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二章》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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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得到多助 失到寡助》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也；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畔之，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孟子简介

孟子（公元前372年--前289年），山东邹城人，名钶，字子舆。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之一。著有《孟子》一书，属“语录体”散文集。《孟子》一书，是孟子言论的汇编，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编写而成。它是记录孟子的语言、政治观点和政治行动的儒家经典著作。孟子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成为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师，有“亚圣”之称，与孔子并称“孔孟”。宋代的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为“四书”。从此直到清末，“四书”一直是科举考试必考的内容。孟子的文章说理畅达，气势充沛，并长于论辩。

《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译文

虞舜从田野中被任用，傅说从筑墙的泥水匠中被选拔，胶鬲从鱼盐贩中被举荐，管夷吾从狱官手里被释放并被录用为相，孙叔敖从隐居的海滨被任用，百里奚从买卖奴隶场所被选拔为大夫。

所以，上天将要下达重大责任给这样的人，一定要使他们的内心痛苦，使他们的筋骨劳累，使他们经受饥饿之苦，使他们身受贫困之苦。在他们做事时，使他们的每一行为都不能如他所愿，用这些办法来使他们的内心震撼，使他们的性格坚忍起来，增加他们过去所没有的才能。

一个人常常是犯了错误，以后才能（注意）改正；内心困惑、思虑堵塞，然后才能奋起，有所作为；憔悴枯槁，表现在脸上，吟咏叹息之气，发于声音（看到他的脸面，听到他的声音），然后人们才能了解他。在国内，如果没有守法度的大臣和能辅佐君王的贤士；在国外，如果没有敌对的国家和外国的侵犯的危险，这个国家时常有灭亡（的危险）。这样，人们就会明白 : 在忧患中得以生存；在安乐中趋于衰亡。

《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简析

《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这篇短文，不但立论高远，见解卓越，道常人所不能道。而且论断明晰，逻辑严谨，有不容置辩的说服力。本文善用排比，层层深入地进行论证，形成压倒一切的逼人气势。在艺术上，也是很值得称道的。

孟子在这篇不道二百字的短文中，围绕客观环境与个人和国家命运的关系，阐述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深刻道理。

文章说一个人要成就大事，一定要经历许多艰难困苦的磨炼。只有经历艰难困苦的磨炼，经风雨见世面，才能锻炼意志，增长才干，担当大任。安逸享乐，在温室里成长，则不能养成克服困难，摆脱逆境的能力。他会在困难面前束手无策，遇逆境与挫折，则消沉绝望，往往导致灭亡。所以，他得出结论 :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文章一开头，并没有正面提出任何观点，而是一口气列举了虞舜、傅说、胶鬲、管仲、孙叔敖、百里奚等六位古代圣贤，从贫贱中崛起发迹的例子。这六位古代圣贤的共同点，就是他们在担当“大任”之前，都曾饱经忧患，经历过坎坷艰难的人生历程。正因为他们付出了非同寻常的代价，这些圣贤们，才能“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成就一番宏大的事业。后面的结论又倒过来说明这六位圣贤成就大业的原因。

孟子主张“性善”，仁义礼智生于心，即本于性。任其性，即以“仁”为己任。“动心忍性”就是“使心惊动，使性格（性情）符合“仁”的要求。“曾益其所不能”就是使他们增加做本来不会做的事的能力。命运的挫折，身心的磨炼，不但没有使他们屈服，反而磨砺了他们的人格，增长了他们的才干，使他们变得更加成熟，最终成为古代历史上杰出的人物。由此推论 : 上天如果要把重大的使命放到一个人的肩上，就一定会先磨炼他的意志，锻炼他的筋骨，还要让他经受缺吃少穿，穷困潦倒之苦。这样，才能使他适应各种艰苦的生活，为将来建功立业奠定坚实的基础。

接着，孟子进一步指出 : “人恒过，然后能改 ；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这写的是“生于忧患”。这是一个并列复句，每分句的前半写“忧”，后半写“生”。人在客观世界中，不能无过，有过能改，就求得了“生”。能改是一种境界，这种境界，是人的主观世界，在客观世界中取得了相对的自由。能改，不仅指人在道德品质上符合“仁义礼智”的要求，还指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水平、创造能力得到了提高和发挥。“能”，是人的原望、决心与主观能动性的体现。人的一生，常常因为主观愿望与客观世界的巨大矛盾，主观学识、品行、才能与客观处境的矛盾，让人忧心忡忡，内心充满苦恼、压抑与困惑，以至于思虑阻塞不畅。但人也正是在忧患的困境中，磨炼了意志，提高了认识，超越了自我，奋发而有所作为。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客观世界常常引起人们的喜、怒、哀、乐与好恶、忧惧等感情。他们被这些感情所困扰，表露在脸色上和语言中，然后得到人们的同情与理解。人就是在这种与忧患的斗争中，找到“生”的方式与途径，获得了“生”的意义和价值，取得了“生”的信心与自由。这就是“生于忧患”的含义。

“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写得是“死于安乐”。如果在国内，没有能干的大臣时时注意修明法度，也没有敢于直谏的贤士处处提醒国君；在国外，又没有足以与自己的国家相抗衡，对自己的国家构成威胁的敌国。那么，在这种宽松平和的国度里，国君便可以整日耽于安乐（他既不需要文韬，又不需要武略；既不需要文治，又不需要武功）。而安乐的结果也往往就是国家的灭亡，这就是“死于安乐”的含义。

忧患可以使人发奋，安乐可以松懈人的斗志。逆境中求得生存，顺境中安乐灭亡。这就是人生的辩证法，这就是生活的哲理。这也孟子作为孔子之后，又一位儒家大师所提出的体现儒家“奋发有为，积极用世”思想的著名论断。

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真理，提倡自觉磨炼的精神，有着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只有自觉的经受艰难困苦的磨炼，才能担当起建设祖国，完成伟大的民族复兴的重任。

《得道多助 失道寡助》译文

有利于作战的天气时令，不如有利的作战地理形势；有利的作战地理形势，不如作战中的人心所向、内部团结。

方圆三里的内城，方圆七里的外城，包围着攻打它，却不能取胜。包围着攻打它，必定是得到了有利于作战的天气时令，然而不能取胜（的原因），这是因为有利于作战的天气时令，比不上有利于作战的地理形势的原因。

城墙并不是不高，护城河并不是不深，武器装备并不是不精良，粮食也并不是不充足，但（守城者）弃城而逃，是有利于作战的地理形势，不如作战中的人心所向，内部团结的原因。

所以说，使人民安居下来，而不迁到别的地方去，不能依靠划定的边疆界线；巩固国防不能依靠山河的险要；威震天下不能依靠武器装备的强大。能够施行仁政的君主，得到帮助与支持他的人就多；不能够施行仁政的君主，得到帮助与支持他的人就少。帮助他的人少到了极点，连亲戚都会背叛他；帮助他的人多到了极点，天下的人都会归顺他。凭借天下的人都归顺他这一点，攻打连亲戚都会背叛他的（君主）。所以，君子不战则已，战则，就一定能取得胜利。

《得道多助 失道寡助》简析

我们通常用“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句话来表示 : 合乎“正义”者，就能得到多方面的支持与帮助；违背“正义”者，就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在这里，我们把“道”理解为“正义”。那么什么是“正义”呢？《现代汉语词典》中说 : “正义”是指“公正的，有利于人民的道理“，这是富于现代气息的理解。这和它最初的含义是一脉相承的。

孟子这里说的“得道”和“失道”的人，都不是指普通人，而是一国之君。一国之君，既是战争的总指挥，也是政治上的领袖。孟子通过论述战争胜负的问题，引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观点。然而，在孟子看来，“民心向背”，对于战争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在政治上，也具有同样的重要意义。孟子说 : “得天下有道 : 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 : 得其心，斯得民矣。”意思是说，得天下必先得人民，得人民必先得人民的心。所谓的“得民”，就得到人民的支持、拥护和帮助。所谓“得天下”，就是通过施行“仁政”，来“王天下”，而不是单靠武力来争夺天下。“仁政”，是“以德服人”，使人民心悦诚服，自动来归附。而“以力服人”，不能征服人民之心。在孟子看来，得天下之“道”，即是施行“仁政”，因为“仁政”，是“得其心”之政。

那么，如何“得其心”，即如何施“仁政”呢？孟子提出了“保民”的思想。保民，就关爱和保护人民。它要求君主做到“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就是人民所希望的，就替他们聚集起来，人民所厌恶的，不要强加给他们。人民所希望的是什么呢？当然是富裕、幸福的生活。这是行“仁政”的根本着眼点。做到这一点，然后，民心归服，天下归服，这是任何力量都阻止不了的。

“战必胜矣”的主要原因 :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多助之至，天下顺之”。

这篇短文一开头，就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一中心论点。指明“人和”是克敌制胜的首要条件。“人和”，就是下文说的“多助”和“天下顺之”，即人民的支持和拥护。这反映了孟子“民贵君轻”的政治思想。宋朝朱熹对这一章的注释是 : “尹氏曰 : 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清代焦循的注释是 : “民和为贵，贵于天地，故曰得乎丘民为天子也。”可见这一章不是谈论战争，而是讲民心向背的。是借对战争的论述，谈论实行“王道”（即“仁政”）的重要性，由此逐层推进。短文，先分别就天时与地利，地利与人和做比较，指出天时、地利、人和三因素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大小不同，最后由人和推演出“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的结论，完成本文的论证。

这一章开头提出中心论点，并用概括性很强的战例加以证明，然后，再从理论上进行论证，得出“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的论断，阐明了“人和”的实质。短文，最后以得“人和”的“君子”“战必胜矣”作结，突出地说明“人和”，是决定战争胜负最主要的条件。

文章善于运用设喻的方法。从文章末端看，孟子反对战争，却多次提到战争。这是为了迎合诸侯们的心理，而打个比方，以便有机会，向诸侯们宣传自己的“仁政”主张。

文章析理精微，议论恢宏，气势奔放，阐明引申层层深入，逻辑性很强。另外，还采用了排比等修辞方法，使得文章生动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