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关县党史革命史资料（张广义回忆录）

郝建华

偏关县委党史研究室

偏关县委老干部局

第三十六节 我家在抗日与解放战争时期

张广义

记得是1938年２月25日，伪蒙疆区日军竹内联队2000余人，从朔县、井坪一带进入老营，沿关河一路西下。当时朔县到偏关县有一条简易公路，一部分日军能乘车过来。这2000多日军当从老营西下至40里在偏关腹地、关河中游的马站堡一带，突然遭到八路军120师警备６团与骑２军一部分兵力迎头阻击，激战几小时后，日军于26日侵入偏关城。当时驻偏关城的日军只有36人，其余大部日军又转入到附近周边县侵略。这36人的日军，驻扎在鼓楼后面现在的邮政局院内作为 “红部”(指挥部)。同时，位于县城中央大十字街西街，即文昌庙街西头井院是我家的住宅，也被日军查封侵占。

　　当时，有个维持会长长常期在我家院子里。之前，我父亲利用两天的时间扶老携幼，赶着小毛驴带领全家连夜逃难于县城东的红糜子梁村，该村距离县城１５里，东靠北山赫家山村，西靠卧虎山。逃难走时家里贵重的物品及粮食都带上了。爷爷张有福、奶奶李兰女，二爷爷张有禄、爹爹张厚，我的父亲张林、母亲田叶女，哥哥张广仁、姐姐张莲花及本人张广义，全家９口人居住在红糜子梁村。父亲每天起早贪黑，开荒种地，来维持全家９口人的生活。我们居住在这里， 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开始了艰难的逃亡生涯。我们种的地是很早以前的公粮地，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是河曲县的胡家交不起公粮转让给我家，当时的政策是谁种地谁交公粮。日军侵占县城期间，县城的许多亲朋好友还有不认识的逃难者，陆续来到红糜子梁村投靠我家，有时一天逃难者多至100多人。

我家全力以赴把这些人安排在村子对面山头的山洞里，躲避日军的搜山。住下还得解决这一大批人的吃饭问题，父母亲和全家人昼夜做饭，吃的是山药甜粥，有时给吃葫芦蘸糕。送饭的问题就由我和姐姐负责，白天不敢送，只有等到晚上才能送饭。我和姐姐拿上桶，提上篮子，为逃难的难民送饭。有时晚上得送两次才行。我们村在抗战中的前期，将近有200多人在这个小山村躲避过日本鬼子的追杀。我家不但没有让逃难的乡亲们忍受冻饿，而且在日军 “扫荡”的动乱中帮助他们求生存。在那战争残酷无宁处的艰苦环境里，我家为了帮助更多的乡亲们不挨饿受冻，付出了数不清的艰难困苦，自家舍不得吃也要让乡亲们吃饱。秋天，支援八路军，听说八路军、新四军是拯救中国人民的，是人民自己的队伍，我懂得了这个道理。有一天，几个八路军赶着100多头征购来的猪来到我家院子，连长和我父亲说: “我们是路过你们村，100多头猪饿了是需要吃的，希望你们帮助给猪找些吃的。”当时，正好刚收回30多口袋山药，父亲看到八路军有困难需要我们帮助，命我下窖子里取山药。我在窖子里装山药，姐姐和八路军在上面吊山药，一窖子山药全让我给取上来了，猪饿得顾不上等山药洗净，一股脑儿抢着吃，一会儿就把30口袋山药全吃光了。猪吃饱了，也不叫了。

　　我当时年幼，心里装着八路军的事，没有考虑山药让猪吃完、家里下顿饭吃啥的问题。第二天，连长给我家打了个收条走了。第二年秋天，八路军部队在何家沟、宋家畔一带征收公粮，连长突然给我家送来山药，这种突如其来的场面，让我们全家人感动得说不出话来。1942年，日军进行经济大封锁，晋绥边区处于非常困难的时期。毛主席在延安发出 “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号召。八路军塞北分区机关人员、部队，在偏关县广大地区以及我们村，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开荒种地，保证自给自足。当时条件很艰苦，八路军官兵开荒种地，吃水是到很深的沟底攀着悬崖峭壁背水吃，不到老乡家里吃饭而是自己做饭吃，生活非常艰苦，但困难难不倒可亲可敬的八路军。

1944年10月，日军在晋西北地区进行大规模的 “扫荡”，惨绝人寰地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 “三光”政策，既是老解放区，又是革命根据地的偏关县，是日军“扫荡”的重点，尤其是驻偏关县的八路军的高级指挥机关—塞北军分区司令部更是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于是日军调集重兵，四面合围偏关县。“大扫荡”期间，驻兴县的晋绥边区“七月剧社”正好在偏关县陈家营等地慰问演出，被这突如其来的战争硝烟冲散，枪声炮声，震耳欲聋。老乡们远远望见：手舞洋刀的鬼子指挥官嚎叫的姿势，扛着膏药旗的日本兽兵领着狼狗，分成数路急促跑步袭击追杀机关干部及剧社人员。在这紧急关头，塞北分区机关与警卫部队在抵抗中组织突围。剧社人员突围后更是急忙地四处逃生，各自寻找出路。

一天，我家突然来了剧社的５个女兵，父亲把她们安置在窑洞里，吃住了好几天，女兵们自己做饭。我家提供的粮食有:高粱面、玉米面、豆面、荞面、糜米、山药蛋等应有尽有，女兵们做的粥很好吃，我不由自主地过去想吃，她们吃的菜是我家腌制的酸白菜。在那几天非常危险的环境里，我每天站岗放哨，监视日本人的行动，保护这些女八路。还好，那几天日本人没有找到这里来搜山 “扫荡”。就在日军 “大扫荡”结束后，八路军塞北分区司令部锄奸科长王堂林 (当年28岁)腿部受伤，部队派人骑马送来我家养伤，养了３个月。养伤期间，我经常和科长形影不离，王科长教我认字学习并且讲革命故事，有时还逗我玩。我调皮不听话，王科长给我编了一首打油诗: “张广义真淘气，叫你上东你去西。叫你打狗你打鸡，真是拿你没法子。”王科长养好伤后，部队牵着马来到我家接，临走时，我依依不舍地含泪送走了敬爱的王科长。前几十年我就想着寻找王科长，寻找我昼思夜想当年的王堂林科长。

　　“敬爱的王科长，您在哪里? 您是否知道我的呼唤? 您是否知道我的心愿”? 千呼万唤，却找不到为革命贡献的王科长。早已经远离了战火纷飞的艰辛岁月，早已经是伟大的党开创的太平盛世，但不知王科长是否在世? 如今我明知道他已经离世，但我还想知道他的原籍在哪里? 哪怕是见到他的后代，也算了却我的一桩心愿。最近这几年，我让孙子给央视频道《等着我》栏目去信，寻找王科长的后人，我仍然在耐心地等候央视频道《等着我》栏目的回复。解放战争期间，我家也为解放军部队做过些应该做的事情。

1948年1月(1947年腊月)，原驻偏关县的塞北军分区时已经升格为绥蒙军区，属下的３个步兵团、１个骑兵团，在司令员姚喆的率领下，从雁北地区的山阴经平鲁县等地，昼夜兼程，进驻老营盘偏关县。其时，我们与当年逃难的人群早已经安居在城里。当时我和父亲赶着毛驴往红糜子梁送粪，正好走到东城，但县城已经戒严，不准往返，我们只好返回家中。第二天，绥蒙军区的部队三五个团，一溜长蛇阵浩浩荡荡地行进在到达偏关的路上，先头部队已经走在桦林堡，后续部队一直顶到百里外的老营。我家住的文昌庙街井院内，在这设立部队的野战医院，我每天帮助医院后勤服务，铡草、饮马、提水。

司令部驻在同街离我家不远的康习礼大院，姚喆司令员就住在正房东面的一间。部队厨师给首长做饭，碗碟是我家提供，我与通讯员一起把碗碟送去，亲眼见到了身材壮实、两眼有神且右脸上有一道刀疤的老红军、敬爱的姚喆司令员。下午，姚司令等绥蒙军区的首长上街转悠，跟随着的１个警卫 班，全部带着清一色的盒子枪，好不威武。我也在后面跟着，感到很荣幸。第三天早上，部队集中到西门河滩开大会，宣布渡过黄河，解放准格尔旗十里长滩、沙圪堵等地。随着部队出发，从偏关县城经桦林堡进入河曲县平头、石城、楼子营，渡过黄河进攻准格尔旗十里长滩 (时为河曲县４区境地)，战争了几小时长滩全境解放了。

三天后，绥蒙军区部队满载战利品胜利返回偏关县城。部队在偏关县城居住期间，我家给予生活上的大力支持与帮助，受到部队首长的表扬。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家与八路军、解放军为军民鱼水关系，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我们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虽然我们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经历了各种艰难困苦，但是我们深知没有共产党，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们幸福的今天。我们家从80多年前的９口之家，发展到现在的100多口人，其中大学本科生20多人、清华大学研究生２人、英国留学生２人、美国留学生２人，厅级干部１人、处级干部７人，山西省政协常委１人，高级经济师、高级会计师、高级金融师、高级审计师、高级工程师、中国注册会计师１０余人。我们这个大家庭里有中共党员28人。这些成绩，都是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我已经是耄耋之年的人了，但我的思想和言行一直没有停下来，教育后代一定要好好读书，一定要走正路，一定要热爱我们的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做官要清廉，做人要清白，把我们的家风一代一代传下去。我们热爱祖国，诚实善良，为人民做好事的行为永恒不变。我们的路还很长，希望大家庭的所有成员，在新时代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实现中国梦而不懈地努力奋斗!

作者张广义:

1935年11月出生于偏关县城文昌庙街，中共党员。1952参加工作，先后在偏关县供销社、商业系统工作，历任财务主管会计、县商业局局长。后调到山西省中石化太原市公司，任常务副总经理，兼任总会计师，1997年11月1日退休。中国注册会计师、高级经济师、土地估价师。国家财政部授予荣誉证书，入编国家人事部 《中国专家大辞典》。本人一贯喜爱读书，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著作以及政治、经济、文学方面的著作。1988年７月参加过清华大学学术交流，与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的约翰􀅰霍尔迪伦教授，交流了气候变化对中国的环境影响。清华大学的副校长担任翻译。总之，在学用结合的路上，张广义先生是永远不停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