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手表

品江和

　　经过两年多的艰苦磨砺，1970年，我成了农村生产队地地道道能挣工分的壮劳力。

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年终分配时，我拿了134块“大洋”。

引来了贫下中农一片赞扬声，因为我平时没有找生产队借过一分钱，今天拿的全是白花花的现银，谁见了不眼红。

这是我拿的第一次“年薪”，又临近春节,怎么孝敬父母，我很费了一番心思。

花18元钱，找贫下中农换了一块他们自养自宰的猪坐墩肉（那时肉价每斤在0.4元上下），城里人吃肉要凭票，每人每月只有半斤。让后又准备了一些大米、白酒、母鸡、红苕等，对城里人来说都是稀罕物，一起花了39元钱，用一辆胶皮独轮车涉河渡江推回了荆州城。

晚上吃饭的时候，我和父母一起分享了一点我带回来农家自己酿造，纯纯正正的高粱小烧。

看到父母高兴，我也快乐起来。从棉衣口袋里掏出一个红纸包，站起身子，恭恭敬敬递给母亲：“这是我第一次孝敬二老的。”

母亲早就从下放在一个队的同学口中得知，我在生产队分了红，全队工分第二，拿现金第一，有100多块，很为我可以自食其力高兴了一阵。

母亲摇摇手：“不要，不要，你自己留着用。”

“那不行，我都吃19岁的饭了，再说农村也没地方花钱。这红包里还有90元钱，您们留着，慢慢补贴家用。”我不由分说把钱硬塞到母亲手里。

和母亲坐在一条板凳上的小侄儿忽然惊慌：“冬爹，冬爹，奶奶哭了。”

时间都去那儿了，怎么一晃就过去了十来天，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

和家人一起过完革命化春节，我和同学们约好，按照生产队规定的正月初六回队，明天就要走了。

中午，灰蒙蒙的天上纷纷扬扬飘起了雪花，看到父母老态龙钟，侄子、侄女不谙世事的样子，我的心里一阵阵发紧，家里没有壮劳力还真是困难重重。可人总要生活，只有咬紧牙关挺着。

吃完饭，我拎起水桶，一趟一趟从水井里往外提水，把水缸、水壶、洗澡盆、洗脸盆都灌注得满满当当。放下水桶，左看看右瞧瞧，实在找不到可以下手的地方。

父亲忽然说：“煤油快没有了，你去买一斤吧。”我感激地看看父亲，接过煤油瓶，牵起侄儿，冒着风雪朝大门走去。在出大门的一刹那，我习惯性的一回头，透过玻璃窗，发现母亲在那里用衣袖不停地抹眼睛。

烧晚饭的时候，我执意不让母亲进厨房：“我明天就走了，今天的晚饭我来做，您们尝尝看行不行，提点意见。”

“我不动手，就在旁边看着，也许还能动动嘴，指导指导。”母亲坚持。

天渐渐黑了。雪，越下越大，风，越刮越猛。

吃完饭，我们一家五口挤在一间卧室里，深情相望却又相对无语。看看要上床了，父亲说：“拿出来，给他吧。”

母亲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小的手绢包，打开手绢，是一个四四方方的红锦盒，递给我。

那只锦盒暖暖的，带着母亲的体温。打开一看，银光闪闪，是一只手表，上海牌的。我的脑袋嗡的一下血往上冲，我们家那里有闲钱去买它？120元，相当我一年流出的血汗，付出的辛苦。120元，父亲要收多少破烂，卖多少小猪娃。120元，母亲要起多少早床，卖多少碗火南块子。这一张票又是在那里低三下四求爹爹告奶奶弄来的？

我的心开始渗血了。“我不要，卖给别人吧”我一脸冰霜关上锦盒，把它退还给母亲。

母亲委屈的盯着我，眼睛就像打开闸门的水库，眼泪从那一双开始浑浊的大眼睛里汹涌而出，断断续续呜咽：“你不是——很想——要一块——手表么。”

“是，我是想要，可是要有这个条件。”

“你不是——给了我——90元么，我只给你——加了30元，怎么就——没有条件了。”

“那是给您们留着救急用的，您今年都58了，伯伯也70多了，累了怎么办？病了怎么办？伤了怎么办？出了意外怎么办？”

“车到山前——必有路，老天饿不死——勤快人。那不还有——你哥哥——你姐姐吗。屋檐下——就你一个人？”

……

母子两人一递一句，你来我往说着、争着，到后来竟然破涕为笑。

最后以母亲的完胜告终。她老人家亲手把那只上海牌不锈钢机械手表戴到了幺儿子手腕上。却将锦盒和发票留在身边。直到73岁那一年，上帝召唤母亲回归天国，那只锦盒就伴随着母亲的肉体化为灰烬，与母亲的灵魂纠缠在了一起。

自从有了手机以后，我就不用手表了，嫌麻烦 。

母亲给我戴上的上海牌手表被我夫人珍藏着，她和婆婆相处十年，关系极好，情似母女。夫人说：“每每看到这只手表，就仿佛看见了母亲慈祥的微笑，好怀念她老人家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