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宦官话题的生发与检讨

汐钰文艺范

原载《史学集刊》2023年第4期。明清之际宦官话题的生发与检讨李文玉(吉林大学 文学院中国史系，吉林 长春 130012)

摘　要：明清之际有关宦官话题的讨论，既是对明朝灭亡原因的反思，也构成了对明代宦官政治，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宦官制度的集中检讨。在明朝灭亡后，人们虽然指出宦官参政的种种弊病，但“宦官亡国论”并不是当时的唯一声音，甚至难以构成主流观点，更多人并没有将明末宦官视为亡国的全部责任者。将视角扩展至有明一代，时人思考宦官政治的落脚点也不只在于其对国祚久暂之影响，而是更多关注宦官合法、长期、广泛的参政所带来的对于明代士大夫精神意气的摧折，从而使得有明一代难以建立理想的政治生态。在此基础上，王夫之、黄宗羲等人对整个中国古代宦官政治的总体检讨，是将宦官制度视为君主“以一人之疑敌天下”的必然产物，从而最终推演至对君主专制政体的批判。

关键词：明清之际；宦官话题；宦官政治

明代诸多时期的政治运作中皆有宦官的参与，因而在明朝灭亡后，不论是明朝遗民为故国之追思，还是清初君民为新朝之史鉴，“宦官”都成为明亡反思中绕不开的话题。同时，东汉和唐末宦官乱政祸国的历史回响在明末清初时再度激荡。思想奔竞、言论纷纭的明清之际，人们如何看待明末宦官与明朝灭亡之间的关系，如何认识几乎与两百余年国祚等长的明代宦官政治？更进一步而言，对于专制社会下长期存续不断的宦官制度，诸人又当如何回溯，如何理解？

明清之际人们的思考汇聚成一条奔流的思想脉络，由明末为起点而向更远处追寻，宦官对于朝政运行、政治文化、政权衰亡的影响，以及宦官在权力结构中的合理性定位等诸多问题得以呈现，最终落脚于对宦官政治之土壤——专制政体的终极追论。对明清之际宦官话题的呈现与解析，有助于对“宦官亡国论”进行反思，更全面地理解时人对明代宦官政治的认识。通过梳理诸人对宦官问题思考的深入过程，我们可以一窥明清之际反专制思想的演进路径。关于明清之际的宦官话题，前人先贤已有所讨论，归纳、解析出了相关议题，对本文皆具启发意义。[1]但此前研究针对的持论者较为局限，因而对明清之际宦官话题的整体展开与深入过程，尚显关注不足。明清之际宦官话题持论者众多，内涵丰富，本文试图从明亡责任、明代宦官政治、中国古代专制政体三个方面逐步深入展开解析，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批评指正。

一、明末宦官与亡国责任

明代天启、崇祯两朝作为明朝存续的最后二十几年，前有司礼监太监魏忠贤把持朝柄，后有宦官监军等广泛参政，因此明清之际人们在追溯明亡原因时，将目光投向明末的宦官。作为“明末巨珰”的魏忠贤与明朝灭亡之间有何因果关系？清初学者陈鼎在其所撰《东林列传·杨涟左光斗列传》中写道：“天欲亡明也，故生逆珰以戕忠良，忠良尽而明运绝。”[2]他在《东林列传·冯从吾传》中也称：“嗟乎！天欲亡明，乃生逆珰以戕贼之，使不得一展其所学，伤哉！”[3]他认为魏忠贤将人才戕害殆尽，终致明朝灭亡。清人邵廷采也称：“魏忠贤之势遂炽，竟以亡国。”[4]明遗民张岱认为，亡国虽没有发生于天启朝，但崇祯朝的亡国也是由于魏忠贤流毒所致：“魏忠贤流毒海内，天下已成瓦解之势，明之所以不即亡者，幸耳，乃尚留遗孽如曹化淳、杜勋者降贼献门，忠贤之遗祸，至此始尽。”因此张岱明确表示：“我明天下不亡之崇祯，而实亡之天启；不失之流贼，而实失之忠贤。”[5]张岱认为，崇祯朝宦官曹化淳、杜勋等的得势乃是魏忠贤的遗祸，然而却没有解释，崇祯帝即位之初便手刃魏珰，为何其遗祸又延续了崇祯朝十七年？

对于崇祯帝继天启党祸之后再度启用宦官广泛参与朝廷政事，论者虽不认可这一做法，亦多持体谅之心。复社名宿吴伟业回顾当时的情况称：“(上)不得已用王坤等出监诸军，张彝宪内摄二部。”[6]清初思想家李塨站在清人的立场上，也称“(烈皇帝)不得已又用宦官”。[7]清初学者唐甄对崇祯帝的“不得已”之心，报以深切的同情：“此其计无所出、知其不可而为之，诚可悯也！”[8]不仅如此，他认为当时试图阻止皇帝派遣宦官之谏言完全是纸上谈兵，毫无意义：“当日之臣，不谅其不得已之心，不察其不可转移之故，守《诗》、《书》之恒训，为无实之美言。第谓奄人不可用，加赋不可为，直言不可拒，虽有善用言者，将何以用之？此陈于太平无事之时，则为美言；言于危急存亡之日，则为敝屣矣。”[9]

无疑，这“不得已”的原因，是外廷诸臣种种令人失望的表现：既有内阁阁臣辅政的不力——“上初惩逆奄擅政，痛抑中官，几欲复掖庭扫除之旧，只以股肱失职，厌薄外廷”；[10]也有科道言官的门户意气——“先帝之用内臣也，以外廷诸臣无有一人心皇上之心者。余在都门两载余，所见惟谈门户声气”；[11]而部院督抚大臣则是——“使之治兵而兵无用，使之治赋而用不足，盗寇日张，国势日蹙”。[12]《明史》对此总结道：“廷臣竞门户，兵败饷绌，不能赞一策，(庄烈帝)乃思复用近侍。”[13]

可见，明清之际多有时论认为，在国事日益紧急的情况下，内阁辅臣、部院科道和边镇督抚，都难以展现出令崇祯帝满意的任事态度和成效，因此宦官的任用是皇帝的不得已之举。在这样的前提下，不论是崇祯朝宦官本身，还是任用宦官的崇祯帝，至少都不构成国家败亡的全部责任者。

然而，当时诸臣是否真的如此不堪，以致皇帝不得不将宦官作为“强心剂”注入官僚系统之中？表面上看，崇祯帝“不得已”用内臣，是外朝诸臣令其失望所致，实际上其中的原因，除了朝臣自身能力和品性等方面的问题外，也有人认为，与崇祯帝本身的心态有关，即自信自己在朝臣之外另有所凭恃。明末士人杨士聪言：“先帝既以独断诛魏忠贤，收倒持之柄而自操之，遂谓此辈由我操纵。故厌薄朝臣。”[14]清初邵廷采之语与之类似：“思陵既诛忠贤，谓废置自我，恃其驾驭，遂轻朝士。”[15]外廷诸臣并不是崇祯帝治国的唯一倚靠，他认定身边尚有一群可以驯服的其他力量，在此心态之下，皇帝便缺乏了与诸臣之间的精诚合作之心，正如明遗民史家查继佐所言：“(帝)独少推诚，稍舞智，往往以处逆魏之法绳其下。于是诸臣救过不睱，即贤者亦或宁自盖。”[16]以“江上遗民”自称的李逊之也认为：“初上既罢内臣，外事俱委督抚。然上英察，辄以法随其后，外臣多不称任使者。”[17]所以，诸臣的“不称任使”与崇祯帝的“厌薄朝臣”之间到底孰因孰果？其间微妙的可论之处，为明清之际敏锐的士人们所捕捉。

虽然崇祯帝再度起用宦官时，时论纷纷将内臣与外臣相对立，指出皇帝不当“亲内臣不亲外臣”，[18]但明亡之后，人们再度回顾整个崇祯朝的用人时，发现内臣也并不是崇祯帝的唯一选择。明末士人史惇有言，对于内臣，“先帝防之，亦复与外臣等”。[19]事实上，思用非常之人，一直贯穿于整个崇祯帝统治期间，所谓焦劳求治，在人事选任上的表现便是变换频繁，甚或可以说是章法混乱。遗民张岱回顾整个崇祯一朝的用人：

如用人一节，黑白屡变，捷如弈棋。求之老成而不得，则用新进；求之科目而不得，则用荐举；求之词林而不得，则用外任；求之朝宁而不得，则用山林；求之荐绅而不得，则用妇寺；求之民俊而不得，则用宗室；求之资格而不得，则用特用；求之文科而不得，则用武举。愈出愈奇，愈趋愈下！[20]

张岱并没有将宦官的任用单独指出，而是将“求之荐绅而不得，则用妇寺”之举，置于整个崇祯朝用人的视角下。在官员的选任途径和任职资格等方面，崇祯朝都打破了以往的惯例。宦官对政事的大幅参与甚至凌驾于部院督抚大臣之上，虽非政治运行之常态，但亦只是这一时期诸多“非常态”的一个方面；而除了宦官之外，宗室、武官甚至山野之人等，都曾被崇祯帝报以振刷朝局之希望。

崇祯朝宦官对军事的参与最为广泛深入，明亡后坚持抗清至死不屈的吴应箕，恰从战事角度对崇祯一朝进行了回顾：

袁崇焕之诛，五年平辽之对误之也；杨嗣昌之死，八月灭贼之期促之也；有高启(起)潜之分道，而后死象升于贾庄；有张若麒之督战，而后失承畴于关外；信熊文灿之招降，致贼宪(献)不复可制；勒孙传庭出关外，而后宗社随之。[21]

短短几十个字，串联起了明朝最后十几年的覆亡过程。袁崇焕、卢象升、洪承畴、孙传庭等，可堪救亡的督抚不断折损，关键战事一再失利。其中，宣大总督卢象升在朝廷的催促和指责下，仅率几千人迎战清军，关宁总监高起潜却拒不支援，致使卢象升战死于贾庄，即吴应箕所说“有高启(起)潜之分道，而后死象升于贾庄”。同样受困于监军的，还有蓟辽总督洪承畴。洪承畴率兵援锦州，本欲步步为营且战且守，但监军张若麒逼其速战速决，洪承畴不得已出兵决战，被清军围困松山长达半年之久，后投降清朝，即吴应箕所说“有张若麒之督战，而后失承畴于关外”。然而，张若麒之监军，与高起潜之监军又有所不同，除了职权上的差异外，其最显著者，即为当时人谈论宦官时不断提及的——外臣与内臣的区别。张若麒时任兵部职方郎中，是为纯粹的“外臣”，而高起潜则为“内侍”宦官，从吴应箕的论述来看，两者对于战事失利的责任并无二致。因此，在吴应箕对于崇祯朝战事的回顾中，宦官似难构成国家败亡的主要责任人。

作为明遗民的张岱、吴应箕在明亡后以更开阔的视角思考明亡原因，认为明朝的灭亡主要在于崇祯帝的治国无方。虽然对宦官的任用在整个崇祯帝用人脉络中构成了亡国的一部分，但仅以此项，确乎不足以亡国。前文曾引张岱所言，认为明亡于天启而非崇祯，亡于魏忠贤而非流贼，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先帝立贤无方，天下之人无所不用。及至危急存亡之秋，并无一人为之分忧宣力。从来孤立无助之主，又莫我先帝若矣！”[22]这样的结论因带着心有不甘的情绪而更显深刻。明遗民史家谈迁评论“先帝”时说：“寄腹心于近幸，忘向者逆案之惩创，嗟乎！先帝之患，在于好名而不根于实。名爱民而适痡之，名听言而适拒之，名亟才而适市之。聪于始，愎于终，视举朝无一人足任者。柄讬奄尹，自贻伊戚。”[23]谈迁的“视举朝无一足任”之语，与张岱所言“天下之人无所不用”，正形成相互的对应。清人唐甄曾同情崇祯帝“不得已”用宦官，但他也直言不讳说道：“女子、寺人乱天下，宠女子、寺人者谁也？”[24]

因此，明清之际有关亡国责任的讨论，虽不乏如陈鼎般的“宦官亡国论”者，但更值得留意的是，在诸多论及宦官的话语中对当朝大臣的抨击和对崇祯帝用人的批判，这都使得明末宦官之于亡国的责任降低。明亡前夕客居京师的钱 直言：“ 览国家祸败之兴，不尽由于佥壬之罪也。”[25]崇祯时锦衣卫指挥佥事王世德称：“置本兵、总、协、文武大僚于不问，专责宦官，宦官何足轻重乎？”[26]遗民史家戴笠、吴乔总结明亡原因时，对“主上”和“廷臣”皆有批评，他们称“至于阉侍之情状，古今同然，不必言也”。[27]站在清人的立场上，邵廷采认为对宦官势力的打击其实无补于事：“击亦亡，不击亦亡。”[28]李塨也称：“(烈皇帝)用宦官亡，不用宦官亦亡。”[29]康熙帝谕廷臣道：“但谓明之亡，亡于太监，则朕殊不以为然。”[30]崇祯当朝时期，舆论因崇祯帝再度信赖宦官而大声疾呼“宦官亡国论”作为对皇帝的警告，[31]但在明亡之后，当人们再度回顾与反思时，得出的结论却不尽相同。

当然，崇祯朝宦官对政事的影响并未被忽视。皇帝的决策潜移默化地受到了宦官的影响，“每当大举措，则内珰启其端，似阴中而不觉也”；[32]当崇祯朝战事孔棘之际，宦官四出并未强化作战的效果，反而“掣任事之肘，隳庶吏之心”；[33]当李自成率军兵临城下之时，奉命守内城的宦官开门投降，加剧了明朝灭亡的进程，“市主者皆腹心之臣，清宫者号知命之士。向之所用，适以为贼间而速自毙”。[34]然而，正如论者所意识到的那样，这些问题虽然发生于明末，但并非朝夕形成，而是长期的制度积累与政治传统所致。明朝的灭亡是一个朝代的终结，也是人们思考整个有明一代宦官政治的起点。

二、明代宦官政治与“有明之无善治”

明代的宦官参政几乎贯穿整个王朝终始，明太祖洪武朝宦官制度的组织基础已然成型，永乐时期，宦官更是广泛参与到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等事务中。至正统朝英宗年幼登基，内阁票拟、司礼监批红的中枢决策模式渐成定制。此后宦官势力虽有消有涨，但始终与明代政治勾连不绝。[35]因此，明清之际人们对宦官问题的反思，多不囿于明末的短暂时间范围，而是以明亡为切入点，逐步向前推进，扩展至对明代二百余年之宦官政治的检讨。

在明朝灭亡前夕的生死关头，崇祯帝仍派遣内臣守卫城门，其对宦官的信赖令人惊讶，但却也被认为与其列祖列宗一脉相承。清人邵廷采称：“成祖以此始，思陵以此终。”崇祯帝最终落得身死国灭的下场，邵氏评价道：“躬蹈覆辙，殆又甚焉。”[36]这“躬蹈”——亲身践履与传承的，正是明朝诸帝长期以来对宦官的信赖与任用。

因此，明清之际的人们更关注的是贯穿有明一代的宦官政治之独特性。黄宗羲称：“汉、唐、宋之奄宦，乘人主之昏而后可以得志。有明则格局已定，牵挽相维，以毅宗之哲王，始而疑之，终不能舍之，卒之临死而不能与廷臣一见，其祸未有若是之烈也！”[37]黄宗羲对明代宦官之祸有切肤之痛，在《明夷待访录》中他再三致意：“然未有若有明之为烈也。”“祸不若是其烈与！”[38]李塨也称：“有明宦官之祸最烈。”[39]与黄宗羲不同，清初史家傅维鳞在其史著《明书》中，并不认为明代宦官之祸甚于汉唐：“明之珰祸，甚于西京，过于宋，而稍愈于汉唐之季。”他认为其原因在于，“祖宗之防制具在。青宫豫建，无迎立废置之权；朝发暮缚，无将相交兵之乱”。[40]傅维鳞与黄宗羲两人的结论虽不同，但他们对宦官政治的描述却与明代史事皆不相悖。两人的概括亦有类似之处，黄宗羲称“有明则格局已定”，傅维鳞称“祖宗之防制具在”，思路的趋同便在此体现：即认为明代宦官的参政并非偶然与突发，而是深刻蕴含于明初的制度设计内，嵌刻于明代政治运行的环节中。

明太祖的废相之举成为明亡后人们思考明代宦官政治的关键切入点。宰相制废除后，内阁的创建和大学士票拟的施行，将皇帝从烦冗的章奏批答中解脱出来。而在票拟之后，本应皇帝亲自批红的环节，则大部分时候由司礼监太监代行。司礼监承担批红之职，与负责票拟的内阁对柄机要，宦官以合法的身份进入中枢决策程序。

对于宦官职掌批红，黄宗羲认为此为废相后的权力真空被宦官所掌握：“盖大权不能无所寄，彼宫奴者，见宰相之政事坠地不收，从而设为科条，增其职掌，生杀予夺出自宰相者，次第而尽归焉。”[41]王夫之则从皇帝的角度，通过内外廷的对比，解释了宦官如何得以将宰相之权转移，他断定，宦官掌握批红是宰相制废除后必然的结果：“夫唯开业于风雨，英敏神灵者，括万机，统一心，无所凝滞。过此以往，奏报日冗，陈案日仍，晏安日藉，声色玩好、禽马柔曼、淫音幻技日进于深宫，外劳内蛊，其不折而入于中奄者，无几也。”[42]宰相制的废除基于对以丞相为主导之外朝的防范，统治者主观上或许并未有意让宦官介入中枢决策系统之中，但在王夫之看来，后世君主的怠惰、宦官日侍左右的任使便利，使得宦官掌握批红之权成为势所必然。

当然，对于宦官任使之便利，也不乏君主的主动推进，顾炎武关注到了明宣德年间内书堂之设，是宦官能够持续掌握批红并由此体势大张的关键：“我太祖深惩前代宦寺之弊，命内官不许识字。永乐以后，此令不行。宣德中，乃有内书堂之设。……驯致秉笔之奄，其尊侔于内阁，而大权旁落，不可复收，得非内书堂阶之厉乎？”然而，顾炎武将内书堂之设置，归咎于宣宗朝诸大臣未能积极劝谏：“以宣庙之纳谏求言，而廷臣未有论及此者。”[43]而考诸明代大部分时期的历史，外朝诸臣的谏言，实难与决意倚重宦官的皇帝意志相抗衡。[44]

明代宦官由太祖、成祖时期的出使、监军，到英宗时期正式负责批红，宦官对明代政治的合法性参与由监视监督、政务处理，深入中枢决策层面，此后相沿不绝，直至明亡。对于明代宦官政治的影响，黄宗羲论述尤为深刻。他认为，内臣与外臣之间具有本质的差别：“人主之有奄宦，奴婢也；其有廷臣，师友也。所求乎奴婢者使令，所求乎师友者道德。”黄宗羲打破君尊臣卑的“小儒”之见，以“师友”看待廷臣之于君主的角色，在此基础上更凸显出宦官和廷臣两者身份和原初职掌的不同，因而他们对待皇帝的方式不同亦在情理之中：“故奴婢以伺喜怒为贤，师友而喜怒其喜怒，则为容悦矣；师友以规过失为贤，奴婢而过失其过失，则为悖逆矣。”[45]问题在于，明代政治从一开始就没有将“伺喜怒”而不“规过失”的内臣单纯约束于内廷范围内，而是将其广泛安置于政治体系之中，内臣活动场域的由内而外，也将事君的奴婢之道带入外廷之中：

自夫奄人以为内臣，士大夫以为外臣，奄人既以奴婢之道事其主，其主之妄喜妄怒，外臣从而违之者，奄人曰：“夫非尽人之臣与，奈之何其不敬也！”人主亦即以奴婢之道为人臣之道，以其喜怒加之于奄人而受，加之于士大夫而不受，则曰：“夫非尽人之臣与，奈之何有敬有不敬也！盖内臣爱我者也，外臣自爱者也。”[46]

黄宗羲以人君之口，重复了内臣的反问：“‘夫非尽人之臣与？’”两次重复的话语，展现出皇帝与宦官两者观念逐渐趋同的过程：参与到外朝行政体系中的内臣，主动忽视自身与外臣的差别，进而逐步影响到皇帝将两者等而视之。皇帝以内臣的事主之道求诸外朝诸臣事君，在皇帝的主导下，君臣之间逐渐由师友关系沦落为奴婢关系：“于是天下之为人臣者，见夫上之所贤所否者在是，亦遂舍其师友之道而相趋于奴颜婢膝之一途。”[47]

除了对君臣关系的影响外，在政治运行中，外朝诸臣不得不与宦官共事，接受宦官的监督，甚至屈居于宦官之下，在这种制度设计中，朝臣与宦官之间的关系也颇为明清之际的论者所留意。王夫之以明代史事而论：“杨一清因张永以诛刘瑾，杨涟且不得不左袒王安以抑魏忠贤，则忠端之大臣不能绝内援以有为，又恶能禁小人之媚奄腐哉？”[48]王夫之认为，如杨一清、杨涟等“忠端之大臣”结交宦官，为“心知其误，而卒不能自拔”，虽然“其情亦可愍矣”，[49]但结果却是使宦官势力进一步扩大：“欲匡君而卫国者，且绍介之以行其志，而后宦寺益张而无所忌。”[50]

与此同时，如若将朝臣对宦官的结交置于党争的政治环境中，那么即便所谓的“正人”亦有可论之处。王夫之在另一处便论道：“所谓正人者，唯以异己相倾之徒为雌雄不并立之敌；其邪者，则以持法相抑之士为生死不戴天之仇。”双方都需要结交宦官，其原因在于“非天子莫能代之以行其志，非左右持权之宦竖，莫能助己以快其欲”。[51]清初学者魏禧则指出了大臣结交宦官的另一原因：“天子高居深宫，好察察为明，大臣专务容悦，以固位苟禄，欲求所以当上意者而亡由，故不得不寄其耳目于内侍，岀漏天子之言于己，入扬己之誉于上，于是宦官势日益重而驯致于不可制。”由此，魏禧认为：“然则宦官之害，始于大臣自轻而后宦官重，大臣自贱而后宦官贵也。”[52]

不论是大臣欲振作朝政有所作为，还是在党派斗争中欲占据上风，抑或是希冀在皇帝面前奏对得当，朝臣都需要对宦官拉拢、利用甚至依附，这主要基于宦官已有力量的强大，同时又势必会加剧其势力的发展，即便是杨一清、杨涟等“以宦官治宦官”的行为，也被王夫之认为是“其术陋矣”。[53]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杨涟，人们对其批评又不止此一端，清初学者彭孙贻说：“诸珰恃宠乘时，明知身后无子孙计，为当时则荣，没则已耳，何乃杀士大夫如草芥？要亦士大夫有以成之。”[54]这是从杨涟、周宗建等上疏弹劾魏忠贤，贸然“激其怒”的角度而论。“明末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称：“公卿之贤者，务为相安无事之说，惟恐激其怒；其不肖者，又贪权固位，而阴与相比。”[55]其所谓“贤者”，在明末的典型代表是对魏忠贤势力持调停态度的内阁首辅叶向高。对于叶向高的做法，在当时，“所谓君子者，则厌其模棱”；[56]而在明亡之后，对于叶向高的处理策略，评价中又有了更多的理解，吴应箕称：“(叶)向高知珰怒不可犯，意在调护，以免缙绅之祸。”[57]《明史》将叶向高与继任首辅韩爌对比也认为：“向高有智术，笼络群奄。爌惟廉直自持，势不能敌。”[58]

揆诸明代朝臣与宦官关系的种种，有对抗、合作、依附、分化、利用等等，其姿态有无可奈何，也有甘心委身，更有拼死一搏，但无论如何处理，在明清之际的反思中，都无法被赋予正面的评价。叶向高的委曲周旋或被认为是可取的方式，而作为天子师保、外朝官僚群体的领袖，其如此姿态，又实在“其情可愍”。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黄宗羲以“一世之人心学术为奴婢之归”，[59]总结明代宦官政治的影响。

王夫之也认为，在明代宦官全面参政并凌驾朝臣的情势下，士大夫精神意气的斫丧是不可避免的：

虎贲、缀衣之不谨，而且使寺人操政府之荣辱矣。……屑屑然取四方之纲纪，责之深宫高拱之一人，而求助于刀锯刑余之厮贱；贤者无以治不肖而相与为窳，贵者无以治贱而相与为偷；不肖师贤者之窳而以淫，贱者师贵者之偷而以窃；筋力弛，手足痺，目盲耳聋，心顽思短，异类之强者，其不乘短垣而踰之也乎？[60]

在宦官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环境下，外朝群臣无法独立振作，只能与宦官合作共生，在此过程中，其自处之道愈发趋于末流。对于明代政治，黄宗羲有著名的“无善”说：“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61]王夫之概括明代政治为“仁义不立，而疑制深也”。[62]在诸人看来，这无“善”无“仁义”之政治，或始于太祖的猜忌与废相的决绝，但真正使其弥散于朝堂之上，浸润于世道人心的，正是两百余年来宦官对政治的全面且合法的参与，而成“奉行奄宦之朝政”。[63]

王夫之认为正是这样的官僚政治最终导致了王朝的覆灭：“异类之强者，其不乘短垣而踰之也乎？”由此落到了对明亡原因的反思上。顾炎武也说：“自万历季年，搢绅之士不知以礼饬躬，而声气及于宵人，诗字颁于舆皂，至于公卿上寿，宰执称儿。而神州陆沈，中原左衽，夫有以致之矣。”[64]在王夫之、顾炎武等人的逻辑中，宦官与明亡之间的因果关系并非直接关联，而是在“寺人操政府之荣辱”之下，以整个官僚群体的堕落为转承。

总体而言，明清之际人们对宦官与明代政治的反思，虽多称其“为祸”“祸患”，但并未将明代宦官直接比附汉、唐，或将落脚点简单置于“宦官亡国”之上，更多人关注的是明代在其独特的宦官政治之下，终究难以建立理想的政治生态，对士大夫政治尊严的摧折是势所必然。

三、中国古代专制政体下对宦官制度的反思

自西周时期宦官制度形成以来，[65]虽朝代不断更迭，但这一制度相沿不衰。明清鼎革之际，有关宦官问题的思考，经明末扩展到有明一代，并更经明代继续延伸，历经千年的宦官制度在此时期得到了总体回顾与反思。

宦官出现之源头为人主之欲，这已是人们的共识。黄宗羲称：“后世之君，视天下为娱乐之具。崇其宫室，不得不以女谒充之；盛其女谒，不得不以奄寺守之。此相因之势也。”[66]顾炎武、王夫之都有类似之论：“是知宦官之盛，繇于宫嫔之多”，[67] “内宠盛而后宦官兴”。[68]由此而论，消弭宦官之祸的办法便是从君主的节欲入手：“人主欲不近刑人，则当以远色为本”，[69] “女谒远，奄权自失矣”。[70]唐甄认为开国之际是铲除宦官的最好时机，因为开国之君或可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欲望：“开国之主，起于贫贱，当其贫贱之时，围十堵，覆百榱，身析薪，妻执爨。当是之时，若有一奴一婢以供使令，已过望矣。即起于侯服，亦不过巨室之家耳。”因此容易做到：“缝纫庖厨，数妾足以供之；洒扫粪除，数婢足以供之。入则农夫，出则天子，内则茅屋数椽，外则锦壤万里。”[71]由此实现在开国之际对于宦官的“斩草除根”，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新政权的期待。

然而以上之论只涉及宦官的原初职掌，并未解释宦官为何会从内廷洒扫进入外朝政治运行之中。以唐德宗而论，他被认为并非嗜欲之人：“德宗之于嗜欲也轻，而宫中无韦后、杨妃之宠，禁门无元振、朝恩之权也。”[72]但也正是唐德宗，将神策禁军的军权重新授予宦官并逐步制度化，由此构成后来宦官专断朝政、废立皇帝的最重要资本，“终唐之世，宦寺挟之以逞其逆节，而迄于亡”。[73]

其中原因，顾炎武引司马光《资治通鉴》之论，认为这仍出自皇帝的“不得已”：“昔者唐德宗即位，疏斥宦官，亲任朝士，而张涉以儒学入侍，薛邕以文雅登朝，继以赃败。故宦官武将得以藉口曰：‘南牙文臣赃动至巨万，而谓我曹浊乱天下，岂非欺罔邪？’于是上心始疑，不知所倚仗矣。”[74]王夫之也称：“德宗四顾无所倚任，而任之中官。”[75]并且他认为这是两害相较取其轻之举：“禁兵操于宦寺，而天子危于内；禁兵授之帅臣，而天子危于外。外之危，篡夺因之。”[76]

王夫之则认为唐德宗重用宦官的根源在于其好疑、好谀：“德宗始召叛臣之乱，中徇藩镇之恶，终授宦竖之权，树小人之党，其不君也足以亡，而不亡者，幸也。……论者以为好疑之过，是已。虽然，好疑者，其咎之流也，非其源也；穷本探源，则好谀而已矣。”只有谄谀的人才能得到德宗的信任，其他人则都成为被怀疑的对象：“唯善谀者能取其深信，而天下皆疑矣。……先自疑而旁皇无据，四顾不知可信之人，于是谀者起而乘之。”[77]

侯方域基于明代政治，也认为宦官得到重用，是由于皇帝对朝臣的不信任所致：“盖天下之患无穷，人主以大度应之，则无不安。苟其不能无疑，而虑人之欺己，则必思所以防之。防之而所患不必起于所防也，防之人足以为患矣！”[78]

除了唐后期和明代以外，就东汉史事而言，汉和帝时期的宦官郑众被认为开东汉宦官干政之先河，《后汉书》称：“中官用权，自众始焉。”[79]王夫之解释皇帝任用郑众的原因为：“窦宪之党，谋危社稷，帝阴知而欲除之，莫能接大臣与谋，不得已而委之郑众，宦寺之亡汉自此始。非和帝宠刑人、疏贤士大夫之咎也，微郑众，帝其危矣。”宦官是皇帝对抗外戚唯一可以依靠的力量，“使冲人孤立于上，而权臣制之，不委心膂于刑人，将谁委乎？”而之所以会出现皇帝“莫能接大臣与谋”而“不得已”委任宦官的局面，原因在于汉光武帝登基后对中枢权力结构的调整：“揆所自始，其开自光武乎！崇三公之位，而削其权，大臣不相亲也；授尚书以政，而卑其秩，近臣不自固也。”三公空有其位而实权被剥夺，尚书职权扩大却地位不崇，分散的相权被外戚所攫取，皇帝则在政治斗争中缺乏朝中重臣的助力，宦官的趁势而起便是基于皇帝的客观需要。可见王夫之以东汉史事再度论证，即便皇帝不得已而用宦官，其根源亦在“人主之疑”：“明主一怀疑而乱以十世，疑之灭德甚矣哉！”[80]

王夫之的思考并未止步于汉光武帝的削弱相权，而是将视角进一步推远，真正追根溯源，回到废相之举的源头——西周，对周文王的废相不立进行重新审视：“盖周之不置相也，前乎此者无所因，而始之者文王也。”王夫之认为，周文王改变夏商的置相传统，而使三公“虚有论道之名而政非其任”，“上不敢逼天子之威，下不能侵六官之掌”，宰相变得徒有虚名而无实权。但文王废相之举是基于当时形势的变化，“不能以舜、禹、皋陶期天下之士”，所以“不敢以自逸”，只能“躬自厚而薄责于天下”，[81]将繁重的国家统治之任置于一己之身。然而后世君主不体察圣王心术的精微和时移世易的道理，一味继承、比附“文王不置相”的形式，来为自己的专制统治张目：

缘此而后世之以勤劳开国者，恃其精明刚健之才，师《周官》而一天下之权归于人主，禁制猜防，上无与分功，而下得以避咎，延及数传，相承以靡，彼拱此揖，进异族而授之神器，师古无权，而为谋不远，又岂非理势之必然者乎？[82]

由此而与黄宗羲所言“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83]形成同时代的思想呼应。黄宗羲称宰相制废除后，“彼宫奴者，见宰相之政事坠地不收，从而设为科条，增其职掌，生杀予夺出自宰相者，次第而尽归焉”。[84]王夫之也认为，后代君主效仿周文王削弱相权乃至废相，而使“寺人操政府之荣辱”。在黄宗羲、王夫之等人看来，宦官政治产生和发展的土壤正源于这样的专制统治：一方面，君主出于对朝臣的防范和疑惧，往往主观上以宦官的力量去制衡、监督朝臣；另一方面，“以一人之疑敌天下”[85]必将导致“一天下之权归于人主”，[86]典型表现是相权被不断削弱乃至消解，这样的形势客观上也为宦官势力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和空间。

更进一步而言，“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87]的心态，正是君主将天下视为私产的必然结果。正如明末清初学者吕留良所说，专制制度“纯是一个自私自利，惟恐失却此家当”。[88]因此权力结构的设置全部围绕如何逐利和如何防范，黄宗羲有言：“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89]在对“家天下”批判的基础上进一步推演，则最终涉及对君主之起源与职分的再思考。王夫之论君主的起源：“圣人审物之皆然而自畛其类，尸天下而为之君长。区其灵冥，湔其疑似，乘其蛊坏，峻其墉廓，所以绝其祸而使之相救。”[90]黄宗羲也认为君主的职分应当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91]

除私天下带来的“君主之疑”外，君臣体势的悬殊也被认为是宦官势力发展的重要原因，如魏禧称：“天子罕接臣下，而必假奄人以岀纳其命。”[92]侯方域也认为：“天下所以畏宦官者，不能见天子也。故今日之患，在于朝廷之体过尊。”[93]对于君臣体势的悬殊，吕留良认为这正是源于君主对自身的职分不明：“天为生民而作君，君为生民而求臣。君臣之分虽严，其情实亲近。自秦人无道，上下猜忌，为尊君卑臣之礼，而君臣师友之谊不可复见，渐且出宦官、宫妾之下矣。”[94]由此而与王夫之、黄宗羲对君主职分的反思殊途同归。

由以上分析可见，明清之际，宦官并非仅仅被认为是皇帝多“女谒”的结果，持论诸人中的洞见敏锐者，进一步质疑专制统治下君主一人独揽大权的权力结构以及君臣等级秩序，最终落脚于对君主之起源与职分的反思。

毫无疑问，这样的思考终有其边界，正如对专制政体的批判通常要回溯三代，反向而言，在没有思想资源的情况下，对君主之存在本身的批判似并无可能，即便王夫之提出“有天子而若无”“无天子而若有”的想法，也是基于“有圣主兴”而“豫定奕世之规”的前提之下。[95]正是基于君主制的边界，明清之际的人们，对于如何消除宦官之祸，大多并无更好的建议。除了控制君主之欲以外，人们在承认宦官政治能量的前提下，也提出了更为折中的宦官管理办法，顾炎武指出，对于宦官，往往“人臣不敢执而问”，只有“阍人、寺人属于冢宰，则内庭无乱政之人”。[96]

侯方域仍以明代而论：“中贵苛刻暴横，民间私语皆采以上闻，交接往来稍有涉于朝臣者，罗织株连，必中伤之而后已。其身之贤否，则惟司礼监得以议之。夫耳目所闻见，内侍之斥外臣者月常四五，而大珰之考核其属，穷岁不得一也。”宦官大量进入政治运行之中，却又不被纳入正常的考核体系内，宦官得以监督监视甚至凌驾于朝臣，而朝臣却缺乏对宦官的制衡，在此情况下，侯方域提出：“即以宦官之所以制朝臣者，使朝臣得以制宦官，则善矣。”[97]曾提议彻底消除宦官的魏禧，也意识到此举或许难以实现，而称：“后世人主，苟不能行吾说，苐仿周礼奄人掌于太宰之制，使宰相得以制其死命，则亦庶乎得半之道矣！”[98]

然而，黄宗羲却认为：“后儒以寺人隶于冢宰，谓《周官》深得治奄之法。夫刑余之人，不顾礼义，凶暴是闻，天下聚凶暴满万，而区区以系属冢宰，纳之钤键，有是理乎？”他的建议看似仍不出控制皇帝之欲：“吾意为人主者，自三宫以外，一切当罢。如是，则奄之给使令者，不过数十人而足矣。”但最后他对皇位传承世袭制的否定，可谓釜底抽薪：“议者窃忧其嗣育之不广也。夫天下何尝之有！吾不能治天下，尚欲避之，况于子孙乎！彼鳃鳃然唯恐后之有天下者不出于其子孙，是乃流俗富翁之见。故尧、舜有子，尚不传之。宋徽宗未尝不多子，止以供金人之屠醢耳。”[99]历代皇帝为多子嗣而多女谒，女谒多而宦官盛，这样的因果链条被黄宗羲以“传贤不传子”的思路彻底打破，由此可见，在以君主制为前提下，明清之际对于宦官问题的思考所能达到的思想高度。

余　论

明朝的灭亡是一个王朝命运的终点，也是诸多问题得以被全面审视和思考的起点，宦官问题正是这诸多问题中的一个。通过上文的叙述，可以看到汇集众人力量而成的一条思想脉络由近及远、由浅入深的演进过程。明清之际虽然不乏“宦官亡国”的持论者，但亦有多人认为相较于崇祯帝而言，明末尤其是崇祯朝的宦官，并不构成明亡的主要责任人；将视野扩展到整个明代，人们所论明代的宦官之祸，亦多不在于其对国祚久暂之影响，而在于其对包括皇帝和士大夫在内的政治参与者之心态和行为取向的消极影响；再进一步而言，几乎与整个中国古代历史相伴随的宦官政治，诸人论其起源与发展，皆离不开君主“家天下”之专制统治。

宦官制度自西周时期正式确立，此后一直与中国古代政治发展相伴随，在明清之际人们的思考中，对于宦官负责内廷洒扫的原初职掌多无异议，而对于宦官不断进入外廷政治运行之中，则几乎从未给予真正意义上的肯认。毫无疑问，有关宦官为祸的历史记忆和教训，是这一认识的根基，同时，占主导话语权的士大夫也认为，生理上的变化为这一群体带来了原罪：“肾为身根，掘身之根，其痛非常痛也，其害非常害也。……其求太监能忍若此，则其谋富贵何所不为？而犹欲得其忠于所事，何不思之甚乎！”[100] “人道绝而髭已凋、音已雌矣，何恤乎其不冒死而求逞于一朝？”[101]“自视其身，轻如腐鼠，而谓其重人国家之事哉？”[102]然而，明亡之时以王承恩为代表的宦官殉义之行为，又给这样的话题带来了复杂性，孙奇逢便以“纯忠大义”[103]称之。

与明清之际舆论对宦官群体和宦官政治的总体批判不同的另一面是，在明代士大夫为宦官撰写的墓志铭中，则出现了一个个品行端正、成就突出，甚至毫不逊于士大夫的美好的宦官形象。当然，这样的文章多不被收录到作者的文集之中。[104]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其说是士大夫的虚伪，莫不如说是当时的制度设置所致：明代宦官的政治参与尤其是司礼监宦官的批红，是制度运行必不可少的环节，因此文人与宦官，尤其是内阁阁臣与司礼监太监的交往势所必然；但又因长期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祖制的限制等原因，使得宦官在政治运行中的合法参与，也难理直气壮地被言说，[105]士人与宦官的交结，更不可传示世人。而如果进行立场的转换，那么，与其说这是士人的两难选择，莫不如说是明代宦官群体在政治文化传统与当下政治制度之间的尴尬处境，由此亦可窥见千年君主专制政体下，宦官处境的另一个侧面。

作者简介：李文玉，历史学博士，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史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明代政治史。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研究专项“中国历史上中央权力配置的演变与得失”(20@WTH006)

[1] 如吴燕真《清初四大儒议论宦官问题之探析》 (《辅大中研所学刊》2007年第17期)对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四人关于宦官问题的言说予以分别陈述，并试图分析其对于清廷宦官政策的影响；何冠彪《王船山之宦祸论》 (《新亚学术集刊》1979年第2期，第57－70页)以王夫之为主，兼采同时代其他思想家，展现出诸人关于“宦官得势之因由”“奄宦坐大之分析”“消弭宦祸之方法”等几个问题的集中思考；闫瑞《清修〈明史〉序与论赞的书写》(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20年)在第六章第三部分讨论了在《明史》相关序与论赞中对于宦寺之祸的认识，认为出现了从“宦寺之祸在于君主之任人唯亲”到“宦寺之祸在于党人之附丽”的变化。

[2](清)陈鼎：《东林列传》卷三《杨涟左光斗列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86年，第458册第210页。

[3](清)陈鼎：《东林列传》卷一三《冯从吾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58册第341页。

[4](清)邵廷采著，祝鸿杰校点：《思复堂文集》卷九《史略·宦侍》，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29页。

[5](明)张岱著，栾保群校点：《石匮书后集》卷六一《宦者列传》，故宫出版社2017年版，第3985－3986页。

[6](清)法式善著，涂雨公校点：《陶庐杂录》卷一，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3页。

[7](清)李塨：《平书订》卷五《建官第三 (下)》，新文丰出版公司编辑部：《丛书集成新编》第26册，新文丰出版公司2008年版，第389页。

[8](清)唐甄著，黄敦兵校释：《潜书校释》下篇上《格君》，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162页。

[9](清)唐甄著，黄敦兵校释：《潜书校释》下篇上《格君》，第162页。

[10](清)法式善著，涂雨公校点：《陶庐杂录》卷一，第13页。

[11](明)史惇：《恸余杂记·用内臣》，《四库禁毁书丛刊》本，史部第72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113页。

[12](清)唐甄著，黄敦兵校释：《潜书校释》下篇上《格君》，第162页。

[13]《明史》卷三○五《张彝宪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827页。

[14](明)谈迁著，张宗祥校点：《国榷》卷一○○，思宗崇祯十七年三月壬寅条，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6040页。

[15](清)邵廷采著，祝鸿杰校点：《思复堂文集》卷九《史略·宦侍》，第429页。

[16](清)查继佐：《罪惟录》卷一七《毅宗烈皇帝纪》，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86页。

[17](清)李逊之：《三朝野纪》卷五《崇祯朝》，《续修四库全书》本，史部第43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20页。

[18]如明末刘宗周上疏称：“仰祈圣明幡然感悟，以亲内臣之心亲外臣。”
参见(清)刘汋：《先君子蕺山先生年谱》卷上，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58册，北京图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4页。

[19](明)史惇：《恸余杂记·用内臣》，《四库禁毁书丛刊》本，史部第72册，第113页。

[20](明)张岱著，栾保群校点：《石匮书后集》卷一《烈帝本纪》，第3488页。

[21](明)吴应箕：《楼山堂集》卷一九《原将》，《续修四库全书》本，集部第1388册，第582页。

[22](明)张岱著，栾保群校点：《石匮书后集》卷一《烈帝本纪》，第3488页。

[23](明)谈迁著，张宗祥校点：《国榷》卷一○○，思宗崇祯十七年三月辛亥条，第6058页。

[24](清)唐甄著，黄敦兵校释：《潜书校释》上篇下《鲜君》，第91页。

[25](清)钱 ：《甲申传信录》卷三《宦官》，上海书店出版社1982年版，第52页。

[26](清)王世德：《崇祯遗录》，《四库禁毁书丛刊》本，史部第72册，第29页。

[27](清)戴笠、(清)吴乔：《流寇长编》卷首《自叙二》，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8页。

[28](清)邵廷采著，祝鸿杰校点：《思复堂文集》卷九《史略·宦侍》，第429页。

[29](清)李塨：《平书订》卷五《建官第三 (下)》，新文丰出版公司编辑部：《丛书集成新编》第26册，第389页。

[30]《清圣祖实录》卷一五四，康熙三十一年正月己卯条，《清实录》第5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01页。

[31]刘宗周上疏称：“自古未有宦官典兵不误国者。”参见 (明)谈迁著，张宗祥校点：《国榷》卷九○，思宗崇祯二年十一月戊戌条，第5503页。刑科给事中李世祺上疏称：“观军敕使，昔为祸本。”参见(清)汪楫：《崇祯长编》卷五一，崇祯四年十月辛亥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2971页。总理粮储南京户部侍郎吕维祺上疏称崇祯帝对宦官的任用，为“取一时之近效而酿无穷之远患”。参见(清)汪楫：《崇祯长编》卷五三，崇祯四年闰十一月庚子条，第3070页。

[32](明)夏允彝：《幸存录》卷下《门户杂志》，《续修四库全书》本，史部第440册，第545页。

[33](明)谈迁著，张宗祥校点：《国榷》卷九七，思宗崇祯十三年三月戊子条，第5859页。

[34](清)邵廷采著，祝鸿杰校点：《思复堂文集》卷九《史略·宦侍》，第429页。

[35]参见胡丹：《明代宦官制度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1－56、379－384页。

[36](清)邵廷采著，祝鸿杰校点：《思复堂文集》卷九《史略·宦侍》，第429页。

[37](清)黄宗羲：《明夷待访录·阉宦上》，吴光主编：《黄宗羲全集》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44页。

[38](清)黄宗羲：《明夷待访录·阉宦上》，吴光主编：《黄宗羲全集》第1册，第44、45页。

[39](清)李塨：《平书订》卷五《建官第三 (下)》，新文丰出版公司编辑部：《丛书集成新编》第26册，第389页。

[40](清)傅维鳞：《明书》卷一五八《宦官传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史部第40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330页。

[41](清)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置相》，吴光主编：《黄宗羲全集》第1册，第9页。

[42](清)王夫之：《黄书·任官第五》，《船山全书》第12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526页。

[43](清)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日知录集释》卷九《宦官》，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569页。

[44]唐甄便认为崇祯朝诸臣的劝谏反倒加剧了崇祯帝任用宦官之心：“当日之进言于庄烈者，皆不能救其死而徒沮其行者也，固益增其烦懑而惟恐其言之入耳也。” 参见(清)唐甄著，黄敦兵校释：《潜书校释》下篇上《格君》，第162页。

[45](清)黄宗羲：《明夷待访录·阉宦上》，吴光主编：《黄宗羲全集》第1册，第44页。

[46](清)黄宗羲：《明夷待访录·阉宦上》，吴光主编：《黄宗羲全集》第1册，第44－45页。

[47](清)黄宗羲：《明夷待访录·阉宦上》，吴光主编：《黄宗羲全集》第1册，第45页。

[48](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七《后汉和帝》，《船山全书》第10册，第274页。

[49](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五《汉成帝》，《船山全书》第10册，第183页。

[50](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七《后汉和帝》，《船山全书》第10册，第274页。

[51](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六《唐文宗》，《船山全书》第10册，第987页。

[52](清)魏禧：《魏叔子文集外篇》卷三《变法下》，《续修四库全书》本，集部第1408册，第394页。

[53](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六《唐宣宗》，《船山全书》第10册，第1021页。

[54](清)彭孙贻：《明朝纪事本末补编》卷五《宦官贤奸》，(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600页。案：《明史纪事本末》书后附录彭氏之作，书名作《明史纪事本末补编》，系有误。

[55](清)侯方域：《壮悔堂文集》卷七《宦官论》，《续修四库全书》本，集部第1406册，第36页。

[56](清)彭孙贻：《明朝纪事本末补编》卷五《宦官贤奸》，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第1598页。

[57](明)吴应箕：《启祯两朝剥复录》卷一，《续修四库全书》本，史部第438册，第385页。

[58]《明史》卷二四○《韩爌传》，第6245页。

[59](清)黄宗羲：《明夷待访录·阉宦上》，吴光主编：《黄宗羲全集》第1册，第45页。

[60](清)王夫之：《尚书引义》卷五《立政周官》，《船山全书》第2册，第399－400页。

[61](清)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置相》，吴光主编：《黄宗羲全集》第1册，第8页。

[62](清)王夫之：《黄书·任官第五》，《船山全书》第12册，第526页。

[63](清)黄宗羲：《明夷待访录·阉宦上》，吴光主编：《黄宗羲全集》第1册，第44页。

[64](清)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日知录集释》卷一三《流品》，第776页。

[65]参见余华青：《中国宦官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8－85页。

[66](清)黄宗羲：《明夷待访录·阉宦下》，吴光主编：《黄宗羲全集》第1册，第45页。

[67](清)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日知录集释》卷九《宦官》，第569页。

[68](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八《后汉桓帝》，《船山全书》第10册，第318页。

[69](清)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日知录集释》卷九《宦官》，第569页。

[70](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八《后汉桓帝》，《船山全书》第10册，第318页。

[71](清)唐甄著，黄敦兵校释：《潜书校释》下篇下《去奴》，第221、222页。

[72](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四《唐德宗》，《船山全书》第10册，第913页。

[73](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四《唐德宗》，《船山全书》第10册，第928页。

[74](清)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日知录集释》卷九《宦官》，第576页。

[75](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四《唐德宗》，《船山全书》第10册，第928页。

[76](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四《唐德宗》，《船山全书》第10册，第929页

[77](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四《唐德宗》，《船山全书》第10册，第943－944页。

[78](清)侯方域：《壮悔堂文集》卷七《宦官论》，《续修四库全书》本，集部第1406册，第36页。

[79]《后汉书》卷七八《郑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512页。

[80](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七《后汉和帝》，《船山全书》第10册，第273页。

[81](清)王夫之：《尚书引义》卷五《立政周官》，《船山全书》第2册，第397－399页。

[82](清)王夫之：《尚书引义》卷五《立政周官》，《船山全书》第2册，第399页。

[83](清)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置相》，吴光主编：《黄宗羲全集》第1册，第8页。

[84](清)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置相》，吴光主编：《黄宗羲全集》第1册，第9页。

[85](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一《晋武帝》，《船山全书》第10册，第425页。

[86](清)王夫之：《尚书引义》卷五《立政周官》，《船山全书》第2册，第399页。

[87](清)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一《郡县论一》，《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8页。

[88](清)吕留良：《吕晚村先生四书讲义》卷二九《中庸六》，《四库禁毁书丛刊》本，经部第1册，第705页。

[89](清)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法》，吴光主编：《黄宗羲全集》第1册，第6－7页。

[90](清)王夫之：《黄书·原极第一》，《船山全书》第12册，第501页。

[91](清)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吴光主编：《黄宗羲全集》第1册，第2页。

[92](清)魏禧：《魏叔子文集外篇》卷三《变法上》，《续修四库全书》本，集部第1408册，第391页。

[93](清)侯方域：《壮悔堂文集》卷七《宦官论》，《续修四库全书》本，集部第1406册，第36页。

[94](清)吕留良：《吕湾村先生四书讲义》卷六《论语三》，《四库禁毁书丛刊》本，经部第1册，第535页。

[95](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三《东晋成帝》，《船山全书》第10册，第474页。

[96](清)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日知录集释》卷五《阍人寺人》，第272页。

[97](清)侯方域：《壮悔堂文集》卷七《宦官论》，《续修四库全书》本，集部第1406册，第37页。

[98](清)魏禧：《魏叔子文集外篇》卷三《变法下》，《续修四库全书》本，集部第1408册，第394页。

[99](清)黄宗羲：《明夷待访录·阉宦下》，吴光主编：《黄宗羲全集》第1册，第46页。

[100](清)唐甄著，黄敦兵校释：《潜书校释》下篇下《丑奴》，第219页。

[101](清)王夫之：《尚书引义》卷一《舜典四》，《船山全书》第2册，第257页。

[102](清)侯方域：《壮悔堂文集》卷七《宦官论》，《续修四库全书》本，集部第1406册，第38页。

[103](清)孙奇逢著，朱茂汉点校：《夏峰先生集》卷七《司礼监掌印云峰高公墓表》，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50页。

[104]参见李建武：《明代内官社会交往关系管窥——— 以内官墓志撰写为视角》，《江西社会科学》，2014年第12期；李建武：《明代内官墓志撰写与流传探析》，《历史档案》，2017年第1期。

[105]例如明代正德朝、万历朝两次颁行的《大明会典》，皆未将宦官机构与职掌单独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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