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袭恩德培

河西走廊

　（根据同名电视片解说词整理）

欧洲、希腊、雅典。

1976年6月27日，星期天，上午10点45分。

法兰西航空飞往巴黎的139航班，在雅典按预定时间停了下来，另外58名乘客登上了飞机。其中4人的护照是假的，他们并不打算飞往巴黎。这些人为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工作，而“人阵”是一个激进的恐怖组织。

“人阵”是一个反对以色列的集团，于1967年“六日战争”中成立，建立的目的是为了夺回被犹太人抢走的国土。他们的主要策略就是劫持客机，支持巴勒斯坦解放阵线。在过去几十年里，他们已经劫持了50多架飞机。

这次的目标是雅典机场，因为工人们正在举行罢工游行，他们依靠守卫比较宽松，使得这场冒险成功了。

恐怖分子登上了139航班。

这架飞机当天早上刚从以色列特拉维夫起飞，机上有246名乘客，大部分都是以色列人。

当飞机上升到巡航高度以后，安全带的信号消失了，这是恐怖分子们发动袭击的信号。乘客们看见三位男士和一位女士跳了起来，他们挥舞着手枪和拔去别针的手榴弹，在这些惊慌的乘客中，坐着以色列外交官伊兰.哈图夫和他74岁的母亲朵拉.布洛赫。

哈图夫在事后回忆：“恐怖分子的手指扣在扳机上想杀了我们，对此我们确认，这些人就是想展开杀戮。”

萨拉.戴维森和她的丈夫伍兹以及处在少年时期的儿子罗恩和班尼一起旅行。她是这样回忆的：“那时我看着孩子们的眼睛，我记得那一幕，他们有着清澈的蓝色眼珠，那双眼睛就像在对上帝说：上帝啊，为什么这事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一位劫匪闯进了驾驶员座舱，他命令飞行员改变航向并关闭所有的无线电通讯设备。

至此，空中交通管理向以色列发出了警报：139次航班被劫持了！

与此同时，以色列首相伊扎克.拉宾也得到了报告。他确信他是第一个获得此信息的人。

特拉维夫国防部地下室，一座防弹的无窗建筑，那里是以色列军事力量的心脏，每天24小时都在运转。以色列反恐怖主义小组的领导人姆基.贝瑟在这里很快得到信息。他回忆那时的心情“感觉就是又生气又狂怒。”

贝瑟领导的反恐小组之前也处理过被劫持的飞机，1972年，他们12个人打扮成地勤人员在特拉维夫卢德机场攻占了一架被劫持的飞机，击毙了两名恐怖分子，拯救了所有的100名乘客。

此时以色列全国都收到信息，所有的机场都提高了警惕。因为此前巴勒斯坦的恐怖分子劫持的飞机都在以色列着陆，所以贝瑟相信只要客机能飞回来，他就知道该如何发动袭击。他命令雷达操作员耐心地观察和等待。

在飞机上，恐怖分子首领通过广播发布了一个声明，他承认是“人阵”成员。他和那位女士都是德国人，带着德国口音。他们命令乘客交出护照，对每个人进行搜身。他们肆意凌辱乘客，对犹太人充满了仇恨。

事后机上的乘客回忆说：“她看我们的眼神，与我们说话的语气充满着仇恨，她的父辈没能对犹太人做到的事情，她却做了。”

萨拉.戴维森的丈夫伍兹是一位飞行导航员，来自以色列国防部，他的身份标识会致他于死地，因此他必须在被搜身之前把证件扔掉。萨拉证实：“我们必须毁掉证件，所以我们一起嚼了它，然后把嚼碎了的证件塞进了一个用过的可乐罐里。”

那个女人走过来，大声吼叫：“护照，快点交出来，你们放哪里了？”而这之间只有几秒钟的时间。

在以色列，贝瑟的雷达操作员报告说139航班并没有飞向以色列，它正向北非的利比亚飞行。那里是另一个国家，以色列军队对那里没有管辖权。

飞机在被劫持2个半小时后在宾哈兹机场着陆了。利比亚政府支持巴列斯坦人民的事业，于是恐怖分子向卡扎菲发送请求，他们需要给飞机加油，这个要求得到了满足。

机上的乘客们忍着高温，一位名叫特丽霞.马特尔的女士生病了，他告诉他们自己怀孕了，害怕失去这个孩子，于是恐怖分子释放了她。

七小时后，这架装满42吨油的飞机起飞了，没有人知道将飞向何方，只有那位获得自由的女士回了伦敦的家。

以色列立即派遣一名特工去询问情况，确认了这就是一个激进的巴勒斯坦恐怖组织劫持了飞机，一共是四名劫匪，其中两人是德国人，这名妇女还从情报文件中指认了这些人。

反恐小组确认这伙人是巴德门霍夫成员，这是一个极端的德国恐怖组织。对贝瑟来说这当然是一个令人恐惧的消息，这意味着这些极端组织加入了袭击以色列的队伍。但尚不知他们将把人质带往何方，更不知这样做的目的。

当时的新闻媒体很快作了报道：“晚上好！现在是1976年6月27日，据消息报道，法航飞机今天被巴勒斯坦游击队劫持，机上有80名以色列人和157名其他国籍的乘客。”

对那些有亲属在飞机上的人们来说，这是一场清晨的噩梦。法国以色列藉人罗伯特.摩尼唯一的儿子，19岁的吉恩.雅克也在被劫持的人质中。摩尼告诉记者：“那是我人生中最糟糕的时段，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我问自己能做些什么呢？但我找不到答案。”

离开利比亚3小时后，飞机已被劫持了差不多14个小时，恐怖分子强迫飞行员着陆。

随着时间推移，在一个停机坪乘客们看见路面集中了很多的军人。到中午时分，这场灾难又过去了9个小时，乘客们被带往一座废弃的大楼。这时人们意识到他们正位于乌干达的恩德培机场。

乌干达是东非的一个小国，恐怖分子经过深思熟虑才选择了这里。恩德培踞特拉维夫有2000英里，这能使他们不至于受到以色列的攻击。

乌干达由独裁者伊迪.阿明统治，他以古怪和无法预测的脾气闻名。他和紧随其后的媒体很快抵达了机场。

人质们一看见可能的救世主，立刻开始鼓掌。

“哦，我们真实太开心了！”——人质们以为整个故事就要结束了，因为他们知道阿明是以色列伟大的朋友。

但大部分人质并不知道阿明已经改变了自己的主张，曾有一段时间，他和以色列的关系很亲密。那是在1972年，时任以色列首相高尔达.迈尔拒绝为阿明提供攻击其邻国肯尼亚的飞机，为了复仇，阿明开始转而支持巴勒斯坦解放阵线的事业。

现在，阿明欢迎恐怖分子的到来，并下令自己的士兵尽全力帮助他们。这些恐怖分子在实施恐怖行动时做梦都没想到能得到一个国家最高领导如此直接的支持。

这样一来，以色列受到了恐怖分子和一个国家整支军队的挑战。但幸运的是，以色列反恐小组的姆基.贝瑟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在乌干达帮助训练他们的士兵，因而非常了解他们的弱点。

“他们的基础知识都很差，只知道怎样给枪支上膛和如何在空旷的地面作战，能读懂一般的地图。”接着事情有了更多的进展，他发现恩德培机场那座老式航空站的建筑商正在以色列，而且仍掌握着设计蓝图。

贝瑟研究了每一个细节，在发起救援行动之前，他必须清楚地了解这座建筑物里里外外的情况。这座建筑有七个入口，三个门，另外四个入口直通大厅，人质就关押在那里。

星期一晚上，乘客们被迫睡在地板上，大厅内灯火通明。

到了6月29日（星期四），下午5点，一组发自恐怖分子的电报陈述了他们的要求：他们希望放出监狱中的恐怖分子，比如日本极端分子冈本公三，他曾在以色列卢德机场杀害了72人。还有卡普其大主教，他向中东的恐怖分子输送过武器。

周四下午2点，他们确定了最后的期限，以色列军方只有45小时的时间，如果不能满足恐怖分子的要求，他们就要开始杀人。

以色列国内的军事评论员坚持认为恩德培太远了，不适合发起救援行动。他们认为：“我们没有任何把握，只能通过政治方法去解决。”

亲属们都知道以色列永远不会和恐怖分子谈判，他们相当绝望。一个人质家属说：“我感到无比悲痛，除了等待，我什么也做不了。”

在恩德培机场，人质们看着乌干达士兵冲进了隔断墙，那个德国女人在检查搜来的护照，她一个个叫着人质的名字，并指挥进入临时搭建的房间内。

“约翰森！”乘客们意识到恐怖分子现在正在将以色列人和其他国家的人分开，在集中营里这个过程被称为“选择”。二战时期纳粹党徒就是这样谋杀了萨拉的姨妈和姨父，这种感觉就像灾难来临，大屠杀又要开始了。

萨拉事后说：“我从未想过二战后这种按种族隔离人群的事情还会发生，我原本以为有了自己的国家，无论她多么狭小都应该无所谓，在那里我们都能够安全地活着，不会这样被分开。”

恐怖分子告诉被挑选出来的以色列人，等最后期限到了他们就会被单独行刑。

6月30日，星期三。客机被劫持的第4天，离最后期限只有不到24小时了。姆基.贝瑟压力很大，他的上司外出接受训练没有回来。国防部长西蒙.佩雷斯坚持用军事手段，而反恐小组认为突袭不是好办法，认为不能把人员派往情况不明的地方。贝瑟则需要更多关于恐怖分子的武器和手段的信息。

西蒙.佩雷斯意识到他必须为贝瑟争取到更多的时间。他发现阿明想籍此时的危机奠定自己在阿拉伯世界领导者的地位，便决定利用这点争取最大的优势。

佩雷斯说：“我想好吧，我们可以利用这个人，因为他和我讲了很多关于他的故事，告诉我他正在追寻世界级荣耀，我可以告诉他如果能帮助救援被劫持的人质，他便可能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能够迎合他的梦想。”

7月1日，周四，人质被劫持的第五天。

距离最后期限只有3个小时了，以色列坚定不移地拒绝与恐怖分子谈判，人质的家人们对政府官员的不满爆发了。他们高呼：“把恐怖分子们想要的东西给他们，让我们的亲人活着回来。”

罗伯特.摩尼参与的此次活动要求政府向恐怖分子妥协。他说：“我一直希望付出那样的代价，我们的儿子就能活着回来了。”

在恩德培机场，为了给下午两点的最后期限做准备，恐怖分子将以色列人质带回了主楼，萨拉.戴维斯面临着她一生中最大的恐惧。“我最怕他们把我的孩子带走，如果他们胆敢带走我的孩子，我就要亲手杀死他们。为了拯救我的孩子，我什么事都能做出来。”

此时必须付出一些什么，否则无辜的人们就要丧命。

还有几分钟就要到恐怖分子射杀人质的最后期限了，全世界都在看着、听着、祈祷着……在耶路撒冷和以色列全国，犹太人为人质们在做特别的祷告。人质的亲属们也加入了救援的行动，他们向伊扎克.拉宾首相在特拉维夫的办公地发起了冲击，并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以色列人质的亲属们由担心转向了愤怒，这种愤怒爆发了。以色列政府官员们背负着难以忍受的压力，他们没有宣布选择军事手段而是宣布了一个改变国家意志的决定：向恐怖分子妥协！

以色列官员非常沮丧，如此沮丧是因为除了向恐怖分子妥协他们什么都做不了，为此他们宣布辞职。

这条消息让人质的亲属们都松了一口气，但是他们和全世界一样都被以色列政府作弄了。以色列国防部长西蒙.佩雷斯事后说：“我非常尊重家长们的感受，但在内心深处一点也不怀疑自己的决定，我们要么努力解救人质，要么失去人质。”

以色列政府不打算用关押的囚犯去交换无辜者们的生命，他们只是希望争取到更多的时间，这样军方就能够从容地开展救援行动。

而此时乌干达总统阿明相信自己已经逼迫以色列政府妥协了。在他看来，他通过谈判争取到了和平解决的途径，他一定会得到全世界的尊重。于是劝说那些恐怖分子将最后期限延长到周六下午1点，也就是72小时之后。

以色列的策略成功了，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计划会成功。

就在最后期限到来之前，那些劫持法兰西客机并将之飞往乌干达的巴勒斯坦极端主义分子又释放了100名人质。这个行动反而让以色列政府感到更大的压力，恐怖分子释放的人质全部是非以色列国籍的人。

但对姆基.贝瑟来说，这已经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了，他知道被释放的人只能为他提供精确的情报。他事后说：“那时我非常激动。哇，他们犯了一个大错！”

　　释放的人质们努力回忆每一个关键的细枝末节，于是贝瑟得知那里至少有6名恐怖分子，他们轮流值班，每班有2人去顶层大厅休息，每个恐怖分子都佩戴枪支，有的还有炸弹。

还有一个关键的情报，每天晚上子夜时分，他们都会命令人质们躺在草垫上，凌晨1点左右，大部分人质都会睡着了。

现在反恐小组依然感到压力巨大，除非他们制定出一个营救计划。这时尤尼.内塔尼亚胡从训练地回来了，他接管了这件任务。他立即和贝瑟以及空军中队首领乔治.沙尼一起花了几个小时研究营救任务的每一个细节。最后该行动被称确定为“雷电行动”。

这是一个有史以来最大胆最勇敢的行动，该计划包含三个关键步骤，每个人在其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第一步：旅程。

他们必须将一队突击队员送往恩德培，这个任务由飞行员乔治.沙尼负责。沙尼将率领一组由四架C130大力士运输机组成的护航队，穿越4000英里路程抵达乌干达。

在恩德培机场，有两个航空站，人质们被关押在东边的老式航空楼内，距离此处西边约2.4英里处是新的航空站。计划4架大力士运输机乘着夜幕的掩护悄悄停靠在跑道上，沙尼必须第一个着陆，其他飞机带着后备装备和供给品于7分钟后着陆。沙尼被警告说，跑道上大部分灯光都可能关了，他必须在一片黑暗中着陆。

没有任何手册能说明该如何进行这样的着陆。沙尼如是说：“现在你能想象，如果恐怖分子警觉到有任何异常，他们就会开枪，5分钟内所有的人质都会被杀死。”

第二步：转移。

一旦领头的飞机着陆，30名突击队员必须完全迅速抵达航空站的门边，那段距离大约有2000米。而有超过100名乌干达士兵守卫在停机坪，外面是控制塔。

姆基.贝瑟想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主意，他计划以乌干达军队护航舰的姿态在航空站着陆。于是贝瑟和阿明通了一次电话，直到他的主要军队正在大型黑色汽车里，被一些军用吉普车簇拥着行进。

乌干达士兵们很害怕阿明和他的将军们，当他们看到这样一组护航队时，会毫无例外地放行。于是以色列军队弄来两辆奔驰和吉普，他们计划直接开到航空站。

第三步：突袭。

尤尼.内塔尼亚胡和一组突击队员从停机坪外袭击乌干达人。与此同时，第二组突击队员将冲进航空站大门消灭恐怖分子并解救人质。

在完成计划的第二天，军方秘密地建立了一个和实物完全一样的航空站，他们挑选了此次任务的突击队员，一遍一遍地进行训练。每一个细节都必须做对，因为任何一个小错误都可能引发一场灾难。

这个计划立刻得到了国防部长佩雷斯的支持，由于太冒险，同时必须得到内阁成员的同意。佩雷斯说：“如果我们失败了，大家是不会原谅的。”

7月3日，星期天。

恩德培机场的周六到了，这是最后期限的前一天，对人质萨拉.戴维森来说，问题不在于她是否会死，而是怎样死。她说：“我希望死的时候不至于疼痛，我不想被弄伤、不想被折磨，只要直接杀了我就好。”此时她并不知道以色列军队的救援行动已经上路了。

距离最后期限还有23个小时，一组由4架大力士C130运输机组成的机队从以色列起飞，他们要飞越2500英里，直达乌干达恩德培机场。

至此“雷电行动”开始了。

时任国防部长佩雷斯说：“我知道我的生命已经处于危险当中，如果行动失败了，大家都会认定这是我的错，但士兵们正冒着生命危险，那么首领们呢？他也应该承担职业生涯的危险。所以我感觉自己也象一名士兵。”

这个计划太危险了，甚至大力士飞机上的士兵都担心自己难逃一死，直到最后一刻都不相信为什么总指挥官和首相，或别的什么人会发了疯一样地支持这个行动。

机队必须首先抵达恩德培机场。旅途中充满了危险，途径红海的航线上经过3个与以色列敌对的国家，他们是埃及、沙特阿拉伯和苏丹。

为了防止被雷达信号找到，机组必须飞越整个红海，一共有900英里。这项任务落在了30岁的乔治.沙尼肩上。

沙尼说：“干还是不干呢？这项任务将是以色列空军和军事行动史上最大的冒险。”

而在恩德培，一辆救护车将生病的朵拉.布洛赫送往22英里之外的坎帕拉一家医院，她的儿子伊兰被迫留了下来。伊兰后来说：“我想和她一起去，但是德国女人对我大吼。说不行，绝对不行。说你这个白痴，你以为你是谁。所以我没有办法，我只是担心我亲爱的妈妈。”

在领头的护航舰上，姆基.贝瑟担任着最危险的角色，他将率领3个人冲进3号门，进入主要的房间——人质们就关押在那里。

贝瑟充分向手下人展示了勇气，实际上他曾为之前的失败痛苦不堪。因为2年前他参加的马洛特营救任务失败了，那次是巴勒斯坦武装分子占领了一所学校，以色列开展营救。当恐怖分子看见了以色列军队便将枪口对准了人质，21个孩子命丧枪下。

为此贝瑟急切地渴望赎罪。

子夜前几分钟，就和计划的时间一样，沙尼准备着陆了。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必须在黑暗中将这个重达72吨的飞机安全着陆。

沙尼操纵飞机准备着陆了，这时他看见了跑道，指示灯都亮着。空军部队的总领问我：“你还好吗？看见跑道了吗？能着陆吗？”

沙尼来不及回答，他用尽浑身的力气，深吸一口气，只有这样他才能平静下来，不会感到压力。随后他说：“是的长官，一切都在掌控之中，请勿慌张。”

“那是一个伟大的时刻，跑道就在眼前，我能做到。”

第一架护航舰着陆了，如果乌干达士兵看见，以色列将丧失突袭的最关键因素。

这是午夜12点02分，以色列人现在到达距航空站2.4英里的地方。人质们应该要睡觉了，这一步是计划的关键，只有当恐怖分子站着，这个高度才适合对头部的射击。

　　大力士运输机静静地停在那里毫无动静，等待突击队员冲向航空站。行动马上开始了。

沙尼回忆：“当奔驰车在我左边行驶时，那真是令人兴奋的一刻，谁都知道，接下来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指挥副官姆贝基.贝瑟驾驶着奔驰车，车上坐着其他8名指挥官。

“你能闻到雨水的味道，那种味道非常美妙，这让我想起了几年前在乌干达度过的时光。我神情更加兴奋，肾上腺素不断飙升。”

此时以色列士兵已能清楚地看见航空站，在控制塔上，乌干达士兵并没有注意到危险的到来。

贝瑟用车载播放器不停地播放着颂歌，如果能够骗过乌干达士兵到达航空站，计划就成功了。

但接下来吉奥拉.祖斯曼察觉到了什么。他突然看见一些乌干达士兵，其中一位举起了枪对着我们。但在乌干达呆过一阵的贝瑟知道，这只是一个标准的规定动作，只要看到护送车队，士兵就会抬起枪，高喊“前进！”

于是贝瑟让他的伙伴们不理会这些士兵，只顾向航站楼前进。贝瑟说：“我清楚地看到前面的道路，知道事情就这样了，我们的任务就要成功，只需30秒就能进入航站的大门。”

但是尤尼.内塔尼亚胡是这次行动的指挥官，他否决了贝瑟的意见，命令吉奥拉干掉那个士兵。

“好吧，那就干掉他，反正他试图阻止我们。”后来吉奥拉也证实。吉奥拉的枪口上安装有消声器，他朝那乌干达士兵开了枪。

以色列人相信排除了威胁，但后面车上的突击队员却发现那个乌干达士兵正努力站起来，吉奥拉并没有打死他。情急之下便用拉尼什科夫步枪瞄准了射击，可是步枪上没有消声器，枪声在机场上空回荡，这让这场袭击行动失去了最紧要的隐秘性。

计划被打破了，乌干达士兵醒悟过来，朝着车队疯狂地扫射，迫使车队在距离航空站70米远的地方停了下来。这突然的变故让贝瑟更担心人质遭到杀害，情形万分危急。

在大厅内，枪声引起了人质们的恐慌，大家到处寻找藏身之处，人质伊兰.哈图夫捡起了一个恐怖分子丢弃在地上的抢，站在大家的对面。

航站外，贝瑟已到达了控制塔，只见入口处已被火力封锁。马洛特那场悲剧马上在他的脑海中出现。他说：“我感觉悲剧好像又要上演了。”贝瑟知道转机就在于他自己，子弹四射，他也顾不得了，带着士兵们冲向四号门。

大厅内，伊兰.哈图夫正低头查看刚拾起的枪支，手指扣上了扳机。那时他看见一个恐怖分子正要向人质们射击。

突然，开枪的那个恐怖分子倒下了，一颗子弹解救了人质。而子弹是来自破门而入的突击队员。

大厅里子弹乱飞，手榴弹、爆炸声、火药味、叫喊声……天啊！有一瞬间出现了一片寂静。但大家都知道还有恐怖分子正藏身此处。

吉奥拉.祖斯曼带领他的小队闯入了五号门，直接向恐怖分子休息的大厅跑去，途中打死了3名乌干达士兵，之后看见2个穿着普通没有佩戴武器的人，一瞬间他们必须判断这两人是恐怖分子还是无辜的人质。

吉奥拉命令射击，他认定他们是恐怖分子。但有人说“不，他们是人质。”

吉奥拉再次命令：“开枪！”因为他看见其中一人正在腰间摸索，这些恐怖分子腰间常携带着爆炸物。

枪声响了，两个恐怖分子应声倒下。

在停机坪，尤尼.内塔尼亚胡和他的手下正努力控制局面。而主航站楼内，贝瑟和他的小队已消灭了残余的恐怖分子。贝瑟后来告诉记者：“那时你的感觉会更灵敏，眼睛搜寻着房间的每一个角落，随时准备着射击，因为面对着恐怖分子，必须在他开枪之前就击毙他。”

萨拉回忆起当时的情况说：“枪声过后就是一片寂静，接着有人用希伯来语说话。我听出来有一些以色列士兵，于是稍微抬起了头，看见我面前站着一位士兵。他就端着枪站在那里，看着我说：我们是来带你们回家的。”

通往贵宾室的走廊弥漫着烟雾，最后有2名恐怖分子在那里被击毙，射中他们的子弹引爆了他们身上的爆炸物。祖斯曼和他的士兵们都完好无损，他们打死了大厅里全部的恐怖分子，确保了航站的安全。

此时停机坪仍由乌干达士兵控制着，枪声中一位以色列士兵倒下了，他是指挥官尤尼.内塔尼亚胡。乌干达人很多，占据着上风，攻击任务异常艰难。

整个“雷电行动”被延迟了7分钟。突击队被乌干达士兵的火力压制住了行动，姆基.贝瑟接任了内塔尼亚胡的指挥。他下令由后面运输机上装载的200名士兵对航站楼开展进攻。这些士兵带有火箭弹、火箭推进榴弹、重型武器和自动机关枪。

战斗很快结束，20名乌干达士兵被消灭了。

航空站内，士兵们正准备让人质撤离，其中一名人质面临着艰难的决择。伊兰.哈图夫知道，如果他此时离开，意味着要永远丢弃还在22英里之外、正在坎帕拉医院治疗的母亲。他说：“我知道我必须离开，不然也会死在这里。就是牺牲我自己也没有多大用处，却仍然救不了我的母亲。我唯一的希望是军队能想办法营救她，如果能和阿明达成交易，也许能救出我母亲。”

飞行员乔治.沙尼率领的第一架大力士运输机在着陆59分钟后，载着被拯救的人质起飞了。沙尼说：“那是我生命中最伟大的一瞬，因为我们成功了。人质们获得了自由，他们正飞回家。”

到这时救援的消息终于泄露了，飞机还在返回以色列的途中，耶路撒冷传来了媒体的声音：“这里是来自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则特殊的消息，被阿拉伯恐怖分子在乌干达关押了一周多的人质们现在获救，正在回家的路上。”

飞机在内罗毕加满油，此时士兵才知道他们的指挥官尤尼.内塔尼亚胡牺牲的消息。贝瑟告诉大家：“这让我很难接受，我们是亲密的伙伴。我们失去的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指挥官，更是一个亲密的兄弟。”

而在谈到此事时，时任国防部长西蒙.佩雷斯说：“那是我人生中为数不多的一次流泪。”

摄影记者记录了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热烈欢呼的场面，庆祝以色列军队获得的成功。

罗伯特.麦摩尼得到了他儿子吉恩.雅克的消息。一位官员直接将他带往他的办公室。他告诉我：我的儿子已经死了。”

“我当时都发疯了，抓住他不放，只是问他为什么？为什么要骗我？为什么不从一开始就告诉我真相，虽然他在接回之前就已经死了。”

吉恩.雅克是在恩德培中弹身亡，贝瑟和他的手下误把他当成了一名恐怖分子而开枪射杀了。贝瑟说：“这就是危机情境，当突击队员骤然而至，他欢呼雀跃并由此造成严重的后果。”

罗伯特.麦摩尼很长时间都不能平息，他说：“这种痛苦持续至今，我和我的妻子，还有我的五位女儿，30年来我们都沉浸在悲痛之中。”

朵拉.布洛赫——这位74岁高龄的老人，因病被送往堪培拉的医院治疗，此后人们再没听到她的消息。几年后她的家人在乌干达发现了事情的真相。她的儿子告诉记者：“伊迪.阿明听说人质被救而她还在医院的消息，立即派人将她赶出医院并杀死了她。后来我们又找到她尸体被遗弃的地方。阿明倒台后，我们将会把她的遗体带回以色列，埋在我父亲的墓地旁。”

在101名参加恩德培救援的以色列人中，牺牲了5位战士。这在以色列短暂的历史上是一座丰碑。在那59分钟内，一个小国向全世界展示了恐怖主义是可以击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