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一)基层基础需强化。一是基层党务工作力量略显不足。虽然各乡镇均配备专职副书记和组织委员,但多数专职副书记难以做到专职专岗,一部分党建办组织干事党务工作能力有待加强培训,村级党务工作规范化开展越来越依赖大学生村主干。二是村干部能力素质参差不齐。部分村支书、主任“一肩挑”人员缺乏以党建引领乡村各项事业发展的主责主业意识,抓党建党务工作吃劲费力,面临“不会管、不敢管、不常管、不善管”的困境。村干部大专以上文化比例偏低,普遍缺乏村庄建设发展的规划意识,工作开展人浮于事,推动发展实绩不优,群众难以信服。三是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发挥不够。多数农村党员文化素质普遍较低,青壮年党员多数外出务工化身“流动党员”党性意识淡化,很多村50岁以上党员成为了参加村级组织生活的“主力”,开展组织生活存在不经常、走过场的活动化现象,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经常流于形式,特别是民主评议不合格党员顾忌人情,处置力度很弱,对无职党员教育监督和有效管理难度加大。</p><p class="ql-block">(二)产业发展要着力。一是产业转型升级不快。虽然全县精准脱贫取得历史性成就,但农村产业路、水利灌溉等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以及引导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的历史欠账仍然较多,多数乡镇、村产业发展限于种植业和养殖业,农产品规模化、标准化、专业化程度低,精深加工和科技含量不够,附加值低,不少企业、合作社也存在靠天吃饭、吃“政策饭”的问题,产业做大做强任重道远。三是集体经济发展不优。虽然全县各村村级集体经济收入面上全覆盖不低于5万元,但由于各乡镇、村地理区位、交通设施和资源禀赋差异较大,各村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不均衡、整体质量不优、可持续“造血”能力不足等问题依然突出。一些资源禀赋差、资产来源弱、难以发展集体经济的脱贫村,没有成熟成型的集体经济产业,仍需要政策兜底“输血”。一部分村集体经济抗风险能力弱,产业发展后劲不足。</p><p class="ql-block">(三)适用人才待培引。一是农村党员“老龄化”。农村后备力量储备不足,新发展年轻党员数量不够,后备力量不足,全县农村党员平均年龄 55 岁,老龄化趋势短期内难以扭转。二是部分农村“空心化”。在城镇化进程中,“男耕女织”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在很多村庄已不复存在,大批农村劳动力纷纷流向基本公共服务具有显著比较优势的城镇,留下妇女、儿童和老人为主体的留守群体,农村“空心化”现象成为一些村庄发展的“痛点”,缺乏农业技术和管理人才。三是人才外流“常态化”。农村40岁以下年轻党员留在村内发展的偏少,留下来的农村党员队伍整体素质能力难以适应乡村振兴需要。农村的大学毕业生很多不愿回村创业,驻村服务的大学生村主干因经济待遇低、发展前景渺茫等队伍难以稳定,流失超过招引人数的三分之一。</p><p class="ql-block">(四)生态文明须坚守。一是矿业污染酿苦果。由于受 “先发展、后环保,先上车、后买票”的历史局限性制约,花垣至今仍在承受过去由于矿产资源乱采滥挖积留问题多、一些冶炼企业污染环境涉及面广带来的深远影响,全县经济社会发展也为以往“先污染、后治理”“有水快流、大干快上”而付出了长期治理的沉重代价。二是发展理念待转变。调研发现,美丽乡村建设虽然已经实现村容村貌的明显改观,但农业农村环境污染问题仍然不容忽视,如滥用农药化肥、垃圾不分类、滥倒污水垃圾、秸秆乱烧等现象不同程度存在,乡镇垃圾储运处置成本高,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比较滞后。由于基层环保意识不强,工业污染和农业面源污染难以根除,农村绿色发展理念有待加农村大宣传力度。三是乡风文明需改观。农村社会风气虽然持续好转,但封建迷信在一些群众中间仍有“市场”,信命信鬼信神、红白事大操大办、攀比铺张浪费等不良习气较为普遍,尤其是打麻将娱乐赌博的不正之风没有禁绝,农村基层治理存在管理缺位的问题,势必影响了农村农民奋进乡村振兴的精气神。</p><p class="ql-block">(五)文化传承仍滞后。一是民间自发性传承日渐势微。受现代生活方式以及外来文化冲击,全县80后、90后、00后等一大批年轻一代对本民族文化的认知度趋于淡薄,关注和热爱程度有所降低,目前全县各级传承人平均年龄达60多岁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青黄不接,一些优秀民族文化、民族秘技特艺后继无人,很多项目濒临失传,非遗保护建设有待加强。二是政策引导扶持力度亟待加大。对民族文化发展的政策引导和扶持力度还比较欠,特别是缺乏对民族文化发展的规划设计和统筹布局,缺乏对民族文化发展重大项目的谋划、推动和落实。对于弘扬与发展民间传统的文化、技艺、医学等优秀的民族文化贡献者,长效激励机制不够健全,扶持措施效应不够。</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