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5>（遇见新宁-阿冰拍摄）</h5> <br> 造成乡村工作阻碍的村民主要是两类人。一是极少数蛮横无理的村民。在他们的心目中只有自己的利益，唯独对自己有利益的事情，他们一丁点都不能少，只占便宜不吃亏。并且这种人见不得对大家好，无论怎样对大家有利，但只要是自己不受益，他们就不会支持，就会反对，就会坏事，宁肯把事情搞烂，他们也无所谓。二是极少数老人，或者是曾经当过村干部的老者，或者是性格孤僻的孤寡老人。这种人在村里倚老卖老，摆出一副老气横秋的样子，什么事都想着自己说了算，常常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或者拐弯抹角的方式进行干扰。处理好这两类人以及复杂院落的矛盾和问题，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协商民主院落会。<br> 戴维•米勒认为，当一种民主体制的决策是通过公开讨论——每个参与者能够自由表达，同样愿意倾听并考虑相反的观点做出的，那么这种民主体制就是协商的。院落会是典型的协商民主形式，在桃花村和红星村，最初的院落会是一户派一人参加，也就是所谓的户主参会。是在家庭里能够做主的，也就是当家之人，在家里说话算数的人，这有可能是男主人，也有可能是女主人。但还是以男主人为多，给人的感觉是，现在的乡村总体上还是以父权为主的社会。但不可否认的是，女户主参会的也越来越多。乡村社会家庭男女平等的意思越来越普遍，尤其是乡村年轻夫妻决定家庭事务往往都是通过相互协商的方式。值得关注的是，乡村年轻女主人在家里当家作主的比例越来越多，很多家庭事务一般都是女主人说了算。乡村家庭式的协商民主，是整个乡村社会协商民主的一种趋势。延伸到村里，大多数村民都期待村集体的公共事务通过协商民主的方式进行决策。<br> 现在关于院落会的报道经常见诸于媒体，但将院落会作为“村民自治”民主协商的形式，用于村或组集体事务的决策程序和决策结果并不多。在我所了解的区域范围内，绝大多数的村不仅极少召开院落会议，就是村支两委的会议都很少开。我们最初到桃花村，说是要开院落会，村民们觉得很新奇，以前没有开过这样的会议。所以，最初桃花村的院落会议，村民们民主意识的表达方式就是七嘴八舌，你一言我一语，往往是一言不合就骂将起来。这种骂是真骂，从前没有这种当着全院落公众的面表达意见或发泄愤怒的机会，现在有了这样的平台和机遇，便迫不及待的抓住，要把早就积压在心里的牢骚不满，甚至是满腔怒火一股脑地发泄出来，毫不顾及情面，一点也不给面子。2019年3月，桃花村第一次召开院落会，我们三个队员分别在三个院落开会，一个村民喝醉酒以后，借酒发疯冲到两个院落会现场吵闹。<br> 乡村社会本就是熟人社会，而且一个院落里，常常是一个宗亲或多个宗亲的关系。在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院落时空里，由于利益冲突，村民之间久而久会形成一些矛盾纠纷。这些矛盾纠纷不仅存在于没有宗亲关系的村民之间，也存在于有着宗亲关系的村民之间，甚至是兄弟之间或父子之间。村民之间的矛盾集中体现在宅基地、山林田土界址的相互争执，再就是村里公共利益分配不公等方面。当然，乡村社会还存在有传统的世仇矛盾，以及务工经济背景下所造成的乡村社会道德伦理方面的矛盾纠纷。<br> 从桃花村院落会所经历的过程来看，我们最初的院落会主要是想征求村民对桃花村发展的意见和建议，但在院落会上只有意见，没有建议，村民最初对村里的发展并不关心，他们有的只是积压多年的对村支两委和村干部的意见，对移民遗留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牢骚，以及村民之间的恩恩怨怨。院落会为村民对这些问题的争吵提供提了机会，他们可以尽情的发泄出来。刚开始时，我们驻村工作队员也有些不耐烦，内心深处也有村民多刁民的看法，认为跟这些村民谈发展讲政策是不是有点对牛弹琴的味道。但经过分析和考虑以后，我们逐步掌握了院落会的节奏，先是由着村民们一番不着边际的争争吵吵。吵吵闹闹中就会有村民主动站出来维持会议秩序，等大家逐步安静下来，我们再抛出院落会议题，引导大家围绕议题进行讨论。遇到矛盾和问题又会出现争吵，但在争吵中不少矛盾和问题得到化解。争吵的双方在其他村民的“打和牌”中得到缓解，找到解决问题的折中办法，彼此互让一步。乡村里有句俗话：话明气散，心中的火气、满腹的牢骚发泄了出来，人也随之理性起来。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乡村传统的道德观念也就得以呈现出来。前面提到的乡村两类人以及类似于红星村复杂院落的矛盾和问题，通过协商民主院落会的形式，往往能得到较好的解决。<br> 院落会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重新找回乡村丢失的公共精神，重新塑造乡村社会的公共规则，其次是公共情感的沟通，形成理想的公共情绪，在此基础上产生公共意志。院落会的协商民主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吻合了西方学者的观点。比如，安尼•吉登斯的对话民主，约翰•德雷泽克的话语民主以及爱丽丝•M杨的交往民主。院落会不同于村民会议，没有村民会议那么正式，也无需有固定的程序，较为自由轻松，村民们可以畅所欲言。事实上，院落会最大的优势也就是给村民们话语权，村民们可以平等对话，将自己的意见或建议不受约束地完全表达出来，与村干部面对面的交流，与驻村工作队面对面的对话。就在这种平等协商的交流对话中，村民们体会到在村里自己是主人翁的身份，村里的发展自己有一份责任，解决村里发展的问题自己有一份应尽的义务。<br> 院落会得到村民认可以后，大家的参与积极性得到提高。在桃花村与红星村的实践中，后来的院落会由以前的一户一人参加，逐渐变为一户多人，或院落全体成员参加。开会的气氛虽也有争吵的现象，但逐渐理性平和起来。发言也是自发的一个接着一个，也就是等前一个发言完毕，另一个人再接着发表自己的意见。这种院落会已经演变为另外一种形式的村民会议，对村内公共事务的决策，不是指令式的要求，不是硬性的规定，而是在协商民主的氛围中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