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鬼, 我就是爱这个国家！” — 《奥本海默传记》之读书笔记

新港家驹

Christopher Nolan 的新作《Oppenheimer》（奥本海默）这个周五就要上映了。

此片改編自Kai Bird和Martin Sherwin的2006年普利策獎作品《American Prometheus: The Triumph and Tragedy of J. Robert Oppenheimer》（美国的普罗米修斯：奥本海默的辉煌和悲剧）。最近赶在电影上映前仔细读完了这部作者费时25年，长达721页的长篇传记。

1979年的夏天，本书作者之一、美国Tufts大学英美历史学教授Sherwin抱着历史学家的敏感和严谨态度，骑马重走当年奥本海默常走的步道，参观奥传给儿子的农场，毅然决定为奥本海默立传。此后的二十年，Sherwin拿出了足够的耐心，除了要在大海般的资料中重建看似矛盾的历史线索，辨析真伪，还要等待政治气候的坚冰解冻，以及公众意识的变化。起初，他走访了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很多地方，采访了一百多位奥本海默的亲朋好友和同事，将其整理成个人回忆资料。尔后，他查阅了国会图书馆所收藏的奥本海默本人的大量文件汇编，还调阅了美国联邦调查局在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对奥本海默进行监视和监听留存下来的数千页文字记录。最终在作家朋友Bird帮助下，一起又花了5年才于2005年出版这部传记。可惜Sherwin 教授于2021年10月6日过世了，未能见到去年12月能源部推翻1954 年美国原子能委员会（AEC）撤销奥本海默安全许可的决定，正式为奥本海默平反。

本书以美国动荡年代 — 大萧条、二战和冷战为脉络，精湛叙述了奥本海默跌宕起伏的一生。两位作者以广博的学识，翔实的历史资料，加上透徹的见解，试图给读者展示一个从里到外的奥本海默，从政治、社会、科学和心理角度全方位地解释奥本海默一生的辉煌与悲剧。本书形式上严守学术规范，慎思明辩地诠释历史资料，但书写上则保持了文字的简洁优雅，读来不忍释手。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物理科学进入一个群星闪耀的时刻：1924年，德布罗意（de Broglie, 1929年获诺贝尔奖）提出“物质波”假说；1925年，海森堡（Heisenberg, 1932年获诺贝尔奖）提出“矩阵力学”，泡利（Pauli，1945年获诺贝尔奖）提出“不相容原理”；1926年，薛定谔（Schrödinger, 1933年获诺贝尔奖）提出“薛定谔方程”，玻恩（Born，1954年获诺贝尔奖）对波函数做出概率解释；1928年，狄拉克（Dirac, 1933年获诺贝尔奖）整合矩阵力学和波动力学，建立起量子力学的基本数学结构。这张科学史上无出其右的大合照拍摄于1927年第五届索尔维会议，29位物理学家中有17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堪称为世界上“智慧最牛的朋友圈”。作为量子力学的微缩简史，就是在这次会议，相对论创始人爱因斯坦（1921年因发现光电效用而非相对论获诺贝尔奖）和量子力学核心人物玻尔（Bohr, 1923年获诺贝尔奖）拉开了“量子论剑”的序幕。爱因斯坦道出名言“上帝不掷骰子”。玻尔则针锋相对“你别指挥上帝怎么做”。随后近一个世纪的每一次“论剑”都成为物理学界深邃的宝藏，每一个解释都成了未来之门的钥匙，极大丰富了对量子力学的科学和哲学意义的理解。

正是在这个量子力学发展的黄金时代，奥本海默来到了欧洲求学。1925年9月他从哈佛大学毕业后进入英国剑桥大学著名的卡文迪许实验室。由于不擅长实验物理学，奥本海默的注意力开始转到量子力学上。1926 年春天，奥本海默在剑桥大学遇到了玻恩并被邀请前往哥廷根大学学习。哥廷根当时是世界的理论物理中心，群星汇聚，狄拉克，海森堡等都在哥廷根做研究。在哥廷根，奥本海默在玻恩指导下开始夜以继日研究量子力学。这段学习生涯对奥本海默产生了巨大影响，也让他的天赋得到了充分发挥。1927 年 6 月，在仅仅到达哥廷根九个月之后，奥本海默就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论文中提出的后来被称为“玻恩-奥本海默近似”将整个体系波函数的复杂求解过程，分解为两个简单函数的求解过程。这两个函数分别是电子波函数和原子核波函数。该近似在大多数情况下非常精确，又极大地降低了用量子力学处理问题的难度，因而被广泛应用于分子结构研究、凝聚态物理学、量子化学、化学反应动力学等领域。1927年他短暂返美后又重返欧洲开始博士后，在泡利指导下做研究。当1929年回美成为加州伯克利和加州理工学院的物理教授时，他在物理学界已经拥有世界级声望，成为美国理论物理学领域的一颗冉冉新星。虽然奥本海默没有在量子力学领域作出诺贝尔奖级的工作，但他与同一时代的物理学家费米（E. Fermi, 李政道的博导），拉比（I. Rabi）、贝思（H. Bathe) 和泰勒（E. Teller, 杨振宁的博导）等人将原子分裂的新知识应用于原子弹的发展，进而加速了二战的结束，改变了历史进程，重塑了世界的未来。

本书用近三分之一的篇幅展示了奥本海默在二战期间领导捕捉太阳之火的努力。1942上半年，美国政府制定了“曼哈顿计划”，终于下定决心全力研发人类首枚核武器原子弹。最初，负责“曼哈顿计划”的格罗夫斯（L. Groves) 将军内定的科学主管是发明高能粒子回旋加速器的欧内斯特·劳伦斯（E. Lawrence), 他是193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同时也是奥本海默在伯克利的好朋友和同事。但劳伦斯和另一位著名的实验物理学家康普顿却都坚持推荐以理论物理见长的奥本海默。劳伦斯的推荐理由简单却有说服力：“曼哈顿计划”是一个要凝聚全世界最聪明大脑的“超级工程”，但越是一流的科学家，就越有些“恃才傲物”，必须要有一个既懂科学又懂管理的人才来把这批人组织起来有效运转，最快达成目标。他认为奥本海默最合适。当年10月，格罗夫斯第一次面试奥本海默。奥本海默向他建议新的实验室应该建在一个偏远与世隔绝的地方，确保绝密信息不外泄。奥本海默同时也指出：建造原子弹这样一个实际的武器，需要多种学科合作，涉及到许多方面，包括化学，冶金，工程，物资和电力供应等方面，此前从未有人考虑过这些细节问题。格罗夫斯被奥本海默的气质和智慧所吸引，心中已敲定奥本海默来作主管。但由于奥与美国共产党的的暧昧关系和左倾思想，军情部门开始持反对意见，后又再三审核了奥本海默的家庭成分和忠诚度，在格罗夫斯的坚定支持下，终于任命奥本海默为整个“曼哈顿计划”的首席科学家和总实验室主任。奥本海默和格罗夫斯还亲自选定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作为总实验基地。在那个人迹罕至的地方，一度聚集了超过6000名世界顶尖的科研工作者。

奥本海默不辱使命。作为耗资22亿（相当于今天的260亿）美元、最多时参与人数超过13万的“曼哈顿计划”的总指挥，奥本海默充分展现了自己的科学素养和管理才能。在他的游说和鼓动下，玻尔、费米、贝思等当时世界最顶尖的物理学家和诺贝尔奖获得者都加入了该计划。在奥本海默的领导下，他们齐心协力，万众一心，每周工作六整天，最终筛选出内暴式原子弹设计。1943年底冯诺伊曼从理论上证明了内爆式原子弹的可行性。奥本海默随后重组了实验室，集中精力争取内爆式设计在工程上的实现。

1945年7月16日清晨5点30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原子弹(Trinity）在洛斯阿拉莫斯附近的阿拉莫戈多沙漠爆炸成功。作为总设计师的奥本海默，望着那片腾空而起的蘑菇云，却从心底里感到了恐惧。他忽然想到了自己经常读的印度梵文诗选段：

“漫天奇光异彩，有如圣灵逞威。

只有一千个太阳，才能与其争辉…

现在我成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

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B-29轰炸机在广岛和长崎分别投掷了原子弹“little boy” 和“fat man”, 十多万人在白光一闪间灰飞烟灭，建筑物全部损毁。慑于原子弹的巨大威力，8月14号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

1945年10月，奥本海默辞去了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主任的职务，重新回到加州理工学院任教。此时的他巳声名鹊起，如日中天，被誉为“原子弹之父”。他多次出现在《Life》和《Time》杂志的封面上，成了家喻户晓的国家英雄，受到全世界瞩目。两年后，奥本海默当选为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院长，并出任美国政府新成立的能源决策机构美国原子能委员会（AEC，全面接管美国核武器研制和生产）顾问委员会主席。47年以后的好几年奥本海默成了科学代言人：他的意见即政府的政策。奥本海默用他自己的能力和表现，开了科学家影响美国政府决策的先河。即是科学家又能作为国家决策的参与者，奥本海默很享受这样的身份。

由于原子弹前所未有的杀伤力，奥本海默对进一步研究原子弹产生了动摇。他开始觉得他和他领导的团队的成果，已超出科学改善人类生活的宗旨，变成关乎人类存亡的道德困境。

他利用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职务，游说国际社会管控战后的核武发展，并在1949年反对自己的国家发展氢弹，跟政府大唱反调，成为试图解决科学与政治道德问题的象征。在一场有关研发氢弹的听证会上，奥本海默强调“这种武器的破坏性没有限制。这一事实使得其存在和制造对整体人类构成威胁。从任何角度看来，它都必然是邪恶之事。”

作为阻止核武器发展的另一个举措，奥本海默明确拒绝了当时向他寻求制造氢弹支持的泰勒，表示自己“不会出力，也不愿出力” (I neither can nor will do so.)

奥本海默反对研发氢弹，不但超越科学家的研究视野，展现知识分子关怀人类未来的良心，更拿出巨大的道德勇气，间接否定自身的科学成就对人类贡献。

然而风云突变的国际形势让奥本海默临近了其人生的转折点。二战结束，一道“铁幕”在昔日的盟友苏联和欧美之间缓缓落下。1949年8月29日，苏联宣布成功试爆第一颗原子弹，美国人苦心建立起来的“核垄断”在短短四年之间就被打破；红色中国倔起，并在朝鲜战场将以美国为首的16国联军阻止于“三八线” 。此时美国迫切需要进一步在核武器上建立起对共产主义世界的优势。

1952年11月1日，由泰勒领导的代号为“Mike Shot”的第一颗氢弹在太平洋马绍尔群岛中一个小珊瑚岛上被引爆，产生的爆炸当量相当于广岛原子弹的500倍。

1952年艾森豪威尔当选为美国总统。军人出身的艾森豪威尔对一直和美国军方政策唱反调的奥本海默并没有什么好感。更糟糕的是，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麦卡锡主义大行其道，冷战思维盛行。书生气的奥本海默常常用学者的态度来对政治问题发表看法，不拘小节，说了一些孤傲无比的话。他在政府内部、军方，甚至科学界都树了一些潜在的敌人。他们早已将他视为眼中钉了，而奥本海默对此还浑然不觉。再加上作为天才学者，他骨子里有着一份优越感，对于跟不上思路的人喜欢随口嘲弄几句，即使对面的人身处高位。例如奥本海默1949年6月在国会就刘易斯.斯特劳斯（L. Strauss) 反对美国向其他国家出口放射性同位素听证时随口嘲笑: “这没有电子设备那么重要，但至少比维他命要重要”。正是这次发言惹怒了施特劳斯。施特劳斯野心勃勃，但心胸狭窄，睚眦必报。因为这次听证，施特劳斯耿耿于怀，从此对奥怀有敌意（hostile), 内心里已开始琢磨如何找机会狠狠报复这个羞辱他的人了。而博登(W. Borden)的告发信终于成了导火线。通过对存放在AEC和FBI的奥本海默卷宗的长时间研究，1953年11月7日，博登给FBI写了一封控告奥本海默的信，说奥本海默“太有可能（more probably than not）是一位苏联间谍。” 他用了差不多三页纸例举了奥本海默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一直到50年代早期的“罪行”。刚当上AEC主席的施特劳斯和FBI局长胡佛虽然知道博登的指责从证据上是站不住脚的，但这些指责与他们的担心和怀疑却暗相吻合。一番操作，他们终于让艾森豪威尔相信：奥本海默是一个危险的共产主义分子，延误了政府发展氢弹的战略决策，并且很可能是苏联在美国核领域方面的“代理人”。在社会层面，苏联原子弹的成功极大地震撼了美国社会，对于美国可能在竞争中落败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恐惧。特别是福克斯（K. Fuchs) 间谍事件 （福克斯向苏联提供了包括美、英两国原子弹设计方案、计算方法和大量相关实验数据），揪出国内共产主义分子、清除苏联同路人成了许多美国人的共同愿望。在此大气候下，针对奥本海默的“猎巫”行动启动了。在施特劳斯施压让奥本海默识趣自动辞职未能如愿以后，1954年4月12日开始了长达四周的“奥本海默安全许可听证”。

经过多方挑选，在施特劳斯的授意下，AEC总经理尼科尔斯（K. Nichols）任命了三位保守人士作为听证会安全委员会成员。他们是曾任陆军部长，当时北卡罗来纳大学校长的格雷（G. Gray，1909-1982）、原斯佩里公司主席摩根（T. Morgen）和芝加哥西北大学的伊万斯（W. Evans）教授。格雷担任主席。

听证会是秘密进行的，因为FBI的一些关键证据都是非法获得的，不能公开呈现。在听证会上，利用FBI所提供的信息，尼科尔斯给奥本海默罗列了24条罪状，其中23条归纳起来是：奥本海默年轻时与大量左翼组织接触并保持往来，具有共产主义倾向，并且他的学生中有大量左翼分子甚至共产主义者，妻子哈里森是左翼分子，弟弟弗兰克夫妇均加入过美国共产党。

另一条罪证就是奥本海默一直对美国研制氢弹进行“重重阻挠”以及抱“消极态度”，明显让苏联得益，是对美国的不忠诚。

开始众多的科学家和政府军队官员作证时无一不高度称赞奥本海默对美国做出的伟大贡献与取得的科学成就，并纷纷举出实例证明他的人品忠诚、正直与坦率。后来主持火箭土星5号研究并助成人类首次登月成功的冯. 布劳恩(Braun)作证时更是宣称：“要是在英国，奥本海默就会被封爵”。

转折点來自泰勒。他言语含糊却又指向明确地表示“美国的这项事业（指原子弹事业）如果不放在奥本海默手里，会更安全 “。（To this extent I feel that I would like to see the vital interests of this country in hands which I understand better, and therefore trust more." 

除了泰勒之外，绝大多数在听证会上出席作证的科学家都表示因一个人的“核政策”与政府不符就要受审是对“民主精神的践踏”。爱因斯坦甚至不止一次在《纽约时报》等报刊上抗议，称“美国政府迫害原子物理学家奥本海默”。

因为泰勒的作证，他在物理学领域的许多老友都和他断交绝谊，在学术界被完全孤立。同事甚至在公开场合也对他视而不见，令泰勒十分痛苦。

多年后他出版了厚达五百多页的回忆录，将他在奥本海默听证会上的问答记录放在附录中并辩解道：“我们的记忆都是选择性的，我们会故意地删略一些记忆，也会放大另外一些记忆。”

最终，听证会的审判委员会出具了判决结果：没有发现奥本海默对国家有过不忠诚的行为。但委员会认为奥本海默的性格具有“根本缺陷”，还是决定剥夺奥本海默的一切安全特许和权限，全面禁止他与一切原子能项目产生接触。

在奥本海默即将迎来自己的50岁生日之际，他的人生从巅峰跌落到了低谷。因为他一直希望今后能用他的政治身份，促成原子能在国际范围内的和平利用。这场审判从很多层面上来说都“杀死/搞臭”（character assassination) 了奥本海默，无论是作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美国政府核政策顾问、还是作为一个备受尊敬的知识分子、甚至是作为一个骄傲而独具魅力的个人。听到结果的爱因斯坦是如此愤怒，以至于他把AEC形容为“美国毁灭阴谋”（American Extermination Conspiracy)。

施特劳斯主导的听证会达到了他的个人目的。从2014所公布的全部听证资料显示：在听证期间，施特劳斯竟然用FBI非法盗听奥与律师的谈话来准备反驳。更是坐实了他的恶棍（villain)之名。随着电影的上映，施将自己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奥本海默带着沮丧的心情回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听证会摧毁了奥本海默的精神，头发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全白了。在之后的几年时间里，奥本海默迅速衰老，再也不是同一个人了。

奥本海默之判决也标志着以他为代表的科学家知识分子在美国的终结。当异议（dissent)被视为对国家的不忠 (disloyal) 而遭受无情的打压，科学家们只能回到自己狭窄的专业领域充当顺从的技术顾问，为权力背书。当他那一代科学家所竭力想要阻止的核军备竞赛终于演变为一触即发的古巴导弹危机，世界才又想起他在1947年就已提出的忠告。

奥本海默用了9年时间等来了安抚性“平反”。

1960年，肯尼迪当选为总统。那时，麦卡锡主义带来的疯狂浪潮已经褪去，肯尼迪为奥本海默选择的平反方式是颁予他1963年度美国原子能方面的最高奖项——费米奖，并颁发5万美元的免税奖金。但是，就在颁奖前的10天，肯尼迪遇刺身亡。肯尼迪的继任者约翰逊成了1963年12月23日颁奖典礼上的嘉宾。在授奖仪式上，59岁的奥本海默走向主席台时不小心绊了一下，约翰逊总统赶忙伸手扶他。但奥本海默推开了约翰逊的手，说：“总统先生，当一个人行将衰老时，你去扶他是没有用处的，只有那些年轻人才需要你去扶持。”

奥本海默在答谢词中充满深意的说：“我想，今天的仪式是需要您的胆量和宽容的，我觉得这是我们光明前景的预兆。”

说这话的时候，奥本海默已经知道，他所期待的“胆量和宽容”仍然不够。政府虽然用这种方式给他恢复了名誉，但依旧禁止他接触一切关于原子能的机密。

1967年2月18日，奥本海默因喉癌逝世，终年63岁。在奥本海默去世后的悼念仪式上，奥在普林斯顿研究院的同事、外交家乔治. 凯南（G. Kennan, 冷战“遏制策略”提出者）曾回忆：当麻煩从四面八方向奥蜂拥而來，当他察觉自己位于爭议中心而焦头烂额时，我提醒他注意一項事实：他会受到国外一百个学术中心的欢迎，並且詢問他“难道沒有考虑过定居国外吗”？他眼睛含著泪回答我：“见鬼，我就是爱这个国家！”

六十九年后，“迟到的正义”终于到来了。2022年12月16日，美国政府推翻了 1954 年美国原子能委员会（AEC）撤销奥本海默安全许可的决定，正式为奥本海默平反。能源部长Granholm宣告“历史证据表明，审查奥本海默博士的许可的决定，与其说是出于对受限制数据安全的真正担忧，不如说是因为 AEC 的政治领导层，希望在有关核武器政策的公开辩论中诋毁奥本海默博士。”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奥本海默博士所经历的过程存在偏见和不公平，而他对国家的忠诚和热爱也得到了进一步的肯定。”

在西方思想史上，从十八世纪以来普罗米修斯的形象就彻底转变成了一个以智慧来为人类谋求美好事物的文化英雄，然而又由于他不节制的智慧和过度的同情，导致了本身的受困———为追求美好事物而主动犯罪，因伟大而毁灭。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本书将奥本海默视为普罗米修斯式的英雄再恰当不过了。

“逝者已矣，来者可追”。奥本海默让我们想到责任。目前AI的惊人进展引发对一项技术可能会带来无法控制后果的忧心。人们担心人工智能可能逃离它的创造者并危及人类。为开发新技术可能带来意外后果的科学家们应该承担哪些责任？我们又该怎样面对这样的“奥本海默时刻”？让我以奥本海默意味深长的一段话来结束全文。愿人类平安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