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返城之后

士德

当年大批知识青年集中回城后，城市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已经回城的知青无业可就，引发出一系列问题。据一份供上层阅读的内参报告中所指：“知识青年大批返城后，部分青年经济非常困难，难以维持正常生活。精神负担和压力很重，许多人思想苦闷，悲观失望。家庭争吵，婚姻困难，个别青年想自杀。大批青年无所事事，游荡在社会上，惹事生非，犯罪率上升，败坏社会风气……。

中央高层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发文鼓励返城知青到集体所有制企业就业。政府下文件，各工矿企事业自扫门前雪，都优先解决自己的回城子弟就业，各地又大办街道集体企业解决返城知青就业问题。知青刚返城的时候年纪已大，对于工作的选择，绝大部分返城知青根本没有挑选的余地，都饥不择食的想马上得到一份工作。不管单位好坏，不管工作好坏，有个工作就行。几年下来，大部份返城知青都有了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知青们十分珍惜自己得来不易的工作，他们在单位任劳任怨，他们努力工作，吃苦耐劳，他们虚心学习各种技能，积极要求进步，返城知青成了各工厂企业最受欢迎的人。

返城知青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忍辱负重艰难前行，他们珍惜当下，渴望未来。他们忍受着一切对自己的不公平待遇，却又是那么虔诚的相信他们这一代是最听党和毛主席话的一代。可是当他们溶入并不欢迎自己的环境之中，当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和生活中遍体鳞伤的时候，他们也只能一边舔砥着自己的伤口，一边向自己发问，是发自心灵深处的质问：这就是我们当初要的的光荣与梦想吗？

1977年9月3日，国家劳动总局在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调整部分职工工资的通知》中若干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中提出：凡是在文革期间上山下乡在农场，兵团的知青，经招收为国家职工的，可以从到达农场及兵团之日起计算为实际工龄。而同年代上山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插队期间不能计算为工作年限。这个文件就等于把大量插队回城就业知青排斥在工资调整范围之外，这引起全国广大插队知青的强烈不满。插队知青们纷纷到各自城市政府，企业事业单位讨一个说法，讨一个公道。

针对这个文件，北京大量插队知青首先表示不能接受，他们派出知青代表到市政府，他们联名其他插队知青写信给国务院知青办，坚决反对文件对插队知青的不公正对待。

现将当时原北京插队知青给国务院知青办的信件抄录如下：

国务院知青办：

我们以急切的心情向您反映关于插队期间的工龄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相当一部分人的切身利益。虽然在群众中广有议论，但一直悬而未决。在国家机关调整工资的前夕，不得不申诉我们的意见。

我们是1968年左右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1978年前后陆续病退、困退回京。参加工作后，首先遇到的就是工龄问题。和我们差不多同时下乡，从兵团、农场回来的知青都可以从下乡之曰起计算工龄，唯独插队回来的需要从零开始，好像这10年都白干了。我们认为这是显而易见的不合理。

众所周知，在当年的时代，无论是去参军、去兵团，还是去插队，都不是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十年动乱中谁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呢？去插队完全是根据组织的分配，是当时的大政方针，我们响应号召去了，是听党的话的表现，比那些少数在北京软磨硬泡、赖着不走的人强多了，可是结局呢？ 他们在我们走后不久就分配了，现在已是有十几年工龄的3、4级工了，而我们呢？流血流汗地干了十几年全白搭了。

三十多岁了再从头开始，这能让人服气吗？ 最艰苦、最贫困的也莫过于插队的，我们没有工资，没有节假日，没有公费医疗，没有探亲假，不论在经济上还是精神上，我们的家庭、我们个人都比其他同龄人付出了更高的代价，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然而，别人的10年都得到了组织的承认，唯独我们这10年无人承认，这太不公平了。这样人为地制造出同龄人之间的悬殊差距，有百害无一利。

首先，直接影响了这部分人的生活水平。由于没有工龄，不仅工资级别低，而且看病（病假扣工资）、住房（凭工龄分房）、调级（没有工龄难于和别人竞争）、子女入托等等切身利益问题都受到严重影响。我們都是30岁左右了，当年的高中毕业生已經35、36岁了，绝大多數巳經成家立业有了孩子，父母年邁需要贍养，但一般是二級工，工資只有30多元，最高的40出頭，在物价上漲的今天，生活負担之重是可以想象的。更重要的是影响這部分人的工作积极性，看不到光明的前途。我们被生活的重担压得喘不過气來，還有什么干劲可言呢？

十年动乱給國家帶來的災難比我們个人大得多，我們能夠理解，因此，絕不會刁難組織，提什麼無理要求。只是請求有關部門能夠正視這一問題，承認我們這10年也是革命工作。我們當中有一部分人現在國家機關工作，目前迫在眉睫的问题，就是如果工龄问题不解决的话，恐怕就要失去这次难得的调资机会了。

一个人一生中能赶上几次调资呀？请设身处地地为我们想想吧！我们相信党和国家一定会认真考虑我们的呼声，公正完满地解决这十年动乱的遗留问题。到那时我们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四化建设中去，为祖国贡献我们的聪明才智。

北京市53家企事业单位原下乡插队知青代表

1982年7月

这封信可以说是代表了广大插队知青的心声，也反映出了大批插队知青在各自厂矿企业所面临的困境。这封信只是一个引爆点，国务院知青办已经收到全国各地大量原插队知青反映的工龄问题。这引起了当时最高国家决策层的关注。1984年劳动人事部发出《关于妥善解决插队知青遗留问题的通知》，提出：对处理下乡插队知青的遗留问题要善始善终，要保持工作的连续性。1985年6月28日，国家劳动人事部颁发了1985（23）号文件———《关于解决原下乡知识青年插队期间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做了重大调整。各级党委和政府通过多种渠道和办法，使绝大多数原下乡插队知识青年得到较为妥善的安排。但是，他们插队劳动的时间是否计算工龄的问题长期没有解决。经与各方面商量，一致认为，“文革”期间下乡的原插队知识青年的工龄计算问题，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遗留下来的，需 要从实际出发，给予妥善解决。经请示国务院原则同意，现将具体意见通知如下： 

凡在“文革”期间由国家统一组织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在他们到城镇参加工作以后，其在农村参加劳动的时间，可以与参加工作后的时间合并计算为连续工龄。他们参加工作的时间，从下乡插队之日算起。工龄的起算时间，可以由原插队知识青年现在工作的县团级以上单位(含县团级单位)，根据本人档案中履历表和其他有关材料填写的下乡日期审定。对有异议的知青，可经所在单位派专人负责进行调查后落实，报劳动人事部门审批。 

我是1968年在黑龙江北大荒下乡的插队知青，1975年参加工作，有八年的知青认证工龄问题。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在个人履历表中记载了1968年我下乡插队的时间和地点及证明人，后来这份履历表被装进了我的挡案。

我所在的工厂是一个三线军工厂，即甘肃省天水市岷山机械厂，是1969年由黑龙江北安庆华工具厂西迁的一部分，是国家在西北建设的最大冲锋枪厂。岷山厂当时有几百从各地招工进厂的知青，由黑龙江北大荒来的庆华厂原知青就有一百多人，这些知青都面临着工龄计算证明等问题。在挡案有明确记载的可以做为参考，但是还需两人以上的人来证明。挡案中没有记载的下乡知青需要有当年组织下乡插队的学校或者单位证明，上述还不能证明你下乡的时间的，就要本人到下乡插队公社知青办开证明材料了。工厂党委十分重视知青工龄证明工作，专门召开会议责成厂劳资科抽调精干力量尽快完成知青工龄计算证明等问题。

由于从黑龙江庆华厂来的知青比较多，下乡地点都在德都县（现五大连池市）各公社。厂劳资科抽调厂工具科原德都县团结公社庆华知青周安生和劳资科工作人员赴黑龙江办理调查。

工厂委派原知青周安生等三人赴黑龙江北安庆华厂知青办核实当年下乡插队同学名单。当时庆华厂知青办己经撒销，原来的知青挡案材料残缺不全 。好在许多原庆华中学知青都在厂里工作，互相都比转熟悉和了解，周安生等人在北安庆华厂费尽心思寻找落实每个同学下乡的信息资料，庆华厂内查不到的，周安生就亲自到德都各公社去查找同学下乡时间，到各知青下乡的大队去开证明材料。一个多月的时间，周安生不辞辛苦，不辱使命，全部拿到了岷山厂老知青在北大荒下乡时间的证明材料。周安生回来后，工厂劳资科根据这些材料，更改增加了我们的工龄，老知青们从下乡插队之日起算工龄了。我从原来的1975年进厂工龄改成1968年，我增加了八年工龄时间，这对我以后涨工资及分房之类的事情起了很多作用。再之后，我退休的时候，我的工龄比没有下乡的同龄人工龄要多好几年，工龄长短成了退休工资计算的标准之一，所以我的退休工资也比他们多一些。

往事如烟，一个故事就是一段历史。知青时代早已经结束，光荣与梦想也转瞬即逝。返城后的我们面对无尽的人生，我们曾经彷徨，曾经矛盾，甚至怀疑自己所走过的路。面对各种困难，我们努力，我们挣扎，我们退缩，我们奋进。在那段返城后遇到的所有困难，我们总是在苦闷与欢乐中同行。多少次失望，就有多少次希望。多少次憧憬如烟云消散，多少次迷茫与忍耐让我们咬紧牙关。希望与绝望混淆，返城后的知青们，又为自己留下了一段精彩纷呈又跌宕起伏的人生段落。

我们那段特殊的经历，在我们每个人的心灵和肉体上都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记。我们用自己的青春为历史，为后人留下了“知青”两个字的解释与含义。我们知青已老，再回首时，涛声依旧，光荣不在，梦想远去！只剩下一个遥远的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