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上山下乡——（4）我在连队学校当老师

晓敏

我在连队学校的办公室

（1）我们的学校

1969年8月15日到1971年6月30日，我在连队学校当了两年老师。
当时，连队学校一共四名教师：校长刘长仪，我和我的中学时代同班同学钱品石，还有一名女教师，好像姓赵，是连里复员军人暴文海的妻子。
学校是我们下乡后新建的，只有三个教室。除了我教的班级是全日制，其余都是上下午二部制，赵老师还教着一个复式班。
我接手的班级，是六年级。一共十六个学生。我们这个班级没有真正的课桌。教室中间顺着一张乒乓球桌子，就是学生共同的“课桌”。“课桌”两侧，各一块跳板，下面两个石碾，就是学生的凳子，十四个男生分坐两边。班里有两个女生，她们有一张长条凳。黑板是水泥的，地上也没有铺砖。
由于当时实行的是春季入学。因此，两年实际跨了三个学年。离开学校时，我的学生已经初二了。因此，很难说我是小学教师还是初中教师。最初，不但要教语文、算术、政治，还要教外语（是俄语，所谓的“珍宝岛外语”）。初中开始，学校增加到七人，后来又增加到十一人（网上有十一人的合影，看着十分亲切，名字却叫不全了），教师文理开始分科，我只教语文、政治。当然，有时也要代课，记得代过数学、化学、体育，甚至还给一年级教过美术。
应该说，我在连队学校教书还算比较顺利的，大家的评价也还可以。回想起来，大概有那么几个原因：一是当时一心想入党，工作上还是很有热情的；二是我这个人从小“好为人师”，学生时代的外号就是“教练”，加上我读书比较杂，什么都好像懂一些，在学生面前就豪无顾虑地“海侃”一些文学、科技知识，当时的学生觉得很受用；三是我的班级属于全校最高年级，无论年龄、个子，我自己比学生也大不了多少，因此，并没有多少师道尊严，和学生关系好处。还有一点：学生们坚信我“会武（术）”！力气最大的胡忠礼曾经抱着扁担的一头，让我用一个手指勾住另一端的扁担钩，与他比力气。这是刘慕源等一些屯子里的年轻人怕我管不住学生，私下里帮我吹嘘的。我越说自己不会武，学生们越坚信我武术了得。这在当时或许也十分管用。

这是我们学校的十一名教师，身后就是教室。

（2）学生们

三十七八年过去了，那与我一同经历最初教学生涯的十六个学生，形象依然那么鲜活生动：
王军、王臣是哥俩，王军当班长，很认真，王臣是个小滑头，第一次点名，我把“臣（chen）”念成“（cheng）”，他就是不站起来，给我一个下马威；
刘慕军是体育委员，和刘慕源一样人高马大，打球也不错，常常和王军“别苗头”，因此，我这个班主任常常要考虑如何平衡。这三个人，篮球水平实在了得，他们上五十团团直中学学习以后，成了团直学校篮球队的主力，在五师中学生篮球赛上获得过第二名。那时，我在师直中学工作，师直中学是冠军队，教练告诉我说：“五十团的那个小个子后卫（王臣）最难对付”，我骄傲地说：“那是我的学生，这个球队里，有我三个学生”；
刘海、盖国海、王仁聚几个小个子经常在一起玩。刘海是指导员的孩子，有时有一些“优越性”，没少让我批评，盖国海球球蛋蛋的，鬼主意多，敢向大个子们挑战；
王启、冯军老实憨厚，话语不多，有时也会发拗脾气，当老师的，就要经常与他们谈谈心，让他们不至于游离于集体之外；
田学思脑子灵活，但在班里不太合群，劳动时爱取巧，要培养他集体主义精神；
女生王秀兰文静内秀，她的一篇作文曾经被我推荐到营广播站，很快就发表了。另一个女生是毛思慧的女儿，她像父亲一样窝窝囊囊，但我也没有歧视。在我心底里，毛思慧和其他“牛鬼蛇神”不同，他是读书人，只是投笔从戎投错了地方而已。那年上她家补课，毛还给了我一部《辞源》……
我的这些学生，其实比以后教过的高材生们更可爱：
那时劳动很多，学生们都比我能干。记得当年脱大坯，我的手磨破出了血，学生说什么不让我再和泥，他们连夜加班完成了任务。那年我们参加连队铲地，出工前在种子库开会，学生们会场上淘气过了头，指导员批评了我，会议结束后，学生们一定要找指导员为我打抱不平。

还有一次，在菜园子拔草，上午学生们打打闹闹，任务完成得很不好。中午大家回家吃饭，我发狠不回去，饿着肚子干了一个中午，学生们看到后，下午乖的出奇，早早就完成了任务。

学生虽然可爱，但青春期的学生个性强，也十分敏感，一旦惹毛了也不好办。一次到别的连队劳动，中午两个连队的学生在一起吃饭，王军同学领了八张饼还要第九张，我问了一句：“你吃得了吗？”，他看看周围的人，脸上挂不住，当场与我吵了起来。事后，我只好在地边与他谈了半天，还对自己不分场合的批评作了检讨。……

（3）职业的起步

连队学校的两年，是我四十年教育生涯的起步阶段。其中，有三个人对我的成长十分关键。
第一个当然是我们的校长刘长仪老师。初当班主任，刘老师教了我很多管理学生的办法。我想，这对那些从小当干部的新老师，可能不算什么。但对我这样从小被人管理，缺乏组织领导才能的人来说，每一条A、B、C都是十分宝贵的。此外，刘老师天生乐观的个性，他对我们这些知青教师的关怀与体贴，都感染着我。我也忘不了离开连队前一夜在刘老师家吃的那顿酸菜汆白肉……
第二个，是营里的教育干事，我已经记不得他的名字了，只记得他瘦高的身材，一身淡灰色的衣服。那次水利大会战期间，他检查教育工作来到了连队，听说我把班级一分为三，到家庭上课，就和我交谈了很久。后来，他推荐我参加了五十五团教师学毛选“调讲”。正是这次“调讲”会，我第一次意识到：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不是一句口号，当教师，很可能是一辈子的事。
第三个是营直学校的老校长，一个著名的“老学究”。1971年的春天，营里到我们学校听了一次公开课，由我讲《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珍宝岛英雄的事迹）。课后的点评中，大多数老师都按惯例先肯定优点，在提点希望和建议，唯独那位老校长，一下子给我提了十五条“建议”。这十五条建议，现在看来，其实都是课堂教学的常规。但当时，对我来说，确实是大开眼界。正是有了这十五条意见，我的教学步骤开始规范，并且在五师师训班上成为一名佼佼者，最后留在了师直中学。
我们当年当老师，没有任何人指导，也没有教学参考。倪永刚送了我一本《四角号码辞典》，家里寄来半本吕叔湘的《语法修辞》，还有一本不知是谁的《中学生修辞例话》，这就是全部。上课的内容、规矩、语言，全部根据学生时代的记忆。甚至读书的语调、批评的语气、监考时来回走动的样子，都是模仿自己的老师。由于当时的教学没有什么严格的要求，因此，我们只是尽自己的能力，把自己掌握的知识和新学来的知识尽可能地教给学生。
我不知道这种教学对他们的未来人生有多大的影响，但我从各种渠道，已经知道这些同学有一半以上已经生活在城市，我想，这也是一种安慰吧？在无锡，有我们十连学校走出的一个学生，是木匠冯师傅的孩子，叫冯国华。她是张丽芬的学生，是我的学生冯军的妹妹。她在无锡，靠自己的奋斗，开了一个记帐公司，置了房、买了车，把父母都接到了无锡。夫妻俩很尊重老师，见了我们也十分亲热。我常常想，如果没有我们知青，她是否能走出黑土地呢？
有一首歌，叫做《北大荒人歌》，里面有两句歌词：“你的果实里，有我的生命；你的江河里，有我的血液”。它写出了我们对北大荒的情感，也写出了我们青春时代奉献的意义。我想，经历了北大荒风雨洗礼的人，都有资格说：我在北大荒经受了锻炼，北大荒也因为我们而美丽！
学生们自称“荒二代”，他们说"长大以后我就成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