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中行走记（三）

张舜夫

　　1971年11月11日11点10分，一列绿皮火车一声长鸣，驶出上海，启动了我第三段国中行走，主题是随着工作地点的转移而在原始森林里盘桓。

这是当年同车车友保留的乘车证，记录于《呼玛河畔2》中，只是记不得自己当时坐在哪一节车厢。上海至塔河，若经哈尔滨需走3300公里，我们的车经过白城，走了3100公里，花了五天四夜，平均每小时三十公里出头。这是加开的班次，享受的是货车待遇，沿途不断地等待避让、甩车厢下客下行李啥的，过了大扬气，还得起用两个机车头，前拉后顶的，可费劲了。

　　火车到达大兴安岭地区（几年前称为特区）塔河，下了好大一拨人。站前排满各种车子，大板车、翻斗车、马拉车，把大家拉向各单位。我们六十一人被送到八里外的塔南筑路队，热气腾腾的晚餐正等着我们，吃的啥，记不得了，第一顿，好像是细粮。食堂外，一个当地小孩向我们展示一口生吞一条松树毛虫。

兴安岭，据说有几个少数民族语言都读作金阿林，音相似而义相远，阿林是山，金不一定是金，恐怕是白。它分大小外三部分，构成一个F。大兴安岭是那一竖，小兴安岭是那短横，两者隔着嫩江，外兴安岭是那长横，被黑龙江水隔在江北化外之地。塔河在那一竖的顶端部位，属于中国纬度最高的那片区域，在五十二度线之北。塔河没有塔，有河。塔哈儿河在塔南汇入呼玛河，构成一个“丫”，行政驻地在丫口内，曾拥有一个鄂伦春语地名“古旗鼓”，意思是多塔头甸子的地方。呼玛河绕过塔河，曲曲弯弯东流至黑龙江。以我的眼格，塔河不亚于临渭滨靠斜谷的祁山，也是个左出右入之地。

借来邻居家的地图册，照着描了描。当时图上还没有铁路通往塔河，没成想后来我顺着铁路到了这里，一待待了十年十一个月。

　　塔河林密。樟子松在人腰部以下多为黑褐色，腰部以上则披着金黄鳞甲，像个阳光少年，见了喜气，岁数却往往已过了百年。若遇上一大片迎立，简直就是“执金吾缇骑二百人，光满道路”。落叶松是主要树种，电线杆、枕木、矿井里的桩柱都离不了它，干的尽是粗活。它材质沉，树枝披拂，大风来了，像芭蕾舞者打开双手，舞个不停，再加土层薄、地冻，树根扎不深，林中的倒木大都是它。白桦树生命力强，森林遭火后，往往是它最先长出来。它白间着黑，黑白相持相仗，见了使人心静。工地上用餐，扒下它一掌宽的树皮当个盛菜的碗，折断它两根树枝去了皮，就成了一副筷，每当想起这一幕，不由得“罪过、罪过”念两声。灌木丛里有紫色的都柿，酸酸甜甜的，它在超市里被叫做蓝莓，在学院里好像被归入越橘一属。有一年我采了些都柿，放入空麦乳精罐，准备带回上海给大家见识见识。临行前，我想打开罐盖看看，落实一下，可是用手打不开。我用旋凿一撬，砰的一声，罐盖飞到帐篷顶，差一点就能削去我下巴，里面的都柿成了酒浆。牙格达也长在灌木丛，红红的，如今有个美名叫做“兴安红豆”。它也是其他生物的嗜好物，果实上常缠着蛛网，晨雾中看上去白茫茫一片。秋雨淅沥沥的时候，林地上各色菌菇冒出来，我们却很少去采，怕误食了有毒的，不值当。有些树种的倒木此时会长出木耳来，拿一块手帕铺在地，采到的木耳放上去，四角一扎，托在掌上暄乎乎的，就像托在婴儿的屁股上。

　　这里的人打渔，不需要考验耐心。用水果罐头的空玻璃瓶装些许火药，点燃导火索向上游扔去，砰的一声，震晕的鱼漂下来，人站在下游捡，这多半是筑路人的手法。森林勘测队的野营地都在溪流边，他们会用两三段倒木垒个坝，靠岸处留个两掌宽的小口，小口下装个筐，筐内铺些枝叶。静夜月光下，鱼会下游，就此入了筐，小小鱼会漏掉，小大鱼则被轮班做饭者捡去熬了汤。在较宽的河道上，有人打渔的手法极为潇洒，超出我的想象，不过也仅此一见。他穿的橡胶衣裤连着靴，腰间挂着篓，手拿钓竿，钩上的饵是黄狗身上的毛。只见他沿着河中浅滩走，竿钩甩向对岸河湾静水处，就像赶大车的挥鞭儿，这样三五、七八、十来下，就有鱼上钩。据说拉钓竿时，黄色的狗毛在清澈的水里意味着飞落的昆虫，是细鳞鱼们的最爱。细鳞鱼极鲜美，我尝过。

　　塔河人稀。面积近于两个半上海，人口二万，每平方公里不到两个人，如今经历五十年，人口翻番，仍不足每平方公里四人。听说在知青之前大兴安岭地区曾经历三次开发。1955年那次，六千人先后从水路沿黑龙江绕到北坡上岸，建了漠河等四个据点，向前推进几十公里，主要是落实防火措施，顺带进行开采作业，为的是两场大火后的亡羊补牢，成本在所不计。1958年的那次，从陆路进，人数难以统计，由各老林业局包建新林业局，仿佛母鸡孵蛋，声势不小。谁料自然灾害接踵而至，底下要油要粮，上头愁钱发“饷”，最终裁撤并，计划没有变化快。好在赚取了经验，留下了屋舍，开垦了荒地，联通了若干条简易公路，以待来者。1964年那次，八万铁道兵加二万老林区工人，以会战的决心和规模，从嫩江铺展着嫩林铁路往北进，总算在高寒禁区立住脚。五年之后，69、70、71连续三年以上海浙江上海的序列进了六万知青，带来了人气旺气和财气。想来是有了盈利，原本草创格局的民居、学校、市政设施开始有了改观；我们这个筑路连也由最初一台东方红拖拉机，后来增加了四台东欧产的“大罗马”推土机，型号D-80。若说有何物件是全连人共同感到亲切的，则非堆土机莫属。它产自波兰克拉科夫，要是记错的话，那就是罗马尼亚布拉索夫，桔黄色涂装，驾驶室敞开，四个柱子顶着个镂空弧形棚罩。它是机工精心保养的座驾，是力工在施工路段凭着笑脸截留片刻的帮手，是测工挥手引导堆土作业的伙伴，也是炊事员送餐到工地后的休息室。有一个曾经，把十几个土豆扔进它的排气管，小油门轰着，十几分钟后，加大油门，烤熟的土豆一个个蹦出来，现烤现吃，味道不比烤红薯差多少。

这本相册的封面最神似兴安林区。

　　塔河冬寒。且不说“严冬冱寒，滴水成冰”，单以七月份林中溪流旁仍可见未化了的残冰残雪，就不妨碍你臆想冰封雪飘时的景象。要知道，塔河东南的呼玛、西南的根河、西北的漠河，这些近邻都或先或后在某种意义上（某个瞬间，某个日均，某个月均）创下过中国最冷的气象纪录。冰天雪地，林中发白，那还不算啥，若觉着林中泛青，则要格外当心，这是冷到零下三、四十度的征兆，分分钟会把人冻伤。我对环境不敏感，自诩既是抗冻英雄又是耐高温。有人不忿，故意考验我，在炉膛里塞满了木柈，又倒上柴油，点燃后烈火如歌，在炉内呼啸，排烟筒烧得通红，快红到帘门上方的烟筒出口垫圈了。同帐篷的室友个挨个都躲出去了，我把他们的铺盖往远卷了卷，免得烤糊着火，继续看着手中的“《春秋》”，坐等炉火气焰下去。山下住在学校宿舍里，到了隆冬，暖气逐渐送不到一长溜平房的尽头。室友们投亲靠友外宿不归，我坚持着，外衣盖在被上，皮大衣压住脚，头戴皮帽，帽耳翻下来护住脸颊，颜面遮上干毛巾。忽听床边工具箱里有动静，想来是插入式的盖子缝隙太大，老鼠钻进去了，一生气，拿起搓衣板盖住缝隙。老鼠在箱内翻找抓挠啃咬，好半天才没了声响，大概它突围而走了吧。我一觉醒来，检视箱内状况，很好奇它从何处突围，没成想倒出死鼠，形如纸片一张。

抗冻的第一要务是存储食物。在这里，凡是开伙的地方必建有地窖，而土豆包菜是地窖的常客。记得有一次，曾在施工地临时食堂连续吃了半个月的土豆包菜，还缺油少盐的，口中都淡出鸟来。不知咋的，我对高寒之区的深切念想，大多凝冻于“热量大卡”上。力工的定粮每月47斤，以粗粮为主，高梁、小米、大馇子（东北官话指玉米粒）轮着吃。但觉腹中常空，故而入口皆美味，断无曹子建“临餐困于哽咽”的状况。上海青年带的吃货多为卷面香肠麦乳精，外加固体酱油；而浙江路桥青年备的是大米咸肉，外加型制如茶砖大小如车轮的猪油渣。有一次过什么节，司务长去买鱼，渔船翻了；买回来的活猪，宰杀后发现有“痘”，就是猪身上有绦虫卵。炊事班七嘴八舌，讨论结果是把猪肉切成小小块炒成肉松。一众人提心吊胆，穷凶极饿之下还是买一份吃了。绦虫卵生命力极强，潜伏期可达二十年，若未能杀灭，长成成虫后会从人的耳鼻眼中窜出来，也让我担惊受怕了二十年。广东人嫁女，三天后回门，夫家会送乳猪暗指童贞，故烤乳猪大行其道。在大兴安岭我们吃过的乳猪更小。食堂刚买回来养的小猪死了，不知道死因，于是埋入土中。挑水工来通消息时不胜感慨，已睡下的室友们鲤鱼打挺下了地，拿了锹去做发掘工作，捧回来、洗了洗、切成小块、和水煮、加点酱油膏，成了。人头堆集在锅口上，人手一勺，细品无甚味，如食豆腐，比嚼蜡略好。

　　鸟过留声，雁过留痕，兴安岭上辛苦遭逢一番，倒也有值得自许之处。我在筑路队打过两份工，力工和测工。筑过的路，各处加起来有四、五十公里。塔林西戈，永安101公里，盘古盘中这些地名，对筑路人来说仅有邮政通信上的意义。力工上工地，扛着镐和锹。干累了，倒背双手叠加在镐柄上，抵着腰或臀；也可锹背向前锹尖戳着地，左手握锹把顶端抵在右腋窝，右手顺势搭在锹把上。人们常说，人和人相扶持，构成“人”字一撇一捺，对力工来说，锹就是撇，镐就是捺，是人和工具相扶持。力工还负责放炮，扶钎抡锤装药埋雷管。火药的威力随面积而递增，就如店面深不及店面广的效益好。我不抽烟，所以我不点炮，但我会细辨爆炸声，确认没有哑炮发生。有时没有躲炮之处，耳听得哧溜溜碎石砸入地，我们只能抬头仰望，盯着其轨迹，以便做最后的避险。测工上工地，掮着花木杆，既用作标杆又可当作标尺，它红白相间，每段二十厘米，总长两米。杆的一端附着铁尖角，戳入地中，能把花杆竖直了不歪斜，就是本事。筑路之前，推土机要把地面的树木草皮都推掉，勘测队用仪器定的桩也就不存在了。我在未推掉草皮的两端各立一根花杆，中间的点用小树枝代替，树枝没有一根是直溜的，所以对准的是枝尖。光用右眼瞄准还不行，须用左眼对照作微调，最后使用双眼做一个总体把握。两花杆间确立好一根树枝后，就可以倒退着用三点一线法去确定其他的点。我曾经独自一人定一条两公里的直线，到另一头差了一米多，再微调着倒退返回，几次往复，终于确定中心线，继而打下边桩。筑成的道路沉沉一线，斜阳照射下，果真是条金光大道。塔河林间道路连续走直两公里且是东西向的，应该不多，其中一条，与有荣焉。回沪至今，看到市政工人拿着塔尺、三角架、测量仪，总会觉得技痒，不知不觉地又把“盘左、盘右”招呼到脑路上。

　　我在塔河的两所中学上过讲台。二中新组建，高一两个班，一文一理，学制两年；另有初中若干班。高一的老师是从各学校抽上来的，为各科的拔尖者，既具威严又不乏细心。唯我是个例外，学历只有初三，凭爱好自学了些英语，算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学校怕也是无奈，两年后的高考，英语成绩以百分之三十计入总成绩，聊胜于无吧。学生是聪明的，很有主见，但他们的英语基础只在于认识几何中的ABCD。课本用的是初一的，且四个学生一本书，轮流带回家去。过了一个多月，有个学生把整本书照抄一遍，课文、问答、习题，包括插图一样不缺，算是拥有了自己的书本，同学们都为其骄傲。第二学期，课本总算人手一册，也用上高中教材了，每周课时却又少安排一节。“推位让国，有虞陶唐”，谁让我名字中有那个“舜”，为主课让道，义不容辞。寸阴是竞，若是花十分功在英语上，仅可得三分利，这笔账任谁都会算明白。高考过后，对多数同学来说，英语成绩如苍蝇的腿肉可以忽略不计，或许对少数同学达到关键分数线有所帮助。这是场失败的教学，唯一说得过去的，是我讲的英语不是纽约街头的，而是伦敦语言学院的“灵格风”。几年后，我回到上海，在外语学院学了三年，算是对得起曾经有人尊称我一声“老师”。三中在塔南，没有高中部。我教过初二初三，相对顺畅些。学生都是家中活计的好手，对老师有亲近感，不少人还是筑路队老职工的子弟，发觉他们的特点是韧性足。有一次学校组织踢毽子比赛，不断有人从隔壁赛场跑进办公室惊呼，“某某人已经踢了多少个了”，办公室门被一次次打开，通报着纪录一破再破。依稀记得，某某人被劝停时，纪录已过了两千。我在三中看到过依据成绩分班，给学生带来的困惑，也听到过学生对我的惊叹：“啊，老师，你是上海人呀？！”

两个毕业班，学生一一二。

　　我在塔河曾两次奔赴火场。一次是在101公里处，取信后赶回住地的通讯员发现路边有火情，一阵猛跑，气喘吁吁回来向大家报警。众人随手拿了件家伙奔到火场，只见火头已至半坡。火在草丛中蔓延，手中工具毫无用处，众人脱下外衣向火挥去。火灭后，大家坐在山坡上，议论着这场火可能是经过的汽车没有给排气管罩上防火网，有火星喷出点着了干草，庆幸火头没有上到坡顶，坡顶上有大树，火一旦上了树，从树尖之间蔓延，风向顷刻多变，火威就不是我们这帮人所能压得住的。事后，我检查衣服，才发现衣兜里放着眼镜盒，镜片稀碎。当年放假回家，我软磨硬泡向室友借了他的眼镜，而他与人同行，借用他人的眼睛作了他的眼镜。另一次，晚餐后在帐外看景，远处半边天都是红的，必定是发生了大火。果然传来消息，汽车及驾驶员原地待命，男性青壮年原地待命，饭店不营业，全力赶做馒头烤饼。不久，来了一辆车，我们上了两个班，干粮能拿尽拿，发了咸菜。各人发挥想象，带上用得着的工具。车到十八站，各路人马下了公路，向火线上前进。天色渐晚，步姿七高八低，只见有人被担架抬下来，顿觉气氛紧张。途中略作休息，同伴中一人犯困，倒头睡在地上。一声命令出发，那人没听到，被落下了，后来赶上来，述说余烬烤着了他的皮大衣，才惊醒。到了火场，是片开阔地， 众人斧砍锯拉，一人弄一棵小树当作大扫把拍向一人高的火头，一拍火头至腰，再拍火头至膝，三拍四拍火势顿消，然后呼喊着冲向两侧扩大战果。后来收到命令，要看守火场以防死灰复燃。大家纷纷搭棚，准备过夜。手巧的，很快就搭好了架子，可是枝叶不够，四处漏风，地上虽然铺上了橡胶雨衣，但压不住地下的凉意，随即都放弃了。有人生起火堆，众人围成一圈，啃着干粮抵御寒气，吃了一个又一个，背包眼见着瘪下去。胸前烤得火热，生怕衣服烤糊了，背后却又刺骨的冷，只能前后不停地翻转着坐，一夜无眠，不禁想起《东北抗日联军军歌》中的一句：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半夜里忽然飘起了小雪，九月三十日，头场雪。第二天蒙蒙亮，有飞机从头顶飞过，大家都说是在巡视火场。也许电报拍到地面，不久有人骑马来通知，撤出火场。公路边的民房里，家家大锅烧好了白粥，我们围在锅边，一人一碗，入胃暖心，喝完让位。回到单位，受到全连欢呼，又可以一起喝酒庆国庆了，只觉得帐篷里的灯光格外亮堂。

　　我在塔河曾对两个人的健康有所帮助，巧的是这两人都姓毛。浙江毛得了病，卫生员准确判断是胃穿孔，告诉领导要连夜从山沟里送到塔河的医院，并告诉领导要安排尽量多的人跟下去，万一医院存血有问题，或许有人血型相配可以救急。为了防冻，驾驶员已经把水箱的水放空了，炊事班急忙在锅中加水加温，跟下去的人则焦急地等候上车。最终，我成了唯一一个为浙江毛输血的。上海毛和我相知相熟，头一天晚上领导安排我们两个测工临时负责全连事务。第二天早上，领导、老职工需要下山回家安排家务，待动土开工了，他们就要连续几个月下不了山。机工、驾驶员也全部下山，处理备件配件修理件之类的业务。帐篷外汽车在轰鸣，上海毛突然不安起来，来回走动，问他怎么了，说是不舒服。我摸了下他的额头，有热度。我让他随众人下山，劝了好几次，他都摇头，说没关系。下山的车走了，他又突然呕吐起来，成喷射状。我心下一惊，该不是流行性脑膜炎吧。我到各帐篷去转了一圈，希望能找到办法。有人告诉我，某个青工曾偷偷跟着驾驶员哥哥学过车。我找到那个青工，他表示没有把握，害怕担责。我向他和周围人确认，责任我担。空地上停着一辆车，车钥匙怎么回事，不记得了。我仨坐上车，车子上道先要上个斜坡，青工熄了三次火，终于开上公路。开了几公里，路上有检查站设了拦架，青工上去放起拦杆，开车经过时却撞上拦架，又熄了火。拦架边是个林场，有人出来查问，我一看是个有过一面之缘的浙江人，他二话没说，向他的领导汇报之后，准备为我们把车开到盘古，青工如释重负，说可以走回连队。车到盘古，医院一顿操作，量体温、穿刺、化验、确诊、用药。不记得浙江人怎么回去，自己怎么回去，车怎么回去，上海毛后来怎么进一步治疗休息；也不记得事后有没有向领导汇报请示。只记得驾驶室里，病人不停呻吟，沉重地喘气，火烫的呼吸，我把头偏向一边，避免直接接触他呼出的热气；还记得我在盘古民居外徘徊，没有发现屋檐下有挂着大蒜的，最终没好意思登门求蒜，为自己作个预防疾病的措施。

　　铁路在塔河北面拐了个大弯，然后向西北而去，筑路人看得出这段路基是两头送土堆成的，形似堤坝。火车从这里经过，分外小心，不管是上坡还是下坡，都开得轻而慢。车中往外看，坡脚凹处，散落着白坯棺材三五口，格外触目。是谁？把谁？扔在了这里。我问了很多人，都说不知道，只有一个铁路老员工轻轻吐露了十三个字。思来想去，主事者必有千种理由以致断然绝然，而当事人则百般无奈从棋盘上被清走，都是严寒惹的祸。严寒是对手不是敌手。面对敌手，当死磕到底，大义凛然；面对对手，有的人可以悔棋，嬴得了经验吸取了教训，有的人何苦不能推枰认负、投子投了？从大兴安岭回沪以后，常做两个梦。一个梦是我人回来了，手续没办全，还须回去一次，等回到了那里却发现忘了带上海糖，无法向老乡致谢。另一个梦是塔河的父母官考虑到观瞻、考虑到卫生，把他们掩埋了，还效仿王阳明《瘞旅文》来上两句：这里的人，抡过镐，挥过锹，扛过铁轨，身上的热气温暖过长冻的土地。朝友麋鹿，暮云与栖，尔安尔居，无为厉于玆墟。唉，时过境迁，换了人间，一茬人自会有一茬人的做法，故而《易经》有云：随时之义大矣哉！

大兴安岭，大矣哉！

文末添张图片，聊表山川牵记之意。一个杭州人，一个海宁人，一个上海人，坐在呼玛河边畅谈故土风貌。身后的山，在秋季就如同调色板，五彩斑斓，一个时辰渲染上一层秋色。铁路在塔河南面也绕了一大圈，拐过照片左侧山嘴之后伸向塔尔根、加格达奇、齐齐哈尔。一旦火车驶进山海关，从心情上来说，仿佛已经行走在家乡的弄堂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