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足宝顶山石刻开凿者重考讲座

勿忘我

7月29日，在重庆枇杷山书院，由四川美术学院史论系教授牟群教授开讲的《发现重庆历史文化大讲堂2023年第6讲----大足宝顶山石刻开凿者重考》讲座，以全新学术视角，打开宝顶摩崖新的“哥德巴赫猜想”，告诉了大足石刻他的新发现和研究，完全要颠覆我们原来认知的大足石刻。

1999年大足石刻成功申报世界文物遗产，这是重庆的一张漂亮的名片，是石刻瑰宝，是我国四大佛教石窟之一。大足宝顶山石刻是重庆的，全国的，全亚洲的，乃至全世界人民宝贵的文化遗产。

早在1818年大足知县张澍就开始了石刻研究著巜游宝鼎山记》前后篇。40年代梁思诚，杨家骆（民国时枇杷山博物院院长），刘敦桢，陈明光，莫宁江，马衡，顾颉刚，陈习珊，何遂，傅振伦等大批学者考察了大足石刻并开始研究，60年代开始展开了现代意义《大足学》系统研究，堪以石岗龙门鼎足立，实以敦煌相伯仲，而为中国佛教石刻之三大区域。苏俄雕塑家克林杜霍夫，日本学者粟原益男，日野开郎，石川一成，川美赵树桐，叶毓山及郭相颖，张划等众多学者艺术家著述丰厚。1999年，大足石刻以其独树一帜的雕刻风格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与敦煌、龙门、云岗齐名的佛教石刻。大足石刻是我国重要的佛教石窟，以宝顶山摩崖造像规模最大、造像最精美。一直以来，大足石刻研究学者有一种约定俗成的认识：大足宝顶山石刻是民间工程，是由名为赵智凤的当地僧人发愿集资修建而成，传承的是柳本尊的密宗教义。然而牟群教授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开凿者并不是赵智凤，也不是民间工程而是皇家工程，是皇权所为。2个小时讲座详细分析，举证大量史实考证自己观点，让人信服。

1979年，川美牟群教授开始涉及大足石刻，经披阅史料及反复多次实地考证，以正史史料、权力背景和资源整合力为突破口，提出了与先前大足学约定俗成定论完全不同的见解，以全新方法论阐释了他对宝顶山石刻研究成果，提出了自己的基本观点。1.大足宝顶山石刻不是民间工程，而是皇家工程；2.赵智凤不是开凿者是工程代号，传世雕像原型亦非赵智凤；3.释迦涅盘卧像前头戴冕旈者正是宋光宗赵惇本人；4. 宝顶山摩崖不是密宗道场，而是佛教六宗集成

佛舍利图文碑巜禁中应现图》为何在大足小佛湾中，学界有两种说法：一说是阿育王山广利禅寺住持传法臣僧道权为之题记并赐给宝顶山刻石小佛湾安奉而大足石刻研究院则认为是因赵智凤开凿大足宝顶山声势之盛，轰动朝野所以朝廷赐给大足安奉而牟群教授则认为此二说匀难成立。这块图文碑已入皇宫禁奉，广利寺方丈无权转送。赵智凤开凿宝顶山也难至于皇室将如此尊贵的宝物赐予。合乎情理的解释是皇室主动配置的，其目的是保障宝顶山石刻的皇室规格，为表现圣寿寺皇家寺庙风范弥补没有佛舍利之憾，李凤娘懿旨，将逝江广利寺佛舍利图文碑《禁中应现图》移往宝顶山嵌于小佛湾工坊之中。

人类文明艺术史上超规模以上遗址都是出于皇权所为，几乎无一例。同量级规模，博大精深，构思慎密，工程浩瀚，耗资巨大绝非民间力量所为。牟群教授认为宝顶石刻这样辉煌浩大的佛教工程，几乎不可能是地方权力、资源动员能力能胜任的。在人类古代遗产中，凡上规模者，皆为皇权所为。无论古埃及金字塔、罗马决斗场、卢浮宫，还是紫禁城、云岗、龙门、敦煌、大足，概莫能外。在过去社会里，能够动用资源，动用人力，动用资金，修那么大规模的文化遗迹，只能是皇家，是统治者，由某个地方上的人物去组织修建是不可能的。宝顶山石刻巨大的工程量决定了开凿宝顶山石刻需要大量资金，而这样巨量的资金绝不是能由个人募捐所能支撑的同时也不是当时大足和川渝地方民间财力所能支持的背后一定有超级的财力支配和资源动员力。其二宝顶山工程巨量的石方与精细的内涵，必需要大量工匠与民伕，但却不见于大足地方志的记载，应视着当时的官府明知参与，但有意避讳。宝顶山所有石刻未按常例留下供养人与工匠的姓名印记。如果不是出于绝对权力管控是难以做到的。

赵智凤其人南宋商僧传记和相关典籍都无记载，法号不明，且姓与名均犯圣讳岂能留传于世，现存赵智凤形像并非释门大德凤仪，却类似仙道人物，原形出自小佛湾经目塔南面祖师像，该像主角应另有其属，名不符实，张冠李戴。

2个小时讲座娓娓到来，刷新了以前认知，受益非浅，实呼听得过隐。感谢文保志愿者服务总队组织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