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与行为：南下途中的徐向前（徐向前评传49）

虫子读书

1

当中央不辞而别单独北上后，徐向前是什么心情？

出于一种老成持重的天性，即便在当时徐向前也没有正面评价过此事，但言为心声，行为心表，从其一系列的反应中是大概可以推测出其态度的。

在听说中央出走后的那个早上，徐向前“大吃一惊”，“愣了神，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我们毫无思想准备，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脑袋麻木得很。”

这时的徐向前，大概就是不明所以、疑惑不解的“发懵”状态！“这是怎么搞的呀，走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呀”。

他确实不理解。

尽管从伟人的判断来看这种方式是不得已而为之，但彼时徐向前对伟人感受到的这种“严峻形势”并不能感同身受，在他看来，这就是高层关于战略方向的一个争论而已。

一个人对一件事的判断源于他自己的认知和经验，徐向前对张国焘与中央的紧张关系虽有了解，但对其程度并没有深切的认知；从具体情况看，正如徐向前所说，他是从没看到过关于“武力解决”等字样的电报的。

就在之前，收到张国焘要求南下的电报时，徐向前认为事关重大，必须向中央报告，陈昌浩也这么做了；中央开会并拟定发给张国焘要求其北上的电报，徐陈也表示同意并署名。

张国焘再次致电徐陈并转中央，力陈南下的种种好处，并再次命令徐陈率部南下，这时陈昌浩被说服，徐向前一来做不了主，一来不想四方面军分成两半，也跟着同意了。

但这种转变作为一种意见也及时向中央做了反映。

然后就是伟人夜访徐向前，然后当夜离开。

这就是大概过程。应该说，直到中央单独北上，徐陈对中央一直是尊重的。而且所有关于南下北上的问题对中央都是不保密的，都是及时汇报和沟通的。

所以，这时候的徐陈，其实是在两难处境中等待着高层沟通的结果的。

其实即便陈昌浩，如果中央不走，而坚持所有部队北上，他大概率也做不出太出格的事。陈昌浩虽嘴上厉害，说尽各种狠话，但后来张国焘另立中央时，他直接懵圈，没有立即发言表态，这说明在某种程度上陈昌浩是有组织观念的。

所以这时候徐向前也是“发懵”，“毫无思想准备”。

出于这种对实际情况的不同认知（中央认为命悬一线），徐向前自然不能理解中央这么做的原因，所以震惊，发懵，很受刺激。默默流泪。“心情极坏，躺在床板上，蒙起头来，不想说一句话。”

一向沉着冷静、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徐总指挥这种表现明确显示出其内心巨大的波澜！

这种表现的涵义当然是复杂的，但对中央做法的不解肯定是其很重要的一方面。正如徐向前那个念头：“这是怎么搞的呀，走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呀。”

说白了，他其实是有些不满的。

中央离开后，又再次电令徐陈带部队北上。这种情况下陈昌浩及大部分官兵当然不可能遵令北上的，而徐向前思来想去，最后也是决定跟部队在一起，“走着看吧。”

他没去。甚至也没有试图劝说陈昌浩。除了不愿离开红四方面军的那种老母鸡般的感情外，情绪上的波澜难道会毫无影响？

之后，部队南返，再过草地，徐向前看着不久前过草地的痕迹犹在，心思惘然，茫然，回顾几个月来合而复分的曲折，展望未来晦暗不明的前途，不禁“百感交集，心事重重，抑郁不已。”“一路上，我话都懒得说。”

自从参加革命，千难万险，徐向前还从来没有过这种状态。低沉与抑郁，缘自何来？你说说这里边没有一丝怨气，说得过去吗？

后来在老张另立“中央”时，徐向前明确表示不支持，但这种不支持更多是出于原则的考虑，所以他在劝阻张国焘时，说“即便中央有些做法不合适，我们也不能这样搞，…”。

这话的中心意思是想说不能这么做，但似乎并不重要、只是作为一个强调式修辞的前半句却流露出更重要的内容：他觉得中央的做法“欠妥”。

出于所在位置和认知程度的限制，我想这应该是正常的、自然而然的心理反应。不如此才怪！

在这种突然而至的巨大变故中，徐向前这种自然而然的心理反应没问题，但具体的行为反应却很关键！

心理决定行为。一个人的正常反应大概就是不平则鸣。

作为人的本能，无所谓好坏。但在社会和人情中，这种“本能”在某种层面上或许就可以归结为人性的弱点了。而反本能、反人性的做法，恰恰是人类智力和心灵的闪光之处。

2

徐向前不满。

如果按照某些自诩“耿直”的人的性子，或许就是顺其自然地表达这种不满，像陈昌浩一样，“十分激动”，“说了些难听的话”。

从心理学的角度，这种发泄正如乐极高歌、悲来饮泣一样，其实是一种自我保护，有助于心理平衡和身心健康，但在社会生活中，却是一种“低情商”的典型表现。

如果笼统地说，可以认为相同的外部刺激在心理上引起的感受是差不多的，那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则显示出人与人之间的根本不同。

陈昌浩情绪激烈，说了很多“难听的话”，在当时的具体情境中其实是自然而然的反应，而徐向前偏于内敛的方式则显示出一种珍贵的克制和隐忍的品质。

那种方式更好？我想这个不用多说。

在涉及到一些恩怨纠葛时，家里老人常讲：能叫人见人，不能叫话见人。

所谓“能叫人见人”，第一个“人”意思大概是指你自己的具体反应，第二个“人”则是对方。也就是说，可以有些情态上或者动作上的反应，甚至可以做出一些弄性使气的行为，但不能形诸语言。因为一旦说出来，你的情绪就被具体化了，就被落实了。这就没有余地了。你不说，只是做，这样你的各种反应就还有各种角度可以解释。你就永远没有具体的东西被坐实。

除此以外，我觉得或许还有另一层意思。人是容易被具体的事物影响和感染的。有些事，你不说出来，或许还在两可之间；而一旦说破，就在心理上给了自己一个暗示，在气氛上给了自己一个鼓动，就是这样，就得这样。这就在客观上不可避免地进一步推动自己的行为。比如你暗恋某人，在未说出口你或许还能忍住相思，一旦说破，往往就被自己所肯定、所激励，或许就爱如潮水，再难控制了。吵架也是这样，忍忍可能也就过去了，而一旦一句恶言喷出，后续便纠结缠绕、绵绵不绝了。忍过事堪喜。这句诗确实大有意味。

心理状态决定了行为方式，行为方式反过来又会影响到心理状态。这就是为什么有“仪式感”这个说法的原因。隐忍和克制之所以是一种珍贵品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抑止了这种情绪与行为的恶性循环。

所以在某种特定的心理状态下，你是臣服本能肆意宣泄，还是用理智克制隐忍自持，或许就不仅仅关乎当下的事态进展，在某种由外而内的暗示和鼓动下，或许对自己接下来的心理状态以及相应的事态进展都会产生长远而深刻的影响。

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也有这层道理在里边。越为善越仁慈，越仁慈越为善，这是心理与行为的恶性循环；越做恶越卑劣，越卑劣越做恶，这是心理与行为的良性循环。哪个坏人是一开始就笃定了要做个坏人呢！

徐向前心里不满，但从大局和原则出发，他选择了隐忍，选择了自己装在心里，这很难，但很有必要！于己于人，于公于私，都很有必要！

一生光明正大，从不为己诉曲。

3

如果说第一关是管住嘴，那接下来就是把住腿了。

也就是说，忍一时，不出恶言，不火上浇油，尽可能保持平静，尽可能维持局面。这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一步。而接下来，在具体行为中能否把住自己？这其实是更重要的一关。

前边说“能叫人见人”，只是比较而言，相对于恶言恶语，宁可做出某些任性之事；而且只是针对一般人事，在某些重大事件中，则另当别论。

徐向前不说话，流泪，甚至抱怨也不跟我们说一声，这可以理解成他的“人见人”，他以这种方式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但在涉及原则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就不能，也不应该受到这种心理状态的影响了。这就是所谓“把住腿”的问题。就是站在什么立场的问题。

张国焘另立“中央”，这当然是涉及原则的大是大非问题，所以尽管徐向前对中央有看法，但在这种问题上，他观点明确，不赞成这种做法。

体会徐向前当时的心情，他这种鲜明立场大概并不是出于对中央的感情上的倾向性，而是出于对原则和是非的清醒的认识和坚持。

这是徐向前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得以全身而退的根本原因之所在。并没有什么通天彻地的权术，并没有什么神鬼莫测的计谋，如果有，那就是正道直行，光明磊落。徐向前被后人称道的所谓“谋身之道”，其根本就在于此。没有这个，算计来算计去都是算计自己，琢磨来琢磨去都是作茧自缚。

徐向前给予我们的启示就是这一点。可以有情绪，可以有怨气，甚至可以适当表现出自己的不满，但这不应该影响到自己理智的判断。特别是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

反面例子就在旁边。在张国焘另立中央的会议上，首先响应老张的反而是红一的某位干部。他为什么支持老张？因为有委屈、有怨气，因为觉得中央不重视他们，总让他们干苦活、脏活，因为觉得自己在长征路上被当成了炮灰。

这就是被消极的心理状态所左右，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迷失了自己，从而犯下了大错。

董振堂也有不满，觉得他们起义来的队伍不受重视，但他在这个问题上同样能把得住自己，关键时刻知道应该怎么做。不是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而是应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平心而论，这一点并不容易，但却是一个人成人立世的必备功课。

4

最后说说很多人经常提到的百丈关战役。

应该说，这场战役的失利是必然的，因为南下的战略大方向错误。谁来指挥恐怕也不会有更好的结果，不然你可以站在全知视角设想一下，怎么才能打赢这场战役？

似乎没有办法。

要想避免这场失利，除非不打。

问题就在这里。如果说就像湘江战役那样，是被逼在了墙角，为求生，这场仗非打不可，那没得说；但如果说可打可不打，那这场战役就显现出它的问题了。

当时南下作战虽势如破竹，节节胜利，但如再继续进攻下去，各方面条件显然都是不利于红军的。

地形上，进入开阔地带，有利于敌人发挥飞机大炮的火力优势，展开兵力优势；而红军则不习惯这种地形，有的部队在平原地带连方向都辩不清楚，兵力的集结和运动和隐蔽也不利于红军，放出部队往往成为“放羊式”，来了飞机往往不知往哪躲。

作战方式上，除了上述的地形方面的由山地战、隘路战变为平地战、城市战外，鉴于我攻敌守，战斗方式也由运动战变为阵地战、堡垒战。而这，除了不习惯，也实实在在非我所长。

再打下去就直逼川西平原，直接关系到川军的生死存亡了，这时候川军由上而下为求生而激发出了强大的战斗力；红军虽强，但往返草地的艰苦行军以及半个多月的连续作战使红军疲惫不堪，战斗力大为削弱。

而且，数量上本身就是以少打多。

除此之外，在“后劲”上，敌人兵员充足，物质充足，而红军则有耗无补，越打越艰难。

种种条件决定了，打下去绝对没有出路。

一向畏难善退的张主席这时虽然正在赌气，但仍然主张“不宜用重兵出大川”，而“不失时机西取康定为好”。

“我沿路病号掉队多，各团人员少，一时无多补充，敌力渐集，续攻难图大胜，占地亦难巩固。”所以他要求徐陈“宜查明沿金川两岸转移兵力即取康、泸办法”。

老机会主义者这回算是说准了。总是怕，总能碰到一次应该怕的时机，恰好让他正确一回。

而事情寸就寸在，恰恰这次张国焘在陕北形势变化的影响下没有坚持己见，恰恰这次徐向前又罕见地轻率激进了一把。

徐陈的答复是：“…如能多集中兵力在这带打，甚有把握。”

这样，伟人预见的南下死局就以一种阴差阳错的方式到来了。

结局是注定的，但方式却是阴差阳错。百丈关之战后其实川军也已筋疲力竭，双方渐成对峙状态。红军打算在天全、芦山、宝兴地区发动群众，休整部队，过个冬天，养养膘，来年再重整旗鼓，卷土重来，但依然很寸，这个冬天并不冷的地方，在一九三五年的冬天却偏偏下了十余年来罕见的大雪！一切似乎都是注定的。

红军百丈关战役烈士纪念园内的英烈墓园

回头说这场战役本身。一向对战争有着敏锐感觉和精确计算的徐向前，为什么在这次打与不打的判断上明显有失水准？多少次看似毫无希望的局面，他说行，就能行，多少次看似根本没得打的大仗，他说可以，结果真就可以。为什么这次不行了呢？为什么这次竟显现一种不同寻常的轻率与激进呢？

事出反常必有妖。这里的“妖”，我觉得就是徐向前源于某种不满的心理状态下的要强和赌气。

都是血肉之躯，都有喜怒哀乐，坚忍刚毅如徐向前，他虽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克制自己，但一种郁积于心的情绪同样会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影响到你的具体决定和行为。

这是很常见的事。不满、压力、怨恨、热爱、任何一种情绪潜伏于心，都会在意识或潜意识里对你的行为产生或明显或隐晦的影响。

云何降伏其心，这是个大问题！所以明智如徐向前，也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也需要一个过程。

人心固有的贪嗔痴，徐向前特有的要强和好胜，在一个具体事件激起的忧闷和不满中被放大，被放任，然后在一种看似平常的节奏中，不知不觉地恍惚了一下。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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