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鱼龙舞 文/段维维

AngelO

　　元宵节，母亲发了一张照片在“相亲相爱一家人”群里，它勾起了我许多童年的回忆。那是一张面灯的集体照。在我的老家，面灯是正月十五的标配。

每到元宵节，天刚蒙蒙亮，母亲就起床了。洗漱自不必说，单是堂屋几间房的、院子里的、院门口的洋灰地，连扫加拖两遍，就得个把钟头。母亲的腰不好，扫不了一会儿就要停下来，直直腰，捶打两下，歇一歇，再接着扫呀，拖呀，直到洋灰地照了人影，母亲才按部就班地干别的活儿。母亲爱干净，扫地拖地是她的必修课，只要不阴天下雨，天天如此。但这些还只是忙碌的元宵节的前奏。

简单地吃了早饭后，母亲便开始为“闹元宵”做准备了。母亲隆重地搬出来一年才用一次的大面盆，洗刷干净了，倒上温开水，把“引子头”揪碎了，放水里“醒醒”。这个空档，拿上洗菜盆，泡上干豆角、干苋菜、木耳、香菇。开了水阀，冲洗头晚上从土窖里扒出来的泥萝卜，去头去尾，削掉褶皱里的“残泥”——每个萝卜都是红白相间，透着水灵的。就着清水，洗了五花肉、香菜、葱姜，泡好的干豆角、干苋菜、木耳。洗好的菜儿顺手就放在石板上的漏盆里，或箅子上，控水，风干。呀，元宵节的包子馅必须是荤素搭配，营养均衡的。然后，就听见一阵紧一阵慢“咚咚锵锵”的剁馅儿声。这声音从锅屋穿过院子，传到堂屋，流到墙外……和左邻右舍的剁馅儿声在空中相交起舞，热闹而又和谐。这是独属于元宵节的声音，也是独属于犄角旮旯里那个小村庄的“热闹”。

母亲就这样，从锅屋到饭堂到院子的井池旁，来来回回地，默不作声地干着活儿。弹簧门一会儿“吱扭”一声，开了；一会儿“咣当”一声，又关上了。剁好了馅儿，和好了发面，母亲开始专心地和点“死”面——不用发。她小心翼翼地倒点开水，又慢慢地兑上凉水，不停地用手试着水温，等到了合适的温度，才放上面粉，撒上盐。和“死面”的过程很漫长，握拳的双手要反复地按压，揉捏，直到面盆、面团、双手都干干净净，才算完结。这仨像是三个未曾谋面的人，但衣着风格却极为相似，都是纤尘不染。意气又极其相投，一见如故。母亲说，和“蒸灯”的面，一定要做到“三光”，即手光、盆光、面光。这样，蒸出来的灯才好看，好“点”，好吃。母亲是远近闻名的面食高手，她深知要想面灯蒸得好，和面是关键。面得和得硬点，但也不能太硬，太硬易裂；更不能瓤了，瓤了易塌；盐不能放太多，咸了齁人，放太少，“面灯”似又少了劲道的灵魂。所以，和“死面”看似是面与水简单地融合，其实不然。它不仅是个力气活，更是个技术活。这是预备蒸面灯的专属用面。

半下午时分，当包子上笼，案板空出，才到了这一天中的重头戏——蒸灯。母亲稳稳地坐在条凳上，伸伸腰，活动活动脖颈子，开始揉面。这个“揉”不仅不粗暴，反倒很柔顺。面团一下子就被揉成了长条状，又慢慢地被卷成一团，层层叠叠的，像是含苞待放的花儿，羞答答的；一会儿又成了一头粗一头细，一会儿呢，上下又一般粗细，像是个小木墩子，瓷实而有质感。其实，面也不是一直要“揉”，揉一会儿，就要醒一阵儿。醒一阵儿，再揉几轮。时不时地，母亲还要回过身，给土锅子添点柴，捅捅灶腔，通通烟。随后，这些碗底粗的面柱子，在母亲的双手间，开始不停地走动、翻滚、打转……不一会儿，一个个像花朵、像车轮、像公鸡、像小猪似得的“面灯”就整整齐齐地摆出来了。家里几口人，就做几盏灯。所以，灯可以做多，万万不能做少的。而母亲认为“九”字寓意长长久久，吉祥如意，所以每年只做九盏面灯。做好了灯，压轴的就是“仓龙”和“钱龙”了。这两条“龙”，含着谷穗的为“仓龙”，含着硬币的就是“钱龙”了。它们鳞甲坚挺，龙须威武，龙眼圆瞪，似苍龙腾跃，气势雄壮。两条“龙”各自盘踞于一方领地，互不干涉，各有担当，极像神龙盘飞祥云之中，英姿逼人啊。

可不要小瞧这些面灯和“龙”，它们的使命可不小呢。当天色暗下来，月上柳梢头后，家家户户就开始点灯了。奶奶在世时，点灯、照灯的活儿都是她的。那时候，家里还是老房子，三间堂屋，住着我们一家五口；三间西屋，除了屯粮食的粮折子，手扶拖拉机，就是些玉米秸、干柴棒、旧衣服、旧鞋子等杂物；奶奶住在南屋。点灯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儿。奶奶净了手，捻好捻，倒上油，“刺啦”一声就点上了，一盏、两盏、三盏……灯光伴着月光，转眼整个屋子就灯火通明的。如果说点灯，点亮的是一家人的希望，是一年的风调雨顺，平安喜乐。那么，照灯，应该是为了赶走黑暗与邪祟。奶奶慢悠悠地，一手端着一盏灯，一手扶着灯火，蹒跚地挪着步子，生怕风把灯吹灭了。“蝎子灯、蚰蜒灯，照了俺的灯，顺着灯呀朝西京。”奶奶是山里人，嗓音厚重，像是磨了一层砂。每次听到她念叨这个咒语，我都很害怕，总觉得墙角、枕头底下就藏着蝎子、蚰蜒，但确实从来也没有遇到过。所以，一时又觉得是奶奶的咒语起了作用。这咒语像是给那些毒蝎子、毒蚰蜒戴上了紧箍，只要奶奶念起来，它们就闻风丧胆，逃之夭夭了。这些灯都放在堂屋的床头柜上、大桌子上，独占一个山头，好似拿捏了整个堂屋的妖魔鬼怪。粮折子在西屋。西屋是厚厚的土墙，茅草顶儿，冬暖夏凉，是储粮的好地方。奶奶点亮了“仓龙”，来到了西屋。“仓龙啊仓龙，你可要多多把粮衔啊，你看我这粮折子多高啊，多粗啊。就等你把粮衔啊！”奶奶说，照亮收粮的仓，今年肯定会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至于“钱龙”，奶奶一般不点亮它，她会收着，像是存钱，攒钱，财不外露。等到了二月二，切片，下锅，或煮汤，或炒菜，咸咸中透着劲道，很有滋味。

面灯也不是家家都做的，一年中有人去世的人家是不用做面灯的。“灯”和“丁”谐音，家中的“丁”少了一个，邻居们会送“灯”为他“添福”，祈祷他家尽快“添丁”。“送灯”像是给村庄一年的人丁作了个总结。点灯后，各家一个接一个地都到这家“送灯”。送灯的人在接灯的人家家门口遇到了，还会互相点评一番：“哎呦，您蒸的这灯可真俊！”其实，不管是丑的还是俊的，接灯的人家是不计较的。接灯的人家懂理，接灯本就给送灯的添了麻烦，分走了一份福，哪里还会计较灯的丑俊！“送灯”，送得可不仅是“福气”，更是一种为人处世的道理。村南头的滕家，婆婆去世了，大家都去送了灯。儿媳妇也喜滋滋接了，可这媳妇儿是个矫情的，嫌弃别人蒸的灯。一大盆灯没进人肚子，全都进了猪肚子。村里人听了，异常气愤。过了几年，她老公公去世了，大家好像说好了一般，再不去给她“添灯”添福。这可给她好好地上了一课。自那后，路上见了人，总是悻悻的。村西头的老高头儿出门儿，头昂得老高老高喽，从不主动跟人打招呼。因为地边子跟几大家子吵过架，干了仗。他走后，给他家送灯的人，少之又少，那光景，甚是凄凉。所以，“送灯”也要看人，不是什么人家都能接到别人送的福的。

小时候，跟着母亲送完灯回来，那就是我们小孩子的欢乐时刻了。我家那一片，跟我般上般下的小伙伴儿有十几二十个。平常，只要不上学，我们就一起耍：藏猫猫，踢瓦，跳皮筋，弹弹珠，摸鱼逮虾，小柳树、扛大刀……什么好玩玩什么，越有挑战性越上赶着玩。元宵节更是别有一番热闹的。那时候，家里穷，买不起纸灯笼，只能端面灯。小伙伴儿只要在院门口吆喝一声，“小雷……小艳……”就见着一个个从各自家里端着灯出来了。有时候，我们也会到挨家挨户地去找，人越聚越多，队伍越来越长。那场面，是鱼贯而入，又鱼贯而出，渐渐地就把整条乡路点亮了。小斌和小可兄弟俩，是我们这群小伙伴儿中的活宝。小斌年长两岁，个子却不高，在大城市石家庄待过几年，说了一口土里土气的普通话，常常成为我们模仿、嘲笑的对象。小可年龄不大，个子却不小，只是很瘦削。说起话来，慢条斯理，偶尔口吃，半天说一句，憋得脸通红。一到冬天，小可就顶着那件不合身的军大衣，趿拉双“茅窝子”，穿梭在我们中间。元宵节，更是他哥俩的表演舞台。他俩的面灯大，油多，灯芯子高，火焰很旺。大家一堆堆的，边走边闹，谁也没在意谁。小斌趁小可不注意，一个快手把一根寸把长的小木棍扔进小可怀里，还边跑边喊，“灯下面……灯下面……蝎子……蝎子……”小可听了小斌的话，忙把灯举到头顶上。这一举不要紧，脚上的“茅窝子”跟高体肥，一紧张就更站不稳，一个踉跄，差点摔了个狗啃泥；军大衣的长袖宽大如扇，一下子把一灯油浇了个从上到下。幸亏穿得厚，否则，真的会烫伤。这时，小可才回过神来，上了哥哥的当了。原来，被奶奶吓走的毒蝎子藏到了小可的灯下面，成了哥哥逗趣的武器了。整个晚上，这样的恶作剧可能要上演很多次，有人勇猛机灵，警惕性高，从不上当；而像年龄小，不知世间险恶如小可般的，就当当都上喽。

等逛累了，回到家，这盏陪我闹腾了一晚上的面灯就只剩下灯芯下那薄薄的一层了。那时候，物质匮乏，一个村都没个商店，更别提吃零嘴儿。最好吃的零嘴儿就是元宵节的面灯了。走一会儿，我就揪下来一小块儿，蘸点油，火上烤烤，嚼嚼吃了，真是香啊。虽然母亲每次都会告诫我，别吃点亮的面灯，会有黑眼圈，但总也忍不住。

小时候的元宵节总让我想起辛弃疾“一夜鱼龙舞”的笑语喧哗，那是儿时最纯真、最质朴、最热烈的亲情、友情、乡情。如今，家里的房子旧貌换新颜，敞亮了；父母年龄大了，干不了重活，地也承包给别人，再也用不到粮折子了；很少有人蒸灯了，都是机器蒸出来，清一色的；点灯的人也走了十几年了，小伙伴中已有三位意外去了天国，再也见不到了。小可就是其中一位。圆月当空，那些揪面灯吃的少年也已年过不惑，当年端灯游戏时的模样永远停留在了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