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 悠久浙大，东方剑桥；群贤毕至，风光独好。</h1><h1> 从求是学堂到流亡大学，浙大筚路蓝缕，砥砺前行，海纳百川，蒸蒸日上。从老和山下到紫金新港，浙大桃李天下，十里芳草，彬彬济济，泽被四邻。作为浙大学子，我常常思忖，今日浙大已非围墙中的黉宫，界河内的殿堂，而是群星灿烂的唐诗天空，山花烂漫的宋词绿野。抬头可见李白，回顾原是杜甫，高歌近看苏轼，吟诗倾听陆游。</h1><h1> 诗仙诗圣，灵气氤氲，东坡放翁，遗风余泽。集中华文化精粹，汇欧美科技成果，中西合璧，古今杂糅，从浙大的人才摇篮中，走出来多少学术大师，科文精英。就我个人走近过的名人中，就有夏衍、胡乔木、常书鸿、吴冠中、徐光宪、梁守槃、苏步青、王淦昌、卢嘉锡、李政道、阿章、王启东等，还有董希文、竺可桢、郑晓沧的后人，再有可称为同代人的张浚生、路甬祥、潘云鹤等。</h1> <h1> 在众多光耀千秋的求是大先生中，我当年的浙大导师徐纪楠教授，就学术成就和业界声誉而言，或许稍显逊色。而且由于早早（1983年）离世，在他一生从事的金属学和热处理领域中，乃至在他从教35年的浙江大学，几乎已经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和声响，只有几位也已白发苍苍的师生，偶尔还会在“闲坐说玄宗”时提到他的名字。然而我却不然，因为在我的心目中，他是我的中国“藤野先生”，如同鲁迅先生所说：“但不知怎地，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h1><h1> 其实徐纪楠并非泛泛之辈，他有过不平凡的经历以及在教学、科研工作中的优秀业绩，只是在我看来，他为人清高低调，与世无争，不在乎升迁荣辱、宣传炫耀。徐纪楠是我的绍兴老乡，乡音十分浓重。1946年他毕业于交通大学(上海)机械系，毕业后在教育部任秘书半年，考取公费留学，并于当年赴美留学。他留学的学校是加州理工学院，1948年获工程硕士学位后回国。记得他与我说过，解放前后在这所著名大学的归国留学生只有四人，其中钱学森是出类拔萃的一位。</h1><h1> 归国后的徐纪楠，立即应聘到浙江大学任教。我在1959年进浙大时开始求读于金压专业，到1962年转为金相热处理专业时，才听说徐纪楠的名字，他当时是机械系金相热处理的教研室主任。对于这位全省行业中的唯一正教授，学生们都怀有一颗敬畏之心，但只能远远地仰视。不久后我被选为金相592班的班长，而且从四年级起开始了专业课的教学，遂有了较多走近他的机会。</h1><h1> 诚然对这位多项学术研究带头人的科研成果，我们当时一无所知，不过对他在课堂上讲授“金相热处理”、“热处理原理”等课程，则是交口称赞。因为徐纪楠对专业概念和内容了如指掌，仰头看天不拿讲稿也谈得清清楚楚，学生们则听得明明白白。以才传授知识，用心浇灌幼苗，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给学生的专业知识奠定牢固基础。</h1> <h1> 因为学业优良加上又是班长，徐纪楠对我很器重，把两次到外地生产实习的带队重任都交给了我，尤其是远赴长春第一汽车厂的第二次，后来我又参加他亲自指导下的“铁铝合金”毕业论文组并任组长。徐纪楠对这一科研课题很重视，不仅亲自挂帅，而且特地挑选了我和夏再筑两个弟子，论文组的试验工作和论文写作也都亲自指导，并由铸造专业讲师吴锦波和陈长聘、潘振华两位助教对我们具体辅导。我对第一次搞科研写论文自然不敢怠慢，而徐纪楠对我递交的论文初稿《合金元素对铁铝合金性能的影响》也表示满意，我的论文答辩获得满分。</h1><h1> 铁铝合金论文小组由六名学生组成，第一次由徐纪楠亲自向我们布置研究课题。散会后我正站起来要走，但徐纪楠招手示意叫我坐下，脸上露出一丝神秘的笑容，小声地说：“谢善骁，听说你与夏再筑正在谈恋爱，为了照顾你，我这次特地把你们俩分在一个小组。”六个同学中只有夏再筑一个女同学，我本以为是无意中的巧遇，想不到竟是徐纪楠的着意安排。我从内心十分感激看似从不关心局外之事的徐纪楠一番好意，两个得意门生今后能够联手为金相热处理事业做出贡献，也是他的真诚愿望。不过他的信息显然滞后了，当时我与初恋情人的她已经分手。</h1><h1> 1964年7月，浙大金相专业四个小班的同学聚集一堂，大家紧张地听着徐纪楠念着一个个学生的分配地点和单位。在他念的第一批被部队、国防科工委等保密单位首选的名单中，就有我的名字，我被分配在北京三机部四O研究所。会后徐纪楠叫住了我，悄悄对我说：“你去的单位是航空材料研究所，在那里你可以大有作为，好好努力吧！”徐纪楠对我的未来抱有莫大希望，但到了北京我才知道，他搞错了，我的单位是航空科技情报研究所。</h1> <h1> 参加工作后，在四清和文革两场运动的十余年中，我与包括徐纪楠在内的所有老师都失联了。文革后一个浙大调查组来京了解校友们的状况，徐纪楠也在其中并找到了我，使我与恩师得以久别重逢。获悉我如其所料的境遇后，他鼓励我急起直追，追回失去的大好年华。</h1><h1> 在这次相遇时，我对母校的培养方针提出了三点意见：一是浙大停止在学生中发展党员，本以为是教育部的规定，但参加工作后发现，同来的清华、北航毕业生中均有不少在校入党者，表现或能力甚至不如我等党外人士，这使浙大学子在发展路上起跑就晚了十年。二是浙大过于强调“求是”校训，而不倡导争先，因此浙大学子多为默默耕耘不争功劳的老黄牛，成绩荣誉为他人所窃取。三是毕业分配方向基本上瞄准科研单位、高校和工厂，相形之下，清华把目标放在中央各部，杭大占领了本省厅局，浙农大则散布浙江县市领导岗位。因此我们永远是被领导者，学子无法在更高舞台大显身手。徐记楠点头称是，表示将我提出的三点建议带去学校认真研究。听说80年代中浙大七教授被遴选到浙江省委省府任厅局级之职，其中我后来的美国校友魏廉入主建设厅，我的老师繆进鸿任教育厅副厅长，大概与我的三点建议不无关系。</h1> <h1> 1978年8月，我考上了第一批赴美访问学者，在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的封闭时代，不知道如何到茫茫天地中寻找导师，于是向徐纪楠写信求助。其实徐纪楠当时对美国大学情况也茫然不知，但正巧他在杭州负责接待了来华访问的美国科学家代表团，其中一位是俄亥俄州立大学冶金系主任舒曼（showmen）教授。于是他为我向舒曼写去一封推荐信。已经接纳了一位中国访问学者的舒曼，又把我推荐给赫斯（Hirth）教授，不久我就接到了赫斯的邀请信。<br> 不过“知子莫若父”，徐纪楠对我充满担忧，他知道我参加工作后，在运动中度过蹉跎岁月，没有真正从事过科研试验工作，而且也没有时间学习专业知识，于是来电叫我去浙大，乘暑假期间为我补课。恩师的操心令我感动，我应召而去，在他安排的一间空置学生寝室作了一个月的自学补课。<br> 1980年2月，当我集中于北京语言学院集训并即将出国时，徐纪楠给我打来电话，要我放弃到赫斯门下的机会。为什么？他说因为赫斯在学术界名气太大，要求太高，更何况他正在进行的氢脆研究，在国内尚属空白，对我来说更是完全陌生的领域。他怕我会半途而废或者交白卷而归，因此特地为我另选了一位知名度较低而研究课题是热处理工艺的导师。恩师之心让我感到“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的那一种母爱，但为时已晚，我还是奔着赫斯去了。<br> 两年后的1982年3月，我按期归国后，急急赶往杭州去见徐纪楠，向他汇报我在美国的科研成果。听到我与赫斯教授合作十分融洽，而且联名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上发表两篇论文时，徐纪楠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天中午他请我到玉泉山外山菜馆一起就餐，以表示对他的学生交出了一份完美答案的祝贺。</h1> <h1> 返京之后我接到十分关心徐纪楠的毛志远教授来电，谈到徐纪楠在文革受到冲击的同时，也不幸失去爱妻。对于年届花甲而独身生活的徐纪楠，大家都很关切，希望他尽快续弦以对他照顾。徐纪楠同意了，然而不顾毛志远等人的忠告，贸然娶了一个年轻的上海女工，由于女方不愿离沪，徐纪楠决定屈就而跳槽到上海大学。毛志远对他说：你在浙江省是唯一一位金相热处理领域的正教授，也是浙大金相教研室的一块招牌，倘若你调到上海，那里的周志宏、徐祖耀都是当地权威，你又能发挥多大作用呢？但徐纪楠还是坚持己见。想到徐纪楠与我有非同一般的师生关系，因此毛志远特地给我来电，要我对他加以劝阻。 <br> 然而此后不久，毛志远向我报告了一个惊人的噩耗——徐纪楠因病不治而亡，而且死因看来与医生误诊有关。63岁的徐纪楠，在中国改革开放刚起步、科技春天刚开始的大好时间中，悄悄地走了，他本来可以大显身手，大干一场啊！除了垂泪悼念，我无语，我叹息，真想不到我为徐纪楠在浙大门前以及我与他在玉泉山外山菜馆前拍摄的两张照片，竟成为他留给我的最后留念和记忆。</h1> <h1> 2014年初，一部“十耐磨一剑”的长篇小说《红色工程师》在北京出版，这是我创作的“以新中国第一代‘红色工程师’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新华网评语）。在这部小说中塑造的一位贯穿全书的人物——浙江大学材料科学系系主任、文革后被调到北京担任宇航工业部总工程师的徐纪年，就是为了表达我对求是大先生徐纪楠教授的怀念之情。<br> 徐纪楠过早地走了，而他却一直活在我的心中。<br> “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h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