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真相 ——关于“河阳整训”问题（王子近）

木人

历史真相

——关于“河阳整训”问题

郑伯克说：

1948年郑敦到昆明，是带着华南分局与省工委联系的口号来的，没有带文件。他自己说，是来传达南方局和华南分局的指示的。郑敦讲，南方局与华南分局要他来与我商量，口头征求我的意见。第一个方案，是划一部分云南的地方给他们。第二个方案，是把云南全省划给他们。第三个方案，是把云南省工委的书记、委员，全部调走，由他们来接收、处理。当时，他们不了解云南情况，又毫无接收的准备工作，如何接收?怎么处理？郑敦还说：第一方案，划一部分地方给他们，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一纵队的主力，一定要交给他们，带到广西靖镇区去，是最低方案，是起码的要求。

郑敦讲的事情这么大，没有个文字依据，我们难办。我告诉郑敦，我个人，是党的干部，工作需要，调到哪里都可以，请组织上下个通知，叫到哪里，就到哪里。你说的事情很大，要和省工委的其他同志研究一下。

我把张华俊从滇南调回昆明。我和候方岳、张华俊，我们三个人到大观楼，租了个小船，坐到余家花园，在小船上开会研究。我把郑敦讲的内容，大概讲了一下，没有全讲，恐怕全讲他们接受不了。我们都怀疑郑敦。我专门写了一封航空信给钱瑛大姐，用隐语问：麻子（郑敦）讲的怎么样?由于这封信是通过邮局寄的，郑敦向我讲的内容是什么，他们提出的三个方案，信上都不能写，没有写。我的信寄出去之后，收到钱大姐的复信。复信也是通过邮局寄来的。信上说：照麻子（郑敦）说的办。郑敦给我说：讨蒋自救军，一定要交给他们，划给他们的地方、部队，他们改名为桂滇边工委来领导。郑敦讲，广西靖镇区，如何好……如何好……。

郑敦来云南传达南方局和华南分局指示的问题，解放后，1956在北京，我问钱瑛大姐。钱大姐说，他们当时在两广站不住脚，退到越南，在越南也很困难，要求划一部分云南的地方给他们，让他们进云南。情况就是这样。

候方岳说：

1949年1月16日我与杨萍一起飞香港。18日晨，一起到华南分局，向南方局组织部长钱瑛和华南分局书记方方汇报。当我汇报到郑敦自称是华南分局代表，代表华南分局到昆明传达分局指示，命令云南省工委把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第一纵队主力交给他带到靖镇区。实际上，当时，靖镇已不存在。自救军部队千里进军，被迫入越，蒙受重大损失时，方方同志说，郑敦绝不是代表，也没叫他传达指示。只是叫他向滇工委建议，云南游击队向罗平、广南、富宁靠拢，与广西游击队背靠背配合作战。方方同志还说，你们为什么那么幼稚？相信他是代表。你们把千多人的队伍交给他带走，不怕拖垮吗？

祁山说：

1949年初，候方岳和杨萍两个到香港这件事，我知道。我和杨萍来昆明后，郑伯克、候方岳、杨萍、我还开了个会，然后他们两个到香港，查这件事情，问方方。方方说，他们不是那么回事，并没有说叫我们带着部队去和他们会师。候方岳对下河阳有意见，还写了个材料。我说，老候，这事咱们还是想办法把它统一一下算了。你说，如果说我们不是执行中央分局的指示，——这是省工委扩大会议正式定的——而是执行了郑敦假借分局名义的指示，把部队带走，那首先是省工委就受骗了。这段历史怎么写？候方岳说，骗也是骗了，但最后，他没有受骗。在这个问题上，候方岳直到现在还是这个观点。我说，老候，认识总得要统一啊！到现在还不统一不好啊！他说，我的意见只能是这样的了，我们要对历史负责，实事求是。

我和子斋同志也谈过这个问题。当时，要把部队带到广西，我们确实有困难。但在省工委的会议上，郑敦把广西靖镇边区，说得天花乱坠，什么公路两旁的白杨，风吹来是怎么样的飘荡……。紧靠着越南，敌人压力大时，可以转移到胡志明那里。传达分局指示，硬要把部队带走。我们两个，从大局出发，表示服从分局指示，省工委决定，回去做部队的工作。

当时，省工委会议上定的，是去广西靖镇边区，谁也不知道要到越南河阳。到靖镇边区的任务是会师整训，并没有决定把我们这个部队交给他们，也没有决定把滇东南这块地方划给他们，没有。到了河阳之后，他们要编我们这支部队，我不赞成。大概我这个人顶得凶一点。所以，郑敦在整党的时候提意见，说祁山是小奸雄。大奸雄是曹操。

当时，郑敦说是中央分局指示，要到靖镇边区，谁也不知道要到越南河阳。滇东南这块地方被划掉。在西山开省工委扩大会议时也没有讲，没有听说过。会上只是说，要到靖镇边区与粤桂边部队会合。（问朱家璧）你说，子斋我们两个来昆明，接受任务之后回去传达，是不是说了我们部队划给他们领导？朱家璧：没有。张子斋：是会师嘛！

我们的目的地，是靖镇边区。打了广南（攻克广南县城)之后，到滇越边界田蓬。问两广人，说靖镇边区还要往广西去，到了广西的缅良还没有找到。从缅良出发，才在一条茅草很高的小路上，碰到他们一个小分队，八、九个人，（朱家璧:队长，丁老五）。见着后，郑敦赶快上前去打广话，才知他们部队已从靖镇边区撤走，撤到了越南的保洛州。他们的部队（一共四百多人）在越南，是越南国防军的编制，他们穿越南国防军的军装，向越南人领饷。

到保洛，在保洛河边，住了几天，仍然找不着两广部队，粮食很困难。后来通过越共，才知道两广部队还在几天路之外的河阳。去河阳，没粮食，还要过苗王区，只好去和苗王谈判。（朱家璧：和苗王谈判是我去的。）先派了两个人去与苗王联系，苗王不干，指名要你去。你去了一次，谈判过江问题。过江以后，我们一起又去了一次，到苗王的碉堡里面，与那个日本人谈。（二战时流落在越南帮苗王的日本军人。）就这样，过苗王区进到河阳。一到河阳就恶性疟疾大发作，死了那么多人，造成那么大损失。我们要向华南分局发电报，讲清楚我们的情况。

朱家璧：电报是我交给郑敦的。电报报告三个事情：一、我们部队已经到达河阳同粤桂边部队会合了。二、我们来了多少人，有多少武器。三、我们来了以后，部队疾病很严重。郑敦接过电报，在口袋里揣了十多天，然后退回给我，说：电报发不通。他们要发的就发得通，我们的就一个都发不通。

杨治平说：

我是1941年人党的地下党员。1948的3月云南省工委通知我，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已经发动，打了几仗，有伤员，急需医务人员，要我和爱人一起到游击队做医务工作。我随即到滇东南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一纵队，做医务工作的负责人(后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区纵队医务处处长）。

到部队后，一看，是一支非常可爱的游击队，骨干多是地下党员、民主青年同盟成员，纯洁、热情、勇敢的知识青年多。许多人是爱国民主运动的学生领袖，民主堡垒的精英，有的在“一二一”运动中受过伤。其中，还有一些女大学生、中学生，她们是我们革命游击队的战士之花。战士多是山区，兄弟民族贫苦农民，非常朴实、勇敢、真诚。部队干部战士同甘共苦，纪律严明，所到之处，为群众做好事，打下城镇，开仓给群众分粮，我是医生，给群众治病，深受群众欢迎。纷纷参军参战。从西山、圭山起义起，几个月时间，在敌人围剿追击的频繁战斗中，主力发展到千人以上，攻克县城两座。1948年8月，千里进军广西会师不果，南下越南寻找两广游击队。进人越南后，由于越北边境河阳一带，系高疟疾病地区，时值蚊虫消涨高峰季节。部队人员多来自高寒山区，不适应亚热带丛林疟瘴环境，且长期行军作战，体力已有削弱，兼之给养困难，医药条件甚差，短期之内，部队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人员，感染了疟疾和其他热带疾病。8月至10月七十天中，因病死亡一百五十多人。后来，在人员身体尚未康复，抗病能力低弱，许多人仍是疟疾带菌者的情况下回国。时逢天气寒冷，衣着单薄，作战频繁，因疾病复发而死亡的约四百余人。讨蒋自救军入越时，近一千一百人。在越病亡和回国时发病短期内亡故的，共计六百多人，是一个极为惨痛的教训。“为什么要去越南？”这是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应该得出郑重的历史结论，以慰死难烈士的英灵，而为后世之借鉴。

柴爱国:

我原名柴春国，为纪念叔父给法国人修滇越铁路被法国人打死，改名柴爱国。1914年出生于宣威格宜区发马坡村的一个贫农家庭，本人手工业工人成份。1931年秋，入曲靖中学，在共产党员赵廷龙、缪沛章领导下，读《共产党宣言》、赵祚传烈士的《农民四字经》和党内文件的手抄本。发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至死不变心。

1932年夏，地主逼债，家庭断了生路缀学回家，从事农民运动。1934年，光山(又名得勒梁子）土司加租、改斗、夺佃。我就和陆小怀、石吉安把农民组织起来，发动光山暴动。光山暴动受挫，石吉安等十七人惨遭杀害。另十七户农民，转移到海河隐蔽，继续坚持斗争。1936年，组织秘密革命团体“培智社”。同年，国民党下令进剿光山，备木乡乡长方金槐带队打头阵，方部九十多人，被我全部歼灭。后续部队缩回县城，把光山划为“废区”，废除苛捐杂税，封锁围困。

由于地下党遭到破坏，赵廷龙、缪沛章不知去向。1936年秋，派尹广泽去陕北找党，一去杳无音信。1937年，又派“培智社”成员陶正昌去延安找党，亦无结果。（候方岳说：尹广泽去陕北找到了党，在战斗中被俘，被关进集中营。陶正昌去延安，中途被国民党抓去当兵。）1938年，我以皮匠身份进城找党。至1940年，终于找到杨兴楷同志，他介绍我加人中国共产党。一入党就是正式党员，不要候补期，当党小组长。同年七月党支部成立，任组织委员。1942年初，根据杨兴楷准备建立滇川黔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布署，带领费省亲（费跃）、陈士林、柴正海等同志，到会泽、巧家地区开展工作。同年六月，到昆明向杨兴楷汇报。他说：因工作变动失掉了组织关系，叫我停止组织活动。这又使我陷入怅惘之中，只好以读书为名进宣威师范找党。巧遇地下党员蒋程高、姜克夫同住一个宿舍。我提出找党的愿望，他们与我接上工作关系，经上级组织决定，由姜克夫负责与我联系，对我进行考查。要我退学做农村工作。离校后，首先，把工作重点放在整顿、巩固、扩大农村据点上，在县城搬运工人中组织了工人自卫队。

1944年冬，日本侵略军攻占贵州独山、都匀。姜克夫传达省工委指示，如日军侵入云南，就要发动游击战争，派我到云贵边境，准备建立游击根据地。

经过三年的考察和考验之后，1945年7月，姜克夫介绍，候方岳接收我重新入党。命我回农村继续发动群众，准备武装斗争。1946年秋，省工委派蒋永尊来领导组建游击队“六六”分队。但同年七月，省工委为谗言所惑，决策失误，派李德仁接替蒋永尊。1947年10月底，李德仁召开发马坡会议。会前，向我宣布：不准带枪，不准和群众接触，不准提意见，并指定杨峰(候琼邦)把我监视起来。会上有人对我进行污蔑攻击，说你这个土包子，懂什么马列主义？你在群众中一呼百应，到哪里都有人接送，有人保护，根本不像个党的干部。主持人当场宣布，这里根本不具备发动武装斗争的条件，解散“六六”分队，转移战略中心，撤退干部。撤退的干部一行四人。蒋永尊任组长，扮作老板，身带手枪，杨峰为副组长，带枪保卫蒋永尊，并对我进行监视。我和柴正海化作背夫。（据杨峰后来在肃反中交代，是他手下留情，我才幸免一死。）出发的第二天，途经宣威海带冲月亮田，遭经济土匪袭击，蒋永尊被土匪击中不幸牺牲。杨峰不战而逃。我被匪用背包绳捆在树上，用枪口枪托打成重伤，至今留下后遗症。走后，我才挣脱捆绑，找来群众，制备棺木将蒋永尊同志尸体安埋好。到圭山，由蒋程高负责对我进行审查。没有管我的吃住，我只好住进“鬼房”。重操皮匠手艺，为群众制鞋。学讲撒尼话，群众把我请出“鬼房”，和他们同吃同住。我把全村六十三户撒尼人组织起来，参加革命。1948年春节圭山起义，发动了十八个撒尼青年参加讨蒋自救军。

在宣威我原来活动的地区，

“六六”分队一解散，敌人就开始疯狂地清剿，杀害革命群众二十一人，逮捕投监十九人，烧毁房屋八十多所，抢劫勒索人民财物，损失达十万银元以上。数千人无家可归。党员柴煜国、夏巧英，被迫用我的名义发动了一千五百多人参加的1948年春节革宜武装起义。起义队伍，攻下宣威的田坝，贵州水城的发贵、应忠、杨梅等四个乡公所，击退县保安大队的进攻。根据地下党组织指示，挑选精干的战士一百多人，分两批前往陆良龙海山，与圭山、西山、龙海山、罗平的起义部队会师，（途中与敌遭遇，受到敌军猛烈阻击），编为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一纵队第五大队，命我担任五大队大队长。

南渡南盘江，南下河阳途中，我大队多次担任前锋与后卫，参加了围攻邱北县城的战斗，攻克广南县城的战斗，里达战斗。

部队继续往南走，战士知道要去越南，思想波动很大，传说：越北官坝一带，气候不好、水毒，得瘴气病，要想活着回来就难了。“要想到官坝，先把老婆嫁”，进去的人，十有九不回。但战士们还是坚决服从命令，向越南疾进！进入越南后，司令部命令五大队担任前卫，发给每人一把长刀在丛林中开路。丛林越走越深。经过原始森林，在强烈的阳光下，发出腐烂草木浓烈的臭味，熏得人呼吸都很困难，吸血的大蚂蝗，叮着人就死死咬住不放，致人死命的疟蚊，大白天也成群成阵乱飞。战士们披荆斩棘，艰难地开路前进。从田蓬进入越南的第一天，就开始发生病号，每过一原始森林，病号就增多一次。战士们问：到越南干什么？指挥员也不知去干什么？只能笼统说：整训。到科威附近，五大队受命先过江筹粮。一共四支小竹筏，每支乘四、五人。前两支安全渡过，第三支被洪水冲走一里多远，第四支被冲走三里多才靠岸。洪水突然上涨三公尺，已渡的筏子无法回到对岸。过江的十八个人，在科威镇被苗兵包围。只放两个人回来与后续部队联系，指定要我最高指挥员过江与他们的金指挥官谈判后才许通过。我随同朱家璧司令员带着十多个警卫人员前去谈判。五大队未过江的同志，睡在烂泥里，任蚊子咬，等待谈判结果。干粮吃完了，战士们宁愿忍饥挨饿，吃草根野菜，也不动地里一棵包谷。再三交涉，苗王同意借路通过。过江后上坡，只好爬了。一部分人已经病倒。到苗王区边境母当，五大队住在山脚的几个村子里。山上是一片原始森林，从原始森林里流出来的水，是淡红色的。在集水成塘的地方，水蛇成群。水喝在嘴里是麻的。病号增多。从母当过高山哨卡就是越盟解放区，苗人又不准通过，经交涉，不准白天过。队伍黄昏出发，五大队当前卫，天黑过高山哨卡。哨卡两边是很陡的山峰，通往哨卡的路经过一道三里长的绝壁，绝壁半腰岩石上开的一条小道直通哨卡，一枪可直射到头，真可谓天险。司令员带着警卫排与大队先行过哨卡。哨卡两边各有一碉堡，一边架着两挺机枪，碉堡前四个苗兵，手持冲锋枪。双方相隔不到五公尺。过卡后，五大队转为后卫，掩护后续部队，约两小时完全通过哨卡。五大队在哨卡下面约三十公尺静卧监视苗兵，大雨倾盆，战士泡在水里，过了哨卡继续行军，又是一夜大雨。天亮到官坝，五大队的人，全部病倒，连烧开水的人都没有。有的战士，想起出国前听说的，“要想去官坝，先把老婆嫁”的话，触景生情，哭了，怕回不去了。

到河阳与四百来个两广游击队会师之后，布置整训。战士们问：为什么不在国内整训？为什么跑这么远，到国外气候这样恶劣的地方整训?要说是怕被敌人吃掉，五大队在国内，大小也打过十多仗，并没有被敌人吃掉。光山暴动坚持了十四年，不但没有被敌人吃掉，还发展了。战士提出一系列的问题，指挥员无法答复。战士们说：不是来整训，明明是来整死。

五大队到河阳，没有一个不病的，副大队长包继攀，第一个一病不起，葬身河阳，副大队长坟旁，新坟一天天增加，排一长队，占了越南的一片土地。

我的病情加重，休克。战士们哭着把我抬到临时医院，特殊照顾大队长。喂了三颗奎宁，第二天，我活着回大队了。第二次休克，在我舌根下刺了一针，我又一次活回来了。但看着生龙活虎的战士，一个个倒在草席上起不来，气息奄奄，怎么救?请教越南人，问了个单方，请华侨领着上山采药，煨了一大锅当开水喝，但无济于事。有的越南人说，竹子里的水可以治瘴气，便上山砍竹子，但几百棵见不到一棵有水。偶然碰到一棵有水，仙丹一样带回来，吃了确实有点效果，但也确实太难找了。

“整训”说着倒是好听，实际到了河阳，整天就忙着问药方，采药，买棺材，挖坑埋人。越南人个子小，买来棺木也小，高个子放不进去。装进去后，再用木板从外边打起来。五大队是一支能战斗的队伍，但是斗不了瘴气，被瘴气夺走了一百多个年青的生命。但在战场上，只牺牲了几个人。

在与病魔斗争中，出现了一些铁汉。一天晚上，通讯员来报告说，突击中队副中队长陆义邦死了。我去看时，战友们已把他的遗体抬到楼下，停放在一块干地上，准备天亮后挖坑安埋。第二天一早挖好坑，去抬遗体时，他已爬起来，坐在停放他的那块木板上。真是奇迹！就像演剧一样。我问他是怎么活回来的？他说：我不能这样死，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我是一个革命军人，死要死在战场上。我拼命地挣扎，就坐起来了！张堂、张贤等几个战土，都是死了几次，又活回来。但是，有个小队长宁伯才，见到我就说，大队长，我回不去了！有一天开小队长会议，他发言说：大队长，我回不去了，你回去告诉我老婆，她可以去嫁人。开完会，我走出来不过一里路，通讯员跑来说，宁伯才死了。我回去看，他死了，尸体还好好地坐着，嘴还逗在烟筒上……。

在河阳与疟瘴进行了三个月殊死斗争之后，上级动员打回云南去，解放云南人民。指战员欣喜若狂。躺在病床上的也精神振奋，爬起来准备回国。每人预备了一根棍子，拄着棍子回国了。小通讯员打趣说：我们的队伍，这回扩大了，来越南时，只有三百条腿，死了些人，反而有四百多条腿。进入国境的第一天，就留下病号金永康、滕云光。队伍连续通过敌人十多道封锁线，十多天没有睡一觉。一部分人拄着棍子也不能走了，只好用担架抬着走。后来担架也无人抬人，背着走。谁也背不动谁了，只好哪里走不动哪里倒下。有的被群众救起，有的被敌人杀死，有的被野兽吃掉。一个坚强的能战斗的五大队，绝大部分人就这样的倒下。火箭炮手高奎，倒在草棵里，被敌人抓到温浏附近一个村子里，一直喊打倒蒋介石！共产党万岁！直到头被敌人砍下。

通讯员张贤，在羊街附近宿营时，上级说，没有情况，可以休息一下。他又病、又累、又饿，饭都没有吃，走到一家草楼上睡下就起不来了。夜间突然发生情况，队伍转移时找不到他，敌人进了村子，他也不知道。睡到第二天黄昏才下楼，被敌人抓到，追问我们队伍的去向，他什么都不说，只是骂。敌人把他两支手拉开，用两把匕首钉在板壁上，他还是骂。刺刀捅进肚子里，还在喊：打倒蒋介石！共产党万岁！小张贤，他还不满十七岁！

到了录江，我的病情突然严重，失去了知觉。政委认为我已死，留下通讯员张堂，买口棺材埋我。队伍走后，群众议论纷纷，但语言不通，民族话不懂，张堂不知他们说些什么。群众找来一位姓王的女中学生，翻译说：不能埋，可能还有救，打摆子会死了又活回来。一位老大妈，叫女中学生用针刺我舌根发青的地方，刺了一下，我的眼睛动了。这时，敌人快进村，女中学生帮助通讯员把我抱上马，送到山上掩蔽。敌人走后，又把我们接到她家住了一个星期，然后由一个民兵队长，把我们送到一个大森林中有十多家人的小村子独沙仁，住在周大哥家养病，在这里找到战士宁伯义。周大哥天天为我们打听消息找队伍。腊月二十八日，在羊街找到突击中队长陆邦达和尹昭阳、周均才，还找到四大队教导员肖屏。三十日，五大队集中了六个人跟

司令部过江。走不动，按司令部留下的联络点，于正月初六到达罗平板桥找到司令部。休息了两天，接受新任务，回宜威组建司令部直属独立大队。六个人，分为两个小组。尹昭阳、周均才、宁伯义他们三个，途中被土匪打伤，不久病死了两个，还有一个病倒不能动。陆邦达、张堂和我，一九四九年正月十五日回到宣威德马。一到就开始组建部队工作，发通知集中人，陆邦达、张堂认为到了家乡，脱离了险情，紧张情绪松弛下来，反而病倒起不来了。到1949年正月十八日（公历2月15日)，集中了八百多人组成独立大队时，五大队全部人马，只有我柴爱国一人了。

　　孙太甲:

1947年的一二月份，王佩伦当广南县长。我的父亲，曾在王佩伦的父亲手下，当过营长，两家关系很好。王佩伦的父亲临终时告诉王佩伦，最可靠就是孙某人（我父亲）了，我死后，有什么事情就找他。我父亲对亲戚朋友忠实可靠，很会动脑筋，在我家乡广南那一带地方，有点威信。常有亲朋好友，骑着马跑到我家，有些大事与我父亲商量。王佩伦当了广南县长之后，叫我去当广南县防卫大队长，说了两次我都不干。我把这情况给杨宇屏讲，他说，你应当去。我与杨宇屏小时候是同学，我们两家就住在两对门，以后他上昆明进西南联大，我进军官学校，经常在一起。闻一多、李公朴作报告，我跟他们一起去听。我从军官学校中途离校回家（岳世华、邓德邦、牛琨都说：孙太甲这个人正直，见义勇为。在军官分校学习期间，因打抱不平，中途离校，回广南教书）。以后，杨宇屏也回到家乡。当时，我还不知道他是地下党员（稍后，杨宇屏介绍，郑伯克批准孙太甲入党）。我告诉杨宇屏，国民党的官，我不当，城防大队长，我不干。但杨宇屏、陆毅他们都劝我去，我还是去了。

到城防卫大队一看，枪很糟。我问我父亲：家里有几十条枪，你咯舍得拿出来？他说：可以，可以。又问：那些当兵的，很穷！吃得很差，衣裳都穿不起，家里拿点钱出来，你咯舍得？他说：可以，可以。这样，我就到防卫大队当大队长。一去就整顿，把原有的中队长、分队长、司务长全换掉，换成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土兵留下二十几个好的，其他的全部遣散回家，另行挑选精干纯朴的贫苦农民。整顿后的防卫队，士兵成份百分之九十几是贫雇农。有十几个当过国民党兵，那是抗战时期被征去或抓去当兵的，有实战经验，退伍回乡，在家务农。我有个堂兄弟，个子有我高，又结实，又年轻，熟悉兵器学，擅长拼刺刀。抗日战争时，参加过怒江边著名的松山战役，和日本人拼过刺刀，刺倒日本兵十多个，自己也被日本兵刺了两刀。这些人后来在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独立大队（广南大队），作战很勇敢，打起仗来就靠他们，起到很好的军事骨干作用。

整顿之后，换武器，旧式套筒枪换成新式七九步枪。冲锋枪、卡宾枪、轻机枪都有，搞了些训练，去保商。广东、广西的商人来广南买鸦片，我们去保护。一次得几百块银元，拿一部分改善士兵生活，一部分买进口的最好的美国卡宾枪，补充子弹。所以，国民党部队都羡慕我们枪好。

1948年6月22日，防卫大队武装起义。一部配合南下的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主力，里应外合，经过激烈巷战，攻克广南县城。一部突袭南屏乡恶霸陈林均的据点，缴获轻机枪一挺，步枪、手枪四十余枝和大量物资。

起义后，吸收了八十多个革命青年参军，一共二百多人，编为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第一纵队独立大队，又叫广南大队。

大队长：孙太甲，共产党员。

教导员：陆毅，云大学生、共产党员。

一中队长：邓德邦，小学教师、共产党员。

指导员：杨宇屏，联大学生、共产党员。

二中队长：杨飏，学生、共产党员。

指导员：王治平，城市贫民、共产党员。

三中队长：俞明洋，小学教师、共产党员。

指导员：李荣堂，学生、共产党员。

文书：段化龙，共产党员。

编入讨蒋自救军之后，与自救军主力疾进广西靖镇地区。听说要南下越南，害怕蛮烟瘴雨，干战思想顾虑极大。克服意想不到的艰难险阻到达越南河阳，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染丛林疟瘴病倒了。

1948年10月，入越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主力，突破国民党大部队滇越边境重重封锁线打回滇东南。独立大队两百多人，在开、广地区，受到国民党中央军，云南保安团和地区武装三千多人的围攻、追击。经过艰苦奋战，从1948年11月至1949年3月，三战三捷，消灭国民党中央军二十六军一个加强营，消灭云南保安团一团一个营，消灭麻栗坡督办率领的一个保安连和一个城防队。毙敌营长二人，活捉麻栗坡少将督办谢崇祺。攻下砚山、西畴、广南三座县城。枪毙砚山县长，活捉广南、西畴县长。计擒开广八县剿匪司令宋伯皎。缴获轻机枪五十六挺、重机枪三挺、八二炮三门、六零炮六门、步枪千余枝、子弹十余万发，以及大批骡马、物资。

三战三捷，主要是靠我们打的。就以消灭中央军加强营的战斗来说，有个乡长陈天民，曾在文山简师读过书，对我们同情，我们对他做工作。我对他说，国民党军队是流水，几天就淌走了，你要两边应付，把可靠的情报给我们。当时，敌人两个正规营正在追我们。到陈天民这个乡，他杀猪杀牛招待，诓住敌人，把敌人兵力，八二炮有几门，机枪有几挺，哪天、哪个营走哪个方向、哪条路线，掌握得清清楚楚。送情报给我们，我们才顺利实现歼灭敌人一个营的伏击战。有人说，三战三捷是两广部队打的，两广部队，你那百十个人，语言又不通，饭都找不着吃。不是我们依靠他们，而是他们依靠我们，这才符合事实。送情报的陈天民，后来参加了我们部队。解放后，说人家是乡长，整人家，很无情！独立大队从越南回国，首战拉狗塘全歼敌保安团一个营之后，发展很快，编为七支队，一千八百余人。1949年1月1日中央军委授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桂滇黔边区纵队之后，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桂滇黔边区纵队第七团和三十七团。1949年9月，第七团编入纵队直属支队（第一支队）。

独立大队从越南回国时，两广领导派一个武工队来，才二十多个人，名为加强我们，实际上是监视、控制我们。编团以后，两广的梁家，来当团政委，把我们团的一营教导员、三营教导员、机炮连长都换掉。由梁家带来的人当，副团长也由他带来的人当。我们顾大局，注意团结，梁家却左一遍，右一遍公开说：“我们是来改造你们的。”我是团长，有些事情，本应和我商量一下，但他根本不商量。以后，我单独对梁家说：“老梁啊！有两件事情，今天我要给你提出来，讲清楚。第一，你左一遍，右一遍说，你们几个人是来改造我们的。我们这个团，团长、政委、政治部主任、教导员、连长……都是党员嘛！怎么能共产党改造共产党？第二，团里的重大问题，要跟我商量，团长、政委、副团长、副政委几个人一起商量。意见统一了就好，统一不了，军事方面的，军事指挥员说了算，政治方面的，你政委说了算，搞不好，我们就不可能一起长期相处了。都是共产党员，我提的这两个问题，你怎么看？不要客气，撇开讲。他说：以后有事情，公开商量。

一支队第七团的两广干部，跟我在一起打过几十仗，有些人，也不错。有些人，简直是滥竽充数。这些人，心胸狭窄，自私，摆老资格，认为他们是从十万大山来的，骄傲，看不起云南干部。想不到的是，从越南回国时来我们大队的武工队长张洪谟，八十年代给云南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写党史资料，还说我是假党员。还有个老广同志唐森，以后到昆明军区当防化部长。到北京昌平学习，有人问到：“你们那防化主任孙太甲？”他说：“孙是个土匪头，转到地方去了。”1952年的时候，唐森在军区司令部，负责组织写滇桂黔边区纵队的史料，把云南部队，写得乌烟瘴气。以后庄田那本回忆录，里边有很多问题，征求我的意见，我说：你那个材料里边，表扬了我。但有些东西，不符合事实。你怎么说我是国民党少将？他说：哦！还得整理。整理。我这国民党少将，是天上掉下来的。

昨天听了省征委谈的材料，想不到1948年8、9月间，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南下河阳，与两广游击队会师之后，两广的同志，整黑材料，报告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把讨蒋自救军，说得一团漆黑，一无是处。诬蔑独立大队兵痞多，抽吸大烟的多，私卖鸦片、骡马，是一支旧军官领导的很坏的游杂武装。

实际情况是：独立大队1948年6月下旬在广南计擒恶霸乡长陈林均，缴获轻机枪一挺，步枪四十多支，骡马五、六匹，鸦片烟一千八百多斤，白银千多元。鸦片、银元带到越南河阳之后，全部交给两广游击队负责后勤工作的全明。经领导批准，留给独立大队烟土三百多斤，银元二、三百元，缝制服装，改善生活。在河阳期间，确实卖过一部分大烟和几匹骡马，大烟就是领导留给的，骡马是几个干部从自己家里牵来的。当时，部队受到恶性疟疾的严重威胁，干部战士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发病，缺医少药，生活困难。卖大烟、骡马，用来治病救急。当时的云南，很多地方公开、半公开的种植，买卖大烟，抽大烟的多，各阶层的人都有。独立大队，确实有两个人抽大烟，一个叫王开祥，一个叫任兴华，两个都是广南地下党的基层统战对象。两个人都不顾身家性命，在我们游击队很困难的时候，带着一部分武装来参军。参军后，一贯吃苦耐劳，作战勇敢，表现很好。王开祥从越南带着恶性疟疾回国不久不幸病故。任兴华坚决断了大烟，历次战斗都英勇杀敌，身负轻重伤十余处，从没埋怨情绪，难能可贵。老广的同志，拿走了我们缴获的大部分大烟土，背后去华南分局告我们吸大烟、卖大烟，不该了！王开祥、任兴华，来流血、献身，有什么不好?独立大队从广南起义到云南解放，一贯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好评。经过几十次战斗，战功有历史事实可查。

原华南分局档案第一百三十四卷《桂滇边工委向华南分局的报告第三部份:云南部队的情况》、第一百三十六卷《云南情况的了解》等报告摘录

《云南部队的情况》报告中说：

“去年(1947年)冬天，滇工委向云南全党发出准备武装起义的号召。当时省工委的指示，是因为根据上海《密勒士评论报》和《时与潮》杂志的文章作根据，认为刘伯承大军在今年（1948年)三月或五月一定渡江。省委估计，认为一定有一路大军要从四川打到云南（因此认为大军入滇还要比入桂快些），云南起义就是为了要迎接刘伯承大军入滇。”“在军事上，认为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很薄弱，中央军很孤立……保安队很容易被瓦解。在政治上则地方势力与中央之间的矛盾很尖锐，地方势力与中央之间的矛盾是云南的主要矛盾。”认为地方势力（以至专员级的地方势力）大部分不会反对我们，更没有估计到地方势力与中央联合进攻我们。因此认为，只要我们能打下几个县（二三个县）的根据地，我们就可以与卢汉谈判，成立地方的联合政府，共同反对蒋介石。（关于成立地方联合政府，据说不是省工委的正式决定，但是作为非正式意见提出，而当时领导滇东起义的负责同志，则向下面是这样传达的。而省工委规定的政治口号，则提出“实行云南自治”、“建立地方性的联合政府”（召开云南各党派、各阶层、各团体代表建立）……甚至在打下师宗县城时，在街上贴出：“拥护卢主席（卢汉），打倒蒋介石”、“欢迎龙主席（龙云）回来领导云南人民”、“龙主席万岁！”等口号。

《云南部队的情况》报告中说：“从滇东的武装斗争来看，就不太像人民的起义和人民的游击战争”，“从他的主要部分和他的发展进程来看，就很像一批上层政变”。“部队全部入越一千一百多人，共八个大队，五个大队就成分复杂，骨干是掌握在一些旧军人、地方势力兵痞子手上，没有什么革命观念，就好像十八路反王”。“广南大队，大队部有十八个人，有地主、恶霸、保长，带了烟枪出来吹烟的，其他四个大队情况也差不多”。“领导机关是没有起到什么领导作用的”，“司令部不能指挥部队”，“朱家璧一向没有参加过什么斗争，对党的问题了解很少，军事上没有什么经验，领导部队的方法仍像一个国民党军官一样”。“那个姓何的副司令，曾做过专员，江北剿匪副司令和邱北的秘书长，根本就没有什么党的观念，大家认为他是靠不住的”。“李玉生（张子斋）文化人的自由主义的气味很浓厚，书生气味很重”。“杨诚明（祁山）小资产阶级个人英雄主义，学生腔还重，随便打击干部，创造了不少原则”。“这支部队大部分还是属于非党武装的性质，还不能说真正是党所领导的部队。”

《云南部队的情况》报告中说：“自救军犯了早起义的错误”，“表现出来虽然是一种轻敌和过分乐观的观点，但实质上在政治上是右倾的”。“在这个基本问题上犯了错误，因此也就造成其他方面的许多错误”。“国民党开始派兵去进攻旧城地区，而我们陆良弥勒的部队二百多民兵，怆惶向旧城推进，部队一开始就被国民党这样的部队打垮了”。“回到西山之后……提出避开战斗的方针，企图在敌人扫荡中来训练主力，那是错误的，不仅不可能，而且更严重的是造成全军对战斗的消极”。“没有明确的建立党绝对领导的（依靠农民的）主力的思想，而是向上层拉，把他们拉来，奉为主力，好像十八路反王的诸侯联合一样。在这里，又没有作为合作的共同的政治纲领，乌合之众。既无群众斗争，单靠一支主力打天下(《云南情况的了解》报告中说：依靠地主阶级打天下。）到处做亏本生意。在战术原则上……专打中央军，不打保安队，专打大打，打消耗战，再加上打县城的攻坚战，打了这么多仗，就没有一场是有剿获的”。“在西山转了一个时期，不能立足”。“袭击师宗县城……占领了半天即转移出城外三十里的马场……第二天中午敌人来袭击，当时全无准备状态，大乱起来，变成了四散奔逃（各顾各走）。”“到了广南……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广南县城”。“当时打广南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占了广南，郑同志进入部队，随即向富宁方向前进（富宁我未有基础），又被敌军袭击，再转向田蓬，在田蓬公开宣布接受共产党领导并宣布与解放军会合。”

《云南部队的情况》报告中说：“自救军是一个个的小集团”，是“乌合之众”。“没有作为合作的共同的政治纲领，更没有对部队进行人民军队的政治教育（连党的政治主张都不好宣传）。在部队中认为政工人员是共产党的特务，是派来监视他们的，这种话很流行。主要的军事干部对部队政治工作的观点，就确看成好像国民党军队的政治工作一样。”“自救军纪律很坏……甚至强奸妇女。”“占领了广南城，各部队只顾收缴物资，缴得的也不上交公家。随便在街上卖公物（(烟土，甚至枪枝弹药马匹等）”，“一路来，不断发生种种缴获归私的问题。”“贪污（克扣军粮、报空额）。”“半年来，对于这种现象是不敢加以改造（是不敢）”“这就使得那些坏的分子有恃无恐（如广南大队长是党员，从来也不批评他）。”“目前要求这支部队贯彻党的政策、政治主张和人民军队的纪律，距离还很远。”“这样的部队，打仗时服从部队的命令才怪呢。这几个大队开回国，如果遇到困难，一定要遇到的，当心他会垮去，最少也会垮一大半。”

《云南部队的情况》《云南情况的了解》报告中说：“云南干部对统战工作的认识，还是停留在抗战初期王、博路线上，中央对抗日时期统战路线的总结，这些干部是未知的。”“领导上没有解决依靠什么人这一基本问题。”“一般干部对地方封建势力存幻想。”“以为地方势力不会反对我们，甚至希望与我们成立联合政府。”“拥护卢（汉）主席”，“欢迎龙（云）主席回来领导云南人民。”“主观的幻想着夸大着云南地主阶级的特殊革命性的存在。”“私用地主阶级打天下。”“强调通过上层，开展下层，怎样通过呢?通不过又怎样办呢？”“骨干是掌握在一些旧军人、地方势力、兵痞子手上。”“把自己队伍（宣威大队）整编给别人（圭山姓杨的地主……让姓杨的地主为支队长）”，“幻想太甚，把李和才的武装当成自己的武装，乞求李和才发枪”。

《云南部队的情况》和《云南进行武装斗争的情况》报告中说：“自救军打到哪里，国民党大军就跟到哪里，到处都不能立足。建立根据地从西山到罗平，再到盘江两岸都建不成。因此，当接到党的指示，要靠向越桂边境与两广部队会合，就非这样做不可。”“当我们到达滇越边境河阳(属越南)……反蒋救国军约一千人，不能在滇东南坚持，把部队拖到河阳和我们会合，整顿和训练部队。”“两个月来训练工作成绩不大，没有什么收获。”“带着这样的部队是一定要垮的。”

《云南部队的情况》报告中说：“他们(自救军)要求边委和他们总结工作，边委答应同他们一起研究，但不能代他们作总结。办法是由云南部队大队长以上干部(教导员和是党员的大队长）和领导干部共二十八人，（分两组，一组是领导机关，一组是下面干部），边委由郑（敦）、陈分到各组，周（楠）、庄（田）也抽时间参加。上面各方面的意见，都是第二组干部提出的多（大队长、教导员、两个政治处主任），差不多都是一致的。第一组的同志(主要干部)，提意见不很多……，但也提不出反对意见……(特别是对他们自己的批评)，最后，大致上也同意大家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