，生命的层层重叠，是生命意志的顽强表现，因为有梦，孙犁活得更丰富了。 （文字转载自《文字互动大百科》，略有删减，图片来自网络，致谢原创！） 2023年8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