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烟”的倔起与云烟之父一一徐天骝

崔茂林

　　烟草是现在云南第一大支柱产业，云南是全国最著名的烤烟和卷烟生产基地，是名副其实的“烟草王国”。

云南烟草的辉煌，与云南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有关，更是各个时期政府官员、烟草科技专家、企业家、从事两烟生产的农民工人艰苦奋斗的结果。

　　云南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便跻身“烤烟大省”行列，云南烤烟品质优良、味香醇和，畅销天下，“好烟在云南”成为全国共识。

1959年春，在中央“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品吸了“云烟”称赞道“好烟好烟，想不到云南出了这么好的烟”，并对正在汇报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说：“明天到会上宣传一下，发动大家都来买，云南出了这么好的烟，可喜可贺！”

1965年11月，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视察昆明卷烟厂时嘱咐说：“‘云烟’是块好牌子，‘云烟’的发展要靠技术改造，你们要尽快提高自动化水平，加强技术革新，走机械化的路子。”此后，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奋斗，云烟产业终于崛起，为云南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在云南烟草倔起的过程中，徐天骝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徐天骝被誉为“云南烤烟事业奠基人”“云烟之父”“云烟始祖”。

徐天骝是何人也？关于徐天骝，还有发生在毛泽东、周恩来、陈赓、张冲之间的一段佳话。

陈赓率部队南下云南，担任省人民政府主席，有一天办公之余，他问副主席张冲“云南是否有两个徐嘉瑞”。

张冲告诉他：“是有两个，而且是同胞兄弟，但音同字不同。哥叫徐嘉瑞，字梦麟，祥瑞的瑞，云南读‘税’，是老党员，文史学家、诗人、名教授，现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其弟叫徐嘉锐，锐利的锐，字天骝，留法博士，云南引种美烟的开山师。人称‘徐氏双杰’。云南话‘瑞’与‘锐’是有区别的，而北方话，音就相同了。为了区别，对弟以字称呼，久而久之大家习惯地以天骝称之，也自然地把兄弟俩的称呼区别开了。”

张冲问陈赓为何要提此问题，陈赓说：“南下前，毛主席指示到云南后，要找一个叫徐嘉瑞的人。说他在延安看过他写的书，有人民性。后来，周恩来同志也要我到云南后找一个叫徐嘉瑞（锐）的人，说此人诚实可靠，是个有贡献、有声望的农学家”。

　　徐天骝（1901—1989），名嘉锐，以字行，大理邓川人，白族。农学家、教育家。1920年在周恩来帮助下赴法国勤工俭学，1924年考入法国国立瓦乐耶大学，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又入国立巴黎大学农学院攻读，1927年获农学博士学位。

在徐天骝成长和从事烟草科技事业的过程中，周恩来给予了直接的帮助和支持。1920年，徐天骝从昆明到天津，通过大哥徐嘉彦结识了周恩来并随同他于当年12月，两人赴法勤工俭学。周恩来鼓励他学农，说：“民以食为天。我国农业人口多，而农业缺乏科学技术知识，故生产比较落后，尤其云南地处边疆多民族地区，更需要改变农业经济贫穷落后的面貌，等将来回到祖国，要为改变你家乡贫穷落后面貌多作奉献。”徐天骝于是选择了学农，成为当时在法国学习的中国学生中唯一的农学博士。

　　1927年7月回到昆明，先后在省立女子师范学校、省立高级中学、省立农校任教。1935年任开蒙垦殖局副局长。1941年任云南省烟草改进所业务副所长兼第二种植区（昆明、晋宁、玉溪、江川等地）主任。

1943年任云南烟草事业总管理处协理兼烟草改进所所长。1947—1949年被卢汉聘为省府烟草顾问。

1949年后任云南农业大学教授，兼任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云南省农学会副理事长、省植物学会常务理事兼烟草学组组长。著作有《徐天骝文选》《中国烟草栽培》等。

　　1941年云南省企业局成立的云南烟草改进所是我省最早的烟草科技研究机构，徐天骝任副所长，负责烟种的引进、实验、推广、培育、技术指导和人员培训等业务工作。

1946年初，徐天骝在任烟草改进所所长时，把原有品种退化严重的情况向省主席龙云汇报，建议购买国外优质品种。龙云批准省府拿出30两黄金购买烟种，托美国空军飞虎队队长陈纳德玉成此事。龙云找到来昆的飞虎队将军陈纳德，予其30两黄金，请他在美国购买最好的烟种，再传回云南。陈纳德不付嘱托，将名为“大金元”的烤烟种，连同其它两个烟种寄回云南。

陈纳德将军从美国购到弗吉尼亚州的大金圆烟种，徐天骝组织在玉溪试验，取得成功，进一步加以改良后迅速在全省推广，成为云南烤烟的当家品种，被称为“红花大金圆”。

在徐天骝等一批农业科学家的躬耕之下，短短几年，美种烤烟在云南得到广泛试种、培育和推广。

　　到1945年，云南烤烟的种植面积、种植产量都有了急剧扩张，较之1941年，种植面积增长550倍，产量增长67倍。

“大金元”在云南得到了精心培育改良，是当前云南最有名的烟种“红花大金元”的母本，后者也是当今云产卷烟最主要的生产原料之一。

抗战结束后，以上海为代表的中国第一批卷烟生产基地，都开始到云南来抢购烟叶，云南作为全国烟叶生产基地的核心地位逐步奠定。

　　1922年曾留学日本的云南墨江人庾恩锡，将他在上海创办烟厂的设备与经验带回昆明，创办了云南历史上第一家现代机制卷烟生产厂，即亚细亚烟草公司。

1930年，南华烟草公司也在昆明成立，这是云南首家公营机制卷烟企业。

亚细亚烟草公司在开厂之初，就创立“重九”牌香烟，将之与云南推翻清政府统治的重九起义进行关联，把“重九”烟定位于“爱国卷烟”，在全省上下获得大量忠实的消费者，并使该品牌保留至今。

“洋”烟种未能在云南引入种植，是本地卷烟企业经营失败的症结之一。亚细亚烟草公司只维持了短短数年，最终于1928年申请破产。

　　抗战时期，在机器化卷烟生产的推动上，云南也迎来机遇。

受战事影响，沿海和内地的工商企业、金融机构以及高校都纷纷向云南转移，加之军队的涌入，地处边陲的云南一时间“人口激增，纸烟（卷烟）消耗量大加，然因交通梗阻，上海、越南等处出品，不易输入；湖南、贵州杂牌烟、虽有进口，惜气味恶劣，且数量又少，不能满足市场需要，于是本省纸烟厂，乃应运而生，有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

以英美烟草公司为代表的外国烟草企业，以及国内处于战区的卷烟工厂，也将设备、技术人员向云南转移。

　　1940年至1942年日军借助攻占越南、缅甸之机，企图封锁云南与境外的物质流动通道。越是在战争局势紧张的时机，人们对卷烟的需求量越大，卷烟成为了紧俏的产品。

以昆明市为例，每5分钟就能消耗卷烟100万支，且吸烟者不断在增长。军队中甚至流传着“无烟即不能作战”的说法。

卷烟成为战时重要的消费品，省外的卷烟又难以进入。本地卷烟生产企业闻风登场。以昆明为轴心，云南境内形成了大小不一、数量众多的卷烟厂。有说当时云南卷烟厂多达77家，也有说“不下五百余家”。

在成立烟草改进所之后，政府当局又在1942年推动成立云南纸烟厂、云南烟叶复烤厂；1943年整合烟草改进所，以及上述两家企业，合并为“云南烟草生产事业总管理处”。各种力量的联合，加之战时特殊的社会环境支持，云南卷烟生产量屡创新高。

　　正是在那个外烟被阻断隔绝，各种资源汇聚于地方的历史时刻，本地各种力量联合在一起，从农业和工业同时入手积极实践，才奠定了云南烤烟种植推广的基础，积累了卷烟生产的丰富经验。

烟草作为本地一个“很可乐观”的新兴产业，云南烟草在此后更突破了中国烟草行业的“上青天”格局（即以上海、青岛和天津为主要产区），参与构建了“一云二贵三中华”（即以云南、贵州出产的卷烟和上海卷烟厂“中华”卷烟为最重要品牌）的发展新版图。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对徐天骝的烟草科研工作多有关心，在关键时刻给他支持。1958年，玉溪培育出新种“581”，产量较高但品质不佳，导致烟叶质量下降，出口西德的烤烟被拒绝，周恩来指示就地烧掉。

1963年3月，徐天骝在省人民委员会上发言，指出红花大金圆的优点和种植新种的危害，引起省委书记阎红彦重视并采纳，下发文件强令把当年已经种植的“581”全部铲除，重撒大金圆。在关键时刻，徐天骝在省委领导支持下把误入歧途的云南烤烟拉上了正轨，这是他对我省烟草事业的又一重要贡献。

　　晚年，徐天骝因“文革”后遗症造成居无定所，邓小平夫人卓琳知道后与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高治国联系，请他直接过问此事。高治国前往家里看望，帮助解决了一套40平方米的住房。

　　徐天骝穷尽一生从事烟草科研，是全国最早开展烟草科技研究并取得突出成就的农业科学家之一，被誉为“云南烤烟事业奠基人”“云烟之父”“云烟始祖”。

他在引进推广优质烤烟品种、发展云南烟草种植、开展烟草科技研究、培养烟草科技人才方面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对云南成为世界优质烤烟生产基地和全国烟草大省贡献尤为突出，是云南经济发展的有功之臣。有人把徐天骝比作“云南的袁隆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