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研究口述史》采访花絮之四

世浣

不忘初心，做孙中山研究要淡然前行

　　在我们的采访过程中，有些老学者几乎跟学界没什么联系了，有些由于身体的原因也根本没做研究了，但当我们想尽一切办法，通过各种关系，如相关的亲戚、相关的学生、相关的朋友，还有老师之间的相互介绍找到他们的时候，这些老先生们无论是大病初愈，亦或身体不适，亦或诸多不便，当他们一旦聊到曾经的研究领域时，一切都那么的熟悉，都那么的自然，因为这一切都已成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记忆的匣子一打开，一个个都思如泉涌。这正如舞台上大幕重启，聚光灯下的演员立刻鲜活起来，正所谓舞台上的角儿才明白的“戏大如天”在这里是最好的体现。只是在此刻，他们才重新发现人生乐趣，也只有在此刻，你才了解他们有多爱他们的事业，爱他自己的学问，也只有在他们熟悉的疆场上，他们才能海阔天空的自由驰骋。

　　项目组胡波同志在采访江苏省社科院徐梁柏研究员（左）

记得在南京采访一位研究近现代史的徐梁柏先生，他是江苏省社科院的专家，退休多年，住在镇江。当我们通过朋友关系找到他，他非常激动，为了方便我们的采访，老先生一大早亲自坐车从镇江赶到南京大学来找我们。从他的眼神里我们能看得出他特别激动，也感觉到他对我们做口述史这件事情非常认可。他说，“我一个老朽，已经多年不做研究了，你们还能记得我，还能找到我，还专门采访我，我觉得我有义务把所写的著作、文章都带过来。”老先生把他的论著跟手稿都送给了我们。那天他讲了很多，但由于逐渐淡出学术圈，他的逻辑有些跳跃，有些记忆已经开始模糊了，但他仍在记忆里竭力的搜索，力争把他研究的精华呈现到我们的口述史里。

　　沈渭滨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我们驱车两个多小时从上海市到七宝古镇采访沈渭滨教授，他也很激动，他到现在还坚持用毛笔写蝇头小楷的方式来记日记。他说，“我不能说我在传承传统文化，我只能说我向往过去时代的生活。”他一直保持学术人的底线，“独立之人格，自由的思想”，因为他认为这是当代知识分子必须恪守的信条。“我是大学教授，要上课的，上课之余再做自己喜欢的研究。在这个过程中，我坚持一个原则，要么不上一门课，上一门课必定要写一个讲义。这个讲义要么不写，写的话将来必定可以出版的，所以当时写讲义也是下了苦功的。”《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实际上是他在复旦大学开的辛亥革命研究课的讲义的基础上写成的。他说，“我上中国近代史作为基础课，当时也写讲义，讲义一定要写得达到出版的水平。我的《中国近代史》之所以不出版，就是因为我对中国近代史的框架和体系还没有完全把握，人家要我出版这本书，我不同意。”可见，沈老先生对学术的审慎态度，一个成果在他几十年来的研究下，在没有真正解决它的体系问题的时候，他是不同意呈现给大家的，这就是一个历史学家负责任的态度和他所坚持的原则。

项目组赵军同志在采访沈渭滨教授（右）

　　熊月之 上海社科院原副院长、研究员

上海社科院的熊月之老师讲他正是从注释古文开始来学习历史知识的，当时他在复旦大学跟着陈旭麓老师参加章太炎著作的注释工作，“那时，陈先生跟我们讲‘新陈代谢’，我们就紧跟着他的思路，他负责讲，我们负责查书，查完以后再跟他讨论和充实。这样进步就非常大。”“1978年和1979年是特殊的年份，那时候全国思想大解放，但当时中国还没有一部民主思想史，在陈先生的鼓励下，我试着写了一篇文章《论黄宗羲、唐甄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民主思想》，先生将这篇文章推荐给学报发表了，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学术文章，对我今后的学术研究都很有激励。此后，这方面的材料我涉猎得越来越多，难度也越来越大，但我自己觉得在研究背后有一个崇高的目的支撑着，觉得这事情做得很有价值。”这崇高的目的和价值就是一个历史学家不忘初心，淡然前行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