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凤山大院”参加红军长征的老首长——吴保山、林忠照、谢家祥、王玉清

红军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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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保山：保山不怕远征难

吴保山将军是原福州军区副政委，他1930年参加革命，1934年由团转党。参加过土地革命战争、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建国后担任了沈阳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委、总参谋部三部政委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1939年，吴保山同志与中国抗日军政大学二分校二大队政治处的同志们合影。左起第3人为吴保山，第4人为丁世容。 吴保山将军不满19岁时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他后来写过一篇充满革命浪漫主义色彩的文章——《露营》，描述了长征中红军战士们露营和用餐的经历，给人以无限的遐想和奋进的力量。在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即将到来的时候，将军的夫人——福建省妇联原副主任丁世容披露了将军在长征期间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吴保山原名巫宝山，1915年生于江西赣县石芜潭广教寺村一贫苦的农民家庭，七八岁时就开始放牛、砍柴，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10岁以后，在亲戚的资助下，他断断续续读过两年私塾，学过《孟子》、《论语》、《幼学》、《增广贤文》等古书，打下了一些认字、写字的文化基础。
1929年赣南农民革命斗争形势迅速发展，村镇里举起了红旗，成立了农民政权。1930年4月，保山的家乡组建了各种群众团体，他被推举为儿童团长。他带着儿童团员们到处去打菩萨，斗土豪，毁神像，收烟枪，捉吃鸦片烟的人，同时还训练大家上课下操。同年初冬，经乡主席江德顺和党支部书记巫秀元介绍，保山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1年9月起，保山先后任乡团支部书记、区团委书记和县团委书记等职。由于他工作积极肯干，在扩大红军和建立青年团的工作中成绩显著，1934年4月，组织上调他到瑞金的中央党校学习，学的是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政治常识和党的建设3门课。这些知识对于刚刚离开农村、没有多少革命知识的保山来说十分新鲜，他如鱼得水，刻苦学习。在党校学习期间，保山由团员转为党员。7月，从中央党校毕业的保山被调到赣南省云都城任少先队部政治训练员，除了做少先队工作外，主要是做扩大红军的工作。
1934年10月，保山从云都调回中央团委，被分配到红一方面军九军团任中央工作团团员。大部队出发时，保山不知道是长征，只知道是打游击。当时，李富春在全体团员大会上作了形势报告，指示大家不要小包袱去，大包袱回来，意思是不准乱拿东西。会后，保山和其他团员一起到九军团政治部报到。在那里，他认识了罗炳辉、黄火青等同志，以后就随军参加了伟大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路上，除打仗外，白天黑夜都是行军，要求一定跟上大部队走，不能掉队，保山年纪小体力差，每天都感到十分疲倦，但他坚持不掉队。由于他是中央工作团团员，每次大部队出发前，别的同志还在睡觉，他就得与先头部队的战友一起早早地上路了，负责做好沿途的发动群众工作。部队驻扎休息时，保山也不能马上休息，他还要联系当地群众，宣传和组织动员群众支援红军，了解民情、敌情等等。
部队行进到贵州后，中央工作团名称撤销，合并为九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保山任科员。当时除打仗外，地方工作部的任务主要是宣传党的政策，协同部队筹集粮草，扩大红军，调查、没收和分配地主财产给当地群众，以及安置伤员等。打土豪时，因时间紧迫，保山他们难以进行细致的调查工作，只是见到房子高大华丽的就贴上布告，处理完后很快又要行军打仗。部队打到云南宣威时，他们曾将火腿公司里的大量火腿没收分给当地群众，群众非常高兴，踊跃地参加红军。尽管当时部队牺牲减员较多，但仍能不断地得到补充。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7月，保山所在的九军团改称第三十二军。8月，红军总部制定进军甘肃南部的夏（河）洮（河）战役计划，并把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为右路军和左路军。保山随三十二军被编入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集结北上，经过草地到阿坝，再到班佑与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领的右路军会合。
红军过雪山草地，是长征征途中艰苦卓绝，雄伟壮烈，堪称奇迹的一段征途，它经历的时间最长，达16个月，占红军两年长征时间的五分之三强。由于张国焘反对党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坚持向川康藏边境退却，保山所在的部队被迫三次过草地。
第一次过草地时，保山已担任地方工作科长。有一次，他带领几个科员去筹粮，在地广人稀的草地，筹粮已很困难，不巧的是途中还遇上了土匪，形势非常危险，他们几人一面打一面撤，后来还是部队赶来才解了围。还有一次，保山他们遇到了一条约30多米宽的河，河上没有桥，附近也没有船，也不知道河水有多深，能不能徒涉过去。怎么办？大家都很着急。当时，有位同志提出，会游泳的人下河试试水深。好几个人自告奋勇前去探路，其中一位游到河中央水深处时扑腾了几下就不见了，其实不是他不会游泳，而是因为长时间忍饥挨饿，体力太差了。牺牲了一个同志，大家很难过。这时，保山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他让探路的人抱住一根碗口粗的树干，再将连接起来的背包绳捆在他的腰上，以便随时将他拉回来。就这样，经过几次试探后，终于找到了一条能趟水过河的路径，大家手拉着手慢慢地过了河。
后两次过草地比第一次更困难了，别说粮食，附近的野菜都被挖光吃光了，保山连皮带都煮来吃了。而且，就在这时，他得了疟疾，开始时他还能拄着棍子一步一步慢慢地走，到后来就完全走不动了，最后是战友们用担架把他抬出了草地。当时他毕竟年轻，抵抗力强，吃点草药，病也就慢慢好了。在与病魔作斗争的同时，保山还与张国焘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立场坚定地站在党中央的一边，敢于在军政治部的会议上提出自己的意见。
草地的环境虽然艰苦，但红军战士的革命乐观主义是战胜困难的武器。保山就觉得过草地时的露营生活别有风味。在一望无垠的草原上，地势稍高，比较干燥的地方，就是保山他们最理想的宿营地。当落日的余辉照得草原泛着金光的时候，红军战士面黄肌瘦的脸上，都显出愉快的神情。队伍一停下来，有的同志端着盆子去找水；有的用树枝掘坑搭灶，要是地面坚硬，用树枝掘不动，就用干牛粪来垒。盆子在战士们手里，真是“物尽其用”了：端水用它，拾干牛粪（当柴烧）也用它，等火点燃了，把它往灶上一放，就成了烧水做饭的锅。一切准备好了之后，一个同志烧火，其余的人就一面闲谈，一面挑选沿途采来的灰灰菜，准备晚餐。身强力壮的人，则自动去接掉队的同志。这时，一缕缕炊烟袅袅上升，萦绕在草原的上空。草原就像一个拥有很多人口的村镇，充满着蓬勃的生命力。
炊烟给保山他们带来了愉快，劳累了一天，看到它就会想到吃东西、休息。可在草地上，这炊烟来之不易。干牛粪不易点燃，烧火的同志恼火极了。先是蹲在地上，伏下身子去吹，累得头晕眼花也不行。后来就索性趴在地上，把嘴凑在牛粪跟前吹。烟熏得人眼泪直流，牛粪的气味呛得人直恶心，大家看着干着急，使不上劲，因为谁也没有烧牛粪的经验。往往是在“饭”快做好的时候，掉队的同志也赶到了。大家总是一跃而起，带着愉快和友爱，跑上去抱着，拉着，让出最好的位置叫他们休息，就像迎接久别重逢的亲人。
晚餐了，保山他们围在一起吃野菜，虽然还带着炒面，但不多。不到找不到野菜的时候，谁也舍不得动。可是对于身体弱、有病的同志却表现得非常慷慨！即使他们不吃，大家也得像发命令一样叫他们咽下去。吃完了就睡觉。真是，走在雪山上，保山他们“顶天立地”；而睡在草地上，保山他们又是“铺地盖天”了。辽阔的草原上，燃着一堆堆的篝火，宛如天上的繁星，闪闪发光。战士们围着火堆横七竖八地躺着。在寂静的夜里，除了呼噜噜的鼾声外，听不到别的动静。有人逗趣地把李白的诗《思乡》后两句改了4个字：“睁眼望明月，低头入睡乡。”用来形容当时的情景。
要是在大树林里宿营，那就是保山他们最大的幸福，但这只是快出草地的时候才遇到过的。在树林里，拾柴、做饭、取暖都比较容易，而且树枝茂密，又遮露又挡风，像个天然的大房子。一堆一堆的火光，把树林子照得通红，大家情不自禁地唱起来：
我们是抗日的先锋，
我们是战斗的英雄，
……
这嘹亮振奋人心的歌声，此起彼落，四处飘荡，好像在参加一个盛大的联欢晚会，大家忘却了一天的疲劳，整个森林草地，充满一片欢乐的气氛。遇到这样的夜晚，保山他们就吃它一顿“上等饭”。所谓“上等饭”，就是白水煮牛肉，煮的时候香味扑鼻，很想要吃它几大碗解解馋。喜欢吃辣椒的同志，拍着大腿直后悔：“早知道有煮牛肉，怎么也要带几个辣椒来！”但吃的时候，大家就皱眉了，油盐都没有，又腥又臭，弄不好，还要吐出来。躺倒在树林里，确是很美，比露天暖和多了。难得这样的机会，保山他们都想睡个够，捞捞本。第二天醒来，身上还是湿漉漉的，活动一下酸痛的四肢，拍掉身上的草叶和泥土，队伍又继续前进了。
　　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三十二军编入二方面军建制，扩充了两个师，保山任地方工作部长，后改任组织部长。部队进驻甘肃少环县缩编后，保山任组织科长。伟大艰巨的长征，对保山来说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二万五千里的烽火征程，更加坚定了他的革命意志，也让他从习惯于地方工作的生活，转到习惯于集中统一的军队生活。
　

林忠照：我家乡100多人长征，到延安时仅剩下4人

林忠照，福建龙岩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参加红军，193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长征中任红8军团21师62团代理政委，红1军团政治部巡视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1955年9月27日，周恩来总理签发的授予林忠照少将军衔的命令 1988年7月25日，解放军总政治部颁发林忠照一级红星勋章证明书 李森大姐给我们讲林忠照将军长征的故事

占领安顺场 夺取敌船只

1935年5月，红军渡过金沙江。红1军团政治部巡视员林忠照所在的红1师红1团担任了光荣的先遣任务。中央军委为了加强先遣部队的领导，派刘伯承、聂荣臻分别担任先遣部队司令和政委。为了增强先遣团的力量，军团的工兵连划归红1团指挥。刘、聂两首长把强渡大渡河的任务交给红1团。接到任务后，红1团立刻从离大渡河160里路的一个村庄冒雨出发，火速前进。
大渡河是岷江的一条支流，地形险恶。太平天国的石达开全军覆没在这里。蒋介石就是要把红军当作石达开，在此消灭。当时红军处境十分危险：后有数十万敌军追赶，前有四川军阀把守大渡河所有渡口。
经一天的冒雨行军，红1团于夜里10点多钟抵达大渡河的安顺场渡口附近，大渡河哗哗水声都可听到。林忠照找当地几个老乡了解情况：前面安顺场是个近500户人家的小市镇，敌人为了防我渡河，经常有两个连在安顺场防守，所有的船只都拖走、毁坏，只留一只船供他们过往使用。安顺场对岸有敌一个团的兵力，主力在渡口下游15里处。上游的泸定城驻有敌3个骨干团，下游是敌杨森的两个团。要渡大渡河，必先占安顺场，夺取船只。林忠照把了解到的情况向先遣部队首长作了汇报，刘伯承指示说：“这次渡河，关系着数万红军的生命，一定要战胜一切困难完成任务，为全军打开一条胜利的道路。”聂政委说：“我们不是石达开，我们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工农红军，在我们面前，没有战不胜的敌人，没有突不破的天险。”并命令一团火速占领安顺场。
夜黑雨大，林忠照带领红1团1营踏着泥泞小路跑步前进。靠近安顺场，他命令1营分成三路包围安顺场守敌。安顺场守敌做梦也没想到红军来得这样快，他们认为红军还没走出少数民族地区，因此毫无戒备。敌人两个连的兵力不到半小时全被我军打垮，缴获了一艘木船。这条木船成了红军渡河的惟一工具。
根据上级的指示，林忠照命令炮兵连的3门八二迫击炮和数挺重机枪安放有利阵地上，轻机枪和特等射手进入河岸阵地。5月25日上午，在刘伯承的指挥下，团长杨得志组织了以连长熊尚志为首的十七勇士的突击队，每人一把大刀，一支冲锋枪，一支短枪，5颗手榴弹，还有作业工具。
庄严的时刻来到了，林忠照对渡江突击队动员说：“同志们，千万红军的希望，就在你们身上。坚决地渡过去，消灭对岸的敌人！”“打！”，林忠照向炮兵下达了命令。神炮手赵章成的炮口早已瞄准了对岸的敌工事，轰轰两下，敌人的碉堡飞向半空。我们的机枪、步枪都发挥了威力，暴风雨般地压住敌人火力。船上下波动向前，划船的老乡们一桨连一桨拼命划着，四周满是子弹击起的浪花。十七勇士终于占领了渡口的工事，打退了国民党军的拼命反攻，蒋介石企图把红军变成“石达开第二”梦想彻底破灭。

智翻雪山 会师达维

红军过泸定桥后，乘胜向北疾进，连续占领了北龙坪、天全等地，6月11日下午，进抵四川边境宝兴县属的大跷碛，高耸入云的大雪山——夹金山，横挡住红军的去路。此时林忠照调到红1军团红2师第4团当政治巡视员。
为了取得爬雪山的常识和经验，林忠照组织工作组，深入当地居民调查访问。当地年长的老乡谆谆告诫他：早晨、晚上大雪纷飞，寒气逼人，山风四起，遮蔽天日，切勿过山。要通过必须在上午10时以后，下午3时以前，而且要多穿衣服，带上烈酒、辣椒好御寒壮气，还得拿根拐棍借力爬山。林忠照根据调研情况，要求“强帮弱，大助小，走不动的扶着走，不能扶的拉着走，每个人都要安全翻越大雪山”。
12日清晨，随着“征服夹金山，创造行军奇迹”的口号，无数根拐杖木棍一齐指向天空，气势如虹。翻越雪山先头班用刺刀在雪上挖踏脚孔，后面的人手拉手，踏着脚孔谨慎前进。突然，响起惊喊声：“有人掉进岩洞。”林忠照快步上前，跟战士们一起用木棍和绑腿带帮助掉进岩洞的同志拉上来。他吩咐被救出的同志不能坐下，继续前进，否则就永远站不起来了。山上雾霾弥漫，时浓时淡，人行其中，宛如腾云驾雾，单薄的军衣，抵挡不住风雪的吹打，脸上、身上像被无数把尖刀割着。越往上爬空气越稀薄，呼吸越困难。前面有一位年龄较大的战士想停下，林忠照说：“不行，停下来就永远走不动了！”他们互相搀扶着前进。快到山顶，突然下起冰雹，核桃大的雹子劈头盖脑地打下来，满脸肿疼。他们只好用手捂住脑袋前进。冰雹过后，万里晴空，阳光耀眼，举目一望，除山峰上几根少数民族竖起的“旗杆”外，都是一片冰雪。他俯视山下队伍，大声喊：“同志们，加把劲。”和他搀扶着同志也大声喊：“加油，加油，加油！”他们搀扶着终于翻越了夹金山的主峰。
经过5个小时的紧张搏斗，全团人马都安全翻过雪山。下山时，部队歌声此起彼伏。突然山脚下响起枪声，林忠照和团长王开湘跑到前面的观察情况。忽然，山风吹来一阵很微弱的呼声，“我们是红军”！“红军？真是红军？”林忠照正半信半疑，侦察员飞奔回来，边跑边喊：“是红四方面军的同志”，“红四方面军的同志来了！”顿时，一片欢呼，响声如雷。万想不到就在这夹金山下，会见了日夜盼望的亲人——红四方面军的同志。
红4团欢呼着涌进达维村，红四方面军的同志把自己住的房子让给红4团住。红四方面军的首长立即前来看望红一方面军的同志，还送给红4团30担粮食。村头村尾每一角落都有战士在愉快交谈，互相询问情况。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对每一个同志都是很大的鼓舞，更增加了革命的胜利信心。
晚上，在达维村的广场上举行了一个会师联欢会，熊熊的篝火映红了天，战士们的脸上放射出灿烂的光辉。林忠照唱起了龙岩山歌：“日头出来红又红，红军会师情浓浓。今晚篝火映欢乐，明日长缨缚苍龙……”
他常说：在长征路上，饿死，冻死和战斗中牺牲的同志不知有多少。我家乡龙岩江山乡就有100多人参加红军长征，长征胜利到达延安时，仅剩下林忠照、郭庭万等4人，几乎都牺牲在长征路上。

谢家祥：长征中第二次生命

谢家祥，江西瑞金人，1914年生，1933年参加红军，1934年转党，参加红军长征。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离休前为福州军区顾问。

艰难跋涉

1933年5月，中央红军在江西苏区扩红，我不到20岁，担任乡苏维埃政府青年团主任。我带了7个青年参加红军，我们被编在红军第三师九团当战士，我第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任团司令部书记。
1934年10月，主力红军北上抗日，我所在的红九军团通过绵江上路了。我的工作是负责部队的宿营报告和转达次日出发时间、电令文件等。每打完一仗，我都要及时将下面报来的资料分类报告给首长，为此经常饿着肚皮来往于首长和前线之间。
部队行军极为艰苦，有时因羊肠小道阻塞，一个晚上还走不了几里路；有时因战斗紧急，连续急行军达100多公里，同志们脚上大都起了血泡。几天不停连续行军，人累得酸软无力，走几步又停下，一个靠着一个，很多战士走着走着便睡着了。有一次，我就因行军时睡着了，深一脚浅一脚，差点掉下悬崖，幸亏后面的同志及时抓住我的腰带，才使我死里逃生。

血战湘江

无数的长征战斗，最令我感到艰苦、激烈的要数湘江之战。1934年11月25日，红军兵分两路渡过湘江，红一、三军团为前卫，红五、九军团为后卫，掩护主力部队前进。我们的军团长罗炳辉动员说：“同志们，我们一定要把敌人顶住，无论付出多大代价都要保证先头部队渡过湘江，坚决挡住敌人的进攻。”距湘江还有几十里时，上级命令当晚11点以前渡过，然后掩护主力继续前进。只有7个小时了，要摸黑前进，每小时走10多里才能到达。情况非常紧急，战士们连快做好的饭也没有来得及吃，分成十余路纵队向湘江跑步前进。敌人逼得近，流弹在上空呼啸。第4天中午，所在部队终于渡过了湘江，迅速占领沿江的土坡高地，胜利完成了掩护后边大军过江的任务。我们跟随团首长跑前跑后全身都处在高度紧张之中，每收到军委和部队发来的电报都是“火急”，“十万火急”、“万万火急”，内容多是红军与敌人展开激战，子弹打光了，刺刀拼弯了，枪托砸坏了及部队伤亡、缴获数字等等。

三过草地

长征途中，由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我是三过草地、二爬雪山。每过一次草地，就是经受一次严峻的考验。草地行军，用我们战士的话说，真是比“上青天”还难。艰苦行军到了宿营地，既无房子躲避暴风雨和冰雪的袭击，又无干柴可供烧火，战士们只能背靠着背坐着睡觉，互相取暖。
1935年7月，在第三次过草地时，部队虽有前两次过草地的经验，但因路程远、时间长，带的粮食不够,产生了严重的粮荒。为了生存，部队严格控制用粮，经常靠挖野菜充饥，有时连野菜也挖不到，便饿着肚子走，实在难受就把牛皮烤焦充饥。我当时把皮鞭烤着吃，也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反正能充饥就行。还有一次，发现地上有一撮不知谁漏下的青稞，我如获至宝，小心翼翼地连沙也全扒起来，洗了又洗，再用火烤着就吃，这也算是美味的一餐。
在这样恶劣的环境里，最要紧的就是别生病。因为无任何药品，完全得靠自身的支撑能力，否则非就地倒下不可。我初过草地时，正遇上连续下雨，一直高烧不退，浑身无力，真是寸步难行。团政委见状让我骑着马走。后来我病情越来越重，连骑马的力气也没有了，我意识到自己也许就要“安家”在草地上了。这时候幸好部队传令休整。几天的休息之后，我身体渐渐好转，总算逃离了死神，但是很多红军战士终因缺粮或生病被夺去了生命。

第二次生命

1936年12月1日，在甘肃龙家源战斗中，担任教导师某部指导员的我在战斗时负了重伤，一颗子弹打中我的左背上部，顿时鲜血直流。当时战斗非常激烈，我忍着剧痛，咬紧牙关再次向敌方扔出一颗手榴弹。随着一声巨响，我自己也倒下去了。有位排长发现后，命令通讯员立即给我包扎，送后方医院抢救。通讯员摘掉了我身上的枪支弹药，挽着我向救护接应地走去。我深知自己伤重，为不拖累别人，我命令通讯员：“你放下，不要管我，快去多打几个敌人。”通讯员一边继续挽着我走，一边擦着泪说：“指导员，我不能丢下你，我这是在执行上级命令。”陕北的老百姓接应到我后，立即用担架把我抬向后方医院。途中，他们一边不停地换肩，一边小跑着。当看到我的双脚冻得发紫，老百姓便脱下大衣盖在我的脚上。由于抢救及时，我脱离了危险，后经医院8个多月的精心治疗，我又站起来了，又投入了新的战斗。（王银茂供稿）　

王玉清：跟随贺老总过草地

王玉清，男，1921年12月出生，贵州黔西人，1935年11月参加革命，1940年10月入党，历经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和金门炮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玉清先后在军团部无线电台、卫生部、宣传部任战士、卫生员、宣传员等职，并参加了长征，是课文《金色的鱼钩》的原型人物。

新中国成立后，王玉清历任炮兵副师长，军分区参谋长、副司令员、师长，福州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军区炮兵司令员、军区司令部顾问等职。1983年9月，在福州军区司令部顾问任上离休。王玉清于1955年被授予少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上校军衔。

王玉清回忆说：

贺龙弹过他的额头

我1921年出生，7岁半就给人家放羊。1935年11月的一天，我见到了“红胡子”，从此改写了命运。那天凌晨，贺老总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红二方面军在长征途中经过我的老家——贵州黔西县，只用一个早上就拿下了县城。
那天，我和父亲走上街头，看到红军为穷人看病。我对父亲说：“官家说红胡子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全是胡说。你看红军对穷人多好呀！”面对我好奇而羡慕的目光，一个红军战士过来问我：“小兄弟，你想不想当红军？红军不打人，不骂人，官兵一个样，是穷人的队伍。”我点点头，转过脸看看父亲，父亲也使劲地点点头。于是14岁的我跟着红军走了，该部是红二军团军团部的无线电台分队。
从此，我跟着贺老总指挥的红二方面军，两个月内转战四千里，参加了数十次战斗，每次战斗我总是冲在前面，爱开玩笑的贺老总遇见我时，常常用两个手指轻弹我的额头，问：“小鬼，累不累，苦不苦？”大声答道：“不累，现在苦，将来甜。”贺老总大声说：“说得好！我们就是为了将来的甜干革命的。加油吧，光明就在前头。”

班长送来两把炒面

5月，部队翻越5000多米高的雪山。山路上的积雪厚达两尺多，大家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走。天黑时，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宿营。有帐篷的挤在帐篷里，大多数人就在树下或避风处过夜，几十个人和衣躺下，挤成一团。山上天气多变，有时天上偶尔露出月亮和星星，转眼间就满天飞雪。大家冻得睡不着，相拥在一起取暖。
部队整整走了20个日夜，没有碰到一个村落，干粮早已吃光，只好采野菜充饥。到了阿坝地区，大家都盼望能补充些给养。然而，村庄虽多，但藏民们跑光了，带走了大部分粮食，带不走的也埋在地下。部队断了粮。电台分队的炊事班长知道我的炒面吃光了，就从自己带的干粮里分了两把炒面给我，说：“我的也不多了，你要省着吃，不知哪天才能走出草地。”我落下泪来，问班长：“给了我，你怎么办？”班长说：“走一步算一步吧。”不久，两人走散了，我只知道班长是湖南人，后来多方打听也没找到他的下落。

缝衣针钓上两条鱼

粮食越来越缺，部队靠野菜和树皮充饥。几万人从同条路走过，前头的部队采了野菜，后面的找吃就更难了。大家边走边找野菜，一天仅能走十几里路。体弱和伤病的同志，走着走着就倒了下去。身边的战友不管相识与否，都会帮死者正正军帽、整理好衣服，就地掩埋。我四五天没有进食，浑身无力。我躺在地上，摘下军帽，抚着帽上的红五星，认为自己活不长了。这时，我摸到了帽上别的两根针，这是部队发给战士们缝补衣物的。我忽然心头一亮：有针，就能做鱼钩；草地上有小河和小塘，就可能有鱼。
我把针烧红弯成钩，拴上线，来到小河边。没多久，我就钓到了两条半斤重的鱼。我找来枯枝，升起火，用脸盆煮起鱼汤来。鱼香把同志们吸引过来，每人都分到了一碗鱼汤。后来，战友们也学我的办法钓到了鱼，想不到小小的缝衣针竟挽救了不少红军战士的生命。　

红军村采编（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