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帽子

查福春

　　我的父亲是一个无比勤劳的农民，每一天都早出晚归。从我有记忆开始直到他不幸离开人世，二十多年里，除了极端恶劣的天气还有过年的一些日子，他从来都不曾休息过。他身体很好，从不生病。他还有个奇怪的习惯，不怕热，怕冷。所以夏天的正午，毒辣的阳光之下，乡亲们都在家，他往往还在田地里。而冬天他显然也不会因为怕冷而少干活，他只是穿得厚一些，还要戴一顶帽子。

父亲有两顶帽子，一顶类似雷锋帽，皮质的外面料，但更多的面积被绒毛的护耳所占据。只是父亲从不把护耳放下来，他说那样虽然暖和，却显得邋遢，且不方便听人说话。这顶帽子戴了十几二十年，因为只是在休息时戴，并不显得陈旧。

另外一顶帽子就更有特色了，它其实只是一条背孩子的背巾。我们地方有个风俗，女儿家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外婆家送的礼物里必定有一条背巾。我出生的时候因为前面有多个哥哥姐姐，早先的背巾早已破烂，而我母亲的娘家已经没人，父亲就自己去买了一条。据说买回来时只是一条白色的土布，又请花山的颜景德老师傅用靛青染成深蓝色。我的父亲母亲还有几个姐姐都曾用这条背巾背过我，一边走，一边摇，走过村，出过县，当然我只是长大后听说。

我之后再没有弟妹，这条背巾自然也就没用场。那年代哪怕是一块碎布料都很珍惜，偌大的一条背巾肯定不能丢掉。背巾摊开了，几乎有半条床单那么大。父亲在电影里看到了陈永贵副总理戴的头巾，回家就将背巾扎到了头上。这一扎，就扎上了瘾。父亲说这个好，又保暖，又轻便 ，钻山过岭也不能掉。母亲说，这屎屎尿尿包了几年，又戴到你头上，好吗？父亲说这怕什么，又不是没洗干净。

父亲扎的帽子，可不仅仅是绕头转圈，连头顶也是包得严严实实的。看起来并不蓬松，紧密绕着耳朵之上的头部，干净利落。

这条普通的背巾，从此功能更为强大。上山下地干活，父亲戴着出去，往往是提着或锄头把挑着回来。那里面装着的，要么是园里的果蔬，茄子、黄瓜、菜豆，被母亲一顿嗔骂：你回家提个篮子很难吗？父亲说临时看到能吃了，就摘了些回来，洗一块布，总比专程回一趟家容易。要么就是林里的树果，油茶果、桐子果，乃至野蘑菇和各种野菜，等等。当然，有许多时候父亲是带了箩筐、畚箕、背篓等器具的，也就用不到背巾。

我最喜欢的，是父亲摘的野果，他倒不爱吃，却无不是令我垂涎的美味。猕猴桃、白冬瓜、茶籽泡、野山楂、刺梨，多种多样。天晓得我们小孩子上山苦苦寻找也难以装满口袋的这些玩意，父亲却能大量地采回家。每当他默不作声若无其事地将背巾包往角落里一丢，我就立马去打开，一一分类用碗盆装起，再抓几把在口袋里跑出家门，与我的伙伴们分享。

上树打板栗是件危险活，现如今我们家乡大片的板栗林都是任它自然掉落。父亲当年打板栗那可是一颗也不放过。他爬到树上，踩着粗的树枝，倚着树干，再取下背巾将自己捆在树上，然后挥起竹竿敲打。乡亲们都觉得父亲这个方法好，安全，纷纷仿效，没背巾的，就拿条绳子。

至于临时装谷种，装玉米，装豆子，那都是寻常事。父亲只要出门，哪怕不当帽子戴着，也会将背巾扎在腰间。有一回山上干活，有个邻居摔下山坡，手脚都伤了，父亲就用背巾如背小孩那样将他背回了家，一路上让许多路人发笑。

那年我跟随父亲去枫叶，那是一条要爬两小时的山路，山高路窄。回来时父亲带我走进了一条山坳，在那里看到了许多的百合。百合的根就跟大蒜头一般，洁白细腻，父亲用一根树枝就挖出了许多。我看着喜欢，也跟着挖。在山涧里洗了洗，父亲用背巾包起。父亲说，这东西去热，母亲这几天牙疼上火，挖回家煮粥吃。

背巾用了几十年，不再那么紧致，布满了无法抹平的皱褶，深蓝变得浅蓝，显得有些斑驳。

我的儿子出生之后，自然又有了一条新背巾。爷爷当然疼孙子，我的儿子，父亲背得比我还多。

孙子都能走路说话了，也还喜欢爷爷背。看爷爷头上戴着的也是一条背巾，孙子就问：“爷爷，你怎么用背巾做帽子呢？”爷爷说：“你爸爸长大了，不用背，爷爷就拿来做帽子了。”孙子说：“爷爷，等我长大了，这条新背巾也给你做帽子吧。”爷爷说：“背了你，还会有你弟弟，有你妹妹呢。等你们都长大了，爷爷就换这条做帽子。”

可惜啊，父亲没能活到那个时候，他在我大儿子刚满三岁时就因意外离世，更没能见到我小儿子的出生。

　　那一新一旧两条背巾，大概还在我家的箱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