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

微雨晚宁

孙中山（1866年11月12日-1925年3月12日），名文，字载之，号日新，又号逸仙，又名帝象，化名中山樵，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的缔造者，三民主义的倡导者，创立了《五权宪法》。他首举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两千年封建帝制”。

孙中山1866年11月12日生于广东省广州府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孙中山原在香港学医，并成为西医医师。孙中山目睹中华民族有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危险，决定抛弃“医人生涯”，进行“医国事业”。孙中山早期受郑观应的改良思想影响，后看清了清政府的腐败，决心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

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成立中国同盟会。1911年10月10日（宣统三年）新军中的革命党人暗中联络，决定当天晚上起义。辛亥革命后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任期1912年1月1日——1912年4月1日）。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因癌症在北京逝世。1929年6月1日，根据其生前遗愿，葬于南京紫金山中山陵。1940年，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尊称其为“中华民国国父”。

孙中山著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等。其著述在逝世后多次被结集出版，有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的十一卷本《孙中山全集》，台北1969、1973、1985年出版的《国父全集》等。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平政变后，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孙中山应邀北上，经香港、上海，绕道日本，由天津到达北平。由于一路劳累，没到达北平便病倒了。在北平，经各方精心治疗，孙中山的病情也没见好转反而不断加重。于是，人们开始考虑他的后事，请孙中山留下遗嘱。最后，孙中山留下三份遗嘱，即《政治遗嘱》《家事遗嘱》和《致苏联政府遗书》。

对于《政治遗嘱》和《家事遗嘱》的产生过程，后人有三种说法。一说是事先为其准备好了稿子，征得孙中山同意后签字的;一说是笔录孙中山在病床上的口授成稿;还有一说，是由孙中山口授要点，由别人在病床前整理而成的。但根据分析，从当时孙中山的病情和心理状态来看，有关文件应是事先准备好，征得他同意并签字的。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和秘书黄昌谷就是这样回忆的。孙中山的遗嘱是由汪精卫起草，并经当时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通过。

1925年2月24日，孙中山病危，汪精卫、孙科等人来到孙中山病床前，并请宋庆龄暂出病房。汪精卫婉转地说，同志们要求先生留下些许教诲之言，以便遵照执行。孙中山沉默了一会说：“我看你们是很危险的，我如果死了，敌人一定要来软化你们，你们如果不被敌人软化，那么我又有什么话可讲呢。”汪精卫等人则表示，他们不怕危险，不怕被敌人软化。孙中山说：“那么要我说什么话呢?”汪精卫说：“我们现在预备好了几句，念给总理听，如果总理是赞成的，便请签字，当作总理说的话;如果总理听了不赞成，那么便请总理另外说几句，我们可以代为笔记下来，也是一样的。”孙中山说：“很好。”汪精卫即将预备好的稿子念给孙中山听。孙中山听后，表示很满意，说：“好的，我很赞成!”随后，汪精卫又将家事遗嘱的稿子读给孙中山听，孙中山也表示满意，说：“好的，我也赞成!”

遗嘱定稿后，汪精卫等人本来是要孙中山签字的，但此时孙中山听到宋庆龄在门外哭得很伤心，便说：“你们暂且收起来吧!我总还有几天生命的。”到了3月11日，即孙中山逝世的前一天，何香凝发现孙中山的眼睛已开始散光，便对汪精卫讲“现在不可不请先生签字了”，并劝说宋庆龄不要哭泣。于是汪精卫和孙中山的家属及在北平的国民党人宋子文、孔祥熙、戴季陶等一起来到孙中山病床前。两份遗嘱呈给孙中山时，孙科将他的钢笔递给父亲，但此时孙中山握笔写字已有困难，宋庆龄便用手托着他的手腕让他写。孙中山在两份遗嘱上都签上了“孙文，3月11日补签”字样，并嘱他死后立即公布。孙中山签字后，汪精卫在“笔记者”下签名，其他人则在“证明者”下签了名。

历史名人孙中山主要事迹2

做什么事情都要有人才，搞政治也是这样，没有一批志同道合的人，是很难做出成就的。孙中山早就认识到这一点，这也就是他在求学期间广交朋友，以及后来要求拜访康有为的目的所在，就是为了团结更多人，形成更大的力量。康圣人不待见孙中山，当然孙中山也不上门去拜师，就这样，他们错过了交集，康圣人继续在君主立宪的道路上狂奔，孙中山则继续探寻救国救民的良方。正如孙中山自己述说的，他毕业后，“悬壶于澳门、羊城两地以问世，而实则为革命运动之开始也”。

孙中山毕竟不像康有为还能通过科举之路来实现理想，他什么都没有，本来打算搭上康有为的变法便车实现治国，结果被羞辱了一番。这个时候，个性很强的孙中山就开始打算自己单干，既然没有路，那就自己去开拓。

1893年冬，孙中山召集志同道合的朋友到广州雅书局内南园抗风轩秘密聚会，到会的有程耀宸、程奎光、程璧光、陆皓东、魏友琴、郑士良、尤少纨等人，孙中山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口号是仿照朱元璋《北伐檄文》中的“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取的，准备会后成立一个“兴中会”组织。

这就是有名的“抗风轩”会议。到这里，说明孙中山已经有了自己的初步构想，尽管还只是雏形，还仅仅是民族性的奋斗目标，但毕竟有明确目标了，为以后的行动提供了理论基础。

在“抗风轩”会议之后，孙中山依然没有放弃自上而下的温和改良的治国方案，他希望能通过朝中大员的支持，按照他的方案进行改革。正是这样，1894年，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孙中山丢下在广州的医馆和药店，只身回到翠亨村埋头一个多月，写出了的《上李傅相书》(也叫《上李鸿章书》)。在这封上书中，孙中山提出了四点救国之策，即“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

孙中山的这封上书，是一套如何让国家富强、如何发展西方式现代工业的理论文章。孙中山希望朝廷能够采纳他的这些建议，“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这样就可以改变国家贫穷落后任人宰割的境地。“以中国之人民才力，而能步武泰西，参行新法，其时不过二十年，必能驾欧洲而上之”。在家闭门辛辛苦苦写了一个多月，写好后经好友陈少白稍加润色，孙中山就抱着“冀九重之或一垂听，政府之或一奋起”的希望，和好友陆皓东兴致勃勃地出发了，经上海北上天津，争取面呈李鸿章。

和康有为上书翁同龢、潘祖荫他们不同，孙中山却选择了李鸿章，这里大概有这样一些原因：一是李鸿章本人就是靠办洋务运动出名的，是有名的洋务派，是当时大清朝少有的懂洋务官员;二是李鸿章有实权，他的直隶总督基本等于大清朝的“第二朝廷”;三是李鸿章是汉人，孙中山找李鸿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都是汉人的心理，看看能不能利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观念把李鸿章争取过来，实现他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愿望。

连见康有为都不容易，想见李鸿章就更不容易了，甚至根本就不可能。1894年6月中旬，到达天津后，孙中山最先是打算面见李鸿章，和李鸿章一起论论道，后来发现根本就不可能。于是退而求其次，通过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等人总算把书递了上去，究竟这书到没到李鸿章手里，以及李鸿章看没看，谁也不知道，但孙中山这次上书泥牛沉海，却是事实。

如果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我们倒可以批评批评李鸿章，但话说回来，当时的李鸿章也是一个大忙人，直隶大情小事、北洋通商的事务、北洋的军情、淮军的军情、家里的事、慈禧的事……再就是幕府里的幕僚，不说名士满天下也是人才济济，和这些人谈国家大事也不一定有时间，还能有时间去礼贤下士接见两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愤青。

不说李鸿章没看到孙中山的上书，就是看到了，估计对这一类的空洞理论和喊喊口号的文章也看多了，很难留下什么印象。李鸿章可能是没有什么印象，但对孙中山就不一样了，印象太深刻了，别的不说，丢不起这人。

以一介“布衣”给朝中权贵写自荐信，或论国事、或评时政、或指点江山……关键的是后面的关于自己的身世和学问，末了末了，再来一句——怀才不遇(在家待业)。这种表述方式，我们传统文学里的男性公民大都会用，比如《西厢记》中，张生给红娘报家门：小生姓张，名珙，字君瑞，本贯西洛人也，年方二十三岁，正月十七日子时降生，并不曾娶妻。呵呵，前面的那些话都是铺垫，关键在于“不曾娶妻”。这些上书的布衣，最想说明的不是如何如何治理国家、如何如何强国富民，而是——怀才不遇(在家待业)。

从给李鸿章上书这件事来看，孙中山的确只能是康圣人的学生，这样的事情康圣人已经做过了，已经玩剩下了。康圣人虽然把书递上去了，除了获得虚名外，科举功名照样什么都没有，还得自己去考，所以还是好好考科举。再怎么说，虽说康圣人在科举方面不在行，但毕竟考了那么多回了，多少还是有一点希望的，孙中山就不行了，根本就是一窍不通。

所以孙中山上书被拒绝，等于堵死了他的治国梦想之路，康圣人还剩下科举这一点希望，孙中山则一无所有。“人言洛阳花似锦，偏我行来不是春”。条条大路通罗马，为啥没有我的那一条。既然你们不给，那我就自己去夺取。

　　改造提升后基本陈列，以1912年民主共和成立后遭遇两次帝制复辟为历史背景，以孙中山1917-1925年间三次在广东建立革命政权为主线，展示孙中山在广东领导两次护法运动和推动国民革命运动的历史活动。其中，重点展示了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进行国民党改组、召开国民党一大，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晚年伟大历史飞跃的历史。

　　此次改造提升，共使用文物130余件套（其中一级文物4件，二级文物11件。之前全部文物合计不过十余件）、图片400余幅（之前为200余幅）、多媒体（投影、触摸屏、电视等）及场景等十余处（之前仅2处），幻影成像1处，情景还原2处，讲述了大量生动的帅府历史故事。

展览中使用的文物展品，绝大部分为首次展出，其中蕴含了大量鲜为人知的重要历史信息，对于观众了解这段历史，对于学者研究这段历史都有重要启发意义。展览中使用了多处触摸屏，在有限场地中拓展了展示空间；使用电报机互动系统介绍传统电报发送的特点，使用电话机解读文物信函的内在信息，使用多媒体系统介绍重要历史瞬间，等等。这都将使观众的观展体验更为多元和生动。

　　此外，在基础结构改造中，该馆严格遵照文物保护的有关法律法规实施，以“零依附”原则实施基础装修，不但对于文物建筑零损伤，并对历史存在的孔洞问题进行了全面修补，做到了对于历史文物建筑的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在对可移动文物展示上，使用恒温恒湿柜，有效降低对于可移动文物展品的损伤。

孙中山在广州建立大元帅府，尽管遭遇到北洋政府和地方军阀的阻扰、破坏，但也得到了许多精英的支持。展览中使用了一幅1918年3月7日上午在大元帅府后花园拍摄的文物照片（三级文物），其中有孙中山、宋庆龄、胡汉民、蒋介石等人。

飞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首次运用到军事领域。本展览中，通过1920年7月朱执信和陈炯明写给古应芬的一组信函，介绍了粤军回粤重建大本营之前，已高度重视战斗机在作战中的作用，并积极联系购置战斗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