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没风波里：乱局中的徐向前（徐向前评传51）

虫子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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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我们用一个比较浓重的事件剖析了徐向前的心理和意识，意在以这种鲜明凝炼的例子来反衬我们的结论。

就好像你说我不尊重你，我就解析一个我骂你的事件，层层剥离之后，结论是我很尊重你。那其他方面就不用说了。

但这种事在根本上当然是见仁见智，没有一定之论，就是一些确定无疑的论据本身，也是千人千面，各有各的认识。

所以我觉得，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认识不必求同，只要合乎逻辑，合乎人情事理，就起码算是一个认识角度。

上文我们说到三点，“军事角度”、对背景的不了解、以及因为这种不了解而引起的对上边的暂时的不理解；这其中，当然以所谓“军事角度”最重要，也是最明显的原因。

徐向前是个军事指挥员，打仗是他的职责，他的一切考虑都首先是、而且最终是实际的军事考虑。

他虽然也有喜怒哀乐，也有各种“人之常情”，虽然这些情绪在事实上也都不可避免地会对其产生或隐或显的影响，但这些都是近于下意识的、不自觉的反应。在明确的意识层面，作为一个胸有大局，心存信仰，规模远大的“共产军人”，他是不太可能为私心杂念所左右的。

事实也是如此。他所有的作为，甚至某些在事后看起来颇值得商榷的作为，大概都围绕着一个点，就是怎么更好地，更合理的驾驭战争这件事。

我们说他在内外各种复杂情形下，支持了张国焘的决定，是出于作战本身的考虑；关于这一点，除了前文对这件事的描述之外，接下来他的实际表现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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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了西进渡河的计划后，徐向前像往常一样，立即行动，实地考察地形、水流等实际情况。

无所谓祸福，我们也只能像徐向前一样，就事论事地看问题。考察的结果是，对面已经大雪封山，而且这一河段不适宜渡河。

徐向前迅速确定这一点，并立即汇报给朱张二总，当然也是出于“军事角度”的考虑。

这个过程中，从决定西进渡河，开始实地考察情况，到确定渡河条件不理想，到汇报给朱张首长，中间没有任何迟疑和逡巡，这是一个心怀鬼胎之人的正常表现吗？

恰好这时中央再次来电，严令张国焘按原计划北进。这又给了张国焘一个展示自己滑头的机会。张国焘立即回电，表示，“为尊重你们的指示和意见”，我们决定仍照原计划执行，“决不再改变”。

此番波折后，红四方面军再次回头执行原计划。

为执行这一计划，徐向前以他一如既往的作风迅速调动部队，兵分五路，向北进发，也并无丝毫迁延犹豫，这，又怎么会是一个心怀鬼胎之人的表现呢？

应该是，从“军事角度”看，西进渡河既已证明不行，那就只有这一条路了。既然如此，兵贵神速。这也是出于“军事角度”的考虑。

虽然之前还支持西进渡河，但现在，他北进的迫切程度就好像他想这事，渴望这事已经很久了似的！

而且，他很高兴，甚至有些兴奋。

红四方面军北进，还有一个重要意义，就是可以促成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师。

对这次有很强象征性和很强政治意义的会师，徐向前也是非常期待的。

据当年的目击者，青江驿中学原校长姚绶华的父亲姚虞回忆：

在会宁的青江驿与红一方面军一部会师后，“徐大人”在简陋的主席台上“兴致勃勃”地讲到：“今天我们红军第一、四方面军在这里会合，标志着长征胜利在足下，擒日伐匪一定会胜利。”（应该是大意。徐向前在那种情况下的讲话大概不会这么措辞。）

之后在姚虞家，一向木讷寡言的“徐大人”也显示出难得的好心情。看到墙上悬挂的岳飞手书诸葛亮“出师表”，“徐大人”说这个不好，拿下来我给你写一些好的。于是一番折腾，用特意找来的羊红手书了“共产党万岁”，“红军是公买公卖”、“红军绝对保护工农利益”等许多标语。

1936年10月9日，他们以“喜悦的心情”，“雄纠纠、气昂昂”地前往会宁城。

徐向前对会师这种难掩的兴奋，又哪里是心怀鬼胎之人的表现！

说到底，他就是从自己的职责出发考虑问题，这个是他看事、想事的出发点。虽然也渴望“红军大会师”这样意义重大的盛会，但假如事实不利于实际作战，他宁可选择暂不会师；而之后限于客观条件，西进渡河的计划难以实现，那北进会师就是更好的选择了，这时候，他发自肺腑的兴奋。

也就是说，他的选择以利于作战为第一考虑因素，而想干什么，不想干什么，个人的好恶喜怒，都可以无条件服从于“军事角度”的考虑。

这是一个负责任的军事指挥员的思维方式。

会宁会师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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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当时的形势错综复杂，一方面是内部纠结缠绕，晦暗不明，另一方面则是大兵压境，危机四伏。

陕北苏区周围重兵压境，虽然中央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也取得了一点效果，特别是东北军、西北军等，已与红军建立了某种秘密关系，但禁不住老蒋歇斯底里的狠劲，不受任何影响，必欲置红军于死地而后快。

而红军正是低潮期，经济上、军事上都极其困难，特别是内部又有张国焘的事梗在中间，中央不得不在自救求生的过程中同时考虑到与张国焘的角逐，这些事，交错缠绕，起起伏伏，明明暗暗，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挥之不散的阴影。

比如会师后，在热烈的庆祝活动之后，双方很快恢复平静，“以礼相待”。这种时候，客气正是隔阂的表现。

在会合之前，伟人就已经秘密指示彭德怀：“双方下级指挥员以不相接触为适宜，聂（荣臻）应指导界石铺部队作适当处置，仅团级干部以讲和态度与接防部队首长接洽，接防后归还主力，绝对禁止任何一方面军人员自傲与不友爱举动。”虽是为求团结考虑，但却切实地反应了当时颇显尴尬的气氛。

身在其中，特别是作为高层，特别是负红四方面军军事责任的徐向前，他怎么可能感受不到这种气氛？但从其各种表现来看，他却似乎绝缘于空气中的这些不和谐因素。

从徐向前一生的某些关节点来看，他并不是不懂政治，而是不想懂；他总是以看似懵懂的状态，绝缘于政治斗争之外；而且，从实际情况来看，他也确实没功夫考虑这些问题。

也就是，全神贯注于自己的角色，全力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好自己该做的事，而不涉及，或者说少涉及政治纷争。也没时间涉及政治纷争。

比如第一次会师后张国焘与中央闹矛盾时，徐向前对张国焘、陈昌浩说：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这里没有吃的，得赶紧走，我们在前面打仗，找块有粮食吃的地方，你们再吵好不好呀！

比如聂荣臻回忆录中，谈到在草地时陈昌浩留他谈话，一整晚，高谈阔论，“谈话时徐向前同志也在场，但他在一边，在地图上划标号，正在计划作战方面的事，他没有作声。”——耐人寻味的场景。

我觉得这个场景几乎可以作为徐向前一生的政治姿态的写照。他在一边，不作声，正计划着作战方面的事。

正是由于这种姿态，他对当时空气中的紧张气氛也是泰然处之，好像什么事都没有一样。

这是一种有意的选择，也是一种无意的疏远。

有意无意之间，我们看到会宁会师前后的徐向前，每天就是不停地看地形，访民情，读报告，看地图，做计划，参加会议，作报告…

他在紧张地工作，身心都一点空闲没有。

就是这样。一个负军事指挥责任的指挥员在全身心地考虑作战问题，这才是对部队，对革命事业最好的姿态。

红军时期的聂荣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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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当时重兵压境和陕甘边区的实际情况，中央意图西渡黄河，进取宁夏，一方面可以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一方面可以以苏联为战略靠背，再就是中央心心念念的来自苏联老大哥的物质装备，可以从宁夏往北取得。

出于这样的战略意图，红军就必须一方面在一定时间顶住来自南线的巨大军事压力，一方面利用这段有限的时间设法渡河。

虽然以渡河为先还是以抗击南线敌军为先，包括两头的兵力分配，中央鉴于当时瞬息万变的敌我形势其命令也在不断变化中，但总的战略意图大概如上所述。

时不我待，根据这一战略意图，在会师之后尚未经过休整的四方面军就立刻奉令投入渡河和抗击南线之敌的战斗中。

根据中央的命令，红四方面军需要以主力布置在定西、陇西、武山、甘谷、秦安、庄浪、静宁各地敌军附近，成扇形防御阵型，“与之保持接触，敌不进我不退，敌进节节抵抗，迟滞其前进时间，以期可能在十月份保持西兰大道于我手中。”而另以一个军进至靖远、中卫一带，选择合适的渡河点，加紧造船，准备渡河。

一段时间后，开始渡河进行宁夏战役计划。“攻宁部队准备以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全部及定盐一部、四方面军之三个军组成之，其余二个军及二方面军全部、一方面军之独四师组成向南防御部队，可能与必要时，抽一部参加攻宁。”

随后具体命令随形势变化不断变化，但大致情况就是，以红四方面军主力抗击南线敌军，同时以四方面军一部强渡黄河，占据河西枢纽，策应一方面军渡河，随后以四方面军一部与一方面军大部进取宁夏。

也就是说，徐向前以及他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必须全力以赴，“两只拳头”对敌。一方面在南线顶住优势敌人的进攻，一方面完成渡河的任务。

红色曲线为红四方面军大致的防御阵线。由此全线与敌接触，黏住敌人，并节节抗击，迟滞敌人进攻速度，借此机会以一部在靖远地区造船，并准备强渡黄河。然后北进中卫、定远营地区，配合一方面军渡河，然后取宁夏，拿物质。计划大体如此。

其实可以有点想法的。

我们一面以绝对劣势的兵力和装备在南边空旷地带硬顶住优势敌人的疯狂进攻，一面还要强渡黄河。而我们长途跋涉，三过草地，兵疲将馁，就连枪弹也很缺乏！

我们这边以命死拼，屏障陕北，西渡黄河，你一方面军在干嘛呢？

我这里顶住，那边渡河，完了再策应一方面军渡河，然后咱共取宁夏，或者帮助你取宁夏，拿物质。

我大量消耗，助你取得物质加强力量，到时候还有我说话的份儿？不如你来抗击胡宗南，我去拿物质。

张国焘就是这种想法，他之前改变计划的用心很明显，而且据陈昌浩回忆：“他（张国焘）是反对会合的，一会合其王国就垮台了。到岷州后他又要西进，到会宁后他又要我们全军渡河。为什么全军过河他一个人留下呢？有他的道理：如果打通了国际路线，取得了援助，军队机械化了是他的，中央对他是无可奈何的。”

彭德怀给伟人的报告中也说：“张对打击胡敌始终是动摇的，企图以四方面军先取远方物资后再说。以一方面军同胡敌周旋，削弱力量，好说话。”

这也以另一个视角印证了张国焘的态度。

但语言反应心理，从彭德怀与伟人的交流中所反映出的某种思路来看，我们也不得不说，中央也未必没有这种想法。

我们大可以从革命大局的角度理解这种事情，大可以认定中央是为红军最终的团结和命运在筹谋，也就是说，跟张国焘的目的有高下大小的根本不同，但在实际操作中，大概是差不多的。

平心而论，站在后人视角，我觉得这里边有极复杂的原因，不应该简单理解成政治权谋，但事实在当时就这么显现，身在其中的人有些想法大概也是正常的吧。

关键是，怎么对待？怎么消化？

从现存资料中，我们没发现徐向前对此有过什么评论和表示；而从实际作为看，他不畏艰险，“硬着头皮”，在极其艰难的情形下一方面在南线节节抗击敌人，一方面坚定果决地执行了渡河的计划。

他像之前作战一样，全力以赴，全情投入。

这其实很不容易！假如有丝毫的犹豫迁延，或许就很难在生死一线之间完成这么艰难的任务。

当时，南线进攻敌人攻击猛烈，加之飞机的疯狂轰炸，红五军在会宁的阵地被突破，形势千钧一发。假如敌人长驱直入，占领了靖远，那你渡河的计划就泡汤了。接下来很有可能就被敌人压制于狭小的陕甘边区了，后果不堪设想。

这时再说什么必须重新夺回阵地之类的话就不现实了。徐向前亲临前线，当机立断，让五军顺势撤出会宁，至会宁以北的二十里铺、三十里铺设防，借助地形之利，阻击迟滞敌人；同时，从左右两翼的四军和三十一军抽出四个团，投入五军阵地。这样，刚刚好可以暂时拖住敌人。

而这边渡河需要的就是这关键的一点时间。

三十军首次渡河失败。这种情形下的失败是很容易让人崩溃的，没时间了啊！这时徐向前下达死命令：分秒必争，另选渡河点，请老船工掌舵，一定要从这带突破。

在红军渡河的那几个夜晚，徐向前彻夜不眠。

最终，千钧一发之际，三十军渡河成功。

徐向前如果忧闷委屈，如果想三想四，心底不安，在这种紧张的战局中会不会功亏一篑？

如果到会宁后忧心忡忡，而不是将全部精力投入到考察地形和研究作战计划中，在关键时刻他能敏锐地做出决策并进行恰到好处的兵力调动吗？

如果私心杂念丛生，他在生死一线的战局中能坚定不移，拼尽全力完成任务吗？

有些事似乎很清楚，但不易总结，可我总觉得聂帅无意间描述的那个场景意味深长：

他在场，但他在一边，他不作声，他正在地图上划标号，正在计划作战方面的事。

徐向前一生的成败得失，尽在其中矣。

1950年，时任总参谋长的徐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