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记“文革”

孙红飞

　　“文革”不是一个人的名字，是国人熟知的“文化大革命”的简称。用“记”字而非用“忆”字是因为我们这个年龄阶段的人没有亲身经历过“文革”，我们知道的“文革”都来自于互联网或是媒体的贡献，轻点鼠标或是去图书馆翻阅年代已久的报纸，有关“文革”的事件便跃然于眼前，这个话题在八十年代初绝对是禁忌的词语，只有官方才有资格去享受。

但十年浩劫的“文革”不可能从国人的记忆中抹杀，那我们就有义务记住这段历史，特别是我们这些没有经历“文革”的且已步入中年的人和现在把“圣诞节”当过春节一样的90后、00后们。

自费订阅的《南方周末》的副刊部推出的“记忆碎片”栏目中由作者马云龙写的《屎壳郎采蜜的浪漫》（刊登于2014年11月13日）一文讲述了作者聆听老师王国立讲的有关屎壳郎的典故：1958年“大跃进”时，河南省在全国大出了一次风头，而长葛县在各个领域也放了一系列的“卫星”格外引人注目，其中有给“驴刷牙”、”“牛戴口罩”等先进经验。在“大跃进”高潮阶段，长葛县教育系统也不甘落后：

语文科如何“放卫星”——世界上作品字数最多的文豪是谁？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有多少字，要超过他。于是，全校师生齐动员，每人写一段，加在一起就算是一本著作，总字数竟达五百多万。师生们拉着满满一车书稿，敲锣打鼓到县委去报喜：“我们一星期就超过托尔斯泰了”。

历史课如何“放卫星”---毛主席不是说要“厚古薄今”吗？历史难道非要从三皇五帝讲到如今，为什么不能倒过来讲？于是，历史教师不分日夜地忙起来，新编了一套教材，从1949年讲起，一直讲到原始社会。然后又到县委报喜：我们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倒编历史”的教材。

政治课如何“放卫星”---毛主席不是说过“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和“学生能够超过老师吗”？为什么上课总是老师讲学生听？于是上课时老师坐在下面听，而学生们轮流站到黑板前讲。

生物老师见其他老师都有经验了非常着急，在教育局长的点拨下想出一招：你看小蜜蜂才多大一点？地里的屎壳郎有多大？要是能让屎壳郎都去采蜜，那蜂蜜的产量会增加多少倍？于是，全校师生都到野外和粪坑中去捉屎壳郎，抓来后就放在教室里，等待着它们去采蜜。

看完这篇文章，我在为国人创造性思维感慨的同时，也被那个年代国人高涨的工作热情所折服。那是一个让人发狂甚至发癫的年代。资深刑警辛鹏云一句话就概括了全部：那是一个人主宰整个中国的年代。

“文革”期间，还有一个时代产物就是《毛主席语录》和其衍生出的“毛主席纪念像章”。前者以红色小本风靡于全中国，后者成了世人的一种珍藏品。就在我构思这篇文章的时候，有幸读到《今古传奇》（2014年第7期）上的一篇《毛主席语录50年》文章，其中一段对话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文革”期间人们开口便提毛主席语录的无奈：

“为人民服务，同志，我问点事。”

“要斗私批修，问什么事啊？”

“灭资兴无，我照个相。”

“破私立公，照几寸？”

“革命无罪，3寸的。“

“造反有理，您拿钱吧？“

“突出政治，多少钱？”

“立竿见影，6毛3。”

“批判翻动权威，给您钱。”

“反对金钱挂帅，给您票。”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谢谢。”

“狠斗私字一闪念，不用了。”

读完上面这些真实记录“文革”年代的语言对白，我再一次陷入了深深得沉思。我们这代人也是伴随着《毛主席语录》中的一些话长大的。像从小教师黑板上贴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波”，老师在考试前、比赛前喜欢对我们说的“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等也是《毛主席语录》的贡献。

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思考现实和未来。我们这一代人不能忘记历史，唯有更好的记住历史，才能让我们在现实和未来中不在重蹈覆辙。（2016年写于张汴，孙红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