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在写文章和文艺演唱中，总喜欢用“鱼水情”来形容和赞颂我们军队与老百姓的亲密关系。我从参加革命50多年的亲身经历中，也深深感到用“鱼水情”3个字来表达军民关系，不仅用词十分贴切，而且它的含义也丰富深邃。我们军队就好象是“鱼”，人民群众好比是“水”，“鱼”离开了“水”是寸步难行的。然而，只要有了“水”，“鱼儿”遇到任何艰难险阻，都会得到“水”的保护，都会化险为夷。 我在1935年长征途中的一段经历，就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那时，我在红六军团政治部总务处当管理员。在转移途中，过一条小河，突然遭到国民党军队的飞机轰炸，我的右小腿处被弹片划开了一个十来公分长的大口子，鲜血直流。我当时只撕开一个急救包进行了简单的包扎，看到伤口的血已基本止住，就又跟随部队踏上了新的征途。由于当时接连不断地行军打仗，我的腿伤没有条件治疗，伤口慢慢地感染化脓，小腿肿得粗粗的，行走越来越艰难。主力部队决定于当晚以急行军的速度赶住另一个地方参加一次大的战斗。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部队无法将我们八、九十名伤病员带走，只好将我们暂时寄托给当地党组织与人民群众照顾，想过几天再派人回来接运我们这批伤病员。（实际上部队在第二天就派了一个连来接运我们这批伤病员，因当天情况突变，伤病员都由群众分散隐蔽。所以，这个连只找到并接走了一部分伤病员。）考虑到我们离开大部队后无人供给，组织上便给每个伤病员发了10块光洋，还发了9两烟土，以便困难时将烟土也调换钱用。 大部队刚离开我们不久，就听说国民党军队与当地的还乡团追了上来。我们原想在老乡家里好好休息和治疗一下伤病的，谁知情况突变，我们只好由乡亲们一个一个地背着隐蔽到附近的山上去，与我隐蔽在一起的还有两个伤员，都是负的腿伤。一个叫彭回仔（现名彭飞德），是个侦察队长，曾在一次攻城战斗中，右膝盖下方被敌人的子弹打伤。一个叫邓小仔，是个小司号员，那时才十五、六岁，他在一次立正吹冲锋号时，敌人的一颗子弹从他脚底横飞过去，打伤了八个脚趾。晚上，我们3人被背送到一个森林茂密、离村庄约有4、5里路远的山头上，安置在一块大石头崖下。这里虽有蚊虫叮咬，但树木参天，藤蔓缠绕，比较利于隐蔽；而且山崖下有一小股清泉流过，为我们喝水解决了大问题。 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我们就听见附近山头上接连响起枪声，还听到了一声声惨叫，原来国民党军和龙山县的还乡团搜山来了。这些恶狼见到我们的伤病员就杀，我们的一些优秀指战员就这样英勇地牺牲了。附近山上的枪声断断续续地响了一上午，后来逐渐安静下来。我们心里都暗暗庆幸敌人没搜到我们这里来。然而，我们高兴得太早了，敌人并没有撤走，他们仍在组织拉网式的搜山。大约在太阳快下山的时候，还乡团的两个家伙将于搜到了我们躲藏的大石崖底下。虽然我们身上都堆了不少树叶伪装，这两个狡猾的家伙还是发现了我们。当一个瘦猴一样的家伙正要举枪向我们射击时，一个班长模样的拦住了他说：“慢着！要他们死还不容易嘛？！先在他们身上刮点“油水”再说。”说着，就扑上来搜身。因我们事先已把每人的10块光洋埋藏起来，他们只在我们身上搜到了一些烟土。那个班长模样的恶狠狠地说：“你们死到临头了，还不快把光洋交出来，留着去见阎王有什么用？”我连忙骗哄他们说：“我们是一些刚从家里出来的挑夫，红军没发光洋给我们，只给每人发了几两烟土。”那个班长模样的大概是茶陵县人，他听到我说话时满口的茶陵口音，便对那个瘦猴说：“好吧！今天我就不亲手杀他们算了，让他们在这里慢慢地饿死吧！”说着，就指令那个家伙掠走了我们的烟土，并把我们的衣服也全部脱光拿走了。 在还乡团的这次搜山中，我们虽然幸免一死，但衣服被脱光了，加上三个人的腿伤处都化脓腐烂，爬都爬不了几步，怎能逃离这个境地呢？在这荒无人烟的山林里，看来只能等着饿死了。到了第三天上午，我们三人都已俄得奄奄一息，连大声呻吟的气力都没有了。眼看着死神越来越逼近我们，突然，听到附近有啳嗦嗦的响声，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口，心想这下可完啦，大概是我们伤口的恶臭味引来了什么豺狼虎豹，这样，我们就别想再回到红军队伍里去了。这时，我们已没有丝毫抵抗力量了，只好闭着眼睛等着野兽来吞噬我们。然而，等了好大一会，也不见野兽前来袭拢，却听到了一阵小声的对话声：“喂！老头子，你看这石崖下躺着的三个人，好象还没死。不知道是些什么人啊？”“哎！不会是坏人吧？！救人要紧，我们还是先过去看看再说吧。” 我用力睁开眼睛循声望去，在隔我们两丈开外的地方，站着一对五十来岁的夫妇，看样子是上山来打柴采药的。他们慢慢地来到了我们身边，这下我看得更清楚了；那男的大约有五十一、二岁，背稍有些佝偻，看样子是个老实巴脚的种田人。那女的约四十八、九岁，大概是生活的艰难和时日的煎熬，眼角与额头过早地刻下了一道道不浅的皱纹。他们问我们是干什么的，为何落到这步田地？我们看到夫妇俩都是那样憨厚、诚实，断定他们是一些心地善良的乡亲，便将我们的身世和如何隐蔽到这里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们。他们听说我们是红军队伍上的人，更加亲热起来。老俩口连连安慰我们说：“不要紧的！我们就住在附近的刘家冲里，现在马上回去给你们弄吃的和穿的来。”说着，他们就回村里去了。 果然，过了大约三个来小时，老俩口就带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提着满篮子饭菜和衣服，又来到了我们所在大石崖底下。他们帮我们先穿好衣服，接着把一碗碗饭菜送到我们的手上。这饭菜可真香啊！三天多粒米未进，如今又吃上了香喷喷的饭菜，我们的脸上都绽开了笑容。这时只有司号员小邓低着个脑袋坐在一旁一声不吭，好象还有什么不高兴的事情。哦！我马上意识到了，原来这位老乡家里再也找不出第3套青蓝色的衣服，只好把那个妹子的花衣服也拿来了。小邓穿上花衣服后，一直别别扭扭地怪不好意思的。老俩口也看出了小邓的心思，连忙抱歉地说：“真对不起，我们再去想办法给这伢子弄套青蓝色的衣服来，请先将就着穿一两天，给我们当一两天“妹子”也好嘛！”几句话，说得小邓也忍俊不禁。他知道老乡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让出3套衣服来已很不容易，怎能再给老乡增添麻烦呢？他马上笑着对老俩口说：“大叔、大婶，我还真没穿过这花衣服呢，我就给您们当“闺女”算了。”一席话，又逗得大伙捧腹大笑起来。说着笑着，不觉得太阳已西沉了。我们催促他们回去休息。他们说第二天再来看望我们。翌日清晨，我们还在睡梦中没醒过来，他们父女3人带着满身露水，又来到了我们的身边。这次，他们不仅给我们带来了可口的饭菜，还带来了一些草药和草药熬成的药水。 我们看着他们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就知道他们为我们准备饭菜和草药，准是熬了一整夜。看着这三位和蔼可亲的乡亲，我的心头一阵阵发热，两眼立时涌出了感激的泪水。吃过早饭，那位大叔就提出要给我们上药。他还用个小竹筒带来了一些桐油，我开始还不知道这桐油可派作什么用场，大叔第一个要为我上药，我看见自己的伤口化脓生蛆，奇臭难闻，怕老乡见了恶心，提出要自己上药。可这位大叔不由分说，捉住我的右腿就左瞧右看起来，他看着我的伤口烂成这样，用一般的草药水清洗已不能解决问题。于是，他用嘴喝了一口桐油漱口，一下子就把嘴贴到我的伤口上，使劲地吸起脓血和蛆虫来。我被这突然的举动吓呆了，这么恶臭的伤口，怎能用嘴去吸脓血和蛆虫呢？我想把这位大叔推开，但他象磐石一样地蹲在地上，我怎么也推不动他，他吸出一口脓血和蛆虫，又喝一口桐油漱漱口。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大叔懂一点草药和治伤的土方子，他用桐油漱口，就是一种消毒的土办法，这样，既可防止口腔里的细菌感染伤口，又可防止伤口的细菌进入口腔。在这位智勇善良的大叔面前，我真感动得泪如雨下。他用嘴把我伤口的脓血和蛆虫吸完后，又用草药水细心地洗了几遍，然后才敷上捣碎的草药。他把我们三个人的伤口都清洗干净，并敷完草药时，他的衣服早已被汗水湿透了。 一连6天，他的一家人天天来给我送饭送药，这位大叔天天照老办法给我们清洗伤口，敷药治疗。这种土办法还真见效，由于这位大叔用嘴把我伤口的脓血和蛆虫全部吸了出来，加上清洗敷药，疼痛难忍的伤口不再痛了，伤口周围开始有痒痒的感觉。大叔说这是好的征兆，是伤口好转并开始长新肌肉的表现。我听了后十分高兴，精神一振作，居然能拄着树枝站起来走动了。在大叔的精心冶疗下，我那两位战友的腿伤也好了许多，小邓不用拐棍也能慢慢行走了。 到了第七天的上午，这位大叔又带着妻子女儿来了，他告诉我们，为了更好地照顾我们，也为了避免天天送饭送药引起别人怀疑，他们已在自家屋后边的小山坡上挖了一个土洞，要把我们接回到他们村里去住一段时间。我们想到这一家老小天天为我们送饭送药也确实辛苦，而且时日久了容易暴露目标。于是，我们同意去他们村里再住一个时期。那天晚上，在他们一家人的搀扶下，我们大约走了4、5里山路，悄悄地来到了他们家屋后那个新挖的土洞子里。第二天拂晓时分，那位大叔突然跑来把我们叫醒，说是还乡团又来到了邻村，很快要到刘家冲里来搜查。为了不被他们发现，大叔提出要回原来的隐蔽地点去。我们想到还乡团此来肯定又要大举搜山，久留这里迟早会暴露目标，而且还会连累这一家乡亲。于是，我们做出了离开这里，去追赶部队的决定。这位大叔看到我们执意要走，加上情况紧急，他也不好继续挽留，只好偕同妻子、女儿前来扶送我们。他们把家里一些能做干粮吃的东西全部给我们带上，我们决定每人留下几块光洋来酬谢大叔一家，但他说什么也不肯收下，他还说：“红军与人民本是一家人嘛！你们为我们穷苦人求解放不怕流血牺牲，我们给你们一点点帮助难道还不应该吗？！”几句话，说得我们心里热呼呼的。没有办法，我们只好决定以后再来报谢这些可敬可亲的乡亲。他们一家人扶送我们走了一里多路，天快亮了，我们怕遇上还乡团，决定晓宿夜行。于是，只好与这三位乡亲洒泪告别。后来，我们追上了部队、转队在湘鄂川黔的接壤地带，并于当年11月19日随主力部队从桑植刘家坪等地出发，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光阻荏苒，转眼五十年过去了，每当我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我心情就久久难以平静。这一家三口人的音容笑貌时常浮现在我眼前，我多么感激并想报答这些救命恩人啊！解放以后，我曾先后给龙山县委和地方政府写过10多封书信，也委托战友专门去寻访过这位叫刘春旺的大叔，但非常遗憾，一直没查找到这一家人的下落。我想，无论在烽火连天的艰苦岁月，还是在夺得革命胜利的今天，我们都要牢牢记住这一点：鱼儿永远离不开水，人民军队永远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关怀与支持。我们一定要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以实际行动报答曾经给予我们军队以无私支援的亿万人民群众，以实际行动谱写出一曲曲“鱼水”新歌。<br> 摘自《曙前之路：红军长征在湖南》（刘唐益整理） 作者：李文，1898年生，湖南省茶陵县人。1927年参加革命，1930年5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湖南农民运动、井冈山斗争、湘赣、湘鄂川黔苏区反“围剿”，经历了红六军团西征，参加了长征。到陕北后主要从事后勤工作，任陕甘宁边区晋西北银行金库主任等职。1954年因抗洪抢险贡献突出的师以上干部被中央军委记二等功一次。<br>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br>1985年逝世，享年87岁。<br>（战创）：多次负重伤。二等甲级伤残军人。<br>摘自《最后的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