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剑国画作品赏析(三十六)

高山长青

<p class="ql-block">酷暑時节画三友,</p><p class="ql-block">​淡彩重墨纸上留。</p><p class="ql-block">千里中原一蒸笼,</p><p class="ql-block">何不北上到建州。</p><p class="ql-block">​</p> <p class="ql-block">1995年,李东喜总编把我叫到办公室,说,明年是红军东征60周年,报社准备派你沿红军东征路线采访,给你在一版开辟一个“重走东征路”专栏,一天一篇,如何?我当時是周末版副主任,按说这样的任务一般情况下是论不到专业部门的。李东喜总编说,你有“太行采风录”的经验,我们考虑再三还是认为你合适。说起“太行采风录”,是1987年的事,我与傅健沿太行山从南到北骑自行车走了一趟,历時五个月,每天一篇文章,共发表采访彔一百三十篇。我不好拒绝便答应下来,于是找到摄影记者霍玮,问他可有兴趣?霍玮蛮有兴趣,霍玮的发小杨中苏是一家企业老板,自告奋勇陪我们一起去。杨中苏还专门买了一台新吉普车。三人出发,从红军渡黄河的东辛关渡口为起点。此次东征是红军历经千难万险长征后到达陕北的又一战略行动。当時红一方面军加上后勤人员只有一万多人,红军缺衣少粮,极端困难,极需扩红筹饷,而陝北是个穷困地区,只有山西南部比较富遮。对外是抗日先遣队,内部讲话说,东征目的就是四个字,扩红筹饷。出发后,传输稿件又是问题,那时没有电脑和手机,每天的稿子只能通过电信局,以电报形式发回报社。我每天写好稿子,到了邮局还得重抄到电报纸上。后來我干脆从电信局要了几本电报纸,晚上就把稿子直接写到电报纸上,省了一道工序。一日,到了交口县西庄村,村人把我们领到一口井前,井台上有一石碑,上书红色“红军井”三个大字。村里老人说,毛主席东征時在村里住过。那時村里缺水,老百姓要到十里以外的地方挑水。毛主席在周边山上转了转说,山上郁郁葱葱,植被很好,地下应该有水呀。毛主席仔细查看以后,便让红军战士在山跟打井,果然一泓清泉水喷涌而出。从此,不但西庄有水,还解决了几个村子的吃水难。百姓感念其德,把这口井叫做“红军井”。87年过去了,这口井依然是西庄村百姓的水源。此次采风,历時二十天,发表采访录十五篇,照片数十張。近三十年过去,有机会想再去西庄看看红军井。今日晨起,画一幅红竹,回味那个年代。</p> <p class="ql-block">1987年春夏之交,我与傅健正行走在太行采风的途中。离开平顺县城向东顺浊漳河而下,-日下午来到一小山村,村名记不起来了,姑且叫小庄吧。小庄依山傍水,风景秀丽,陡峭的山峰直插云天。村子不大,二十几户人家,百十口人。我们找到村长,说要采访几户农民,村长非常热情,介绍了村子情况后,我和傅健就分头到农户家去采访。我去的那一户,家中平常只有一个五十多岁的大嬸在家,男主人跟随林县一个包工队打工。大嬸很豪爽,健谈,说他们家祖上是从河南林县逃荒上来的,孩子当兵去了,前几年还在老山前线打过仗。老汉跟着林县包工队还在老山修过碉堡。我说,大嬸,你们家是上阵父子兵。大嬸很自豪,指了指门头,那里挂着光荣军属的牌匾。黄昏時,村长和傅健来了,说,到我们家吃晚饭,我家条件好,去年刚修的瓦房。大嬸说,就在我家吃饭,我给他们摊河南煎饼。我家几孔窑洞都空着哩,住也不成问题。傅健是河南人,想吃河南煎饼,于是我们就决定住大嬸家。至今想来,这一决定何其英明,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村里没电,入夜村民早早就睡了。当夜,月光明媚,万里无云。我在烛光下整理采访筆记,连夜写稿,明日找邮电所寄回报社。写完稿子已是十二点左右,傅健早已在坑上鼾声如雷睡着了。大约清晨四点钟,一阵轰隆隆的声音传來,接着一巨大声音在院中响起,震得窗户乱响,我急忙喊醒傅健,地震了,快起!我推开屋门,一块巨石落在院子中间,巨石径长七八米,把小院占了一多半。我有点发懵,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嬸也起来了,我们站在院子里,大嬸哭着说,塌山了,塌山了。接着村里传來哭声,此時天蒙蒙亮,我和傅健去找村长,走到村长院门口,村长的五间瓦房已被巨石摧毁,只剩南房半间。我说,傅健你快骑车去乡里报告,我和村民救人。这時村里已乱做一团,到处是哭声。村长一家四口遇难,村民小组长带大家救人。七点多時乡里的人來了,九点多的時候,市委书记张正书,市长杨月生和县里的领导都來了。灾情是由山体塌方引起的,三块巨石由百米山顶塌方而下,从村中穿过,造成二十多人遇难,几十头牲畜死亡。老窑洞塌的不多,新彻的平顶窑洞和瓦房经不起冲击,基本被摧毁,连小学校仅有的三间教室和两间宿舍也都荡然无存,唯一的小学教师也遇难了。当天下午,我们离开小庄,临走時,我和傅健给房东大嬸鞠了个躬。傅健说,想来后怕!</p> <p class="ql-block">建州明月夜,</p><p class="ql-block">​西窗竹影沉。</p><p class="ql-block">​遥想潼关路,</p><p class="ql-block">​啸啸起烟尘。</p> <p class="ql-block">一九七一年秋天,我由襄汾纺织厂清花车间保全工调到厂政工组工作。厂里有一套上海海鸥牌相片放大机,因无人会用,买回来一直没有开封。我玩相机好多年,还自制了一台土放大机,能把120底片放大到12吋。到了政工组我把海鸥放大机拆封,还建立了暗室。无事時,就到车间去给工人照像。到了七二年元旦,就在大礼堂搞了一次摄影展览,内容是各个工段抓革命促生产的情景。这年春天,县文化馆征集摄影作品,说要报到省里,省里要搞一次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三十周年文艺作品展览。我就把在厂里展览过的照片拿去一堆,让他们挑选。最后他们选中一张名为“检修”的照片。这张照片是在锅炉房照的,乃多次暴光而广成。先是黄昏時分,把照机固定好,第一次暴光是照锅炉房外景和远处隐约山景。等到天完全黑下来,再让电焊工在楼上焊接,电焊弧光像雨一样飘洒,两个电焊工分别在不同地方焊接,前后总共暴光六次,就好似十几个电焊工同時在操作。那時没有彩色底片和设备,只能是黑白照片,但我这张照片由于采用多次暴光,因而效果非常好,层次分明。送到地区后又被选送到省里,最终成为临汾地区唯一入选省展的摄影作品。当年5月底,我做为参展作者到太原开座谈会,会上谈了感想。一九八二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报社,报到時遇到报社摄影部主任,他说,这不是那个拍“检修”的小姚吗?听说我到报社,就去找总编,让我到摄影部,最后我被分到农村部当记者。说到摄影,我得感谢一个人,他叫陈锡良,清华大学光学系毕业,一九六八年分配到西郭煤矿,当時我也在煤矿当工人,和他住一孔窑洞。他对照像放大制作过程非常熟悉。如何冲底片,如何放大。显影液,定影液都是自已配制。我和他相处一年多,別的没学会,就照像,洗像,放大这一套学会了。后來,发生了3.18武斗队到矿上抢枪,矿上停工,我逃亡在外。直到一九七O年到纺织厂当工人。</p> <p class="ql-block">千里莺啼綠映红,</p><p class="ql-block">​水村山郭酒旗风。</p><p class="ql-block">​南朝四百八十寺,</p><p class="ql-block">​多少楼台烟雨中。</p><p class="ql-block">​ 这是唐代诗人杜牧的诗,杜牧到底来没来过山西,历史上原本没有争议,或者说,没人讨论过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事情,是由安徽学者首先提出的,而且指向性很明确,是针对杜牧的另一首诗:“清明時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安徽学考证的结论是,杜牧一生没有到过山西,其潜台词是,所谓的杏花村只能是安徽旳杏花村。此风一开,江苏学者跟风而上,考证结果是杜牧所指的杏花村是江苏的杏花村。仅笔者当時在文摘报上所见的此类文章不下几十篇,涉及将近十多个省。今年春天,得知晋城水西村刘全林也打出了杜牧牌,说杜牧曾到过水西村,留诗为证,还排练演出了情景剧。刘全林与我相熟,期望我在学术上为期站台。我不敢,亦不能。因为,没有实证,足以服人。我深知当年此风蔓延之背后,是各省的白酒企业买通学者为其摇旗呐喊。学界墮落如此,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春秋以前且不说,春秋時代礼崩乐坏,读书做学问不再是贵族的专利,而有百家争鸣的局面。秦始皇焚书其实是政治行为,所焚之书皆为六国史书,对于农工医之类的书则手下留情。到了汉武帝時代,起用董忠恕,独尊儒术,罢辍百家。魏晋南北朝,政治黑暗,文人无所作用,便一头扎进玄学,所谓玄学,以谈時局政治为耻,清谈概念,实际上是儒释道之结合体。李泽厚在美的历程魏晋风度一章中说,如果玄学能夠在中国延续千年,则沒有西方的文艺复兴和科技领先。即使文字狱最盛行的雍乾盛世,中国的文人风骨依旧。儒家是中國传统文化的治世之学的一翼,另一翼则是法家,一表一里,兼而用之,是两千年统治阶级的不二法门。王莽是西汉末年大孺,实行均贫富,抑豪强,结果一塌糊涂。道家和道教是两回事,道家之祖直追姜子牙,号称百家之宗。春秋之道家提倡无为而治,顺其自然,是一门学派,与鬼神无关。道教是东汉末,农民起义初時联络的的方式,后渐渐地成为会道门,经由文化人理论上完善,还在春秋人物中找到老子为其宗,成为后世的道家。有一次我在绵山问一道士,无量天尊和老子谁大?他顾左右而言他。至于佛家,应该说为中国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中國文化对概念的内涵确定是模糊哲学,仁,义,礼,智,信,等等孺家的基本概念,其内涵有多种解释。而佛家在经义上则思辨也好,解释也好,更为准确。佛教进入中国,也在变化,吸收孺道之合理内核,而成另一番风景。几年前,我与怡学大师闲聊,我说,唐僧公元七世纪去印度取经時,佛教在印度已经衰落,印度的国教,是由婆罗门教重生之后的印度教。唐僧所在的那蘭陀学院是印度教学院,为什么唐僧取回的却是佛经?为什么中国佛教中所供之神,半数以上是印度教的神?十九世纪印度几无佛教,是英國殖民者把佛教又倒灌进印度。至今,在印度,百分之七十的人信奉印度教,百分之二十五的信奉伊斯兰教,剩下的百分之五信奉佛教,其那教等等。怡学大师笑了笑,说,研究佛教历史是一回事,信奉佛教教义又是另一回事,研究者是做学问,信奉者是救灵魂,不能相提并论,你看的世界佛教史吧?教史和教义不是一回事。1987年春3月,我在全程采风太行山時在山中遇两个僧人,一为苦行僧,一为隨行僧,苦行僧在山路上,每走七步便跪下三拜,他由河南白马寺要一直跪拜到五台山。我曾与之相谈,他说,他剃度已经五年,从扫地僧做起,一直熬到苦行僧。他父亲是湖北一军分区司令员,小時得遇一法师,由此产生归入佛门的想法,初中毕业便到白马寺出家,父母多次劝他回家,看他意志坚定,只好作罢。他说,人生万般皆苦,只有成佛,才能永恒,达到极乐世界境界。欲达此境,唯有修行而已!佛祖十九岁外出修行,三十五岁双林中得道,我今年二十岁,願学佛祖,普渡众生。我无言以对,我知道,这就是信仰的力量!</p> <p class="ql-block">1965年6月,晋南汾河河谷麦熟季节。那時我正在上高中,一天中午,放学回家,一辆大卡车停在县委大院门口,很多机关干部正在上车。兼农工部长的父亲站在车前,见我回来了,说,快上车,救火!我稀里胡涂就上了车。原来是景毛公社一个村子麦场失火了。到了麦埸,火势汹汹,偌大的麦場一片火海,几十个人跳下汽车就投入救火战斗。我那時十七八岁,颇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扑向火场,跟着大人们救火。救完火,我的头发,眉毛都烧了个半光,多处皮肤灼伤,衣服上全是黑灰。回来以后,父亲领我到医院去治疗,县委县政府在大礼堂门囗贴了告示,表彰在此次救火中表现英勇的人,我榜上有名。不久就到期末考试,作文题目是“练兵埸上”,我的作文以此次救火为主题。在评卷時,语文老师洪巧玲和语文教研组长王朝陽意见不同。王老师说,走题了,这个题目是让学生写军训课的感受,判为不及格。课任老师洪巧玲说,这篇作文好,好在活学活用,救火就是考验,就是实战练兵,应当给满分。教研组的老师各抒己见,争执不休。最后把两种意见报告给席惠民校长,席恵民校长最后拍板说满分。王朝阳老师是学校语文课的权威,他毕业于北京大学,上世纪三十年代,他是民国延安县县长,在老百姓中口碑甚好。红军到达陕北后,他辞官回到晋南,以教书为生。到了1966年夏天,文革开始,学生给老师贴大字报。一个年轻的语文老师给王朝阳老师贴了一张大字报说,题目是“何为及格?”把去年关于我的作文的争执翻腾出来,那時惯用的手段是上纲上线,结合王朝阳老师的历史,一下子就把王朝阳老师打入“牛鬼蛇神”之列,天天批斗,背不会语录不许吃饭。有一天,王朝阳老师自已贴了一张大字报,题目是“我错了”。还把自己的名字打了红××。见了我就点头,连连说,对不起革命小将。倒是我非常尴尬,因为王朝阳老师给我们带课時,对我寄以厚望。逼着我必须背五十篇古文,像我至今能背诵下来的“岳阳楼记”,“小石潭记”,“木兰辞”,“孔雀东南飞”等古诗文,就得益于那時。转眼到了1968年夏天,学校停课了,我天天无所事事,下河摸鱼,上树掏鸟。王朝阳老师不忍我荒废下去,提议几个老师给我单独上课。才有八个老师教一个学生的奇观。七十年代,我过得很滋润,汽车司机很吃香。那時普通人家最难的就是有钱无处卖煤。燃料公司只对有城市户口的居民,有指标的。农村百姓只能自已上吕梁山乡宁县拉煤,來回一趟得三四天。没有劳力的家户,只能卖高价煤。当司机最大好处就是借机能从中赚点小钱。那时,王朝阳老师早已退休回到村里住。有一次,我在汽车上捎了几麻袋煤,想给王朝阳老师送去,又不好意思,几经踌躇,终于硬着头皮送到王朝阳老师村子。到了村里一打听,才知道王朝阳老师已经去世了。七八年三月,我做为七七级考生考上山大中文系,临走前,我到王朝阳老师家,王老师之子是我同学,他领我到王老师坟前,献了一朿白纸花。</p> <p class="ql-block">上世纪九十年代,由中国新闻协会发起全国新闻界乒乓球邀请赛,先后在辽宁,江西,湖北等省举办。山西省新闻协会在报社办公,历來协会主席由报社总编兼任,我们感觉就好像报社的一个职能部门一样。山西新闻队便以报社为主,男队有我,成允德,李锐锋,女队有周子务和电视台的两个。报社原来的冠军是李锐锋,后来锐锋调省宣传部当了处长,继而成为山西新闻出版局局长。我小時就打乒乓球,中学就是襄汾县冠军,还参加过省少年集训队。后來个子长高了,迷上篮球。所以到报社后一直在篮球队。八十年代末,省队曹东田教练给我一块高胶,我初不适应,适应了半个月,居然赢了报社冠军李锐锋,锐锋开玩笑说,二十年功夫让你半个月毁了。1996年,邀请赛在贵阳举办。其间,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宴请各队领队,恰好我与刘方仁同桌。刘方仁扭头用陕西话问我,你是那个省的?我则用运城话说,我是山西的。运城方言与陕西方言接近,刘方仁一听是家乡话味道,又问,你老家哪里的?我知道刘方仁是陕西武功县人,为了套近乎隨口嗐说,我老家是长安县的。刘方仁高兴地说,哎呀,乡党么,咱是邻县,秦晋之好呀。后來还专门让秘書把我电话号码记下。两年之后,刘方仁因贪腐入狱。说起秦晋之好的典故,其实秦晋之间的密月期很短暂。晋献公去世后,晋国两代国君晋惠公和晋文公都是秦穆公一手扶持起来的,都是秦穆公的女婿。这十几年,说秦晋之好,当之无愧。但国家之间,只有利益之争,没有亲情可说。晋文公前636年继位,是秦穆公派部队护送回來的。晋文公在位八年而称霸天下。前628年,晋文公刚死,晋国国丧期间,秦穆公就乘机攻打晋国盟国郑国。刚刚继位的晋襄公可不惯着姥爷秦穆公,立刻派大军,头带黑纱,灭秦国大军于崤山,俘获秦三军首领,史称秦晋崤之战。多亏晋襄公母亲说情,才放了秦军首领。后来又有秦晋之间的韩之战,麻隧之战。秦国终春秋一世,只能缩在西北一隅,过不了函谷关。实际上,晋国最悲情的国君是晋厉公,在位期间,麻遂之战打败秦国,鄢陵之战大败楚国,为晋悼公复霸打下基础。却因晋国内部诸卿坐大,而于前572年死于老奸巨猾的栾书,中行偃之手,还被冠似恶谥——晋厉公。</p><p class="ql-block">​ 今日画竹,非墨竹,非朱竹,非青竹,乃岭南黄幻吾之笔法,青竿而墨叶也。</p> <p class="ql-block">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作家赵瑜牵头为央视做了一档节目,题目是“中国农村小康建设访谈彔”。赵瑜是导演,晋城文联主席郭中群是制片人,我是主持人。赵瑜那時名气很大,“太行山断裂”,“兵败汉城”,开启了新時期报告文学的先河。郭中群编剧孙伟导演的“上党战役”播出以后,在全国影响很大,“上党战役”在屯留拍摄期间,我曾到现场采访。郭中群也因“上党战役”而成为长治晋城分家后的晋城文联主席。我对舞台很熟悉,十岁就在垣曲曲剧团翻跟斗,跑龙套,不过半年后,就被老爸揪着耳朵回到学校,老爸封建脑瓜,反对我当“戏子”。到了高中,以至后来到工厂,写本子,排节目,搞演出,总也少不了我。反正缺什么角色,找不到人就是我顶杠。87年,山西日报承接了央视龙年元宵晚会的创作和拍摄,我是主创人员之一,那时罗干同志是全总工会副主席,正巧在山西考察,我采访完罗干后,邀请他到晋剧院看我们的采排,罗干欣然应邀到了现场。在但舞台和镜头是完全不同的感觉。访谈彔的在锡涯沟开机,应该说这里我熟,1987年最早报导锡涯沟的记者就是我。不拍摄時,侃侃而谈,一开机拍摄,我就浑身不自在,眼睛不知该看哪里,手不和该往哪里放,还不如锡涯沟支书宋志龙放松。赵瑜在监视器前一遍一遍调整,一次不行再来。我说换人换人,赵瑜说,适应适应就好了。适应以后,我找到窍门,就是你不要心里老想着镜头,你要旁若无人地和平常采访一样。前后折腾了一个月,后期制作就是赵瑜和郭中群的事情了。节目在央视播放以后,我看了几集,感觉那不是我,是个陌生人。不久,原市广电局长调到高平工作,郭中群就从文联调整到广电局当了局长。中群已经去世多年,往事历历,如在眼前。</p> <p class="ql-block">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省人大六届三次会议在太原召开。报社照例要派两个采访组上会,一个组负责人大,一个组负责政协,我是人大那个组的。代表报到那天,我在迎泽宾馆西楼大厅遇到人大代表史掌元。史掌元是中国音乐界的传奇,一年前,我曾到昔阳县史掌元家中采访过。史掌元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农忙种地,农闲凿石,最大的爱好就是唱民歌。1959年,他在山野间隨口而哼的一首“唱得幸福落满坡”民歌,被搞音乐专业的人记谱并发表,正式演出的首唱者是山西著名民歌艺术家刘改鱼,这首歌一下火遍全国。第二年,史掌元参加了全国文教战线群英会,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等中央领导接见。史掌元激动万分,当场即兴又唱了“请到我们山庄来”。著名作曲家践耳说:“奇人奇才,一手拿锄头种地,一手拿笔写歌”。其实践耳先生只说对了一半,那時史掌元连简谱都不会,更不用说五线谱,他的歌都是从心里流出来的。他在群英会上被命名为“农民音乐家”,又当选为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山西省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回到村里,农忙种地,挣基本口粮钱,农闲凿石头,挣油盐酱醋钱。即使这样,史掌元一生创作了二千多首歌。1976年创作的“我为总理扎花圈”,被选为毛主席纪念堂奠基仪式的背景音乐。史掌元是省人大代表,在大厅里见到我很高兴,采访报到的代表是我的任务之一,我就拉着史掌元坐到一个角落抽烟聊天。聊天式的采访,能听到真话,如果摆开架势正式采访,往往听到的是套话。史掌元说,不瞒你说,我连到省里开会的路费都是借的,听说会议上能报销路费。他说,他现在日子过得很艰难,他是农民,没有工资,六十多岁的人了,还要到山上凿石头挣钱。我说,你是省音协副主席,中国音协理事,名满天下的音乐家,难道他们不管?史掌元说,不管不管,我是农民,不是干部,谁管?聊了一会天,我陪史掌元到会务处报到,又到财务上陪他报销了路费。回到报社,思前想后,不能平静下来,就写了一篇“农民音乐家史掌元晚景窘迫”的报导。直接给了夜班编辑,夜班值班副总编是康浦全先生,康总是报社有名的敢说真话的老总。八十午代初,一篇关于陈永贵之子陈明珠的批评报道,报社领导们作难,谁都不签字,最后康总拍案而起,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你们不签我签!夜班一版编辑是李春耕,特意把这篇稿子放在中间,加上花边,更显突出。因为两会开幕之日,当天的报导都要配合,都是说形势大好云云。唯独这篇“农民音乐家晚景窘迫”放在一版正中,显得不合時宜。据说,省委某领导看了当天报纸,很不高兴,打电电话给省委宣传部,说他们把关不严。好在那个年代,总体宽松,说说而已。此后,国内各文摘类的报刋争相转载这篇文章,信件像雪片似的寄到报社,还有的直接把款汇到报社,让转交给史掌元。省市县有关部门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为史掌元減少生活压力,想了许多办法。其中有一位叫沈致雄的,是国家气象总局财会司的干部,写信给我,要求我把史掌元近况详细告诉他,他要捐款赞助。我给他回了近万字的信,才说清楚。后来我去北京,沈致雄请我吃饭,我才知道沈致雄是位女士。此后我再也没见过史掌元先生。2010年,史掌元先生90大寿,山西晚报一位记者去采访。史掌元说,山西日报当年的那篇报导,改变了他的生活。史掌元特别提到沈致雄女士,说沈致雄女士每年都要给他寄钱,说是给他的生活保障金,二十五年从未间断。晚报那位记者专程赴北京采访沈致雄,沈致雄已退休,但她表示,在史掌元先生的有生之年,每年的生活保障金不会间断。我曾与沈致雄女士相约,去昔阳看望史掌元先生,未及成行,2012年,史掌元先生仙逝,终年九十二岁。</p> <p class="ql-block">莲池水养水池莲,</p><p class="ql-block">我寻缘如緣寻我。</p><p class="ql-block">明空若无若空明,</p><p class="ql-block">佛即心时心即佛。</p><p class="ql-block">——回文诗.咏莲</p><p class="ql-block">(可正读可倒读)</p><p class="ql-block">​隰县小西天山门外有一池荷塘,大殿前有一幅著名的对联,曰:</p><p class="ql-block">​ 因有果,果有因,有因有果,种甚因结甚果。</p><p class="ql-block">​ 心即佛,佛即心,即心即佛,欲求佛先求心。</p><p class="ql-block">​ 这幅对联把佛教的教义说得很透彻。说到莲,便想到“爱莲说”,想到周敦颐,進而想到程颢,再跳跃一下想到柯云路。听我慢慢讲来:先说周敦颐,周敦颐是北宋理学的奠基人,在哲学上提出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进而生五行,生八卦,生万物。</p><p class="ql-block">​政治上,唐末宦官祸乱,五代军阀割据,北宋初立,崇文轻武,急需强化君权。这给了儒家的机会。汉亡,魏晋南北朝不用说,玄学大盛,隋唐道家为尊,五代几无学术。无论周敦颐立观如何,客观上是思想适应時代,或曰,時代需要思想。之后的王安石和程颢兄弟皆曾受教于周敦颐。周敦颐厌倦官场,隐居庐山,专注于学问。周敦颐当过丹阳县令,任上兴修学校,后來程颢当晋城县令時,也是大兴乡学,一脉相承也。理学的脉胳清楚,早期有张横渠(张载),周濂溪(周敦颐),其后是程颢兄弟,到了南宋的朱熹最后集大成。理学系统完成了,北宋也完了。北宋的政治实践,从盛到衰,为理学致敬了奠基礼。</p><p class="ql-block">​ 周敦颐的“爱莲说”是千舌名篇,是官場洁身自好者的心灵鸡汤。但周敦颐没想到,他的哲学思想,在一千多年后的二十世纪末,在中国曾经演绎出无数荒诞不经的故事,而始作俑者就是我的好友柯云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柯云路的长篇小说“新星”问世以后,轰动了文学界。“新星”主人公李向南的原形是当时平遥县委书记李辅。那時我在报社文艺部,为新星写了几篇长篇评论文章,称柯云路是中国新一代现实主义作家。这些评论后来都收入中国人民大学资料库。那時柯云路在榆次工厂当工人,住两间小平房。我多次去柯云路家长谈文学。再后来几年不见,看到他的小说“孤岛”,感觉柯云路变了,他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厌倦了,他想寻求更深层次的人性。九十年代初,柯云路的“大气功师”问世,他彻底转型了。他成了当時风靡一時的伪气功热的理论大师。当時那些气功师们,奉柯云路为天尊。这年春天,柯云路从北京归來,我到机埸接他。一到机场,哇塞,接他的好几百人,还打着横幅,“热烈欢迎气功大师柯云路”。柯云路一见我,手心向我做发功状,然后说,老兄,你胃有毛病。我想,我多年胃溃疡,柯云路是知道的。碍于情面,我不好说什么。当晚在饭店举行了一个活动,主持者是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温幸,活动是展示四川气功师傅气功拔牙的绝活。只见那气功师走到埸子中间,说,谁的牙不好,需要拔请站出来,不上麻药,无痛,发一番功,牙就自动掉了。当時山西工人报的杨副总编就站出来说,我的牙需要拔。气功师围着杨总转了几圈,嘴里唸唸有词。气功师说,好了,现在只有一个人轻轻在他头上一拍,他的牙就掉了。在座的谁来拍?我与杨总多年好友,立即站出来说,我拍。我挽起袖子,在杨总的秃顶上一拍,问,牙掉了没有?杨说,没有。气功师说,不可能,你张开嘴我看看。说時慢,那時快,气功师把手伸进杨总嘴里,一下就把杨总的那颗牙给扳下來,杨总满嘴是血,疼得蹲在地上。当晚回到家,就写了一篇5000字的文章,题目是“柯云路批判”,文章中心是,柯云路从一个现实主义作家,转化为魔幻主义的心理路程。结论是,中国少了一个有才华的现实主义作家,多了一个江湖气功师。这条路注定走不通,文章的语气是朋友式的惋惜。第二天是柯云路的带功报告,地点在能容纳3000人的迎泽大会堂,每张票50元。报告前,我把我写的文章给柯云路看,柯云路看后不语,沉默一阵说,老兄,非发不可?我点点头。他说,把题目改一下吧。我说好,改为“云路难行”如何?带功报告开始,柯云路坐在主讲台上,说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说他已集天下气功之大广成,今天有重病的人,我现塲集三千人之功力可助你康复。一下子台上就拥上一百多人,还有被担架抬上去的,柱着拐杖的,各色人等。在柯云路的号令下,全埸起立,闭目,手心向台上,心中想着一股气。几分钟后,又随着柯云路号令,坐下,闭目,静坐。折腾半小時后,奇迹出现了,担架上的人站起來了,一个妇女说,我胸前的腫瘤没有了。我傍边一个小女孩对我说,叔叔,都是假的,我爸爸说的。这个小女孩的父亲是太原电视台的,电视剧“新星”的制片人。今天的带功报告就是他策划主办的。一场报告15万元门票收入,在九十年代,也算天价了。第三天,“云路难行”见报,应该说,这是最早批评伪气功的文章。大概是千禧年之后的一年,我在晋城遇到柯云路夫妇,中午晋城市副书记杜创业请客,杜创业说,柯云路不再迷气功了,又开始写现实主义作品了。他的长篇小说“超级圈套”写气功师的骗人术和普通人被骗过程,而“龙年档案”则是彻底告別十几年所走的岐路,回归现实主义大道。 </p><p class="ql-block">​ 晨起,画幅荷花,说些旧事,俱往矣,俱往矣……</p> <p class="ql-block">莲影淸风款款來</p> <p class="ql-block">井冈竹林遇雪灾,</p><p class="ql-block">​三十年来早忘怀。</p><p class="ql-block">​并州相见不相识,</p><p class="ql-block">​却问客从何处來。</p><p class="ql-block">​(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在天安门上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万红卫兵。此時我在晋南一座小县城的中学读高中,因为在即将被焚烧的书堆里,偷出一套鲁迅全集和约翰.克里斯朵夫,被关在体育室里写认罪书。十月,学校革委会名存实亡,我们四个同学有机会赴京串联。我们住在北京一所小学,部队派军代表管理训练,军代表是山西洪洞人。总归乡音亲切,我被指定为小队长。11月五日晚,军代表把小队长叫来开会,说今晚有紧急任务,每人发四个面包,两个苹果。会毕,把我单独留下说,明天,我们这个队有一张上天安门观礼台的票,经研究决定,由你代表大家去,此事保宻。半夜两点,我被一辆军用吉普送到集合点,然后整队步行了近两个小时,上了天安门广场观礼台。十一月的天安门广场,寒风凛冽,但在观礼台上的红卫兵却情绪高涨,看着满天星斗,唱着革命歌曲:“天上布满星,月牙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寃伸……”一直到上午十点,天安门广场的大喇叭传来东方红乐曲,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出现在天安门正中,向广场红卫兵挥手致意。红卫兵自西向东列队而行,接受检阅。毛主席先走到天门安西端,稍停,又向东端走去,一边走一边挥手。我在观礼台西端最高一层,抬头可清楚看见毛主席。嗓子喊哑了,巴掌拍红了,脚跳痛了。大约每隔一个小時,毛主席出来-次,先往西,再向东。但长安街上列队的行进的队伍不能停。那么,在这一个小時的空档期,通过的红卫兵就见不到毛主席。于是,他们就坐在长安街上不走,等毛主席出来。前边不走,后边人继续涌来,相互拥挤,许多人的鞋都被踩掉了。观礼台后边,是临时救治所,不時有人昏过去,被抬进去抢救。黄昏時,我离开观礼台時,见到几辆卡车上装的一筐一筐的鞋。回到住处,找不到我那三个同学,部队的队长说,这里已被部队征用,串联学生都分散到其它接待站。我们队有十张天津到上海的船票,你去不去?于是我连夜赶到火车站,到天津坐船到上海。我们坐的船是三千吨货轮,大舱里铺着稻草垫子,合身而卧,男女不分,没有被子。四十多个小时行程感觉很漫长。几经辗转,经上海,杭州,南昌,终于到了朝思暮想的革命圣地井冈山。“山下笙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井冈山,我来了。这一年,井冈山地区的雪格外大,到第三天時,上下山的道路已经封闭。出不去,整天在茨坪镇周边转悠。我们住的接待站是临时用茅竹搭的棚子,稻草垫子,四面半个竹篱笆为墙。有一天,我和同一个接待站的三个上海女学生,相隨到竹林中遊玩,茨坪漫山遍野都是竹林和山沟,山坡太陡峭,爬到半路,身后一个女孩就滑倒了,摔倒在沟底。在她同学帮助下,我背着这个女孩,从另一条路回到接待站,把她送到医院。好在只是惊吓过度,临时昏迷,一点皮外伤。她说,谢谢你把我背回来。聊天中得知,她叫刘真,是上海中学学生,与我年龄一般大。我那時还没有改姓,因田翼曹笔划太多,我在四年级時给自已改了名字叫田培林。一个星期后,道路开通,学生开始陆续下山。分别时,颇有点依依不舍,我和三个女孩各自在随身携带的毛主席语录内封面,留下通信地址,从此天各一方。当年12月中旬,回到山西,人民日报发表了“红卫不怕远征难”社论,号召红卫兵步行串联。我组织了十五个同学步行串联,目标韶山,井冈山。直到1967年5月才回来。娘说有上海寄来的一封信,现在找不见了,我也没在意。三十年后,我已在报社工作。一天,省外贸厅副厅长刘向东打电话说,有一个南非贸易代表团來访,你来采访一下。刘向东是山西日报总编刘山之子,其岳父是我继父老战友刘子光,我便一口答应了。这个代表团下榻于迎泽宾馆西边的八角楼,代表团副团长荣真接受采访。荣真是位女士,年近五十,头发已花白。我自我介绍完毕,她介绍了代表团情况,说这些商业家都是华侨,来山西商洽投资。采访完毕,荣真说,姚剑先生,能否帮我打听一个人?说着她拿出一本毛主席语录,翻到后边一页,她说,我找这个人,叫田培林,这是他留给我的地址。三十年前,这个田培林先生在井冈山曾经帮过我,我按他给我的地址写过信,没有回音。这次来山西,顺便打听一下。我一看,这不是我留的地址吗?我激动地说,我就是田培林,这是我在你的毛主席语录上留的地址,你是刘真?变化太大了,认不出来了。我们的手紧紧握在一起。说实话,岁月无情,无论如何我无法把这个头发花白的荣真,和当年那个娇小的刘真联系起来。荣真擦干眼泪,告诉我,1971年她随父母移居南非,继承祖上实业,因为公司的荣氏背景,改名荣真。她问我现在生活状况,我一一回答。她沉吟良久说,到我们公司來吧,我公司聘请你为投资顾问,负责山西方面的投资事宜,年薪优厚。我说,谢谢关心,父母在,不远游。</p><p class="ql-block"> 这篇回忆,前已发出,文中多处未交待清楚。今晨,画一幅彩色竹子,对前文加以修改重发。)</p> <p class="ql-block">东方破晓,</p><p class="ql-block">西窗竹影摇。</p><p class="ql-block">吴王山下云过处,</p><p class="ql-block">​底亊付了了。</p> <p class="ql-block">朔时傲霜雪,</p><p class="ql-block">暑期藏风烟。</p><p class="ql-block">雅俗共欣赏,</p><p class="ql-block">往來皆因緣。</p><p class="ql-block">​</p> <p class="ql-block">儿子问我,爸爸,考你一个问题,你天天画竹子,竹子是草本植物呢还是木本植物?不许查百度。把我问住了,画了多年竹子,竟然不知竹子是草本植物还是木本植物。按说,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因为没人问过这个问题,也就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说到竹子,常说竹林,没人说草林。既然竹可称林,双本为林,我感觉竹子应该是木本植物。像那毛竹,高二十米,直径二十厘米,可以建房,当脚手架,制造傢俱,与木料一样。北方虽然没有高大的毛竹,有绵竹,用来搞编织或做扫帚,以其强度而言,不应该是草本植物。正准备回答竹子是木本植物,却看到儿子诡异的眼神,我忽然明白了,以正常思维肯定有问题,他正洋洋得意地等着我说竹子木本植物呢。于是我便反其道而行之,避开木本和草本,说竹子是禾本植物。这下论到他吃惊了,说,恭喜你,答对了,爸爸真牛!其实我是瞎蒙的,如果不是他诡异的眼神,我的答案肯定是木本植物。看来小鬼还是蒙不过老鬼。趁他不在,打开百度一查,果然让我蒙对了,竹子是禾本植物,也就是草本植物。看來,大千世界知无涯,举手投足皆学问。</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